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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 译
（一）序论——构想中国小说史时的问题点
1923～1924年出版的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享有名著的美誉。关于它成为名著的原因我将在下文论述，在此我想先提及的是，可以说其后尚未有人写出超越它的中国小说通史。在这半个多世纪之间，即中国的解放后、日本的战后这一时期里，中国文学研究飞速发展，研究者数量也大大增加。而在有关中国小说史领域新资料的发现和其利用这些方面，理应具备鲁迅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便利条件。尽管如此，却没有产生基于完全属于个人的小说观、历史观的中国小说史这种形式的成果（在中国，从五十年代开始，由若干大学或研究所组织了写作组，以集体写作的形式撰写了多种文学史和小说史）。
造成这样的事实、这样的现状，可以认为有着中国小说史领域中特具的理由。简言之，这一理由就是“组织与执笔中国小说史时的难点”。当然，在以历史眼光通观中国文化之时，无论涉及到哪个领域，其时间之长、文献资料之多都构成巨大障碍，使人难于着手；但是在组织小说史时，却伴随着异于其他领域的难点。
这一难度起因于中国的“小说”这一语词具有两义性。
《辞海》（三卷本，198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小说”项下有如下解释：“文学的一大样式。它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具体地描写人物在一定环境中的相互关系、行动和事件，以及相应的心理状态和意识流动等。以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生活。小说的叙事角度灵活多样，描写、叙述、抒情、议论等各种表现手法可以兼收并蓄，也可以有侧重；一般以刻划多种多样人物形象为反映生活的基本手段。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志人之作，以及传奇讲史等都是小说发展的先河。后来有话本小说、章回小说等。小说在近、现代文学中极为发达。按其篇幅长短及内容广狭，分为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重点号为笔者所加）《辞海》的这一解释，作为概念规定很得近代之后文学中“小说”这一体裁的要领，可以说它适合于解释几乎世界各国的小说。只是有必要注意到，这段解释中包含着中国“小说”具有的特殊性问题，这就是“在中国古代……都是小说发展的先河”这一说明。的确，神话、传说、街谈巷语，志怪、志人、传奇、讲史等资料，作为小说的“先河”在小说史中应确定其位置，现在这已成为常识；但是问题在于，从《汉书·艺文志》的“诸子略”中提出的分类以来，中国已经存在“小说家”或“小说”这一术语了。即是说，在作为近代文学中一种体裁的小说出现以前，而且是在很久以前，以“小说”之名称呼的文献资料就已存在了。的确，在以近代意识构想的小说史中，这些文献资料毫无疑问地起到了“先河”的作用，但是在中国，在很长时期内，它们一直被作为“真正的小说”来对待。
于是，在考察中国小说史源流时，一方面要探求近代概念的小说源流，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关心在中国什么样的文献古来即被称为小说这一问题的特殊必要。所以说这正是我们在构想中国小说史时所遇到的复杂性与难点。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原则上探求中国传统的、古典性概念中的“小说”的源流。鲁迅首先从“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谈起，进而在第三篇论及“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由此确认中国的史家如何对待“小说”、历代的图书目录将什么样的书籍收录为“小说”等事实，并显然是试图在这样的框架之内构想小说史的。当然，由于鲁迅涉及的小说史资料下限为“清末谴责小说”，近代概念所确认的小说无法充分进入他考察的范围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鲁迅也同时意识到仅靠处理中国传统上称之为“小说”的资料并不能完成中国小说史的建构。其证据之一就是第二篇《神话与传说》。
在中国，神话与传说并不是作为系统性的故事、以集中整理的独立书籍的形态（像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那样的形态）流传下来的，原来也并不一定被作为“小说家”的作品对待，它们被混同编入以至散见于经、史、子、集各个文献中。鲁迅追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由稗官采集的“小说家”之言、即“街谈巷语”的渊源时，便最终追溯到神话与传说——他根据这样的想法与逻辑将《神话与传说》置于《中国小说史略》的开头部分。虽然神话与传说仅为构成中国小说史渊源的部分体裁，但鲁迅将基于中国传统概念的“小说”与近代概念所指的小说统一把握来构想中国小说史，这在二十世纪初堪称卓见。
