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周作人“苦趣”心态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早年论文,心态论文,周作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6)01-0061-06 在周作人早年日记中，存在着两种差异明显的叙述笔调：其一是记录准备科举考试的具体进程，其二则是对于乡居生活细节的生动呈现。对于科举考试，周作人出于内外压力不得不勉力投入；而对于乡居生活的具体方面——包括乡间风景、民间饮馔、文房清玩、莳花种草等等，周作人则表现出真正的热情与喜爱。然而，无论是科举考试还是乡居生活经验，对周作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与文学选择均至关重要。科举考试经历使其身份与心态发生转变，而兴趣爱好则对周作人日后的文学之路具有“源头”意义。例如，周作人对于乡间风景的发现与描摹，对其后来的文学观念与散文文体具有涵育之功；日记中的“饮馔杂记”与背后的饮馔关注，与其日后散文中的“杂记”“杂文”体例相勾连，则可以清理出一股周作人散文文体与学术思想的悠长潜流。延续这一思路，笔者将目光转向周作人对文房清玩的爱好，试图解析这一个人爱好对周作人文学道路的具体价值。 有意味的是，相较于乡间风景与民间饮馔的意义探讨，文房清玩的价值似乎更易察觉：几乎无需进行更多理论推衍，我们便能清楚看到周作人的文房清玩之好具有一种明显的“苦趣”特征。而这一早年趣味模式也与日后苦雨斋主人的“苦趣”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趣”之略带苦涩，原因在于文房清玩在周作人的早年生活中具有一种“双重性”：它们既与科举考试相关，同时又为少年周作人真正喜爱，可以视作联结少年周作人“内”“外”两面生活的关键点。更重要的是，文房清玩之好中的“苦趣”特征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周作人早年生活的一种视角。“苦趣”密布在少年周作人生活的各个层面与诸般细节中，是把握周作人生活经验与行为逻辑的清晰线索。 实际上，后来知堂文章中的“苦趣”特征极为明显，不仅有关“苦味”“苦话”“苦功”的自述层出不穷，学界也将其视作“最能反映其内在的品质与情韵”的一种趣味①，其“苦中作乐”的二元色调已成为一种文学史叙述②。然而在探究“苦趣”来源时，人们往往从周作人的历史观、所受佛教思想、日本文化的影响等角度论析这一审美风格形成的缘由。日记中的“苦趣”虽属早期形态，但对于深入辨析这一问题具有追本溯源的价值。或许正是这种萌芽状态的趣味模式与后来诸种思想资源相遇合，才能顺势生长为一种极具特点的文艺思想与审美风格。本文拟从文房清玩这一联结周作人科举经验与个人爱好的具体物品入手，辨析其间的“苦趣”心理，并以此为观照点，透视散落在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苦趣”，探讨这一萌芽形态的心态对其日后文学道路的意义。 二、文房清玩：寂寥书斋的情味 周作人在他引起很大反响的“五十自寿诗”中有句“老去无端玩古董”，使外界对周作人的“骨董家”身份议论纷纷。随后他发表《骨董小记》，针对外界的好奇，将苦雨斋中收藏二十四件“玩意儿”罗列出来。令人有点失望的是，绝大多数藏品不过是些竹木制玩具(黑猫、龙舟、香炉)、土木制偶人、面人、陶制舟、贝壳舟等，只有四件古明器与一枚方铜镜才算得上真古董。用周作人自己的话来说，大多数玩物都是些“常有多有的货色”，离古玩所谓“古”“稀”“贵”③等标准还差得远。如此看来，老友刘半农指出知堂此说“有些瞎吹”并不为过④——若论起“玩古董”，周作人实在不够格。 然而，周作人自己的看法却有所不同。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便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玩古董”的态度，认为所谓“真是玩骨董的人”应当是“爱那骨董本身，那不值钱，没有用，极平凡的东西”；十多年后，周作人面对古董仍然采取了超功利、重趣味的“赏鉴”态度⑤，不重古董的“古”与“稀”而特别看重“兴味”⑥。因此，当周作人谈起苦雨斋中那些材质普通的小玩意儿与几件真正的古董时，均一视同仁并津津乐道。 