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统一论文,公平论文,效率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28个年头。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得失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判断，甚至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论主张和政策取向。其中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有关改革目标、道路和推进方式等方面的争论，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社会现象。由于改革的整个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利益调整，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新的社会阶层形成的过程，各类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社会财富的分配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强势集团和弱势群体的尖锐对立，当然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利益集团站在各自立场对改革过程中的重大措施及其后果和改革发展的未来预期作出种种评价，众说纷纭，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是，通过我们对改革历程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争议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主题，即效率与公平的相互关系能否协调发展。解决效率问题，实现社会公平，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
经济体制改革在中国的出现，并不是什么人的发明创造，而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演变的必然趋势。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历“文革”十年的灾难之后，已走到了尽头。为了摆脱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只能走改革开放之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严峻挑战，当然也出现了诸多机遇。为了生存与发展，摆脱危机，必须进行某种变革，走上一条自立图强之路。但是改革开放之路并不是平坦的，有阻力、有曲折，也走过一些弯路，也出现过旧体制的回潮现象。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关键时期，当改革的深化面临种种难题，特别是在分配领域贫富悬殊不断拉大、高失业率的沉重压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遇到了严重的体制性障碍，各类风险依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处于边缘状态的人们出现了一些暗恋旧体制的情绪，也并不奇怪。有人天真地以为，在旧体制下虽然没有效率，但社会公平还是存在的。其实，旧体制下的社会公平是一种假象。用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传统体制下的分配制度也并不公平，实质上实行的是多数人的饥饿平均主义，加上按行政级别分配的特权享受。重回旧体制是一条死路，对市场化改革的任何动摇或否定，将会导致严重的灾难性后果。
为了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必须首先解决效率问题，为了解决效率问题，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这是所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进行转轨的基本经验。中国20多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就是脱离了旧体制轨道，迅速扩大了经济总量，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并作为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逐步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与世界上强大的经济体展开对话，全方位地参与国际事务。全国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提高了，福利状况正在改善之中，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因此，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必须坚持。但又需要看到，改革开放面临的形势和问题依然严峻。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张，并不等于效率的提高。在效率问题未能解决、提高效率的市场环境和制度环境还不完全具备的同时，公平问题更为突出。有限资源的大量投入与过度消耗，原有经济增长模式的延续，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和生活质量方面的问题，也说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引导科学决策，完善激励与信息传导等机制方面的功能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在经济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分配关系已发生剧烈的变化，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的正常关系都被严重扭曲。弱势群体的大量存在，权力寻租和腐败现象的普遍蔓延，特别近三年来关于国企改革是非成败的争论，使我们不能不思考有关改革的一些深层次问题：20多年的改革谁得到的利益最多最大，改革的成本又是由谁来支付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为什么不能通过相应的渠道和手段得以表达和实现？对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如官商勾结，对国有资产的掠夺与瓜分，权贵资本的呼风唤雨，由此产生的社会阴暗面，能不能从制度层面上进行批评和揭露？2004年由朗咸平教授就国企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的批评，为什么至今没有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正面回应？
