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的生计与幽韵——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与论文,生计论文,文人论文,陈继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小引
上学期（2001年2-7月），我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研究”专题课，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希望出版讲课稿，于是请学生做了录音整理，然后再由我剪裁成文。这回提供的《文人的生计与幽韵——陈继儒的为人与为文》，便是其中的一章。因出版社希望呈现课堂活跃的气氛，保留原先的闲文与穿插，不做过多的修整，故显得不够严谨与丰腴。再加上课堂讲授不同于个人著述，不能不更多考虑听众的接受能力，往往是清晰有余，而深入与厚实不足。但借助明清十五家（归有光、李贽、陈继儒、袁宏道、王思任、徐弘祖、刘侗、张岱、傅山、黄宗羲、顾炎武、全祖望、姚鼐、汪中、龚自珍）文章，呈现三百年间（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散文发展的大致脉络，并引起学生对这一古老文体的兴趣，是本课程的主要目的。
在中国文学史上，散文乃最常见、地位最显赫、边界最模糊，因而也最不容易界定并准确描述的文体。曾经风光八面的古典散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急剧衰落，只是由于三十年代以及九十年代的两次崛起，方才让我们注意到其生命力远未衰竭。相对于诗歌、戏剧、小说，散文之不受学界重视，既有今人文类等级观念的偏颇，也受中外理论资源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古典诗歌的理论阐释，前景相当开阔；而散文的研究，则仍处在体会与感悟阶段。这也是我跨越边界，为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开设明清散文课程的缘故。在我看来，千古文脉并未完全断绝，其中的沉浮与曲折，值得认真探究。
选择明清散文，而不是面貌较为清晰的秦汉、六朝或唐宋文章，基于我的个人趣味，但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印记。因强调个性解放而表彰独抒性灵，因批判理学与礼教而排斥桐城文章，因痛恨八股而欣赏小品等，这些五四新文化遗产今日仍在发挥作用。但三十年代周氏兄弟等关于晚明文章的争论，起码让我们对明清之文的复杂性有较为清醒的了解。而今日学界对晚明文人的做派及文章，尤其是对清代堂堂正正的学者之文的理解，已经明显超越五四新文化人的阐释框架。
至于讲述时倾向于针对具体对象，夹叙夹议，而不是预先建立理论框架，然后展开所谓的宏大叙事，乃是有感于当代中国文学教育的流弊。百年西学东渐，“文学史”成为大学中文系的主干课程，学生们记得一大堆思潮流派以及作家作品，惟独缺乏自家的感受与体会。“不读书而好求甚解”，几成中文系学生的通病。尤其是才气横溢的北大学生（用王瑶先生的话说，有“才气”是好事情，但“横溢”就未免可惜了），喜欢高屋建瓴，指点江山，而不习惯含英咀华，更不擅长以小见大。于是，在教学中，我有意识地逆潮流而动，质疑世人建构体系的冲动，转而强调读书时的个人体味、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以及写作中的论证过程这些所谓的“细枝末节”。
考虑到学生们对明清散文普遍比较陌生，事先我编纂出版了包含长篇导读但不加注释的《中国散文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并指定每节课最低限度的研读篇目。讲授时，自然也就必须有所呼应。这一相对低级而且笨拙的教学方式，在以“方法”与“眼光”见长的北大课堂，也算“别开生面”。如此对症下药，虽不具普遍意义，但也隐约可以窥见当代中国文学教育问题之一斑——重理论阐发而轻个人体会，重历史描述而轻文本分析。我担心，长此以往，文学教育这一最具灵气与悟性的课堂，将变得像化学实验室一样严肃精确但枯燥无味。