这种玩古董的态度，早在周作人的少年时代便已初见端倪。他曾以一种近乎琐屑的笔触在日记中记述生活中遇见的各类小玩意儿，诸如镇纸、活石、玉镯、木梳之类，均引发周作人的细密观察与浓郁兴味。日记的叙述不仅表现出一个十几岁少年的好奇与童心，并且表现出一种有距离的观照而非占有的态度，其心态已相当接近周作人后来所概括的超功利的“赏鉴”。这些物品的种类虽然驳杂，但无论是真古董还是普通的自然物或寻常物品，周作人对它们的欢喜赞赏都是一致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年日记中留存的对于购买文房清玩的记载，如石章、花笺、信壳、竹简、橄榄核船、洋铁匣(存贮沉香的容器)等等，更展露出周作人后来所概括的“赏鉴家的态度”⑦。有趣的是，这些文房清玩的购置与鉴赏，几乎都与周作人的科举考试活动息息相关。周作人从己未年(1895)正月开始至三味书屋跟随寿洙邻先生读书，由此开始了为科举考试的准备。戊戌年冬天周作人第一次参加县试，至辛丑年秋天启程前往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十岁到十七岁的周作人在科举之路上勉力前行了近六年。此时段的周作人虽然年龄尚小，接受的却是传统文人教育，这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留下了古典文人的显著痕迹，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对于文房清玩的爱好或许并不奇特。然而，当这些与考试关系不大的文房清玩均与科举考试密切相连时，隐藏在背后的心态与缘由便值得探究了。由周作人在科举考试期间购置、鉴赏文房清玩的情况，可以看到周作人“苦趣”心态变迁的三个层次。 首先，在第一次童子试的周期里，周作人去试前街从事与科举考试密切相关的活动——包括考前购买考试用品、考完走出考场、等待成绩发布、观案等，总会购买文房清玩。周作人首次县试成绩并不很好，府试名次稍有提高，院试则未能通过。首次考秀才经历的曲折与挫败，使初次踏上科举漫漫长途的周作人体会到过程的艰辛。当他意识到未来还有更困难的前途等待着他的时候，文具店中陈设的清玩化解了试前街所蕴含的紧张焦灼的考试气氛。对他来说，几枚小小的石章也许就是很好的慰藉品。 于是我们惊奇地看到，当周作人取得首次院试资格、本该进行认真备考的十个月时间里，他对文房清玩与“闲书”的兴趣空前高涨，可以说越是大考在即，周作人的玩心越炽。尤其是在距离院试只有半个月时，他的赏玩兴致更达到了高潮。他频频前往试前街，有时是为了看挂牌，了解考期时间；有时则完全流连于各个文具店中，面对琳琅满目的书房清玩与“闲书”意兴浓郁。这半个月内他的购物清单中包含了图案别致的花笺、信壳，纯粹为了把玩的橄榄核船、包装沉香的洋铁匣，《搜神记》《七剑十三侠》等。甚至考试前一天他还逛了青云轩，并赞叹了店中所售的《十竹斋书画谱》。这样的记载，呈现出一个大考在即却心有旁骛的少年形象，但这对于当时尚不满十五岁的周作人来说，却是最符合其年龄特征的举动。文房清玩在科举考试之外为周作人营造了一方属于他自己的“百草园”，他以鉴赏清玩的方式为漫长乏味的考试生涯寻觅亮色，保持少年心性。如同其晚年对县考经历的回忆，“县府考的时节，也有一种乐趣”，这便是“买书和文房具”，个中趣味“仿佛与北京的厂甸有点相似”⑧。可以说，文房清玩是少年周作人以科举考试为名播种的一方“自己的园地”，他以对文人雅趣的领悟冲淡考试本身的苦涩艰难，其方式明显带有“苦中寻乐”的特征。 第二，周作人通过对文房清玩的鉴赏，开始主动营造一个具有旧式文人趣味的自我文化空间。周作人对石章上的字句特别关注，不仅在简约的日记文本中完备记载相关信息，有时还将印章直接钤在日记正文中。石章上的字句有“吟风弄月”“几生修得到梅花”“一庭花月”⑨等等。颇具意味的是，周作人在县试大案出来后，得知自己仅仅考中“十图卅四”这一相当靠后的成绩，紧接着便购买了一枚刻有“吟风弄月”四字的印章，似乎在用这枚印章安抚情绪。在紧迫的考试进程中，这些刻有意蕴悠远字句的印章、竹简等，使它们的主人重获了一份闲雅陶然的优游心境。 除印章外，周作人还对花笺、信壳等传统文人的尺牍用纸兴味浓厚，他购买了多种花笺，不仅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这些纸品的图案，并且到了晚年回忆录中将这些日记片断几乎重录一遍；此外，他还托远在南京求学的鲁迅购买“五色信笺”⑩。