政治利益受损者：经济发展的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发展论文,障碍论文,利益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乍得和尼日尔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不到美国的1/30。很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制度的失败使得这些国家未能采用先进的技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证是19世纪铁路技术的传播。虽然铁路被认为是驱动工业革命的一项主要技术，但是在传播过程中却存在严重的滞后。例如，在1850年，美国、英国和德国的铁轨长度分别为14518公里、9797公里和5856公里。相比而言，在俄国和哈布斯堡却分别只有501公里和1357公里。问题是，为什么诸如上述例子中的一些国家未能采用先进的技术呢？
其中一种回答是现有的强势利益集团为了保护其经济租金而阻挠新技术的引进，因而只有在一个社会能够战胜利益集团时，才能够取得技术上的进步。经济垄断可能是这样一个例子，即一个垄断者可能会阻挠竞争对手引进未来能够占据市场的新技术。西蒙·库茨涅茨(Simon Kuznets)曾在1968年讨论过这个观点。①我们将其称为“经济利益受损者假说”。1990年，经济史学家莫基尔(Joel Mokyr)以技术使用为背景详尽地发展了这个假说，后来有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规范化的阐述。②很多国际贸易政策领域的文献也使用规范的模型广泛地讨论了相关的观点。③
然而，“经济利益受损者假说”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尽管这个观点在直觉上很有吸引力，但是关于经济失败者阻挠经济变迁的例子却非常少。莫基尔描述了很多娴熟的工匠尝试阻挠引进新设备的情况。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卢德派”(Luddites)，熟练的织布工人由于机械化的推广而失业。然而有趣的是，包括“卢德派”在内的很多群体并未能最终阻挡经济的发展。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利益受损者假说”是建立在某些群体拥有政治权力来阻挠创新的假设基础上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些群体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这种权力来对引进新技术而获得的收益征税呢？虽然一个可信的原因似乎是，他们(即拥有强势政治权力阻挡创新的群体)接下来也能够有效地围绕再分配政策展开游说，但是这更可能是因为财税手段本身的局限。其实，更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引进新技术和广义上的经济变迁同时影响政治权力的分配。
我们认为，经济变迁对政治权力的影响是决定技术进步和有利的经济变迁是否被阻挡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我们提出了“政治利益受损者假说”，认为一个群体阻挡技术进步，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权力(而非经济租金)受到了侵害。如果一些主体是没有政治权力的经济失败者，那么他们无法阻止技术进步。如果他们拥有并且能够持续拥有政治权力(如非政治利益受损者)，那么他们也没有动力去阻止技术进步。所以，只有那些拥有政治权力并担心会失去它的人才有动力去阻止技术进步。我们的分析表明，理解技术滞后需要更多地关注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决定性因素。
这些观点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提出的政治经济因素对制度结构起着决定性作用的论述密切相关。诺斯认为，当权者没有选择好制度的原因是它们不一定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④我们的讨论与此相关，我们认为，当权者之所以不得不阻止经济变迁，是因为并不存在经济变迁后对他们进行补偿的某种可信性承诺。罗宾逊(James Robinson)也讨论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独裁者采用掠夺方式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政治权力。在1999年，我们曾提出了相关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经济机会和政治权力集团面临的局限决定着制度结构和经济政策。⑤
一、一个简单的模型
我们使用一个简化的静态模型来阐述我们的主要观点。这个经济体包括三类主体和两种商品。主体包括消费者(正态化为1)，一个垄断者和一个潜在的竞争者。商品包括玉米x，它的生产基于竞争，价格正态化为1；工业品y，它由垄断者或者潜在竞争者提供，价格p是内生决定的。居民拥有外生初始给定的玉米禀赋为m，效用函数为：
对制造商征税使我们有可能建立模型，以就垄断者允许引进更先进的技术并对相应的收益征税作出分析。对市民的一次性税收的数额是衡量垄断者能否继续维持其地位的重要参数。最终，当权者是否选择阻挡新技术的引进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我们假设，如果不引进新技术，垄断者继续控制政治系统的概率为q，失去权力的概率为1-q。如果引进新技术，初始垄断者继续维持其地位的概率为s，失去权力的概率为1-s。我们假设s≤q，所以政治权力取决于垄断者的经济地位。因为当他阻挠新技术的引进时，就更有可能继续掌权。
接着，我们假设垄断者维持地位，但并未能阻止新技术引入。这种情况下，他的收入取决于向竞争性垄断者征收的销售税，税收收入为：
二、政治权力和抵制经济发展：地主贵族的案例分析
前一节阐述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关于19世纪欧洲的地主贵族对资本主义兴起的态度的一个有趣解释。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认为：“地主的利益总是与共同体中其他阶级的利益相对立的。”⑥城市中心的发展很可能提升移民的实际工资，从而降低租金和土地的价格。另外，由于西欧国家在制造业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工业化和自由贸易会进一步增强这些效应。因此，地主很可能因为工业革命成为经济失败者。我们的假说是：对于那些在工业革命前夕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只有当他们的政治权力受到威胁时，他们才会反对制造业在这个国家的兴起，如在俄国和奥匈帝国；但是，在那些政治权力未受影响的国家，他们不会反对，如在英国和德国。
土地所有者是工业革命的经济利益受损者。在英国，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不利于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事实上，尽管在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使得实际土地租金和价格上涨，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国际竞争导致实际租金和土地价格下降。⑦西欧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经济状况。
