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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
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
王逸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稔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还见过面、谈过话，尽管彼此所见多异，但没有互相批驳过，倒是互相赞誉有加。
当代学者聂石樵把东汉至晚清学者对《招魂》为何人所作的意见做过一个简括的总结，他说：“王逸的说法流行了一千多年，直到明人黄文焕才在《楚辞听直》中提出异议。黄文焕赞成司马迁的意见，认为是屈原所作。清人林云铭在《楚辞灯》中阐发黄文焕的说法，并且指出是屈原自招生魂。”（注：聂石樵：《屈原论稿》第八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尽管如此，清人刘熙载、王闿运仍然深信《招魂》的作者是宋玉。
近代和现代的学者几乎都认为《招魂》是屈原的作品，例如，郭沫若说：“《招魂》作为宋玉招屈原固然不适当，即如某些学者认为屈原自招也是不适当的。关于《招魂》的作者，用不着踌躇，我们应该尊重司马迁的见解。那是屈原在招楚怀王的魂。”（注：郭沫若：《屈原赋今译·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苏雪林说：“我敢主张《招魂》是屈原写的，与宋玉毫无关系。”（注：苏雪林：《楚骚新诂·招魂疏证》，台湾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8年3月印行。 ）姜亮夫说：“关于《招魂》，有些人说不是屈原的作品，但司马迁认为是的。我也认为是他所作。……说《招魂》为屈原招怀王，不仅礼制上能说得通，如陈列的物品是王者气象，吃的东西、住的宫殿、歌舞队的人数等都是王者之制；而且，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帛画也可以说明。”（注：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第九讲，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汤炳正认为：“《招魂》一篇，王逸以为宋玉所作，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其明以《招魂》与《离骚》诸篇并列，知史迁以《招魂》为屈原所作，今从之。”（注：汤炳正：《楚辞今注》《招魂》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在近代和现代研究楚辞的名家中，只有陆侃如说《招魂》是宋玉的作品（注：陆侃如：《屈原与宋玉》，采人《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笔者对楚辞虽然也可谓“雅好”，但往往只满足于欣赏，而不留意于考证。唯独《招魂》是例外，它使笔者在阅读中因角色转换而困惑。本来像读《离骚》、读《九辩》一样的酣畅淋漓，读到一半之后却不能不对谁招谁产生了殊难索解的疑问。读前半篇时，笔者仿佛面对着文风刚劲瑰丽的屈原；读后半篇时，却依稀面对着文风哀婉华美的宋玉以及奢靡淫逸的楚王。由此笔者忽生奇想：假如前半篇是屈原作的，后半篇是宋玉作的，就会尽扫疑云了。
下文试以《招魂》本身的程序为经线，以作者的志行情操、学术素养和艺术风格为纬线，综合考求《招魂》的作者和所招的对像，寻找内在的线索和证据。
关于招魂的程序，张正明老师建议笔者参考楚人占卜的程序。看了《包山楚简》（注：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关于怀王在位时楚人的占卜竹简的介绍，笔者发现楚辞《招魂》的程序与楚人占卜的程序相像，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前辞，推出主角，起句为“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收句为“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
第二部分是命辞，点明主题，起句为“帝告巫阳曰”，收句为“恐后之谢，不能复用”。
第三部分是招辞，此为主体，显然由前后两段组成：前段是把魂招回故乡，起句为“巫阳焉乃下招曰”，收句为“归来归来，恐自遗灾些”。后段是把魂招进故居，起句为“魂兮归来，入修门些”，收句为“魂兮归来，返故居些”。