稍后他又开始定制印有“清逸适人”字样的印版(11)并自印有梅花等图案的信纸(12)。图案设计中已隐约可见少年周作人对于所谓“雅、拙、朴、涩”(13)等趣味的追求。周作人后来的书信用纸十分讲究，仅收录于《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中的书信影印件便令人感叹其笺纸之美。而与周作人有过书信往来的友人，回忆起知堂书信，均一致赞叹其“所用稿纸和信笺、信封，都出特制，古色古香，精美绝伦”，令人“爱不忍释”(14)，其用纸之精致典雅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说，正是从少年时代起，周作人便已沉浸在传统文化中，对文人雅趣心领神会，以欣赏“形色花样”与“兴味”感悟(15)的方式鉴赏文房清玩。 而周作人的鉴赏对象不仅包括印章、花笺，还有竹简上的刻诗。例如他曾购得一方竹简，上有一首落款为“八大山人”的五绝，“红粉溪边石，年年漾落花；五湖烟水阔，何处浣春纱”(16)，实际上，此诗并非八大山人所作，而是明代萧山屠生的一首作品(17)。或许，对周作人来说这首诗的作者是谁不是特别重要，诗句中所蕴含的冲淡闲适的风味才是他所心仪的。周作人后来曾反复申明自己“不会做旧诗”(18)，至晚年却有《知堂杂诗抄》问世，这揭示出周作人与旧诗的关系相当特别，值得重视。对于少年周作人来说，旧诗是一种客观存在：既有科举考题的外在驱动力，又有书香门第的氛围熏陶。在早年乡居生活中，周作人因发现乡间风景之美而开始关注吟咏风景的诗句，由此开始旧体诗写作的尝试，进而影响到他后来提出“生活之艺术”的重要观念。同样，文房清玩上的诗句映射出周作人书斋生活中的自我调适努力，他以诗句装点了这段程序具有高度重复性的考试生涯，过滤掉其间枯燥的一面，浸染在一片由旧式文人趣味构筑的文化空间中，自觉选择并愈发认同这段本来并无乐趣可言的经历中所传递的文人雅趣。 第三，对于文房清玩的赏鉴渐渐从刚开始的好奇转变为内化了的趣味，并完成了周作人向传统文人的身份靠拢。科举考试不仅是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还担负着塑造传统文人的功能。周作人以自觉的态度完成了这种文化上的接受与转化，但这一过程并非由科举考试直接促成，而是由从科举考试中衍生出的文房清玩鉴赏实现的。例如，从此时段开始，周作人除了购买现成石章，还开始请人篆刻印章：如“周奎绶”(19)、“会稽周氏”(20)。在花笺选择上，也由最早的购置成品发展为订制印版、自印信纸。尤其是在第一次院试之前，他对此事特别热衷。周作人后来将刻章、自制用封、自印信纸的爱好保持终身，至八十岁高龄为鲍耀明钤印当时手头所藏印章，一生爱好可见一斑。 稍加比较，还会发现周作人在第一次童试期间，对于文房清玩形态的记述颇为详细；到了第二次童试期间，此类信息便大大简化，常常是一句话带过。这反映出周作人对文房清玩的爱好不再停留在最初的新鲜劲头上，其所蕴含的文人趣味已成为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新鲜感虽然淡化了，但文人趣味却浸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自觉仪规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人雅趣内化的痕迹：平日家居时无事“焚香一炷静坐”(21)；从吟诗作对与自我评点中获得满足(22)；日常酬酢亲友时也会选择镇纸等清玩之物(23)；离乡在外首次独自过除夕之际，则“终日高吟”，以饮酒吟诗来排遣孤独、消解乡思(24)。这些行为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传统士大夫气质。从时间上看，经过两轮童子试的磨砺，周作人不仅于短短数年间在应试文章上取得了不小的进境，更极大地深化了对于传统文人内在修养的理解，完成了由充满好奇的少年向崇尚雅趣的士大夫的转化。相对于科举考试本身所具有的塑造文人之功，与科举经历紧密相连的文房清玩这一物质形式实则担负了更为重要传递传统文化修养的功用，并在其追随者周作人身上留下了影响深远的痕迹。 这种影响痕迹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相较于鲁迅，周作人精神气质中偏向传统文人的成分更重，对古典文化的认同更深。这与周作人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要长于鲁迅有关，他有更多的机会体悟与认同士大夫的雅趣。