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来国内五四运动史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年论文,史研究论文,国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5-0066-06
1999年以来，伴随着中华民族跨入新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历史步伐，伴随着学术界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和学术观念的不断更新，中国大陆的五四运动史研究稳步发展，日益深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和重要突破。本文拟就近五年来大陆学界五四研究的新成果、新趋势与新进展作一粗略的总结和介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一、学术研讨与成果出版概况
近五年来，国内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在学术研讨和论著、史料出版两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1999年，以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为契机，全国各地许多高等院校和学术机构纷纷举办了以五四研究为主题的各类学术研讨活动。这些活动的举办，对推动新时期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学术层次最高者，当属是年5月召开的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此次会议的学者共120余人，其中包括香港、台湾学者5人，美、法、德、俄、澳、日、韩、新加坡等国学者19人，收到论文近百篇。会议以“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为主题，围绕八个方面的论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而热烈的讨论。
在学术研讨走向纵深的同时，研究论著的出版亦有了新的进展。论文集方面，郝斌、欧阳哲生主编的《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北京大学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收入中外学者的论文89篇，篇幅浩大，包罗宏富，不乏力作。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选的《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文集》（学习出版社，1999）、华文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回顾·反思·展望——河南省纪念五四运动8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亦汇集了一批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对五四运动展开宏观探讨或微观研究的论文。朱文华的《再造文明的奠基石——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大思想家散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周质平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朱正的《鲁迅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王泉根主编的《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等，收入了一批对五四时期历史人物进行专题研究的论文。上述文集所收录的论文，较大程度上反映了世纪之交五四运动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总体水平。
专著方面，综论性著作主要有以下几部：沙健孙、龚书铎主编的《五四运动与20世纪中国的历史道路》（人民出版社，2001），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的宏阔视野中，对五四运动史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宏观探讨。王章维等人合著的《“五四”与中国现代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从一系列具体层面切入，系统论析了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高力克的《五四的思想世界》（学林出版社，2003）一书，围绕五四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五四伦理革命、杜亚泉所代表的“另一种启蒙传统”等诸多论题，对五四启蒙运动的复杂面相和内在矛盾进行了多方位的透视和剖析。
为数众多的专题性著作，对五四运动的诸多具体层面进行了深入开掘。其中，王跃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郝雨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传播学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张艳国的《破与立的文化激流——五四时期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命运》（花城出版社，2003）、彭鹏的《研究系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以1920年前后为中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沈卫威的《回眸学衡派——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命运》（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等，对五四时期的社会思潮与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和探讨。朱耀垠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及其回声》（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黄玉顺的《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从科学史、哲学史两个不同视角，系统论析了五四时期科玄论战的内在理路和深远影响。任建树的《陈独秀大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吴汉全的《李大钊与中国现代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徐雁平的《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孙郁的《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等，对五四时期若干历史人物的思想与活动进行了深入考察。张光芒的《决绝与新生：五四文学现代化转型新论》（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许祖华的《五四文学思想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俞兆平的《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等，从不同角度与层面推动了五四新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在各类研究论著大量出版的同时，史料的编辑整理与出版亦取得了新的成绩。《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钱玄同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杜亚泉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张闻天早期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等各类资料集的出版，对深化、细化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