今天，当我们在鲁迅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考虑中国小说史时，便产生了这样一个疑点：在神话与传说之外，中国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无以计数的大量文献资料中，是否还有应视为中国小说“先河”的资料呢？这一疑点进而归结为一个问题：尤其是对于中国小说史的萌芽期，应基于什么样的资料、如何加以构想？
我想尝试着解读一下1978年刊行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在这本书中，第一章《中国小说溯源》里有第一节《上古神话传说》、第二节《先秦寓言故事对小说的影响》、第三节《先秦西汉历史散文对小说的影响》相并列，明显扩大了小说史的视野，试图在近代小说概念的基础上把握中国小说的源流。即是说，在此不仅涉及了鲁迅举出的神话、传说，而且在《孟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等所见寓言故事类中找到小说的萌芽，同时，也论及《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历史书籍的叙述方式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现代中国的小说研究，一方面面对近、现代小说在小说史中占有很大比重的事实，另一方面又有西欧诸国与日本的文学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因而从它的研究水准来看，取得这样的成果是必然的。无论如何，这种小说史方法，比起鲁迅在原则上于传统的“小说”框架之内构想中国小说史的方法来有很大差异，在此可看出小说史研究的进步与发展的轨迹。
但是，一旦确认了这样的小说史方法，我们便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构想与写作中国小说史时的第二个难点，即为了论述中国小说的源流、萌芽期，必须探求汲及到经、史、子、集所有领域的资料。这些领域初看起来似乎并不存在与小说史有关的资料，但稍微扩大一下小说研究的视野，它们竟一变而为无边无际的泥沼，使探求者苦苦挣扎，难以脱身。
在构想中国小说史时，伴随着上述两大复杂之处与困难之处。但是，明知这种复杂之点与难点将会增加，我仍要提出一个有关中国小说史、特别是其萌芽期的新的视点，以就正于小说史研究的同行。
我在此试图提出的新视点，就是中国小说史中的虚构文学的传统这一新视点。
（二）汉赋在小说史中的意味
在上一节中曾介绍过《辞海》有关“小说”概念的解释。读一下日本的国文辞典的相应解释，则赫然可见诸如“基于作家的想象力构想力”、“依作者的想象力加以构想，并渲染夸张事实……”、“作者凭借自由的方法与风格……”“以散文写作的虚构故事”等等说法来解释近代式“小说”的特征。即指出了近代文学中小说这一体裁具有一个共通的特征——它不是事实的单纯记录，而是展示了作者欲表述的思想与感情的故事，这一展示是通过具有个性的作者依自由的构想力创造出来的作品世界（虚构）完成的。换言之，“虚构”可以说是规定近代的小说概念的关键词语之一。
那么，采用如上所述的这种由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来展开故事的形式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中是何时出现的呢？这就是中唐期（八～九世纪）出现的所谓“传奇”。这一批作品有能确认的特定作者，他们意识到读者的存在，在虚构中展开故事，向读者宣传自己的人生感觉与世界观，或者爱憎、各利等抽象观念；这些作品虽然朴素，却可以说具备了与近代小说概念极为相近的特征。如果说中国小说史上到了“传奇”才出现了真正的小说，这恐怕是恰如其分的吧。
那么，如此借虚构表达作者思想与感情的文学形式，在中国是直至唐传奇才突如其来地出现的，还是这样的传统在古来的文学活动中一直存在着的呢？追究一下这个问题，恐怕能有效地论证中国小说史的源流吧。关于这一点，上文所引北京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小说史》有如下论述：“寓言故事虽然不是小说，但它为小说的创作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艺术经验。首先，寓言的讽刺艺术影响着后世的讽刺小说。其次，寓言故事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又开创了虚构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法（重点号为笔者所加）。”（该书第14页）在此，先秦寓言被视为虚构文学之蒿矢。的确，先秦的思想家与游说家们为使对方理解自己的思想与策略，从而说服对方而使用虚构和譬喻的寓言类文章，毫无疑问可视为虚构文学的原始形态。但是，这些寓言中的多数极可能不是讲述它的思想家的个人创作，而是在此之前就存在于民间并被讲述的故事。即使它们是思想家们的创作，我们也无法确证这一点。