其二，周作人将科考本身的苦涩艰难转化成对于文人雅趣的自觉追寻，其“苦”中寻“趣”的转化尝试，与后来提出的“赏鉴”态度可谓一脉相承。20世纪40年代末周作人在《儿童杂事诗》中将早年应考生涯形容为“关进书房耐寂寥”，那么文房清玩无疑则是陪伴周作人度过“寂寥”书斋岁月的令人久久回想的“情味”(25)，是构筑少年周作人精神后花园的重要部分。 到了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认为真正懂得鉴赏古董的人，与其“称作骨董家，或者还不如称之日好事家(dilettante)更为适切”，而建设一种“外粗厉而内腴润的生活”(26)，正可以概括为周作人此时段提倡的重要观念“生活之艺术”。他在同时期不止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观点，如《北京的茶食》中所言“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27)；《喝茶》中认为茶“意未必在止渴”，而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28)等，体现出五四新文化人在思考如何建构合理的现代生活时，所提出的以腴润丰富的精神对生活进行艺术化与对象化的改造方案。无疑，上述于文房清玩中苦中寻趣的早年实践，为其后来文学理念的提出提供了重要基础。 三、幽默与诗意：人生苦味的品尝策略 与“玩古董”之说引发的争议相类似，周作人散文的“闲适”外貌也一直引发误读——争议与误读仿佛已然成为周作人文章与思想接受历程中的常见现象，但周作人自己却反复强调其“闲适”外衣下的“苦味”，其文学批评活动中也将“闲适”背后隐藏的“苦趣”视作一个重要的着眼点与评判标准。早在少年时代，他不仅通过文房清玩鉴赏在科举考试生涯“苦中寻趣”，更在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中“苦中寻乐”，这一态度从根本上说与闲适心态是一脉相通的。 周作人后来曾将“闲适”的境界分作“大”“小”两种：“小闲适”指“流连光景”“欣然有会”；“大闲适”指“唯其无奈何所以也就不必多自忧扰，只以婉而有趣的态度对付之，此所谓闲适亦即大幽默也”(29)。以此标准看待周作人早年生活中的闲适潜质，会发现不仅“流连光景”的“小闲适”之处比比皆是，其总体生活态度更一开始便具有“大闲适”的可能。 先来看他在应对日常生活小事中的“闲适”姿态。从周作人的日记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少年周作人的精神世界中有几位始终相伴却令其感情复杂的老友：常与其闹“绝交”的“孔方”兄(30)；“攒噬肌肤”令人烦恼的“酷吏”君(31)；“庭花正娇”时充当不速之客的“雨师”(32)；对“小院黄花”大施“毒手”的“风姱”(33)；欲出门时却不请自来、“令人跬步为难”的“风伯”(34)等。不难看到，这些拟人化的幽默命名背后，分别对应的不过是囊中羞涩、蚊虫叮咬、风雨摧花、出门受阻等生活中的现实苦恼。但周作人却似乎对这种趣味化的命名方式相当谙熟，视尴尬为老友，把烦恼看作侣伴，以“婉而有趣”的态度应对人生的无奈。而从“乌篷船”这一几乎可谓最具“周作人特色”的散文意象中，尤其能看到这一点。 船是水乡日常出行中通行的代步工具，周作人早年日记对于行舟经历也有密集书写。在周作人散文名篇《乌篷船》中，舟行水上的经验被概括为“理想的行乐法”(35)，而在其早年日记中对行船实际情状的描摹则写实得多。在行船中，遭遇诸如“微雨，舟大人稀，风又甚猛，寒冷莫当”(36)，“石尤，风甚大，舟触石岸作声”(37)等情形并不鲜见，而一旦遭遇“舟底砰砰有声，撺播不定”(38)的险境，恐怕连性命都成问题。有意思的是，无论在其早年日记还是日后名篇中，周作人对于行舟中的无法预料的危险与折磨态度都相当超脱。 己亥正月初八周作人乘船往道圩拜坟岁，这一天“大雨镇日”，“风大甚，触岸有声”，天气十分恶劣，乘船中又适逢“舟小夫慵”，一叶扁舟“在大江中”飘摇不定，乘舟者“臬
