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识形态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总要受到主、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那些影响到经济发展的主观因素中，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地处于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位置。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分布相对集中，同时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国家来说，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更是非同寻常。事实证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联系。
一、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及其总体特点
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范围的确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其中，最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并将这一地位延续至今。因此，所谓“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实际上主要是指建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注：事实上，当代中国，尤其是“文革”后的中国，的确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这种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状况，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政治的复杂结构相适应的。这些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虽然在某些时候能够发挥出较大的社会影响，但在总体上，它们不占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对社会政治的作用也要小得多。在文章中，出于分析的考虑，我们有意缩小了分析对象的范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主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说法，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实际持有的观念、思想和理论；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的则是一种完整而正确的思想体系。从根本上，这是一个肯定性概念。由此，二者在内容和范围上都有了明显的差别。马列主义原理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纯粹意识形态部分，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发展。但它们都还不足以涵盖整个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本身。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曾经接受过一些错误的、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想的指导。这些思想属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范畴，仍然在我们考察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它基本上属于一种、“强势”的、革命型的意识形态。
所谓意识形态的“强势”特征，是就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言的。一般地，如果某种意识形态排他性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明显，就可以称之为“强势”意识形态；反之，则是弱势或温和型的意识形态。（注：关于“强势意识形态”与“弱势意识形态”的概念可以参见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载于《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第346页。 而在概念的具体含义上，本文与林先生的理解略有不同。）如前所述，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处于“枢纽”的地位，因而用“强势意识形态”来概括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还是比较适当的。具体说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强势特征体现在：
第一，意识形态与政权关系密切，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通过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的邓小平理论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并十分强调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这样，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明显、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要差异。
第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阐释和传播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某些领袖人物及其超凡魁力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贡献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些领袖人物在其著作或言论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和思想路线，能够迅速地转变为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达。
第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对于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其对于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是全面而彻底的。因此，意识形态的内容能够轻易地与社会物质资源结合到一块，成为影响国家生活的思想力量。在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建设的根本的指导思想；任何政治、经济活动在原则上都不能偏离意识形态规定的基本目标、价值和途径；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人们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态度，甚至能够直接地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境遇和政治生命。这些无疑都是强势意识形态的表现。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还是一种“革命型”或“运动型”的意识形态。这一特征显然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主要表现在：（1）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批判性和斗争性。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中国人民面临着深刻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时候传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并以此作为自身实践活动的指南。在革命战争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和斗争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这些特点也在一定时间内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延续，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起到了深刻的作用；（2）在形式上， 中国共产党注重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强调以简洁明了的表达方式，加之明确的政治承诺，提高意识形态在群众中的普及程度。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能提出简明而又切合形势的意识形态口号，从而有效地把自己的政策意图贯彻到普通百姓中间；（3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在其对社会现实发生作用的过程中，往往是同群众性的政治运动结合到一起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意识形态所具备的社会动员能力，是一种可资利用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考察，不仅仅涉及到纯粹的思想、理论体系，而且还要关系到与这种思想、理论相关联的一系列政治活动。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在建国后的数十年里，也曾经历过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其中，最重大的一次转变就是70年代末期，由毛泽东时期的意识形态向邓小平理论的过渡。大体上看，毛泽东之后的中国意识形态仍然可以看作是一种“强势”意识形态，但其“运动型”特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
二、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为了考察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及其变化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大致上，可以把建国后的历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 由建国到1956年，这是新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共同存在、共同发挥作用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调整、改变社会经济所有制方面；第二阶段，由1957年到1976年，是毛泽东“左”倾思想逐步发展，并最终占据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阶段。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中国的经济发展走了很大弯路，付出了极为沉重代价；第三阶段，由1976年开始，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逐渐呈现出显著的相互推动的趋势。
（一）过渡时期意识形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1949—1956年）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在此期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主要在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入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进入到社会主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把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社会生产资料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确立国家重工业化发展战略作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经济任务。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步骤曾经有一个基本的表述，即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从实践来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伴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而实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遗留下来的任务。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建国初期中国经济状况的一些基本看法和经济思路，也是解放初期中共解决经济问题的基本出发点。这个报告通过对中国经济状况的分析，指出了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认为，对不同形态的社会经济和社会阶级要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政策，区别对待；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具有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在这种经济形态中，国有经济是领导成分，其他还包括了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依据上述的报告精神，中国共产党在结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制订了若干政策性措施，直接推动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之后，国家对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就被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日程。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转变看作是生产力发展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客观需要，认为只有经过社会主义的改造，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的优势，人民民主政权才能稳固，生产力才能飞速发展。在这种意识形态观念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于1953年8 月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党和国家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逐步地把不同形式的所有制改造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到1956年，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幅提高，个体和私营经济已很微弱。