还有，《左传》与《史记》等历史著作的叙述也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记录，其中必有若干虚构的成份，也正因如此，它们才放射出普遍真实的光彩，加深读者的感受。并且正因如此，这些历史书被作为“历史文学”加以评价。但是，确定这些历史著作的记述中何为事实记录、何为小说性虚构，却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这里，我想尝试着为下面这种古代作品群体在小说史中确定位置：它们是由具有个性的某一特定作者有意识地设置虚构来展开故事，以表述自己的想法，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虚构文学、虚构性创作。这一作品群体即是汉代的“赋”。
关于汉赋的形成，日本中岛千秋的《赋的形成与展开》（1963年，关洋纸店印刷所）中有详细论述，其中有关小说史问题的看法引人注目。他认为，尽管人们肯定战国时代的散文是《楚辞》、汉赋的温床，但已有的研究对于这一点却未加以深入考察。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岛以战国诸子（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荀子、纵横家等）的文章为主要对象，举出具体事例论述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如何成为《楚辞》与汉赋的母型，并指出这些诸子文章具备了用以说服对方的“说服文学”的形式特征，而这种形式特征为《楚辞》与汉赋所继承（见该书第113-114页）。
同时，该书还指出：汉赋作家贾谊、邹阳以及东方朔、枚皋等人，本来立志于游说，只是在游说家们难于活跃的客观条件下，他们的言论不得不向俳谐方面发展，身份也转向宫廷的帮闲僚臣；即他们不得不将才能倾注于赋的创作（该书第293页）。这一论述在为汉赋确定其在小说史萌芽期中的位置时，极富于启发性。中岛此论的启示在于：初看起来绚烂华美、属于正统的宫廷文学的汉赋，实际上却可在稗官称道的街谈巷语的延长线上找到它的位置；因而可以认为赋与中国古代一向所说的“小说家言”也并非无缘。
另一方面，从汉赋的内容来看，其基本特征是文人个人的述志之作；包含着讽刺与俳谐的要素；在多数情况下以虚构方式来展开故事情节，等等。考虑到上述特征，我们有可能在汉赋中发现近代文学中小说的母型。
基于上述观点，我想在下面举出一个具体例证，并将其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个作品加以阅读。
（三）作为虚构文学的《子虚赋》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的《子虚赋》与《上林赋》收入《文选》（卷七）；但《史记》（卷一一七）与《汉书》（卷五十七）的《司马相如传》则将其合为《子虚赋》。将《子虚赋》与《上林赋》视为一篇作品还是两篇作品，对此古来向有异议，但其内容的确具有一贯性。在此我将其作为一篇作品对待。
《子虚赋》的创作时期，通说为司马相如结束了景帝手下的武官生涯，成为对文学有理解力的梁孝王门客的时期。其后此作品为武帝所赏，以此为缘司马相如得以仕从武帝，并创作了《子虚赋》的续篇、赞美武帝规模浩大的狩猎的《上林赋》，将其献于武帝。《史记》与《汉书》的传里将相如文中的意图解释为“讽谏天子之奢侈”，而一般评价却认为这篇赋是穷尽了汉字美文学顶点之汉赋的先声，是将赋提升到由高级文人创作的正统文学地位的原动力。
《子虚赋》的梗概是：楚国一个叫子虚的人作为使者赴齐，随行于齐王盛大的狩猎。狩猎结束后他与乌有先生和亡是公见面，被问及对于狩猎的感想。于是子虚答道：齐王向他夸耀自己狩猎规模之大，于是他描述了楚王在云梦泽狩猎的豪华程度，并说齐王难以企及，齐王无言以对，这使他非常高兴。听了子虚的话，乌有先生告诫他说：齐王把你作为宾客对待，因此才有所顾忌未予多言，你却将其视为“无以应”并以此自得，这是你的愚蠢；你的态度必使齐国忌恨，对楚国也会带来不利影响。
接着，在《上林赋》里，接着《子虚赋》的话题，亡是公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听了子虚与乌有先生的对话后，边笑边说：“且夫齐楚之事又乌足道乎！君未覩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他细致且雄辩地讲述了上林苑超乎人类理解程度的宏大规模与生息于其间的数量惊人的动物、植物的样态，并不厌其详地将天子狩猎于其间的宏大场面宛如辉煌的画卷般地展现出来。接下来他话题一转，指出沉溺于如此奢华游乐的天子最终反省了自身的奢侈，严于律己，遵从圣贤之教以勤于政务，从而和平之恩泽遍及四海之民。相形之下，齐、楚之王的狩猎何等可悲！一国面积不足千里，猎场竟有九百之多，草木不得开垦，人民的口粮无从生产。区区诸侯之身，却以万乘之天子的奢侈为乐，此事情理难容，百姓恐遭涂炭。亡是公语毕，子虚与乌有先生愀然改容，茫然自失，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讳，乃今日见教，谨受命矣。”《上林赋》以此为终。