在我看来，不只研究学术史，即便谈论明清散文，陈继儒也都是个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描述如此生气淋漓的人生与文章，似乎比我用简略的语言，粗线条地勾勒几百年间中国散文发展的脉络，要有趣得多。说实话，我更愿意从具体对象入手，步步为营，抽丝剥茧，将自家对明清散文的感觉与判断渗透其中。
李贽(1527-1602)和陈继儒(1558-1639)相差三十年，是紧相衔接的两代人。这两人，在当时以及后世，都被作为晚明小品的代表。一个李贽，一个陈继儒，恰好代表了晚明小品的两个极端。所以，放在一起来讨论，特别合适。
从晚明开始，如果谈小品，经常会李、陈对举。一定要说其间的分别，我愿意说一个是讲禅悦的斗士——李贽的反道学，有王学左派的背景，也有从佛学里发展出来的表达方式；一个是言悠闲的山人。都是对时下平庸的反叛，可二人的生活处境和发展路向大不一样。恰好俩人都喜欢讲“异”，而且都有有关“异人”的议论，那就从这里说起。
一、异端与异人
表面看，所谓“异人”，不外异于常人。可李贽的标举“异人”，是相对于传统的“中行”而言的。也就是说，他把“异人”解读为不理会社会常规的英雄、豪杰、狂者、妖人等。所以，思想史或文学史家一般都会从“异端”这个角度来谈论李贽。在李贽看来，那种依违，那种乡愿，是最不可取的。所以，他的发言立意，都是用一种极端的姿态来对抗主流社会。当然，这与李贽读书时别具手眼，能在常人认定毋庸置疑处发问，大有关系。
在《焚书》里，有一篇《读书乐引》，说的是天幸生我手眼，使我读书的时候，能见到别人见不到的东西。古往今来，读书论世，有人能见到皮面，有人能见到体肤，有人能见到血脉，有人能见到筋骨，而他呢？能洞见五脏，深入骨髓。所以，他看到的东西，别人一般看不到。这就涉及上节课提到的《焚书·杂述》中专论“识力”的那一则。那篇文章里，再三提到他过人的“胆力”，确实是有自知之明。有他那种眼光的，天下不止一人；但有深邃的目光而且用激烈的口吻把它表达出来，这才是李贽的特点。所以，仅仅说他能洞察五脏六腑，这还不够；必须说，用淋漓尽致的语调，把这种“明察秋毫”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不惜得罪天下人，甚至有点儿故意向天下人的常识挑战的味道，这才是我们所赞叹不已的李卓吾。正因如此，我们说他是异端。
而陈继儒的“标新立异”，则是另外一个路子。他也说“异”，但他的“异”只是异于常人。在他那本最负盛名的小品集《岩栖幽事》里，有一段自述，说他喜欢读异书，焚异香，且终生布衣，故客曰：“此亦天壤一异人。”其实，晚明文人中，读异书，焚异香，此乃常态，没什么了不起的。之所以敢称“天壤一异人”，主要在于终生布衣、傲视王侯这一点。换句话说，陈继儒在晚明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一布衣而得天下大名。
他也不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在两次赴考失败后，当机立断，急流勇退，过起隐居生活来。其实，考两次没考上的多得很，没什么好害羞的，尽可屡败屡战。在明代社会里，读书人的正途，当然是科考。两次三次考不上，还可以考下去，一直考到老。就像前面讨论的归有光，虽然科场上不太顺利，最后也还是在59岁那年中了进士，好歹也当过一任县令。李贽虽然反叛，早年也曾科举得志，当过好几年京官，还出任过云南姚安知府。像陈继儒那样，聪颖过人，读书有得，而又不愿去谋取一官半职的，确实很少。
在29岁那年，看透了科考把戏，陈继儒随即放弃举业，转而隐居昆山之阳。这个故事，后来被不断传诵，因而广为人知。我要追问的是，隐居昆山的陈继儒，在其后的五十年里，何以为生？更重要的是，一个不曾有过功名的隐君子，为什么能得享天下大名？对于陈继儒为什么选择隐居生活，后世有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台湾清华大学的陈万益教授，在《晚明小品与明季文人生活》那本书里，引了陈继儒临终时的遗训，值得注意：
启予足，启予手，八十年履薄临深；
不怨天，不尤人，百千秋鸢飞鱼跃。
一般认为，像陈继儒那样勤于结交王侯，而又得到下层百姓的拥戴，有钱有闲，无官无职，是活得很滋润的“山人”。没想到临死前，竟冒出一句话“履薄临深”。于是，陈万益先生进一步发挥：时世艰难，眉公只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苟全性命于乱世。