不安，瞑眩欲哇”。但就在经历了诸般险境之后，周作人却能于日记中引用《齐风·东方未明》中“颠倒裳衣”之句，写道“为赋颠倒裳衣一章，一笑”(39)。经历虽惊险，事后想起却不无趣味，甚至不妨以此日情形赋得《诗经》名句“颠倒裳衣”，写成制艺文字，以文人情趣进行自我纾解。与这种态度相似的是，二十多年后周作人追忆在故乡乘乌篷船的旧事时，也对“少不小心，就会船底朝天”的“危险”一笔带过(40)，强调乘舟实乃赏心乐事。“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周作人后来宣称“过去的记忆”使人只记住那些“经过时间熔化变了形的东西”(41)，然而幽默与超脱的态度使他在早年就已然具备了重塑生活形态的能力，这种转换的功力延续在其人生历程中，造成了其早年日记与日后散文思想与情感上的连贯。 除了以幽默态度重塑生活形态之外，周作人在体察生活的味外之旨时更常常运用诗意想象，在其总体“大闲适”方式下，又于生活的诸多琐细方面流露出“小闲适”的态度，到达“流连光景，欣然有会”之境并获得心灵自足。以对住所的命名形式为例，周作人常能以艺术化的命名完成从凡俗困扰到诗意栖居的转化。庚子之春的一则日记曾形容水乡居民为雨所苦的情形：“大雨如注，至晨不绝，又大雷电，天气骤冷，屋又多漏，颇为可厌。”(42)但这一屋漏偏逢天多雨的日常尴尬很快便被陆游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所取代——周作人两个月后为自己的住所取名“听雨楼”(43)。当周作人为科举考试努力攻读时，他曾为自己的读书处取名“双犀轩”(又名“双犀书楼”)(44)，取庭院中桂花树(又名木犀树)的“蟾宫折桂”之意，为前程许下积极的暗示。当周作人与三弟周建人前往母亲家所在地安桥小住时，二人曾暂住书房，周作人不忘为这个狭小的临时居所“题额日煮花轩”，并撰八字对联：“人淡如菊，屋小于舟”(45)。通过这种随时随地将生活诗意化的转换方式，周作人化解平凡人生的尴尬，祛除了日常生活的庸常。 日常小事如此，周作人在面对人生大事时也同样“闲适”。辛丑年初，周作人想要放弃科举考试而转投新式学堂求学，他请兄长鲁迅向祖父禀明情况。不久他接到了鲁迅的回信，但打开却只有“覆祖父笺一纸”，周作人认为“信由杭过而欲由绍转寄”，此事“殊不可解”。或许鲁迅将寄给祖父的信先寄到绍兴，其用意是想让周作人知晓自己将要禀明祖父的内容大意。但周作人显然无法理解鲁迅的做法。这使得周作人的心情“甚不爽”。但就在这则记载了人生重大选择和愁闷心绪的日记之后，周作人又“补录”道：“下午购得鲜吐銕一盂，瀹食之，味极似螺，不甚佳，予拣得活者数枚养于瓷盆中。”(46)前程选择中的苦恼、迷惘、忐忑不安，仿佛用一盂小小的“鲜吐銕”便可以将其遮蔽，并迅速完成情绪调整。这一面对大事件时的“小闲适”，无论是调整方式还是转换速度均令人称奇。 而当周作人面对人生真正的大事件(如生离死别)时，他的态度则显现出更加耐人寻味的曲折历程。四弟之殇便是一个呈现周作人对待“无奈何”大事的真实态度的典型个案。 戊戌年冬天，年仅六岁的四弟椿寿夭折(47)，与四弟感情甚深的周作人伤痛不已。他不仅在失去四弟不久后在日记中痛书“不愿来生再为人，免受人间离别苦”(48)，罕见地表现出剧烈的情感波澜；数月后又曾连续两天拜访画师叶雨香，求其为四弟画像(49)；偶尔检点旧物时得四弟“遗迹仿字一张”，不禁“睹物伤情，不胜人琴之感”(50)。在四弟去世两年多后，他仍在日记中记述当日为“四弟生忌”，并感慨“若在，已九岁矣”(51)，此时距离周作人奔赴南京求学只有两月不到的时间，将要到达人生重要转折点的周作人依旧无法忘怀最钟爱的幼弟。周作人坦言对四弟的思念是未能“免俗”(52)，表明自己在情感方面只是普通凡人。但实际上他在处理亲人永诀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方式，仍然存在着从凡人之痛到审美化存在的转换。 四弟去世之后不久，周作人接连写作了古风《有感》《读〈华佗传〉有感》(53)，七绝《冬夜有感》和一则长短句(54)。值得注意的是，在《读〈华佗传〉有感》之后，周作人加上了“悲壮”二字的“自评”(55)；《冬夜有感》之后，留下了“读数过悲不自胜，肝肠寸断矣”(56)的批语；长短句之后，亦有“悲壮、雄警”(57)的评点。读者很容易从“闻君手有回生术，手足断时可能续？闻君橐有起死丹，兄弟无者可复还”(58)这样浅露却真挚的诗句中感受到周作人的痛惜之情。但更值得注意的却是这种因思念四弟而开启的阅读、写作、自评的自遣模式。实际上，原本的哀悼手足之举，因写作者的反复重读而开始进入了品读与点评的循环。直至两年后，周作人仍然认为当时之作“语虽激却是至理”，并做出了“句庸而感深，至今读之犹有余辛也”的自我评价(59)。