然而，在英国和德国，土地所有者群体并没有尝试着阻止工业革命。正如莫基尔所说：“1850年之前，拥有土地的社会精英控制着政治权力，他们并未在技术或企业家精神方面对工业革命有任何贡献。然而，他们也没有抵制它。”⑧我们认为，在这两个国家，土地所有者群体都预期到未来自己的政治权力是安全的。在英国，尽管发生了1832年、1867年和1884年的特许权改革，但在1906年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的自由政府之前，上议院一直都确保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尽管农业关税在19世纪70年代被废除了，但是地主贵族一直自信控制着政治系统。这种情况延续到了20世纪，所以最初他们几乎没有抵制工业革命。在德国，拥有地产的乡绅贵族联合新兴的工业阶级成立了“钢铁和黑麦联盟”来保护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ksander Gerschenkron)把这个联盟描绘成“一个国家中现代工业和封建贵族之间的妥协”⑨。19世纪70年代之后，乡绅在产出方面获得了保护，这使得他们可以避开工业革命的不利影响。因而，在德国，乡绅持续拥有的政治权力能够补偿工业化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俄国和奥匈帝国，情况就非常不同。在工业革命之初，两个国家都被专制君主和地主精英所统治。在这两个国家，这些精英都抵制工业化，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对其政治权力的威胁。在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经济发展遭到阻碍，因为正如经济史学者莫斯(W.E.Mosse)所写的：“人们认为工业发展可能引发社会和政治变革。”⑩只有当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沙皇俄国在技术上的极端落后，从而使得其看起来异常脆弱时，阻挠的政策才发生了改变。在奥匈帝国，哈布斯堡的精英们的反应也非常相似。国家不仅未能推动工业化，而且正如格申克龙所观察到的：“人们用极度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经济发展，铁路没有被看作是受欢迎的载人或载货的工具，而被看作是可怕的革命载体。因而，国家显而易见地成为了经济发展的障碍。”(11)
我们的模型给出了关于俄国和奥匈帝国(而非英国和德国)的地主精英们何以抵制创新和铁路的两项可信的(推测性)分析。首先，地主精英们在这两个国家更可能受损，因为在19世纪他们拥有的封建系统几乎不可能改革。这意味着，
的值非常大。相比较而言，在普鲁士，农奴早在1806年就得到了解放，而封建劳动关系在英国也早已不存在；其次，俄国和奥匈帝国的独裁专制拥有的社会基础很小。相比较而言，英国和德国在一个比较开放和法制的政治体系中开始了工业化。这使得俄国和奥匈帝国原有的政治制度能够适应工业化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的可能性更小。因而，q-s的值可能比较大，这增大了对地主贵族政治权力的威胁。总体上而言，尽管对于这些国家出现了不同态度，我们所给出的原因只是尝试性的，但是也要看到：一方面，英国和德国与俄国和奥匈帝国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可信的；另一方面，工业化是对政治权力而非经济租金的威胁。
本文原载《美国经济评论》(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年第2期(总第90卷)。
①Simon Kuznets,Towards a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
②Per Krusell and Jose-Victor Rios-Rull,"Vested Interests in a Theory of Growth and Stagnation",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April 1996,Vol.63,No.2,pp.301-329; Stephen L.Parente and Edward C.Prescott,"Monopoly Rights:A Barrier to Riche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Research Department Staff Report,No.236,1997.
③比如Gene M.Grossman and Elhanan Helpman,"Protection for Sal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 1994,Vol.84,No.4,pp.833-850.
④Douglass C.North,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New York:Norton,1981.
⑤Daron Acemoglu and James A.Robinson,"Political Origins of Poverty and Prosperity",Unpublished Manuscrip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1999.
⑥David Ricardo,"An Essay on the Influence of a Low Price of Corn on the Profits of Stock",Originally Published,1815,in Piero Sraffa and Maurice Dobb (eds.),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Vol.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1-1973,pp.1-42,p.21.
⑦Gregory Clark,"Renting the Revolut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March 1998,Vol.58,No.1,pp.206-210.
⑧Joel Mokyr,The Lever of Rich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243.
⑨Aleksander Gerschenkron,Bread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43,p.49.
⑩W.E.Mosse,An Economic History of Russia,1856-1914,London:Taurus,1992,p.55.
(11)Aleksander Gerschenkron,Europe in the Russian Mirror:Four Lectures in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p.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