有两个例子，可以支持这一说法。陈继儒和东林党人顾宪成是好朋友，但顾宪成组织东林讲社时，他敬谢不敏。另外，魏忠贤的党羽在南京为魏忠贤建生祠，让有名的文人写文章，他也拒绝参加。你会发现，在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大事情上，他全都尽量往后退，避免湿鞋。所以，如果算总账，既无功，也无过。如此“履薄临深”，大是大非问题上从不发言，借以保持生活的安定与心境的平和，使陈继儒看上去不像一个不满现实的“隐士”，而是平和静穆的“逸民”。正是出于对平静安逸生活方式的主动追求，他屡征不起。这一点，跟我们所熟悉的唐人借隐为名，最后变成终南捷径大不一样。
陈继儒的特点，我想用三句话来概括：第一，坚卧不起。也就是说，真隐，而不是把“隐”作为一种获取功名的途径。第二，关怀地方。这是好多传记里提到的，值得注意。对朝廷大事不感兴趣，对地方的社会生活颇为关注。第三，一艺在身，自成事业。凭自己的手艺吃饭，比如说，他的书画鉴定，他的诗文，以及编纂畅销书。（笑）这是真的，下面我还会说到，他凭什么生存，而且活得很滋润，还能接济穷苦的秀才们。比如，他跟董其昌是好朋友，互相推崇，对文人画传统的形成有贡献。作为文人，陈继儒自有特长，可“学成文武艺”后，不再“卖与帝王家”，而是卖给愿意而且有能力购买的平民百姓、缙绅富豪以及地方官吏。这么一来，把自己降低为一个“手艺人”，而不是传统中国读书人那种“不出如苍生何”的伟大想象。
以上三点，乃陈继儒安身立命的基本态度。不过，我不太同意这便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因为，嘉靖至万历年间，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乱世”。读文学史的人，都知道魏晋年间，名士少有全者，所以会有嵇康、阮籍那样的表达方式。陈继儒的朋友，除了反魏忠贤的，比如东林党人，受到严厉的政治迫害外，大都还活得相当舒心。因此，眉公的“如履薄冰”，与其说是害怕政治迫害，不如说是注重人际关系，保留较大的回旋余地，避免得罪各种现实的与潜在的“衣食父母”。这一点，下面还会涉及。
在《檐曝偶谈》中，陈眉公说了一句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位晚明著名的山人。“不是闲人闲不得，闲人不是等闲人。”如何理解？不妨以《中国散文选》里的这则《花史跋》为例。
先看开篇：“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富贵人是也。”有三种人，不可能享受野趣、花果、草木。为什么？像牧童、樵夫，他们整天在山里面．不能享受野趣，那是为生活所逼。他们整天想的是怎么赚钱来养活自己，根本不会考虑你文人欣赏的野趣。你跟樵夫说，这儿的山林很漂亮呀；或者跟牧童说，你真幸福，很悠闲嘛，这都是鬼话。二十多年前，我到过肇庆的七星岩，那儿的山水挺漂亮的。当时，肇庆师专的同学接待我，我很高兴，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生活很幸福。”被他们嘲笑了一通。他们说，你不想想我们这里是穷山恶水。外地人只看到山青水秀，不会问这里物产如何；而如果物产不丰饶的话，这里的人何以为生。
另外，对于卖水果和运水果的人来说，即便水果坏了，也都不敢尝。你说他为什么不尝鲜？还不是为了生活。要是水果都被自己吃了，那还怎么赚钱。所以陈继儒说，这些牙贩菜佣，没办法了解水果的味道。
第三种人，“有花木而不能享者，富贵人是也”。园里种了很名贵的花木，但是无法鉴赏。不是没钱，而是没这个心；贵人整天想的，或者是官，或者是钱。而享受花草树木，需要有悠闲的心境。
陈继儒在这里想说的，是两种人不能悠闲。一种人为生活所迫，没办法悠闲；第二种人为金钱、功名、利禄所诱惑，也没办法悠闲。偶尔瞥上一眼，也会很高兴，但无法真正进入花木的世界，不能真正地理解野趣，或者说体会大自然的神韵。
《花史》是陈继儒的朋友王仲遵撰写的一本书，二十四卷里面专门讲古今谈花种树的韵事。陈继儒在《花史题词》里提到，这书可以当农书读，可以当种树书读，读此史者，可以长世，可以经世，可以避世，可以玩世。但如果是肉食者，可就不能解其味了。接下来说，如果你性情相近，又整天仰卧在树林中间，仔细地观看花开花落，把它跟千万年的兴亡盛衰等同起来理解，那么，二十一史就和我眼前这册《花史》是一样的。这里所表达的，是晚明山人鄙视政治、追求田园趣味的生活理想。因而，他特别强调，两种人，一类为生活所迫，一类为富贵所诱，都不能够真正理解田园的情趣。