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周作人对四弟的悲悼延续了数年甚至更久，但在椿寿去世两年后，当他重读戊戌冬季的那些文字时惊讶“其颓唐耳”(60)，已表明通过自我检视，周作人即将开启情感对象化的历程。 当椿寿去世快满三年之际，周作人再次挥泪为亡弟作了一篇祭文《逍遥处士小传》，全面记述了这位让令其梦牵魂萦的四弟。有意思的是，四弟的种种儿童特征被加以神童化的展现，如“生而灵警，见生人不啼。甲午之春，即能言语”；而其天资聪颖更被特别强调，如“三四岁教之唐诗，上口成诵；能属对，皆出人意表；又能搦管作字，奇劲非常，人见之皆以为宿学者所书也”。正是这样一位颇有异秉的小弟弟却来去匆匆，周作人将他描绘成一位“游戏人间”的“天仙”，把他的早夭解释成“来去了然，非有宿根”(61)，否则此番痛憾将无从释怀。 而当四弟去世快满四年时，周作人在南京求学也近一年，他又写了一篇《薏川荫仙小传》。当人们为周作人数年来持续不断地作文怀念幼弟的手足情动容时，也会惊奇地发现，此时周作人笔下的椿寿已经成了一位不折不扣的仙人。四弟号荫轩，而周作人直呼以“荫仙”，四弟的短暂人生也被描述成了传奇故事： 荫仙生而神异，目炯炯有芒，如岩下电。虎头燕颔，有食肉相。性任侠，又聪颖喜读书。四岁作擘窠字有劲气，为韵语清绝，至六岁而学益进……中冬忽患喘，久而益剧。卒之日，自知不起，索纸，书“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八字，掷笔而逝(62)。 从四弟刚去世时的伤绝之作，到数年后椿寿在其笔下逐渐变为早熟的神童与富有传奇色彩的仙人，悲悼手足的凡人情感由哀痛进入想象的境界。实际上，这种以想象力的自由驰骋摆脱人间烦恼的方式，早已贯穿在早年周作人的日常生活中。庚子九月十九日夜间大风雨，当天周作人接到了一封升叔“吹毛求疵”的信函，信的具体内容今天已无从知晓，但周作人为家事烦扰的心情却相当明晰：他当夜“不能成寐”，为“小院黄花”遭遇风雨而愁惜不已，将日常烦闷转移投射到摧残“小院黄花”的“风姱毒手”。然而，就在这个大雨“滴阶有声”，大风刮得“楼上北窗岌岌作声”的颇具聊斋氛围的时空中，少年周作人邀请花神与蒲留仙共同降临到他想象的世界中，设想“花神有灵，当求蒲留仙作檄”(63)，将日常烦恼转化为惜花之情与对聊斋意境的戏仿，想象王国的主人亦在超越于凡俗之后体会到了审美的愉悦。 由此可见，周作人的幽默态度与诗意想象首先是一种品尝人生苦味的策略。前者看似是被动的自我开解，实则为重塑生活形态的视角；后者则体现出周作人自觉建构自我空间能力：无论是小烦恼还是大事件，他都能以诗意想象弥合自我与外界的缝隙，使现实生活与“我”的世界相融合。周作人的“大闲适”态度既用来应对日常生活的烦恼，又用来直面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面对人生无处不相逢的琐屑烦恼，周作人一方面表现出“婉而有趣”的幽默态度，一方面又以诗意视角品尝人生苦味，在“大闲适”的姿态下充满“小闲适”的智慧。 其次，幽默态度与诗意想象又内化成为周作人独特的心理模式，这使周作人以一种完全不同于鲁迅的心态面对兄弟二人共同经历的早年生活境遇。在鲁迅的叙述中，家道中落、早岁丧父、备尝时艰等成为少年鲁迅承受的心理重压。但在周作人的叙述中，不仅日后散文中对这些遭遇轻描淡写，并且在早年日记中也未留下多少关于辛酸经历的描述。己亥正月二十九日，周作人“往鲁墟借孔方，得洋十六”，这实际上正记述了家境逐渐困顿、有时需要向亲友借款(而且要由周作人本人来完成)的窘迫。然而就在向外祖家借款的当日，周作人仍未忘记“傍晚栽兰一盆，于池边得‘忘忧草’二支”(64)。“忘忧草”即萱草，形态似兰花，“忘忧草”的名称隐喻着周作人对现实烦恼的处理方式。家道中落、受到亲族冷遇，构成了精神高度敏感的长子鲁迅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但对周作人来说却只是日常生活中不尽令人愉快的成分。尽管也许不无烦恼，但他却能很快从“借钱”的尴尬中摆脱，继续“栽兰”、采擷“忘忧草”，现实苦恼与文人雅兴在周作人的人生中并行不悖，他以自己特有的不动于心的平缓态度化解人生的日常烦恼，以风雅之举迈过生活的难关。 1934年，已达知天命之年的知堂因“五十自寿诗”中写道“且到寒斋吃苦茶”而被公认作“饮茶户”，“苦茶”也被视作“闲适的代表饮料”(65)。而周作人随后便作了解释：“苦茶并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小孩也要到十几岁才肯喝，咽一口酽茶觉得爽快，这是大人的可怜处。