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改名风”的不科学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性论文,情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科委在1992年9月15 日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宣布：经国家科委研究决定：从这次会议开始，将“科技情报”改名“科技信息”。据此，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改名为国家科委“科技信息司”，“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1]此后， 不少单位和个人统统把原称的“情报”改称“信息”。许多省、市的“科技情报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以及大学的“情报学系”分别改名为“信息所”、“管理所”、“文献信息中心”以及“信息系”、“信息产业学系”、“信息管理学系”等。这股“改名风”使我国正在发展成熟的情报学经受沉重的打击，并引起情报界不少的争议。总的来说，主要有以下观点和做法：[2]
第一，完全赞成改名的做法，认为“情报”改为“信息”是非常正确的。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可避免人们把“科技情报”和“科技信息”误解为两个不同的事业，搞重复建设；二是“情报”概念的外延比“信息”小，会束缚科技信息事业的发展；三是沿用“情报”概念易与“谍报”混同，造成误解。
第二，赞成“情报”改名，但又认为改称“信息”不妥。对此产生了五种观点：一是主张把“情报”改名为“情报信息”。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主办的刊物《科技情报工作》1993年起改名《科技情报信息》，便是典型例子。二是主张把“情报”改名为“信息管理”。如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许多大专院校，都把原来的“图书情报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学系”。三是主张把“情报”改名为“信息咨询”。四是主张把“情报”改名为“资讯”，理由是台港地区和新加坡等华人地区已流行此术语。五是主张把“情报”改名为“资信”。认为就字面讲，“资信”可表示为“资料信息”、“资源信息”或“信息资源”的压缩形式。
第三，不赞成“情报”改名，认为没有必要统统把“情报”改名为“信息”。如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学院”以及不少刊物，如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图书情报工作》、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会刊《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等，至今仍沿用原名。主要理由：一是认为“情报”不等于“信息”，科技“情报”或图书文献“情报”这个行业客观存在，与本义面向通信行业的“信息”、“信息工程”有不同的内涵；二是我国高校所设的图书情报学系（专业）、科技系统所设的科技情报部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设的社会科学情报部门已颇具规模，而且，作为“情报学”这门学科也正在发展中。如果“情报”改名“信息”，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工作中都会产生混乱和不必要的麻烦。
笔者对“不赞成情报改名”的观点颇有同感，认为“情报”改名大可不必，理由有三：
第一，“情报”改名引起了理论上和实际工作的混乱。
首先，在理论界引起争议。情报科学在我国已发展了几十年，建立了较为成熟和严谨的理论体系，具备了一级学科、分支学科和具体的知识结构，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研究方法和操作手段，而信息业在我国则是近20多年来才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行业，两门学科各有其定义、规律性和特定的范畴。虽然有人说这两者是“大小说”、“同心圆”和“母与子”的关系，但它们毕竟不能完全等同，现在牵强地划上等号，造成概念不清、理论混淆等问题。
针对改名问题，出现了主张改、不主张改和主张部分改等三种不同观点和争论。理论的混淆，导致了实际工作的严重混乱。例如，近年来在一些报刊杂志和出版物中，即使是同一类文章，有的用“信息”这一术语，有的用“情报”这一术语，更有将“情报”和“信息”并用来指代同一个概念的。
其次，造成性质和职能相同的机构名称混乱。本来是同样性质和职能的机构，现有称“情报所”的，有称“信息所”的，有称“管理所”的，有称“信息中心”的，有称“文献情报中心”的，还有称“文献信息中心”的，五花八门，各取所需。在一些大专院校，某些课程相近似的系，有的叫“情报学系”，有的叫“信息系”，还有的叫“信息管理学系”、“信息产业学系”，等等。似乎名称越时髦越好。总之，改名引起了从未有过的混乱，在工作上和使用上造成了不少麻烦，令人无所适从。
50年代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三级情报网络，包括国家一级的情报所，中央各部局及各省市一级的情报所，还有地、县一级的情报所等。这些情报所均以文献工作为基础，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逐步树立起了自己的信誉，有一定的影响面和用户面。改名之后，这些情报所都将与近年来成立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信息公司相提并论，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3]
第二，主张改名的理由站不住脚。
如，说是为了避免人们把“科技情报”和“科技信息”误解为两个不同的事业，搞重复建设。笔者认为“科技情报”和“科技信息”本来就是两个紧密联系的不同概念和不同行业，不存在什么误解。
再如，说是“情报”概念的外延比“信息”小，会束缚科技信息事业的发展。笔者认为，说“情报”概念的外延比“信息”小没错，说会束缚科技信息事业的发展毫无道理，相反两者之间起着互相促进的作用。
又如，说是沿用“情报”概念，易与“谍报”混同，造成误解。我们认为：谍报本身就是情报的一种；不能因为在台港和海外某些地区将“情报”理解为“谍报”而放弃学科名称的科学严肃性。正如张琪玉先生所言：“自然语言有国家和地区的特点，例如台湾用‘资讯’，相当于大陆的‘情报’，这种不同主要应通过互相沟通的办法，而不能使用改名的办法去解决。”[4]实际上，在当今的科技、经济竞争中， 尤其是在国际市场上，情报战（当然包含间谍战）已是公开的事实，特别是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千方百计获取竞争对手的科技、经济情报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冷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已明确地将工作重点从政治、军事领域转移到对其盟友进行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情报的获取与防范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重点不同从前了，难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应改名吗？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回避“情报”这个名词。明确信息的一般性涵义，保持情报的特殊性指称，对我国信息事业的发展和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以及正常情报工作的开展都将大有裨益。[5]
第三，国家没有强令“情报”一律改名“信息”。
作为一个行政机构，出于某种实际工作的需要，将名称改一下，本是顺理成章、无可非议的事。1992年国家科委只宣布把“科技情报司”改名为“科技信息司”，把“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改名为“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这是一种行政行为，而非学术行为。在这里，我们也发现国家科委并没有要求全国统统把“情报”改为“信息”，更没有建议把“情报学”改名“信息学”。当时国家科委科技情报司司长刘昭东曾在会议上做了说明：“其他单位是否改名问题，拟由各主管部门自行决定。”[6]那么，为什么会后出现了一股争先恐后的改名风呢？ 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的有两条：一是受到某些非学术性的行政干扰；二是中国几千年唯上思想、随大溜作风的影响。
情报学更名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学术问题，理应由情报界共同商讨，在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的前提下，由集体研究决定，而不应采取简单的办法。正如我国情报学界一些专家说的：“对学科名称的更改，则必须持慎重态度，不能搞长官意志，更不能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学术刊物的名称也应力求保持相对稳定为宜。”[7] “有人提出用‘信息学’取代‘情报学’的论据是不充分的……”[8]； “情报与信息不是等量同质的东西，不能画等号；情报学与信息学是不同性质的学科，也不能等同视之。”[9]“情报学经过国内外专家的苦心构建， 已经具有了一级学科结构、分支学科结构、具体知识结构，应在此基础上继续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促使它更稳定、更成熟才对啊！”[10]王崇德教授生前也主张对一个学科的名称应“约之以命”。[11]既然情报学这个名称在我国已叫了几十年并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承认，已经约定俗成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改变它呢？我们又何必人为地去自找麻烦，去制造混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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