总体而言，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和考察，迄今为止仍是国内历史研究、人文研究的一大热点。五年来，为数众多的学者在这一领域中辛勤探索，默默耕耘，锐意进取，有力地推动了新世纪五四研究的深化、拓展与创新。
二、研究趋向与相关学术进展
随着学术观念的更新和学术视野的拓展，近五年来，国内的五四运动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新的格局和趋向，取得了新的进展和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其具体表现，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宏观研究方面，学术创新意识、人文关怀意识和历史反思意识日益增强，学术旨趣与研究视角日趋多元化
作为一场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的伟大运动，五四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和历史传统究竟是什么？应当如何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评价五四？如何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对于这些历久弥新的宏观问题，学者们本着深厚的人文意识、创新意识和历史反思意识，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重新思考和探讨，以多样化的学术探索深化了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理解。
1.关于五四精神、五四传统的内涵和实质。研究者立足于不同的学术取向和现实关怀，提出了各具启示意义的诸多新见：或强调创造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许全兴：《弘扬五四创造精神》，《中国社会科学》1999(4)），或指出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是五四精神的主潮（王东：《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问题辨析》，《哲学动态》1999(4)），或认为“思想自由”是五四的最大遗产（王中江：《“新旧之辨”的推演与文化选择形态》，《中国社会科学》1999(4)），或认为五四精神包括主观精神、人文精神、启蒙精神三个方面（叶振忠：《“五四”精神与文学革命》，《中国文化研究》1999（夏）），或认为振兴中华民族是五四运动最根本的动因和目的（郭德宏：《五四精神与民族振兴》，《中共中央党校学报》1999(2)），或断定五四运动具有恒久意义的基本价值乃是人本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蔡仲德：《论“五四”价值及其恒久意义》，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
2.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研究者亦从社会现代化、政治发展、思想解放、文化转型等不同视角进行了深入考察。张静如的《“五四”与中国社会现化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2)），在现代化的视野下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方位，认为五四时期是变被动社会现代化为主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期；从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政党、现代化意识、现代化人才、爱国主义传统、民主与科学口号以及历史过程转折中介点等宏观方面考察五四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系，可以说明：在中国，20世纪一切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新的事物和新的人，都自五四始。萧超然、宋月红的《“五四”新文化与现代中国》（《东方》1999(4)），在政治发展的层面上考察五四运动的历史实绩，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融入中国近现代政治发展进程中，为政治发展提供思想资料、认识根据，并参与了对相应政治主体的塑造，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文化的近现代变革。石仲泉的《五四运动和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解放历程》（《党的文献》1999(3)），从思想解放的角度立言，认为五四运动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从文化转型角度探讨五四历史方位的论文中，杨义的《“五四”运动与现代中国人文建设》（《文学评论》1999(3)）指出，五四运动是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它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及其思维指向，均与中国的命运和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息息相关。周建超的《“五四”启蒙与文化现代化》（《江苏社会科学》2001(6)）认为，五四启蒙运动给世界和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全新认识，并开始了对国民性进行总体性和自救性的理性批判，从而为重铸中华新民族魂提供了一条基本思路。雷颐的《从“伦理”到“契约”——从“五四”看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3(4)）则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推动近代中国从伦理宗法型社会走向契约型社会的转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3.关于五四运动历史缺失的反省。这一研究亦在多个维度上向纵深发展。郭齐勇在《“五四”的反省与超越——以现代性与传统为中心的思考》（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一文，剖析了五四主流思潮两大不容忽视和回避的缺失：一是以单线进化和新旧二分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对本土文化精神资源一味拒斥，未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二是对科学加以形而上学化、主义化的膜拜，对传统人文价值加以简单排斥，造成了唯科学主义的盛行和人文精神的萎缩。高力克的《五四启蒙的困境：在历史与价值之间》（《浙江学刊》1999(2)）一文，从现代化历史语境中启蒙内在的价值冲突，剖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固有思想矛盾以及启蒙嬗变的思想动因，认为启蒙思潮中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歧义，造成五四新文化运动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成为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
综观近五年来学术界对于五四运动的总体论析与评价，可以清楚地看到：研究者对于相关问题的阐述，无不依托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范式，无不体现了将历史研究与人文研究、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相互贯通的诉求。这是新世纪五四研究的重要特点，也是有利于五四研究继续向纵深发展的一种学术格局。
（二）专题研究日趋深化、细化，在既有的热点问题上不断取得突破，在以往研究中的若干薄弱点上取得众多开拓性成果
