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灾害情境下感知风险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灾害论文,信心论文,消费者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2008年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虽然已经过去2年多，但其带给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仍需继续反思和总结。地震等突发性灾害不仅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也在心理层面给人们带来了冲击。CURTIN[1]指出，消费者信心的急剧变化与快速发展的突发事件有关。对于突发性灾害的这种影响，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存在滞后效应无法立刻显示出来，而消费者信心由于可以即时调研，成为能够预测突发性灾害所造成的影响的有用指标[2]。消费者信心和许多宏观经济指标之间具有紧密关系，既可以为预测经济衰退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也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密切追踪到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经济复苏的迹象[3]，因而消费者信心还是预测目前和未来经济状况的重要变量[4]。鉴于此，分析汶川地震等重大突发性灾害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过去学者对消费者信心的研究主要关注其对结果型变量如消费者支出、宏观经济指标等的影响[5，6]，较少考虑引致消费者信心产生波动的前导因素。同时，学者在研究消费者信心的概念时，通常仅仅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探讨，很少研究消费者信心内部子维度之间的关系。尽管少数学者[2]研究过一些重大突发性风险事件如波斯湾战争、“911”事件等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但主要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解释其原因，很少从人们的心理感知角度进行解释。并且，这些研究大多基于人为的突发性事件，对于其他类型的重大风险事件如汶川地震等这种破坏力极大的自然灾害引起的感知风险，是否对消费者信心造成了影响，尚未见研究。
本研究以汶川特大地震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以地震等突发性灾害下的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地震风险信息对地震感知风险的影响，地震感知风险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以及消费者信心各维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深入剖析消费者信心变化的内在原因。
1 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1.1 消费者信心及其维度
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概念和测量方法是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中心的KATONA[7]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提出的，其设计的理论原理是基于行为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反映了消费者对现状和期望的主观感知和判断。此后，学者们在KATONA的基础上对消费者信心指数的测量进行了不断发展修正，并用于实际消费者的测量中。基于对这些数据的研究，许多学者建立了消费者信心和宏观经济指标的关系，例如消费者信心能够预测消费者支出[5，6]，对未来GDP的增长具有显著预测作用，以及消费者信心和失业率、CPI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等具有关联[2]。这些研究发现使消费者信心的概念愈发受到重视，从而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消费者信心的测量和数据收集工作。
从时间历史看，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中心对消费者信心的测量从20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持续地进行。在1952年之前为每年度的测量，1952～1977年期间改为每季度测量，从1978年至今为每月测量[6]。从调查问卷衡量的内容看，每次的测量问卷包括了大约40个核心问题，用于测度消费者信心的不同方面，通常都包括了3个方面的内容：财务状况、商业状况、购买力状[8]，每个方面都包括了受访者对现状和期望的描述。在财务状况方面，询问的是未来1年和5年受访者的个人财务状况和家庭收入情况的变化[2，6]。在商业状况方面，测量的是商业经济状况在未来1年和5年内是否变好或变差，以及利率、失业率、物价等经济问题的变化情况。在购买力状况方面，询问受访者现在是否是购买房子、大宗家庭耐用品、汽车等的好时机、是否有旅游、休假等支出计划，反映的是公众消费能力的变化。由于财务状况是购买力的基础，而商业状况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会对个人财务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推理消费者信心维度之间存在内在逻辑关系。这些内在逻辑关系表明政府部门需要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先从改善大环境的财务状况与商业状况入手，再逐步提高个人购买力，从而实现提高消费者信心的目标，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 消费者信心的各个维度之间存在影响。