关于这篇赋的结构特征，首先应予指出的是它是由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对话组成的。并且这三人的名字均为“没有”之意。而在这三位非实在人物各自以明确的功能推动情节进展时，我们可从中看出作者基于细致考虑的虚构。由这三人讲述的齐王、楚王、天子的狩猎情况，规模依次增大，奢华度也随之增加，从而把作品整体不断推向高潮；而最后又准备了一个“讽谏”天子的归结点，实为出色安排。
这篇作品是应如《史记》与《汉书》所言，视为讽谏天子奢侈之作，还是应视之为基本上是赞颂天子的圣德与治世的繁荣的“帮闲文学”，将“讽谏”之类看作一点花絮？在此我不准备论及这一问题。
此外，子虚夸示的楚国云雾泽情景和亡是公滔滔不绝讲述的上林苑状况，尤其是列举生息于其间的动、植物品名的段落，其叙述更使读者刮目惊叹，此处才真正使汉赋的本来面目跃然纸上，并且此处亦与小说史的资料价值无关。
要言之，我在此想予注意的是，一个可在相当程度上确定其出身与经历的、具有个性的特定个人，以某种意图设定缜密的虚构，利用它赋予出场人物各自不同的使命以展开故事这样一种文学形式。我想在具备了上述特征的汉赋中确认其中国虚构文学的先驱性功能。与此同时，我认为具有《子虚赋》、《上林赋》那样的结构的汉赋，作为中国小说史萌芽期的宝贵资料，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
（四）从虚构文学的视点所见贾谊《鵩鸟赋》
贾谊（前201—169）比司马相如几乎早一个世纪。他的传记见于《史记》卷八十四及《汉书》卷四十八。在此传中，收入他的两篇作品：《吊屈原》、《鵩鸟赋》。这两篇作品与所谓汉赋形式迥异，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汉赋范畴。但在此我想从讨论汉赋的虚构文学特性这一观点出发，将其作为汉赋的先驱作品加以对待。
傲岸的才子贾谊，其才能受到文帝青睐，年纪尚轻便晋升为太史大夫，不断起草改革方案。但结果他却遭心怀妬意的老臣们陷害，被贬谪于长沙。满腔郁愤的贾谊赴长沙途中渡湘水时，忆起属于这块土地的先人屈原。当时贾谊尚不满三十岁，他在失意的政治家、诗人屈原身上寄托了深切的怀念，创作了《吊屈原》。这一作品一方面悼念屈原，另方面其实是自叹本身的不遇，可归位于“贤人失意之赋”的系列。
贾谊在流谪之地长沙成为长沙王的太傅，郁闷地过了三年。一天，一只鵩飞入谊舍，停于屋内一隅。鵩被视为凶鸟，尤其楚人呼之为“服”（黑色不吉之色，亦写为鵩），深为忌讳。长沙古来即为卑湿之地，生活于此间，贾谊不免抑郁不乐，他为鵩鸟飞来所悲，作赋以自慰。这就是《鵩鸟赋》。
《鵩鸟赋》结构极缜密，并有很高技巧。以下想对在这一结构中所展开的作者心情的表现过程依展开顺序进行分析。另外，《鵩鸟赋》除《史记》、《汉书》外亦为《文选》（第三十卷）所收，三者文字间多少有些出入。本文所据文本为《史记》。
(1)开头一段“单阏之岁，四月孟夏，庚子日斜”，设定了年代、日期、时辰，这与《史记》体例相类，给予读者以现实感。接着，叙述了飞舞而至的是凶鸟鵩，使作者顿生不吉之念；但仔细一看，该鸟“貌甚闲暇”，便不想就此轰走。此“闲暇”一语是引导其后文章展开的关键词语。(2)作者于是翻阅占卜之书，曰“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作者胸中萌生了对此鸟奇妙的亲近感，他敞开胸襟，对鵩鸟诉说自身的不遇，并想询问将来的结局。(3)被作者询问的鵩鸟叹息并“举首振翼”。这是表现欲语不能的鸟类自身悲哀与焦躁的动作。于是鵩想以“臆”（即“胸”）回答这一问题。鵩的这一应答方式包含着某种谐谑感。由此处开始了作者与鵩鸟的对话，这一作品通篇采用的不是作者内心独白的形式，而是奇特的人鸟对白形式，这种作品展开方式实出读者意料之外，其技巧之有趣应予肯定。
以下，鵩对于贾谊的提问给予回答。首先它提出“万物变化，固亡休息。斡流而迁，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变化而嬗”的命题。然后由此导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的命运观，并举历史上人物兴亡的实例加以论述，力说“天不可与虑，道不可与谋。迟速有命，乌识其识？”
(4)世上有生命有形态之物全不具有永存不变的常则。“忽焉为人，何足控揣。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即对人类而言貌似终极祸福的生与死，也未必是相对意义上的一喜一忧，而是应绝对化看待的事物。呈“闲暇”之态的鵩的说明，道家的色彩在逐渐增强。(5)“小智”、“达人”、“大观”等道家特有的用语频繁出现，并通过对比“小智”、“大观”，“贪夫”、“列士”，“大人”、“拘者”，“至人”、“众人”等从道家立场看来属于理想与卑俗的对立范畴，嘲笑了对于名利与权利的欲望，力主应与达观万物之“道”共生。(6)鵩的说明渐趋尾声。到达“谈漠”、“释知遗形”、“超然自丧”、“寥廓忽荒”……等境地的“真人”、“知命不忧”的德人，均为道家的理想形象。
