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想家在社会思潮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_社会思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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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12.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968(2011)06-0011-03

社会思潮的发生与发展和思想家的作用密切相关,作为思潮核心主体的思想家,其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直接影响着思潮的起落消长。

一、思想家推动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社会心理与意识形态是构成社会思潮的基本要求。社会思潮集中表达部分社会成员共同的社会心理和利益要求,是部分社会成员对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共同“认可”或“期待”。马克思曾指出:“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①但社会成员的心理共识只是思潮产生的一个原因。思潮的另一个重要组成要素是思想理论体系,即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作为抽象的完整的理论概括,要由具有概括能力、表达能力、富有远见的思想家来完成。社会思潮是自觉的理论创造活动之一。创造源于思想家的专门努力。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统治阶级的思想时指出:“在这一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②列宁从社会先进知识分子富于理论创造的角度指出:“‘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③总的来说,思想家的理论创造集中体现在对部分社会成员心理意愿的把握和提升上。思想家敏锐地觉察社会心理的新动向,并自觉地进行理论创造工作,提出切合社会心理要求的思想观念体系,并通过在群众中的传播,使之发展成为社会思潮。这也是思潮发展的重要前提。

作为先进思潮的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说明了思想家在思潮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毫无疑问,工人群众会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不可能自发地创造出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就需要无产阶级思想家(包括一些领袖)的理论创造。马克思恩格斯天才的理论创造和革命活动,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在列宁之前,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积极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李大钊外,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李达、陈望道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总体上说,知识分子群体对社会思潮的产生、传播与发展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近代以来,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用极大的热情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宣传新思潮,反对旧政治,许多仁人志士为此献出了生命。列宁指出:“知识分子之所以叫作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④对知识分子关于社会问题的敏锐洞察力瞿秋白有着深刻解读,他说:“个性孕育在社会里,他受当代社会心理的暗示,他亦受当时社会里阶级斗争的影响。学者能发见当时社会里所已有的问题,虽然大家还视为当然的事,他却能发疑问;然而他不能制造出社会所没有的问题。”⑤

二、广泛的社会心理与社会经验是思想家推动社会思潮发生发展的前提

只突出思想家的作用是片面的。社会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只有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才能准确把握社会思潮中的思想家与所代表的社会成员的关系。

思想家是从包括其个体经验在内的更大范围的社会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加工和理论创造的。思想家理论性地加工感性材料时,加工的决不只是加工者直接用自己的眼睛看到或用手触摸到的东西,还包括部分社会成员的经验总和,是对更为广泛的感性材料的直观。思想家的理论创造与广大社会成员心理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既促进思想家进行理论提升、促进社会思潮的产生,也制约着思想家的理论再造和社会思潮发展。比如,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与先进社会思潮既有相统一的一面,也存在不协调的情况。一方面,社会成员的心理期待为先进的思想家思考宏阔的历史命题提供了最直接的养分和依据,思想家理论提升的冲动恰恰反映着社会诸多民众的情绪、要求和呼声;另一方面,由于“站得高”“望得远”的先进思想家及先进的思想体系与普通社会成员的情感等心理意识存有一定差距,这些心理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还有着历史局限性,这种差距对思想家的理论创造冲动是无形的限制,同时这种差距所形成的巨大惯性又使思想家和先进思潮的发挥空间受到限制。思想家和社会民众就在这样的“博弈”中,使思潮在跌宕中发展、在曲折中前行。

对于正确认识客观实际,正确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家来说,他们的思想由于顺应社会发展大趋势,因而最终是与广大人民群众意愿和利益相一致的,因此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传播、成为富有生命力的社会思潮,甚至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诚如恩格斯所指出:“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⑥思想家只有与群众相结合,思潮才会真正发展起来。简而言之,社会成员和思想家等核心人群在思潮发生发展的作用上互为补充。李大钊认为:“‘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穷。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渐渐证实了。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运动的先驱者。”⑦社会成员个体接受某种思想主张,既有理论上的共识,也有情感上的吻合。客观上说,能够在思想理论上达成共识的,往往是少数思想家或学者,而大多数社会成员则是以情感、信念为基础接受某种思想主张,使之具有广泛性、社会性。前者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代表人物或“弄潮儿”,后者则成为社会思潮的主要载体。但“载体”是“弄潮儿”的“土壤”和“同盟军”,对于社会思潮这样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意识现象而言,广大社会成员的作用是更为根本的。

三、思想家推动思潮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途径

思想家在社会思潮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往往利用社团、学会和报刊开展社会活动,推动思潮生长。我们以“五四运动”前后思想家推动思潮发生、发展的途径为例来进行说明。

思潮汹涌的“五四运动”前后,社团活动十分频繁。新文化运动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他们逐渐以社团的形式组织起来,研究问题、寻找出路,形成了追求真理、追求解放的热潮。