1.2 地震感知风险及其影响因素
感知并避免有害环境的伤害是所有生物体赖以生存的必要能力，并且从过去经历中学习和总结是帮助生物体生存的重要技能[9]。由于感知风险是依赖直觉的风险判断来估计各种有危险的事物[10]，因此，突发性灾害事件如地震等带给人们的最直接感知之一就是对风险的感知。地震发生后，人们接收到来自多种途径的关于地震的信息，例如新闻媒体对地震灾害伤亡和救援情况的报道，专家对未来地震活动情况的分析，还有周围亲戚朋友等私人渠道的信息交流互动等。这些构成了人们判断未来本地地震发生可能性的信息来源，对人们的地震感知风险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根据SIMON[11]对人类信息处理系统的研究可知，人们首先会选择性地关注信息，之后对关注且进入记忆系统的信息进行编码处理。不同个体对不同信息的关注程度不同，对信息的解读也不同。例如，可能从这些关注的信息中解读出地震的特征，如立即的—延后的、科学知道的—科学不知道的、长期的—激变的、普通的—可怕的、不致命的—致命的、个人可控制的—个人不可控制的[12]；也可能从中解读到地震是可怕的风险或未知的风险，其中可怕的风险是最接近风险感知程度的，某一类型的灾害在这个维度上的值越高，个体就感知到越高的风险。
李华强等[13]的研究指出体现地震造成后果严重性的信息增加公众的感知风险；而对地震的各种防范和救援信息，可以增加人们的安全感，降低人们的感知风险。时勘等[14]也指出，政府的防范措施影响越大，越能降低感知风险。可见，风险信息对地震感知风险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是否产生，关键在于人们是否有机会获得这些信息以及是否关注这些信息。如果人们对这些信息的关注程度越高，这些外界环境中的风险信息越可能影响感知风险；反之，如果对这些风险信息的关注度越低，它们对感知风险的影响越弱，因而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2 风险信息对地震感知风险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对风险信息的关注度越高，则风险信息对地震感知风险的影响越强。
1.3 地震感知风险和消费者信心的关系
一些学者对突发性事件与消费者信心变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GARNE
在研究中指出，尽管包含了宏观经济指标的模型可能会解释较多情况下信心的变化，但有时候信心的波动是由一些罕见的大型突发事件导致的。这是因为大型突发事件发生后，可能导致失业率攀升、物价高涨、股票价格急剧下跌、居民财富缩水等情况出现。例如，有学者发现波斯湾战争显著导致了消费者信心的下降，并据此预测了未来一段时间内消费者支出的低迷。GARNE比较了1993年世贸中心的爆炸、1995年俄克拉何马市的爆炸、波斯湾战争和2001年“911”恐怖袭击这4个突发事件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结果发现：前2个事件由于伤亡数量和经济损失规模较小，没有对整个宏观经济造成影响，也未对公众的信心造成明显影响；波斯湾战争对消费者信心具有显著的影响，导致了消费者信心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即1990年的第3季度至1991年的第1季度之间明显降低；“911”恐怖袭击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但未对消费者信心造成显著的影响，原因在于在该事件之后消费者信心很快就反弹了。
这些研究表明一些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会导致消费者信心的波动，但对于消费者信心波动的原因，这些研究主要从突发性事件引起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来解释。由于重大突发性事件如地震带给人们的最直接感知就是对风险的感知，而消费者信心也是心理层面的变量，因此本研究认为从心理感知层面即突发性事件引发的感知风险角度来解释消费者信心的波动更具解释力。
学者的研究发现风险的可怕维度和未知维度等是引发感知风险的重要原因[9，12]。汶川地震灾害发生的突然性、后果严重性、不可控制性等，使得地震在可怕和未知的风险维度上评估值很高，即可能引发相关地区的民众产生很高的感知风险。对地震的感知风险越强烈，越担心地震灾害会对本地经济发展造成威胁，使相关行业的发展减缓，进而影响个人就业、经济收入等，则消费者对本地发展的信心越不足。反之，地震感知风险越低，越认为未来本地的地震活动会减弱或消失，对本地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越小，相关行业市场遭受破坏的概率越低，对个体财务状况等的负面影响越小，则消费者信心受到的负面影响也越小。之所以一些罕见的大型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消费者期望的急剧变化或信心的急剧波动[1，2]，和这些突发性灾害事件给消费者造成的感知风险紧密相关。由此得到以下假设：
假设3 地震感知风险对消费者信心具有负向的影响。
2 研究设计
2.1 相关变量测度