第四部分是乱辞，此为余韵，起句为“乱曰”，收句为“魂兮归来哀江南”。
二
所谓《招魂》的前半篇，包括前辞、命辞和招辞前段。
当然要先从前辞说起：占卜也有前辞，是要求占卜的人“自报家门”。至于《招魂》的前辞，则是要求招魂的人“自报家门”。从前辞的内容看，应该是“自招”生魂。顺便地说，《大招》没有前辞，这说明《大招》是“他招”亡魂，亡魂当然是不能“自报家门”的。
前辞只有短短六句，与屈原的其它作品比较，不难看出是屈原的自白。
前头两句是：“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按：“幼”，又见《橘颂》“嗟尔幼志”。“清”，又见《离骚》“伏清白以死直兮”。“服义”，又见《离骚》“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未沫”，又见《离骚》“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中间两句是：“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按：“盛德”，可与《惜往日》的“大德”和《橘颂》的“秉德无私，参天地兮”比照。“牵于俗而芜秽”，可与《远游》的“遭沈浊而污秽兮”比照。后面两句是：“上无所考此盛德兮，长离殃而愁苦。”按：“上无所考此盛德兮”，可与《离骚》的“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和《惜往日》的“君无度而弗察兮”比照。“长离殃而愁苦”，可与《离骚》的“岂余身之殚殃兮”，“忳郁邑余佗傺兮”和《涉江》的“固将愁苦而终穷”比照。
如此孤芳独清的操守，唯屈原可当之；如此坦荡决断的语气，唯屈原能有之。宋玉虽仰慕屈原，亦不能发为此言。
前辞六句分明是屈原自招生魂时“自报家门”，它与《离骚》的开篇一脉相承，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又一种表达方式。
前辞后面是命辞：
命辞内容是“帝”与“巫阳”的对话，帝要巫阳为在前辞中出场的人招魂，此人“魂魄离散”，其中的缘故当然就是“长离殃而愁苦”了。
屈原通晓巫学，“熟知神话，深钦神巫，善作神游”（注：张正明：《楚史》第十一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宋玉则不然，除了地名“巫山”对巫三缄其口；除了神女，几乎言不及神。屈原笔下的神是神圣化的，宋玉笔下的神是世俗化的。假如说屈原爱把人推向神界去，那么宋玉就是爱把神拉回人间来。
在《招魂》的命辞中，帝让巫阳用筮法把魂找回来，巫阳唯恐命筮耽误时间，决定用招术把魂引回来。这样的内容，只有秉赋与大巫酷肖的屈原才写得出来。宋玉因不精于巫术，对其中的奥秘虽心向往之，而功力终不逮。
命辞后面是招辞的前段：
巫阳向东、南、西、北、上、下招魂，方位与近代仍流行在湖北西部的招魂术一致。杜棣生记录了南漳端公（师公）的招魂唱词，招生魂与招亡魂有同有异，所同的是都要把六个方位找遍。所异的是称呼和归宿。招生魂称“君”，如“劝君莫往东方去”；有时径称“生魂”，如“生魂一见走无门”之类。招亡魂称“魂”，如“招得魂来莫往东”；有时径称“亡人”，如“亡人此去路不通”之类。招生魂，要生魂回到“榻”上；招亡魂，要亡魂进到“棺”中。楚辞《招魂》的招辞前段称魂为“君”，有句云“君无上天些”、“君无下此幽都些”等等，表明巫阳所招的正是生魂。
招辞前段所涉及的一些神话和传说，往往可以在屈原的《天问》中找到线索，甚至用了相似或者相同的措辞，如：
《招魂》《天问》
“长人千仞”“长人何守”
“十日代出”“羿焉
日”
“雄垟九首，往来倏忽”“雄垟九首，倏忽焉在”
对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屈原喜欢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在他的作品中，巫学氛围弥漫始终。宋玉只有《大言赋》中的一句“长剑耿耿倚天外”不乏屈原遗风，其他与神话传说有涉的诗句全无“三闾”气概。
屈原在《惜诵》中说：“昔余梦登天兮，魂中道而无杭。”又在《远游》中说：“夜耿耿而不寐兮，魂荧荧而至曙。……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独留。”由此可知，通晓巫学的屈原自招生魂实为势在必行。行文至此，说《招魂》的前半篇是屈原自招生魂，笔者以为没有什么疑问了。
三
所谓《招魂》的后半篇，包括招辞后段和乱辞。