2005年9月，国内各类媒体上出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数字，表示分配公平状况的基尼系数在我国已高达0.5以上，大大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可以说，中国已成为分配不公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种情况说明了什么，几乎用不着多加分析。按市场经济发展的正常过程，分配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我国目前分配领域的严重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过分悬殊，并不是市场机制发生作用的结果。我国距离完全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与革命毕竟不同，革命是对原有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与重整，而改革是在继承原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某种变革和社会结构的调整，实现既定目标。在改革的初期，我们没有市场，只能依靠政府的力量，而且要用行政权力创造一个市场，因此，权力进入市场几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现象。由于权力的进入，市场竞争不可能是充分的、公平的，政府主导资源配置，还要延续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国的改革是沿着两条主线进行的，即市场化与分权化。这样，地方各级政府很快就成了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旧体制下对权力的掌控就演变为市场发育期对各类资源和高利润行业的垄断。旧体制时代的社会政治精英们在进入体制转轨时期利用其特殊地位，又变成推动改革开放的主要力量，在改革初期尤其如此。由于民间资本尚未发展起来，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相当长时期内依然要依靠国有经济，而领导与管理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官员与大型国企领导人很容易结合成利益共同体，主导市场走向，在短时期内迅速致富。官商勾结几乎成为一种顽症，其能量足以把改革的目标、政策措施加以扭曲，把改革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和措施，变成获取更大财富的良机。“在利益扭曲机制的作用之下，每一次涉及大多数人利益的改革最后往往都成为一场利益或财富掠夺的战争”[1]。国企改革如此，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何尝不是如此。每一项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在向公众转嫁改革成本。在少数特权阶层迅速膨胀其财富的同时，广大的平民阶层生活负担不断加重。[2] 这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扩大内需而内需始终处于萎缩状态，因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出口的原因。由于种种原因，90年代的改革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基本上都是那个时期积累起来的。虽然在1992年改革的目标已形成共识，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经济社会和发展往往偏离这一目标。这就是多年前经济学家们所抨击的权贵资本主义。“使目前改革陷入困境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资本主义，或权贵资本主义指导下的改革”[3]。
在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后期，特别是1985年1月开始实施的“关于部分生产资料实行两种价格和两种供应制度”，即双轨制，由于短缺经济尚存，主要生活必需品和部分生产资料存在计划内分配与市场调节两种体制并存，出现了“三差”即价差、利差、汇差。权贵资本开始在流通领域和部分生产资料分配领域广泛渗透。这时，权贵资本以商业资本的形态出现，每年大约有3000亿元以上的国民财富流入少数人的口袋，产生了中国第一代富豪。不可否认，由于打开了旧体制的缺口，在旧体制下处于边缘状态的少部分人，利用初步开放的市场，以其灵活的经营头脑，迅速致富，中国第一代民间资本也是在此期间产生的，但不占主导地位。总之，贫富差距开始出现，这也是1989年春夏政治风波发生的经济与社会背景。之后，经历了一段时期的旧体制回潮。进入90年代的中后期，权贵资本大量进入生产要素领域，开始了权贵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无论是国企改革实行扩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还是后来的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资经营的大量涌现，我们都可以看到权力资本的身影。在主要的产业领域，特别是权力部门和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活动，诸如金融、土地、股市、房地产等，权贵资本取得了支配性地位，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形成了足以影响改革过程的强势利益集团。这时，重大改革措施的出台，多以这个强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告终。权贵资本发展并不断膨胀的第三个阶段，大约从90年代后期进入本世纪初期，此时陆续出台的房改、医改、教改，特别是教育产业化的恶性膨胀，使弱势群体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其规模不断扩大。7000万下岗职工，只得到难以维持生存的补偿，地方政府靠“卖地”而得到万亿元上的收入，其结果产生了4000多万失地农民，1亿多农民工流入城市。居高不下的政府运行成本，使得中产阶级首先在行政领域产生。被人们称之为“新三座大山”，即医改、房改、教改，在深化改革的口号下，掏空了民众的腰包，在社会财富急剧集中的同时，改革的总体成本以各种隐蔽的形式向普通民众转移，国企改革变成了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管理层收购往往是在缺乏游戏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国有企业变成私人财富。国企不是不可以卖，但卖给谁，以什么价格出卖，操作程序是否应透明规范，这一切都是在游戏规则缺失的情况下进行的，其结果可想而知。至于人们所期盼的人事制度改革、公车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多数未取得预期效果，或者事与愿违，社会财富以各种公开或隐蔽的形式流向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两极分化的过程不断加剧。这就是目前的现实。所以也就不难理解，2005年原来确定为改革年，或改革攻坚年，由于改革的关键环节即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并未取得成效，这一年反而成了改革争议年，或者叫做改革反思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垄断行业和权力部门改革滞后，既阻碍效率的提高，也在进一步加大社会不公。要素市场发育缓慢，权力寻租依旧，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严重缺位，地方政府迟迟未能退出竞争性产业领域，仍然在竞争性领域主导资源配置。就地方政府而言，民主科学决策机制仍未建立，与公众的对话渠道尚未畅通。在西部部分落后地区，由城市化推动的城市大规模建设，政府办公设施越来越豪华，由于缺乏产业支撑，产生了大量的城市化泡沫，甚至变成了市政官员与开发商合谋牟取暴利的手段。一些行业、部门、企业推出的改革措施，大多成了利益中人借改革之名进一步扩大利益空间的机会。