问卷测量的变量包括地震风险信息、地震感知风险、消费者信心和人口统计变量。风险信息的测量内容包括地震造成的伤亡数据、余震信息、媒体渠道的信息报道、非正式渠道的地震信息、专家对地震活动趋势的估计等。地震感知风险量表根据YATES等[15]的研究，直接测量受访者感知到的风险大小，并测量受访者对本地及周边地区未来地震发生的可能性和地震发生造成的破坏程度的判断。消费者信心参考CURTIN[8]提供的量表设计，包括个人财务、商业状况、购买状况，并根据汶川地震灾后实际状况对部分题项进行修改和增补。个人财务状况的题项包括未来1年您自己的“实际收入”会增加、您家庭的“经济状况”会改善等；商业状况的题项包括对未来1年本地经济的发展前景很乐观、未来1年本地的外来投资会增加等；购买状况方面，包括未来1年本地的房地产市场还会较快地发展，未来1年是购买房子的好时机等。同时，结合灾后重建情况，加入了关于灾后重建资金投入和政策举措对经济发展影响的题项，如《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等灾后重建政策和措施会刺激本地经济发展，国家多渠道筹集的1万亿元用于汶川灾后恢复重建会促进本地经济快速恢复等。以上测量题项均采用李克特语意差别5点尺度量表测量。此外，在人口统计变量方面，考察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
2.2 数据收集
问卷调研选择四川成都市多个不同区域的公共场所进行。在调研流程设计上，为保证填答者具有良好的心境和配合的态度进行问卷填答，采取了以下4种方法：①选择在市民休息的相对静止时段进行调研，避免因为行走匆忙或心不在焉而导致问卷质量下降。②在填答问卷之前，告知该调研的目的是用于学术研究，以获得绝大部分人的配合；对个别不愿意填写问卷的人员，也不勉强，以避免填答者出现马虎应付情况。③对每个愿意填答问卷的人员，告知会赠送礼品作为报答，以此为诱因促发其更认真填答，并在其填写完毕后赠送相应的礼品表达谢意。④调研采用了人员一对一的面对面方式发放问卷，在受访者填写问卷时，调查人员一直在其身边或附近，负责解答受访者对问卷内容可能存在的疑问。
问卷调研时间为2008年9月底～10月初之间，共发放250份，回收230份，问卷回收率为92％。在对所回收的问卷逐份细致的检查和筛选过程中，剔除了有关键题项遗漏、问卷没有填写完整或部分题目出现逻辑错误的问卷，得到最终有效问卷208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3.2％。经统计，有效样本中，男性44.7％(n=93)，女性55.3％(n=115)，基本持平；年龄结构上，30岁以下占44.2％(n=92)，30～39岁占26.4％(n=55)，40～49岁占14.9％(n=31)，50～59岁占10.6％(n=22)，60岁及以上占3.8％(n=8)；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看，初中及以下占19.2％(n=40)，高中(中专、职高)占27.9％(n=58)，大专占25.5％(n=53)，大学本科占24.0％(n=50)，硕士及以上占3.4％(n=7)。
3 实证结果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和数据检验
为分析理论上对结构变量的预先设定是否与所收集的数据之间严格匹配，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考察潜在结构变量的因子构成。首先对地震后消费者信心的11个观测变量进行分析，发现样本分布的巴列特球体检验的卡方检验值为554.830，显著性为0.000，达到显著性水平，且KMO值为0.716，显示数据质量较好，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求解初始因子，并使用方差最大的正交旋转方法来解释因子。由因子的抽取共同值发现，除了第6和第8个题项外，其他题项的抽取共同值介于0.514至0.762之间，都高于0.5的标准。第6个题项为0.487，接近0.5的门槛值，先保留；第8个题项的抽取共同值仅为0.288，远低于0.5，因此删除该题项。将剩下的题项重新进行分析，发现所有题项的抽取共同值介于0.520～0.761之间，都高于0.5。
进一步观察消费者信心的因子碎石图(见图1)，显示有3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其中，第1个因子的特征根为2.830，方差解释率为28.303，第2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909，方差解释率为19.086，第3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327，方差解释率为13.274，3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达到60.663％，高于50％的门槛值。
图1 消费者信心的因子碎石图
3个因子的题项构成和相关指标见表1，并根据因子所包含的内容分别命名为“经济发展信心”、“生活质量信心”、“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经济发展信心因子由第1、2、3、4共4个题项构成，所观测的具体内容为未来1年“您对本地经济发展的前景很乐观”、“本地的外来投资将增加”、“本地的工作就业机会将增加”和“本地还会吸引很多人前来旅游”。生活质量信心因子由第5、6、7共3个题项构成，所表达的具体内容为未来1年“自己的实际收入状况”、“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是否会提高或改善。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因子由第9、10、11题项构成，具体观测的内容为“未来1年是购买房子的好时机”，“《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等灾后重建政策和措施，会刺激本地经济发展”，“国家将多渠道筹集1万亿元用于汶川灾后恢复重建，会促进本地经济发展”。