除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外，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的另一个经济目标就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中国共产党在“一五”计划期间开始推行以重工业优先为特征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一发展战略的选择，同样也受到了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一方面，党的领导人和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了马克思关于扩大再生产和生产资料优先发展的思想，把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心环节；另一方面，新中国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也是促使党的领导人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原因之一。一位外国学者指出，中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一致，“不仅包含一种共同参加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运动的同舟共济的意识，而且还包含着根本的组织原则和行动方式上的一致”。作为刚刚成立，同时又极度缺乏经济管理经验的新中国，在遭受到西方国家封锁、压制的情况下，只能向社会主义苏联学习经济建设的经验，其中也包括模仿苏联的工业发展模式。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得我国的工业整体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为国家工业化目标的实现奠定了基础，但这种战略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发展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左”倾意识形态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1957—1976年）
5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的推动，毛泽东的思想意识开始发生了重大转变。在他的影响下，“左”倾思想在中共党内产生和发展起来。这种“左”倾意识形态在政治上强调阶级斗争，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注：《毛泽东选集》， 第5卷，1977年版，第475页。 ）在经济上则体现为盲目求快的冒进情绪以及依靠群众运动发展经济的工作思路。60年代中期以后，阶级斗争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把经济建设工作放在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
意识形态问题上的偏差直接造成了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在经济工作上的决策失误。5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首先发动了对“反冒进”活动的批判；1958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此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文革”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大批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利”，大搞平均主义，片面强调社会主义经济的纯粹性。在此期间，尽管中国共产党曾对经济政策加以一定的调整，但在党内“左”倾思想占优势、正确意见受压制的情况下，这些调整更多地表现为对现实情况的反应，而不是对整个经济发展思路的纠正。
思想上的混乱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深刻而长久的。中国经济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期出现了负增长，“二五”计划期间，我国的年积累率高达30.8%，而社会总产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却分别下降了0.4%和2.2%，国民收入下降3.1%；“文革”十年间， 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缓慢，经济平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由于意识形态的问题总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在这十数年间，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几经起落，却始终无法摆脱“左”倾思想的支配和干扰。“左”倾意识形态成为当时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上最大的一个障碍。
（三）新时期意识形态的演进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1976年至今）
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始发于政治与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变革。“文革”结束后，“左”倾意识形态并没有能够得到及时的清理，中国经济也依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徘徊。而在1978年后，随着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步伐的逐渐深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逐步发展成为党的主导意识形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局面也为之一新。
新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既是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继承，更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概括而言，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作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根本观点；认为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是党与国家长期的中心工作；在经济问题上，强调党在整个国家生活包括经济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强调以改革开放的方式促进生产力发展。
以邓小平理论为代表的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出现，对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凡的意义。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诞生的诸多新生事物，如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外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等等，无不是以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解放为前提的。换言之，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譬如，按照传统意识形态的看法，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以往的经济建设进程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了这一思想的束缚，将市场、计划与社会制度紧密联系到一块。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又一次提到了解放思想，推动改革进程的问题。他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一论述为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
另一方面，新时期中国意识形态的演进也是社会经济领域内实践不断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当代中国经济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不由自主地发生转变。同样以市场与计划的关系为例，自1982年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中国共产党在多次重要会议上都曾作出过有关商品、市场、计划三者关系的决议，直至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最终确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市场作用在实践中不断被人们所发现并逐渐深入人心的过程。
因此，新时期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实践之间，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规范和被规范的关系，而是呈现出互动的特征；意识形态不再是实践活动绝对无法逾越的框架，相反，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突破往往还能更加有力地推动经济实践的前进。新时期意识形态与经济实践之间的互动局面，是中国经济在短短十数年间取得重大成绩的重要原因。
三、简短的结论
通过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简单考察，我们努力建立起意识形态、经济政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分析的框架。其中，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作用于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与调整，进而影响到现实的经济效果。至于这种经济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新中国的建设史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
从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来看，毛泽东时期的意识形态继承了革命战争时期的若干特性，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型”或“运动型”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和经济资源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依然鼓励对社会的批判，强调重建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阶段，这种“运动型”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可是，当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时，这种“运动型”意识形态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错误决策，使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才逐渐转变为保护和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力量。
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对经济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特征。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的体系，它与现实之间总要存在着差距。因此，经济决策者在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就将显得非常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经济决策的主要依据来自意识形态等主观的东西，结果使得经济决策与现实条件严重脱节，造成了“左”倾的错误。最突出的表现是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几乎是从自己脑海中业已形成的空想式的经济蓝图出发，发动和指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决策过程中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得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具备了现实主义的色彩，从而把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引入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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