近年来五四运动史领域中专题研究的趋势，首先体现在既有的热点问题得到了新的开掘和阐释，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出现了众多新的重要突破，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这些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的传统论域，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有关五四时期民主观念的研究，在既有的基础上获得了深化和发展。黄华文的《对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审视》（《江汉论坛》）2001(9)）一文，从宏观上探讨了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双重性，认为这一运动既突破和超越了清末以来中国人对民主的认识，着力凸现了“个性解放”和“民权政治”的民主内涵，同时又由于受制于具体国情和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认识水平而明显地存在着民主理论建构不足的缺憾。冯天瑜的《〈新青年〉民主特色刍议》（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以《新青年》为例，说明五四运动的民主诉求是外烁的、激进的、批判的、观念突进的和精英式的，此一特征对其后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影响，其优长与缺陷至今仍或隐或显地呈现出来。朱志敏的《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通过实证研究指出，五四前后在“民主”的译语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和多样化的现象，这反映了时人对民主含义理解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与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
关于五四时期的科学文化和科学思潮，研究者从三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新的审视和探讨：有学者着力发掘五四运动在传播科学文化方面的历史实绩，认为五四时期是中国科学事业的真正开端（岳明君：《从“赛先生”到“科教兴国”》，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有学者以价值中立的态度客观分析五四科学思潮的内在特征，认为这一思潮主要由人文思想家与自然科学家的科学思想汇合而成，双方互相渗透，构成了思潮的双重向度和丰富内涵（邱若宏：《五四科学思潮的勃兴及其双重向度》，《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2002(5)）。还有的学者则对五四科学主义的内在缺失进行历史反省，认为五四时期科学对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僭越，使科学意识形态化，最后导致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运动中，意识形态主义取代了科学主义，建立了霸权，从而使科学精神失落（杨春时：《科学主义的僭越与科学精神的失落》（《厦门大学学报》）2001(3)）。
2.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起便成为五四研究领域中最为引人瞩目的热点问题之一。近年来关于这一论题的探讨，学术态度日趋冷静，持论日趋平实，多维度辩证思考与分析成为新的研究趋势。
欧阳哲生的《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01(2)）、欧阳军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误解及其他》（《历史研究》1999(3)），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探讨。前者从分析儒家的渊源流变入手，在厘清儒家、儒学、儒教（孔教）三个概念的基础上，从政治文化、伦理、学术诸层面逐一分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的关系，认为新文化运动反对重建和强化儒学意识形态——孔教，体现了重估一切价值、追求思想自由的现代性，是对历史的一大贡献；它对儒家伦理的排拒，既有其否定传统等级伦理观念的合理性，又蕴含着忽视传统文化中超时代、超阶级性内容的缺失；五四新文化人对儒学的学术评估，体现出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历史主义态度，但另一方面，与现代新儒家相比，他们对孔子和儒学缺乏有足够分量的学术研究，这显然是又一令人遗憾的缺陷。后者认为，许多学者将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次反儒学运动，这是对历史的误解。事实上，五四新文化派所反对的不是儒学，而是礼教；他们所要打倒的亦非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待儒学的态度是“评判的态度”，也即是一种历史的态度，其代表人物并未将儒学当做一种死去的东西抛弃，而是力求用新方法阐释儒学的现代意义；他们也并不是要废止儒学，而是要改造儒学、重建儒学。
孙玉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思潮之平议——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1999（秋））、张艳国的《评孔思潮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江汉论坛》2002(1)），对于五四时期的评孔反孔思潮进行了重新解读。前者以《新青年》为个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提出了三个思考的角度：(1)《新青年》的反对“孔教”和反对孔子之道，是在怎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与文化背景之下展开的；(2)在《新青年》反对“孔教”和孔子之道的言论中，是否舆论一律；(3)怎样全面理解“打倒孔家店”。后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评孔思潮，以评孔批孔为焦点，以新旧对立相区别，在三个不同的领域，以三条相互联系的线索展开：一是紧扣着民国初年新旧嬗变的社会主题，在社会政治领域（主要是政治思想领域）展开新旧斗争，力图阻止社会政治状态的逆转趋势；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自身的改造，探讨中国文化的演进形态和发展道路，深入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底层进行新旧斗争；三是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背景下，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法和途径探寻中国文化的改造之途，确立符合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形态与路向。三条线索在空间上平行发展，在思想逻辑上则层层递进，由此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文化激流。
3.关于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论战。五四时期的若干思想论战，本是多年来聚讼纷纭、成果迭出的一个论题。近年来，学者们不断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再思考，取得了具有突破性的新成果。丁伟志的《辨析国情、选择出路之争——对于“五四”过后发生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的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1999(4)），是此方面的突出代表。文章对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进行重新阐释，指出梁启超、张东荪所提出的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而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但他们消极企盼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主张，却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未能取得任何实效；至于年轻的共产主义者，认定在当时的中国就应当立即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实行社会主义，则是不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无法实行的主张，然而，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的实践中逐步校正了早年的误识，找到了新民主主义这条切合中国国情的救国之路。