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效率问题，必须遏制权贵资本的膨胀，借鉴国际上反腐败的经验，从制度上铲除权贵资本生存的土壤。[4] 这并不是迎合部分人的仇富心理，而是使改革摆脱困境的客观需要。贫富悬殊如此之大，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是大家都很担心的。但如何解决它？有人说，在目前情况下向富人开刀，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我们当然不能盲目地不加区别地甚至是以野蛮人的做法解决贫富差距过分悬殊问题，而只能是遵循市场化改革实际过程的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科学决策，严格按照法治程序，完善法律法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有效的拨乱反正，排除改革进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使改革沿着建立一个完善的、以法治为基础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不断推进。长时期以来，在理论界，在论证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时，特别是在对转轨经济体制进行比较分析时，往往突出两个基本点：一是我国在推进改革战略选择方面实行的是渐进式改革，而不是某些国家的“休克疗法”；二是我们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化改革，而不是通过私有化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渐进式改革固然有它的优越之处，至少在改革的发动期不会发生剧烈的社会震荡。但现在我们看到，苏联、东欧国家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在短期内实现体制转轨，多数是成功的。而我国的渐进式改革，长时期地保留计划与市场，特别是民主与法治建设滞后，在1980年后实行的生产资料双轨制已演变成现在的市场经济与“计划政治”这样一个更大范围的“双轨制”，给权力进入市场和权力资本的膨胀留下空间，其利弊得失，无需多加评说。再说私有化问题，在改革初期和中期，有人曾把发展个体私人经济作为私有化现象加以抨击，这完全是误解。转轨时期的私有化实质是指把庞大的国有资产不是按市场规则和法治程序，而是按某种权力运行的规则加以瓜分或掠夺，这才是真正的私有化。[5] (P28)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国有资产流失，在90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把国有资产瓜分或掠夺完了，公有制基础还存在吗？实际上，中国特色的国有资产流失，其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并不比其他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好多少。近年来，有人批评所谓新自由主义，其实在中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恰恰是那些在理论与实践上鼓吹或推动瓜分或掠夺国有资产的社会力量。
反思改革是为了推进改革。怎样才能建立一个完善的法制健全的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市场经济，它是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大体均衡的市场经济吗？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两会期间指出：“改革要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新突破。”什么是重要领域，我以为是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尽快到位，权力资本退出市场；什么是关键环节，我以为是政府职能的角色转换和政府本身的改革。而要实现新突破，政治体制改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权贵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政治体制的落后与僵化。单就经济领域而言，凡是能够采取的改革措施基本上都试过了，均未取得预期效果。实践已经证明，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拖延下去，其他任何改革都难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当然有风险，但是政治体制不改革，拖延整个改革的过程，积累的风险更多，潜在的风险更大。庞大的行政机构及运行成本、涉及亿万公众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缺失，建立公共财政体系所遭遇的种种困难，都说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早就应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再也拖不起了。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能否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从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造成二者脱节，使改革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产生了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经过近30年的改革，“经济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而政治体制还基本是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任仲夷，2004)。任仲夷同志还认为：“小平同志主要的不足就是没有利用他的崇高威望适时地进行他所主张的政治体制改革”。[6] 历史的经验值得吸取。所幸的是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近年提出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和谐社会，提出“五个统筹”，着手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破题，中国的改革大业正在拓展新的空间，正在努力寻求市场经济的效率与实现公平的协调发展，可以预料，一个数代人所期望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新时期正在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