在这些社团中,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新民学会”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社团。这个学会进行了广泛的革命活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是一个战斗性的革命组织,在“五四运动”和反军阀斗争中,实际上发挥了领导湖南地区革命力量的核心作用,并从中产生了一批优秀的革命战士和共产党员。随后成立的武昌“互助社”、天津“觉悟社”、江西“改造社”和“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社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培养了干部。除“新民学会”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外,还有一种实验半工半读的新生活的小组织,如当时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现的“工读互助团”。这些社团也秉持着某种主义,推动着某种思潮的发展。众多社团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的迭起与社团蜂拥出现有密切关系。

思想家们开展的学会活动也是推动思潮发展的重要途径。学会实际上与社团同义,只是组织上更松散一些。1895年以后,随着政治改革的开展,学会大兴。据统计,1895-1898年间约有76个学会组织。清末思潮纷起与学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学会这种组织并不需要很多人力与物力,只要一群知识分子有此意愿即可成立。因此,就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而言,学会在当时的重要性不亚于报刊杂志与新式学校。⑧学会对思潮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报纸、刊物也是思想家推动思潮发展的重要渠道。五四时期报刊数量激增。根据当时《中国年鉴》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有1134家,而1917年美国人伍德布里奇在《中国百科全书》中给出的数字是2000家。据胡适的估计,仅1919年,全国新创办的报刊大约就有400种。⑨被称为新思潮的“总发动机”的《新青年》,即由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封建迷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新青年》的撰稿人主要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成为培育新思潮的重要土壤。此时的刊物也纷纷以表达某种新思想新观念为己任。《新青年》的发刊词说,“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新青年”应当分析此等流派之渊源,指出社会情绪变动的根由。⑩《每周评论》的发刊词说:“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11)1919年1月1日《新潮发刊旨趣书》说:“‘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很重视刊物的重要作用。恩格斯指出:“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机关报。”(13)马克思称赞自由出版物:“无所不及,无处不在,无所不知。”(14)毛泽东、李大钊、瞿秋白、陈独秀等人或亲自创办报刊,或利用报刊宣传马克思主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1923年底在广州发表演说时指出:“革命成功极快的方法,宣传要用九成,武力只可用一成。”(15)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种现象:一些思想倾向相近的人逐渐聚集在某些报刊周围,这些报刊正在成为某种思潮的“隐性”阵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为思想家和社会思潮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思想家利用互联网对思潮产生的推动作用不可估量。在当代中国,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这种作用越来越突出。各种倾向不同的思想性网站、论坛、个人博客已越来越成为思潮发展的重要平台,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出了传统媒体。思想家、普通社会成员通过互联网实现了有史以来最直接最广泛的沟通。

思想家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即所谓“集会”,对推动思潮的发展也有很大影响。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历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各种学术讨论会和交流会成为各种社会思潮言说“兴奋点”的平台,吸引着公众的注意力。自真理标准讨论伊始,针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问题,不同理念的知识群体纷纷举办学术研讨会、政策研究会或报告会,发表专题报告等,阐述各种政策主张,构成不同思潮互相激荡的图景。

思想家还往往借助各类社会热点推动社会思潮发展。社会热点是思潮发生发展的“催化剂”。从历史的长过程来看,重要的思潮往往围绕历史前进的主题展开,而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重要思潮则通过各类社会热点体现。所谓“热点”,都是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变化,往往是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有着内在根据,看似偶然,实际上有其必然,体现着在社会生产中各个领域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和群众生活中的热点。植根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社会思潮,必然与社会热点紧密结合。

社会热点庞杂,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初起乃至泛滥,就充分利用广受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腐败现象滋生、通货膨胀等抨击中国现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医治药方”。目前,这些“热点”仍然是自由主义思潮借题发挥的重要“道具”。进入90年代以来,各类思潮的思想家继续利用改革开放不断推进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社会热点做文章。不同思潮的思想家从各自角度对这些热点做出迥然不同的解读。热点因思想家们的“炒作”更热,热点被放大的同时,思潮的影响力也得以提升。因有思想家的参与,一个不被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可能成为广受关注的热点;一个社会热点因思想家的参与则有可能“爆炸”,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甚至一位思想家也可能因为积极参与热点问题,本身成为了社会热点。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对一个广受关注的热点发表意见,不能说这些人都在推动某一思潮。但是从现实情形观察,对社会热点较为引人注目的解读往往都体现了某种具体思潮的核心理念。这一点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热点是思潮运行中的“加油站”,为思潮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也就是说思潮可以“就事论事”,这些“事”都是重要的理论热点、社会热点、政策变动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发言,阐释和传达本思潮的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扩大影响。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5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9页。

③《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26页。

④《列宁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324页。

⑤《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58页。

⑦《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8页。

⑧⑨参见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陈羽水主编:《思想与学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305页、303页。

⑩(11)(12)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一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8页、391页、39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15)《在广州对国民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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