傲岸的年轻才子贾谊，在三年的流谪生活中，果真磨钝了才气的锋芒，消解了郁愤的心情吗？在《鵩鸟赋》中，前作《吊屈原》显示的悲愤慷慨之辞已沓无踪影了。司马迁感慨道：“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太史公论赞》）但笔者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当时的贾谊已完全获得道家世界观与生死观，到达了达观的境界。他心目中无疑有着对此达观境界的憧憬，但另一方面，恐怕儒家的使命感（同时也意味着对世俗名利的关心）也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吧。其证据是一年多以后贾谊被文帝起用，任命为梁怀王的太傅，他再度对于国政不断积极进言。贾谊在《鵩鸟赋》中一边憧憬着道家达观的境界，一边仍难以舍弃现世儒家的名利思想，这篇赋不正是表现了这种内心纠葛吗？正因为有着这种纠葛，他才未采取直接的自我表白形式，而是设计了由鵩鸟说服自己的虚构对话形式。笔者在此强烈感受到贾谊有意识地虚构所造成的技巧方面的出色效果。
（五）作为中国小说史萌芽期资料的汉赋
“……寓言故事对后世小说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首先，从思想内容上看，寓言故事对统治阶级和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进行的尖锐讽刺，构成我国文学最早的讽刺传统。其次，在艺术创造上，寓言故事是最早的叙事文学之一，设事喻理又开了自觉创造故事的先河。它的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法，矛盾尖锐的故事情节，个性分明的人物形象，以及简洁犀利的语言等等，都对后世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以上所引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中国小说史稿》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中的一节（引自第38页）。要言之，该书从在小说史中为先秦诸子和古代历史家著述中所见寓言和故事确定位置的观点出发，指出包含于寓言和故事中的讽刺、虚构、比喻、夸张、拟人化、幽默、对话等诸要素对后世小说创作具有影响。这种想法在其他文学史和小说史中也几乎是共通的，笔者也表示赞同。而且如同笔者征引《子虚赋》、《鵩鸟赋》所说明的那样，在汉赋的作品中也与寓言和故事同样，可以清楚地确认出给予后世小说以影响的诸要素；笔者尤其注目于汉赋是以特定个人有意识地进行虚构为基础的（这一点它比寓言和故事更具有小说特质）这一事实，并想指出：在汉赋中存在着最早的虚构文学，而且它作为中国小说史萌芽期宝贵的参考资料，具有自己的价值。
笔者将汉赋中的一部分作品作为中国小说史萌芽期的参考资料加以定位，这种想法或许会被批评为在结构中国小说史时更增加了复杂度与难点。的确，为此必须在超出以往范围以外的、涉及经、史、子、集所有领域的范围广泛搜集小说史的资料。但是，中国的小说确定无疑的是在广泛涉及经、史、子、集的全部领域的文献资料中产生与成长起来的。因而我认为，对于涉及所有领域、可断定与小说源流有关的资料，应该不厌繁冗进行提炼，并从小说史的观点出发加以考察。
［附记］本文系在笔者的两篇旧稿——《关于中国小说史萌芽期之我见》（《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人文科学科纪要》第91辑、国文汉文学14，1990年3月）、《从中国小说史的视点看贾谊的〈鵩鸟赋〉》（《中国——社会与文化》第7号，1992年6月）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笔者于1993年9月作为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赴任，任期一年。1994年3月，笔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口头报告了本文的内容，当时受到《文学遗产》编辑部的建议，遂将该内容整理成文。由于文中基本论点在过去发表过，总不免有惭愧之感，不过想到向日中两国关心中国小说史的研究者提出该问题或许有些意义，故不揣冒昧，恳请各位不吝赐教。此外，本文用日文起草，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孙歌女士译为中文，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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