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经济发展信心因子的Cronbach's α检验值为0.713，生活质量信心因子的Cronbach's α检验值为0.764，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因子的Cronbach's α检验值为0.624，均大于0.6的门槛值，显示数据内部一致性较好。
使用同样的方法分别对风险信息和地震感知风险的观测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各得到一个因子。风险信息各组成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678～0.760之间，方差解释率为53.076％，大于50％的标准。经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风险信息因子的Cronbach's α检验值为0.777，高于0.6的门槛值，表明数据内部一致性较好。地震感知风险各组成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644～0.800之间，方差解释率为51.100％，大于50％。同时，内部一致性检验显示，地震感知风险因子的Cronbach's α检验值为0.748，高于0.6的门槛值，表明数据内部一致性良好。
此外，对这些因子的观测变量进行多元正态性检验，发现所有观测变量的偏度绝对值介于0.086～0.952之间，小于3，峰度的绝对值在0.006～0.881之间，小于10，符合正态分布的标准[16]，满足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中使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的数据要求。
3.2 路径分析
由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可知，消费者信心共有3个维度，分别为经济发展信心、生活质量信心、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生活质量信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对应CURTIN[8]所列示测量量表中的财务状况部分，经济发展信心主要对应商业状况部分，因此，根据前述理论推理，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信心越足，越感觉自己可以从经济发展过程中获得益处，对自己未来生活质量的改善越有信心。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所包含的内容为地震后政府对灾区重建的投入以及消费者对特定行业即房地产行业的发展信心，该因子体现了政府的灾后重建投入等宏观政策带给人们的信心，对市场经济发展信心具有推动作用。可推理，对本地的重建和房地产发展的信心越高，对未来经济发展的信心越足。由此进一步将前述理论假设1细化为以下2个研究假设：
假设1a 重建和房地产发展的信心对经济发展的信心具有正向影响。
假设1b 经济发展信心对生活质量信心具有正向影响。
前述理论假设推理出研究假设3为地震感知风险对消费者信心具有负向影响，那么可推理地震感知风险对消费者信心的3个维度均具有负向影响。这是由于地震感知风险越高，消费者越觉得本地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地震影响，因而经济发展信心越低；地震感知风险越高，越对将来的生活质量感到担忧，即生活质量信心越低；地震感知风险越高，越觉得要重建并恢复本地的房地产市场更加艰难，因而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越低。即假设3由以下3个假设组成：
假设3a 地震感知风险对经济发展信心具有负向影响。
假设3b 地震感知风险对生活质量信心具有负向影响。
假设3c 地震感知风险对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具有负向影响。
基于以上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得到如下的假设理论模型(见图2)。
图2 地震感知风险和消费者信心的假设理论模型
根据常用的两步骤法，首先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测量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在绝对拟合指数中，卡方检验值为206.665，自由度为160，显著性水平为0.008，卡方和自由度的比值为1.292，达到小于2的标准[17]，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和较好。考察其他拟合指标，拟合优度指数GFI=0.921，非常拟合指数TLI=0.944，比较拟和指标CFI=0.953，都大于0.9的标准[18]，残差均方根RMR越小越好(小于0.05)，本研究RMR值为0.052，十分接近0.05的标准，属于可接受的范围。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为0.038，远小于建议的门槛值0.08[18]，亦小于更严格的0.05的标准[19]，因此，从整体上综合评价，模型与数据的拟合效果可接受。进一步对变量的组成信度(CR)等指标进行分析，得到地震风险信息、地震感知风险、生活质量信心、经济发展信心、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的 CR值为分别为0.78、0.76、0.77、0.77、0.72，均大于0.7，显示模型的变量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各观测变量和结构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均达到p＜0.00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各观测题项与结构变量显著相关，具有较好的效度。