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腊女诗人之称恋爱。《诗》云，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这句老话来得恰好。”(66)少年时代便能将生活之“苦”迅捷转换为人生之“乐”的周作人，在初尝人生“苦甜”之际过于强调其苦趣与甘旨的一面，对于“苦味”本身反倒有意无意地轻轻掠过，在个人的趣味世界，即便只是苦趣世界中流连不已。正如废名曾以“苦雨”形容先生周作人的人生姿态，指出“惟有这个躲雨的人最没有放过雨的美”(67)，这首别致的“苦雨翁吟”(68)使人联想到宋人蒋捷[虞美人]《听雨》中对少年听雨、壮年听雨、而今听雨三番境界的概括。周作人少年时代的苦雨心情，仿佛人生大幕正待徐徐拉开的前奏曲，其“苦趣”中“趣”大于“苦”，与日后苦雨翁一再遭遇现实困境后的苍老心境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作为心理模式“苦趣”毕竟在周作人的少年时代便已初具模型，这粒种子很快便将被安放在现实的土壤里，酝酿出其文学与人生的色调。 在周作人准备科举考试的早年岁月中，文房清玩不仅是陪伴其度过寂寥书斋岁月、缓解考试焦虑的慰藉品，更是一方保持少年心性的自我园地。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于文房清玩的爱好与赏鉴，周作人营造出一个具有旧式文人趣味的文化空间，并在此过程中自觉接纳古典文化修养，完成了向传统文人的身份靠拢。从这一科举经历与个人爱好的“连接点”上，不难梳理出周作人萌芽状态的“苦趣”心态及其生成脉络。不仅如此，少年周作人于生活的诸多层面均展现出“苦中寻趣”的尝试与努力，以幽默态度重塑生活形态，以诗意想象品读人生苦味。这展现出“苦趣”并非仅是一种“苦中作乐”的心理转化，更具有建构性与主动性。当文房清玩之好中的“苦中寻趣”延展到生活各个层面时，周作人的“苦趣”也经历了从“化苦为趣”到“苦即为趣”的根本性转变。 有意味的是，早年的“苦趣”心理与日后周作人颇具标志性的“闲适”主旨有密切关联，这启发我们重新思索围绕周作人的一系列频惹争议的话题——包括苦趣、闲适等等究竟具有何种复杂的含义。在周作人看来，闲适本身即深具趣味性，并将“闲适之趣”定位为其写作目标(69)。他甚至特别强调其闲适主旨实乃“苦味闲适”(70)，以苦味作为思想的重要标志，显示出其思想状态的特殊性。他不仅反复提醒读者注意其闲适背后的苦味，更强调其文章之苦亦不同于良药苦口之苦，功利效用并非苦味目标，只有闲适本身才既是苦味外衣，亦是苦味内核(71)，“闲适题目”是通向其真正要探索的思想领域的适当途径(72)。因此，超越简单的价值评判，以其一生的厚重思想为支撑，周作人的苦趣、闲适等背后的复杂色调与生成历程或许是值得反复思辨的论题。 ①胡绍华：《周作人的佛禅意识与小品散文创作》，《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1期，第108页。 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页。 ③⑥(15)周作人：《骨董小记》，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以下简称《全集》)，第399页。 ④刘半农：《自注自批桐花芝豆堂诗集(五续)·新年自咏(四十二)》，1934年3月16日《论语》第37期，第623页。 ⑤⑦(26)周作人：《玩具》，《全集》第3卷，第48、48、49页。 ⑧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56页。 ⑨分别见戊戌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十四、十五日，《日记》第17、23页。 ⑩己亥十一月十四日，《日记》，第89页。 (11)己亥六月初一日，《日记》，第58页。 (12)己亥九月十三日，《日记》，第63页。定刻信板的图案还有杖藜图、金鱼式椒石画，分别见己亥九月十三日、二十四日，《日记》第63、67页。 (13)周作人：《笠翁与随园》，《全集》第6卷，第754页。 (14)周黎庵：《周作人与〈秋镫锁记〉》，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16)戊戌十二月初七日，《日记》，第20-21页。 (17)[清]朱彝尊：《明诗综》，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九十六。 (18)周作人：《〈知堂杂诗抄〉旧序》，《全集》第13卷，第114页。他在《〈儿童杂事诗〉序记》中也说“我本不会做诗”，《全集》第9卷，第676页。 (19)己亥十一月初七日，《日记》，第87页 (20)己亥十二月初四日，《日记》，第97页。 (21)庚子四月十八日，《日记》，第138页。 (22)如戊戌十二月十七日日记中记载：“得一对，曰：独立小桥，人影不随流水去；居邻野寺，钟声时逐晚风来。或对：孤眠客邸，梦魂时逐夜潮回。亦佳。”《日记》，第2页。 (23)辛丑二月廿九日周作人“赠藕人石镇纸一枚，洋笔一支”，《日记》，第215页。 (24)辛丑十二月廿九日，《日记》，第280页。 (25)《儿童杂事诗·乙之十五·王季重》称赞明人王思任重视儿童玩具有句“谑庵毕竟多情味，多买刀枪哄小儿”，王仲三笺注：《周作人诗全编笺注》，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27)周作人：《北京的茶食》，《全集》，第3卷，第377页。 (28)周作人：《喝茶》，《全集》，第3卷，第569页。 (29)周作人：《自己的文章》，《全集》第7卷，第350-351页。 (30)庚子四月初六日，页眉上书，《日记》，第133页。 (31)庚子四月十三日，《日记》，第136页。 (32)辛丑二月初三日，《日记》，第202页。 (33)(63)庚子九月十九日，《日记》，第170页。 (34)辛丑十二月廿二日，《日记》，第278页。 (35)(42)周作人：《乌篷船》，《全集》，第4卷，第797、796页。 (36)庚子三月初八日，《日记》，第122页。 (37)庚子三月十四日，《日记》，第123页。 (38)庚子四月廿六日，《日记》，第140页。 (39)己亥正月初八日，《日记》，第34页。 (41)周作人：《济南道中》，《全集》，第3卷，第421页。 (42)庚子三月初七日，《日记》，第121页。 (43)庚子五月十三日，《日记》，第144页。 (44)庚子六月廿三日、辛丑三月十一日，《日记》，第150-151、293页。 (45)辛丑五月初八日，《日记》，第237页。 (46)辛丑二月初七日，《日记》，第204-205页。 (47)戊戌十一月初八日，《日记》，第11页。 (48)(56)戊戌十二月十八日，《日记》，第25页。 (49)己亥二月十一、十二日，《日记》，第43页。 (50)己亥十一月十二日，《日记》，第88页。 (51)辛丑六月十三日，《日记》，第243页。 (52)(62)壬寅五月初九日，《日记》，第342页。 (53)戊戌十一月廿六日，《日记》，第14-16页。 (54)戊戌十二月十八日，《日记》，第24-26页。 (55)戊戌十一月廿六日，《日记》，第16页。 (57)同上，《日记》，第26页。此处评点后又被墨迹涂掉。 (58)戊戌十一月廿六日，《日记》，第15页。 (59)在戊戌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页眉上，周作人于辛丑二月初六日加了两处评语。《日记》，第25页。 (60)周作人在辛丑正月二十一日重订戊戌日记时所书，《日记》，第13页。 (61)辛丑二月十一日，《日记》，第301页。 (64)己亥正月二十九日，《日记》，第41页。 (65)周作人：《〈桑下谈〉序》，《全集》，第7卷，第702页。 (66)周作人：《杜牧之句》，《全集》，第6卷，第738页。 (67)废名：《枣》，王风编：《废名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86页。 (68)康嗣群：《周作人先生》，《现代》第四卷第一期十一月号，1933年11月1日，第16页。 (69)(72)周作人：《〈秉烛后谈〉序》，《全集》第9卷，第153、154页。 (70)如《〈药味集〉序》(《全集》第8卷，第627页)、《〈风雨后谈〉序》(《全集》第9卷，第10-11页)。 (71)《〈药味集〉序》，《全集》第8卷，第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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