这个思路，后来被很多人接受。清初的张潮有句名言：“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之所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这两本书里面，将此“悠闲”理论发挥到极致。而且，林语堂还企图用它来医治美国人的忙碌。这两本书是用英文写的，在美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总的指导思想就是，用道家哲学，用明清文人的生活趣味，来针砭、批评美国人或者西方世界对于日常生活的缺乏鉴赏。当然，在具体论述中，未免把中国人给理想化了。比如，其中一节的标题是：伟大的悠闲者——中国人。（笑）诸位都知道，现在的中国人，没有那么多悠闲。但是就中国文化本身而言，尤其是明清的江南文人，他们的生活确实是非常精致的。后来因各种条件变化，比如战乱，比如朝代更换，比如社会变迁，文人生活日渐贫困；到了需要为日常生活而奔波，自然悠闲不起来了。以后呢，这种所谓“精致的生活”，“伟大的悠闲”，基本上就失落了。到了最近十年，温饱问题解决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下班后急急忙忙去跳舞，或者假日里紧紧张张去旅游。所谓的“休闲”，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点缀。可大致说来，有了“休闲”的行为，但仍缺少“悠闲”的心境。
另外，林语堂遵循陈继儒、张潮的思路，再三提到，悠闲和隐逸不太一样。可以说，隐士主要是指一种心态，一种气节，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至于有无高深的文化修养，无所谓。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闲人”，不止是心态，还有心境，财力，教养。所以，所谓的“闲”，是有文化的闲，有教养的闲。这样的话，你会发现，“悠闲”其实并不简单。
这样，把李贽和陈继儒对照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两个人的“异”都是跟时世不和谐，跟世俗不同步。问题在于，陈继儒跟别人不一样，而能得享天下大名，得到天下人的喜欢，这就不容易了。要说陈继儒的“异”，主要是“异”在这个地方。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异”，其实是“同”，即它满足了一般人“逾规而不越轨”的心理需要。表面上是跟世人隔绝，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意味，但这种姿态“无伤大雅”，并不挑战主流社会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上自朝廷命官，下至平民百姓，都能接受，也都能欣赏。这与李贽的斗士姿态被普遍拒绝，恰好形成鲜明对照。
一般人认为，陈继儒隐居昆山，是出世的。但在我看来，他是颇想入世的。因为他洞悉世态人情，用出世的姿态来吸引一般公众，以此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再来看李贽，他老爱挑刺，批判伪道学等，如此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理念，这才是不通世故。李贽到死的时候，还坚信自己“有益圣教”，被人家抓起来审判，还再三跟人家争辩。这使我想起鲁迅在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的那篇演讲中，提及嵇康、阮籍，说他们不信礼教，反对礼教，那是因为他们太信礼教了。回过头来看李贽，这位很入世的李贽，其实反而远离世俗。
以上，略为分疏李贽、陈继儒几乎不可同日而语的“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