接着使用AMOS工具对假设理论模型进行SEM分析，得到结果见表2，路径系数及其显著性水平分析显示，除了假设3b、假设3c未得到验证外，其他假设路径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从模型拟合指标看，卡方值与自由度的比值为1.281，小于2，表明模型与数据拟和较好[7]。其他拟和指标为GFI=0.910，TLI=0.955，CFI=0.953，都大于0.9的标准[18]，残差均方根RMR为0.055，接近0.05的标准，属于可接受的范围。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37，小于0.05的标准[19]，因此，从整体上综合评价，假设理论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好。
由于假设理论模型中存在2条不显著的路径，为提高模型简明度，在综合分析了理论合理性的前提下，对模型进行调整。在假设理论模型图2的基础上删除“地震感知风险→生活质量信心”路径，构成竞争模型1。由表3可知，竞争模型1的自由度为165，卡方检验值为210.069，和原模型对比，提高了一个自由度，卡方检验值增加0.027，通过计算得到声p=0.869，在统计上不显著。从表3看出，原假设模型和竞争模型1的拟合指标基本一致，可见竞争模型1在提高了模型简明度的情况下，没有显著增加卡方值，且没有使拟合指标变差，因此竞争模型1优于原假没模型。
进一步在竞争模型1的基础上删除“地震感知风险→重建与房地产发展信心”路径，得到竞争模型2。同竞争模型1相比，竞争模型2提高了一个自由度，卡方检验值增加0.074，显著性水平p=0.786，不具有统计显著性。根据表3比较其他各项拟合指标，发现基本一致，从绝对值看，竞争模型2比竞争模型1的拟合指标略有改善。可见竞争模型2在增加模型简明度的情况下，没有显著增加卡方值，还略改善了拟合度，因此竞争模型2优于竞争模型1。由于竞争模型2兼备简明度和变量关系解释能力，因此被确定作为最终模型，见图3。
由图3可知，地震风险信息对地震感知风险起到了重要影响，其影响路径系数为0.68(p＜0.001)，表明地震灾害、新闻媒体等报道的风险信息会引发人们的敏感度和关注，使其对感知风险的影响力提高；反之，如果地震风险信息没有引发人们的敏感度和关注度，则其对感知风险的影响力降低，假设2得到验证。地震感知风险对经济发展信心起到了负向影响，其影响系数为-0.27(p＜0.01)，达到显著性水平，表明地震感知风险越高，人们对本地经济发展的信心可能越低，假设3a得到验证。模型中，假设3c即地震感知风险对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的直接影响在本研究中未得到数据的支持。此外，假设3b即地震感知风险对生活质量信心的直接影响也未得到数据支持，由模型的路径图3发现，地震感知风险对生活质量信心的影响是通过经济发展信心间接实现的。
图3 地震感知风险和消费者信心最终模型
从3类信心维度之间隐含的内在关系看，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对经济发展信心起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51(p＜0.001)；经济发展信心对生活质量信心的路径系数为0.24(p＜0.01)，达到显著性水平，可见经济发展信心越高，意味着未来人们越可以从中获得益处，从而对生活质量的信心增强。而重建与房地产发展信心则经由经济发展信心对生活质量信心产生间接影响。由此，假设1a、假设1b均得到验证。
4 研究结论
过于研究侧重考察消费者信心对有关经济变量的影响，而本研究从前因变量的视角，基于心理感知层面探讨重大突发情境下影响消费者信心的感知风险因素，翔实清晰地分析了消费者信心内部各维度之间的关联，构建了感知风险和消费者信心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具有重要的研究贡献。研究发现风险信息对消费者的地震感知风险产生了显著的直接影响。可见，要引导人们形成合理的风险感知，就需要对风险信息做正确的处理并采用合适的风险沟通办法。研究结果揭示了消费者信心的三个维度之间关系为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对经济发展信心具有积极影响，经济发展信心会正向影响生活质量信心。同时，研究发现地震感知风险对消费者信心的其中一个维度即经济发展信心产生了直接负向影响，对生活质量信心的负向影响是通过经济发展信心间接实现的，而对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则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该发现表明地震感知风险会影响消费者信心，但对消费者信心的不同维度的影响力并不等同，而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在本研究中，经济发展信心维度指的是民众对本地未来1年经济发展前景、外来投资、工作就业机会和吸引外来旅游等是否具有乐观的预期；生活质量信心维度是对未来1年的个人实际收入状况、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质量是否会提高或改善的预期；而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维度是指对未来1年灾后重建政策、资金和措施刺激本地发展的情况和房地产市场发展情况的预期。