关于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以往的研究成果亦较为丰富。刘黎红的《超越对立：五四时期“新旧调和论”社会反应的整体透视》（《江汉论坛》2003(2)）一文，对论战中出现的“新旧调和论”进行重新阐释和探讨，发现有关“新旧调和”的辩论中存在着对调和的必然性、合理性，对自然调和与人为调和认识的复杂纠结，并非简单地“否定”了之；双方在思想态度上有一个主流闪光点，即希望在处理新旧问题时，采取批判的、理性的态度，而非感性的、排斥一切的态度；而且，许多人对“新”与“旧”含义的理解并不一致，不是依据同一个概念进行辩论，从而加剧了矛盾的冲突。耿云志的《五四以后梁启超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思考——以重新解读（欧游心影录）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4(1)），通过重新解读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一书的文化思想，认为梁氏强调“尽性主义”和思想解放、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观念和关于中国文化建设的纲领性意见，这与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大体上一致的；过去将《欧游心影录》看作是保守主义的宣示，把梁氏认作五四后保守主义营垒的代表人物之一，乃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误读。
近五年来五四运动史领域中专题研究中的又一显著趋势是，以往研究中的若干薄弱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得到了切实有力的开拓，成为当前新的学术生长点。具体而言，这些逐渐由“冷”趋“热”，得到大幅度充实和强化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五四时期的学术。这一以往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和亮点。在此领域中出现的一大批研究成果，或从宏观上加以理论概括和总体把握，或从微观上开展具体、扎实的实证研究，从不同方面深化、拓展了相关领域的探索。
朱汉国的《创建新范式：五四时期学术转型的特征及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2)）和刘巍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近代史研究》2003(1)）等论文，就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对于中国学术范式创新的历史贡献进行了宏观考察。前者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中国学术的新范式，其特征为学术旨趣多元化、学术分类专门化、学术方法科学化和学术形式通俗化，其成就和意义则在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独立发展，造就和壮大了现代学术队伍，基本勘定了现代学科的分野，确定了中国现代学术论著的形式。后者认为，作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思想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疑古”的取向，从此说引申、发挥出来的关于学说、思想之“发生”问题的全新解释模式，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极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创新。
刘石的《“五四”前后国学研究学术思想的新变》（《中国文化研究》2002（冬））、罗检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卢毅的《〈国故〉与〈新潮〉之争述评——兼论五四时期“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人文杂志》2004(1)）、晁福林的《论前疑古时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学术方法的变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2)）等，着力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学研究现代化的历史关联。刘俐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建立》（《教学与研究》1999(12)）、唐任伍的《“五四”前后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2)）、梁茂春的《五四精神与中国新音乐》（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册）等论文，则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各具体学科现代转型中的历史推动作用进行了系统考察。
2.有关五四时期一些社会群体（团体）及政派的考察。有关五四时期商会、商人的作为和表现，以往的研究往往失之粗糙、笼统。这一局面，近年来有了较大的扭转，一些学者对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挖掘、考订和解读，厘清、还原史实以揭示历史的复杂面相，取得了重要的开拓性、突破性成果。其中，朱英的《五四运动与上海总商会的改组》（《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3)），对上海总商会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及影响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考察，认为五四运动对该团体的发展历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深远影响。虞和平的《五四运动与商人外交》（《近代史研究》2000(2)）一文，填补了相关领域的一块学术空白，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商人外交从萌芽阶段进入到基本成熟阶段的标志，它使商人的外交活动日益进步，渐趋成熟，并使商人的外交意识进一步强化。冯筱才的《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3(1)），对于五四运动中商人的消极态度和矛盾性格进行了深入分析。
有关五四时期其他社会群体（团体）及政派的研究，亦取得了重要突破。王续添的《论五四运动中的省议会》（《中共党史研究》1999(4)）一文，对于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政治角色进行了系统论析，认为该机构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次要的、带有两面性的，有时似又不可或缺的主体，它对该运动的参与，对于五四运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爱国政治运动具有积极作用。王友平的《留日学生与五四运动》（《社会科学研究》1999(3)）指出，留日学生首先提出了五四运动的两大中心口号和斗争目标，对发动五四运动的决策及其实施起着关键性作用，实为五四运动爆发的一个重要动因。任贵祥的《简述华侨对五四运动的声援活动》（《广东社会科学》1999(3)），首次对五四运动中华侨的历史功绩进行了系统考察。张德旺在《重评五四运动中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载《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册）一文中，对五四运动中的研究系予以深入考察，认为研究系自始至终全面地介入了五四运动，是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政派之一。
应当指出的是，在五四运动史研究领域中，新的学术趋势、研究热点和学术突破还有很多，限于篇幅和笔者的学养、视野，恕不一一详述。
综上所述，1999年以来国内的五四运动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长足的进步，开拓出了新的视野和境界，为新世纪五四研究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理由相信，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和日趋繁荣，国内外学界的五四研究，必将更上层楼，再创辉煌。
［收稿日期］2004-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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