由这些信心维度的具体含义，可知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主要是由国家政策主导和规划安排的，与民众的感知风险等心理因素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地震感知风险与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的关系不显著。生活质量信心主要是个体层面的预期，它往往是由当地的经济发展整体情况决定的。而经济发展信心正是由无数本地民众的投资、消费、支出等累积决定的。如果地震感知风险影响了每个人的投资、消费和支出热情，则无数个体累积的结果，就会阻碍本地的经济发展，并影响社会就业、产出等，从而影响个人层面的生活质量。所以地震感知风险通过直接影响经济发展信心，从而间接影响生活质量信心的。由此可见，模型十分合理地阐释了地震感知风险和消费者信心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也深刻地揭示了消费者信心各维度之间蕴含的相互关联。
逃离和躲避有危险的事物是人与生俱来自我保护的必要能力[16]，突发性事件的发生例如汶川特大地震等，最直接的反应之一是激起了人们的风险意识。由于与突发性灾害事件紧密关联的心理感知变量就是人们的感知风险，因此，可以推理引发消费者信心发生变动的重要因素正是突发性事件带来的感知风险。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推理，表明从突发性灾害事件如汶川地震灾害引发的感知风险角度来解释消费者信心的变化，同样具有解释力。这与之前学者[2，10，11]大多从宏观经济角度解释的研究形成了对比，不仅为消费者信心领域文献的扩展做了有价值的创新和补充，也为今后类似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5 管理建议和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结论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体现在：①本研究的分析表明，在一个地区发生了地震等重大突发灾害后，将引发人们产生未来该地区再次发生类似灾害的感知风险，从而影响其对该地区未来1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消费信心，继而影响区域经济等的健康发展。因此，在了解突发性灾害事件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相关行业市场的影响程度时，可以通过引入消费者信心这样一个可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状况的指标，来提前预知民众未来的消费情况，从而提前制定良好的发展规划和应对策略。②由研究结论可知，地震感知风险在消费者信心的影响模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已有学者的研究证实，如果感知风险过低，公众未提高警惕，可能就不会采取足够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而如果感知风险过高，则可能引发过分的非理性心理和行为，因此引导消费者形成合理的风险意识是必要的。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可充分运用媒体等传播渠道，通过灵活应用风险沟通办法，促使民众消费者形成理性的风险意识。③研究结论表明，重建和房地产发展信心对消费者的经济发展信心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政府主导的重建投入、经济恢复和各省对口扶持等政策对消费者增强未来信心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国家多渠道筹集的1万亿元用于汶川灾后恢复重建会促进经济快速恢复，虽然主要是对重灾区的投入，但对强烈震感区域的成都市也是一个极好的鼓舞。通过加强和民众的沟通，宣传国家恢复重建投入和政策，并与民众互动，让民众了解投入和建设进度，及时了解重建成果，能够增强消费者的经济发展信心，进而提升消费者的生活质量信心。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研究局限，这也为未来研究提供了可能的方向。①本研究仅针对成都市的民众进行了问卷调研。尽管成都市是汶川地震发生时震感非常强烈的区域，该城市的消费者在心理上充分感受到了地震的风险，该特征与西安、重庆等大城市类似，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但与其他受灾程度更严重的城镇如都江堰、什邡市，或震感较轻的北京、上海等地相比，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和信心很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未来可考虑进行跨地域的对比分析。②本研究使用了横截面调研数据，由于消费者的地震感知风险可能随时间推移发生变化，因此未来可考虑纵向研究设计，对地震感知风险与消费者信心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跟踪。③本研究是基于汶川地震的重大灾害情境下的调研数据，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考虑其他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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