先看招辞后段：“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从此，一切都是世俗的，神秘气息和神圣意味都消逝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一切都变成宫廷的，极侈靡淫佚之能事。郭沫若说：“文辞中所叙宫廷居处之美，饮食服御之奢，乐舞游艺之盛不是一个君王是不能够相称的。”（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之四《屈原研究》，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确实，这些是屈原无论如何也担当不起的，想来他也绝不愿担此干系。这一点，可以从《招魂》的前辞看得一清二楚。由此，姜亮夫说：“我是纯从礼制的角度来窥测这篇作品的。《招魂》是吊怀王的，是招怀王之魂，这从文中用的礼制也可以看出来。”（注：姜亮夫：《楚辞今绎讲录》第九讲，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招辞前段分明是屈原招自己，后段却突然变成了招怀王，前后龃龉，实在令人费解。缅念前辈的成就，笔者认为林云铭“屈原自招”一说实以《招魂》前半篇为依据，郭沫若和姜亮夫则以《招魂》后半篇为依据，彼此都有相当的道理。也许他们的见解都是研究《招魂》的必经阶段，有人往这边多想一点，有人往那边多想一点，后人才可能以前人的成就为基础，去考虑得周全一些。
笔者认为《招魂》后半篇的作者不再是屈原，其理由是招辞后段与屈原的志行情操、学术素养、艺术风格都不合拍。
第一，屈原从来不爱写人的居室，从大王的宫廷到小人的陋室，一概不写。偶尔写到神的居室，也不看重豪华，而只讲求芬芳，如《九歌·湘夫人》所写的：“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罔薜荔兮为帷，擗蕙
兮既张。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桂衡。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只要从招辞后段中拿些句子来作为对比，如“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砥室翠翘，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等等，就容易发现它们与屈原向往的世界相去甚远。
第二，屈原从来不爱写人的饮食，偶尔写神的饮食，所追求的也不是丰盛，而是清雅。如《九歌·东皇太一》所写的：“蕙肴蒸兮兰籍，奠桂酒兮椒浆。”屈原还写过自己的饮食，那就像辟谷的方士了，如《离骚》所写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九章·悲回风》所写的：“吸谌露之浮源兮，漱凝露之雰雰。”以及《远游》所写的：“食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露。”试看招辞后段所津津乐道的食品，除牛、羊外，还有鳖和雁，海龟和天鹅，华酌和琼浆，冷饮和甜食，几乎天下美味应有尽有……不要说让屈原写，就是让他跟着吃，恐怕也会拍案而起的，因为他“哀民生之多艰”。
第三，屈原从来不爱写美人的形体和相貌。《九歌·山鬼》写山鬼的美，只有这么惜墨如金的两句：“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试看招辞后段所写的美人：“长发曼鬋，艳陆离些”；“蛾眉曼睩，目腾光些；靡颜腻理，遗视绵些；”“娭光眇视，目曾波些”；“姱容修态，絙洞房些”等等。若要屈原写这些，怕是要投笔按剑，仰天长叹了。
第四，屈原从来不爱写宫廷的酣歌恒舞，要写，不是民间的巫歌灵舞，就是神界的仙曲天籁。如《九歌·礼魂》所写的“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又如《远游》所写的“张《咸池》奏《承云》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招辞后段所写的歌舞：“二八齐容，起郑舞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座，乱而不分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等等，笔者推想屈原没有见过这样的招辞，如果见过，巫阳招回的魂也难保不再与其魄离散的。
综合以上四点，笔者认为招辞后段与屈原的志行情操、学术素养、艺术风格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将宋玉的作品与招辞后段比较，就能发现彼此颇有相似相通之处。
第一，对美人的形体，宋玉所写的主要是体态。如《神女赋》写到：“素质干之
实兮，志解泰而体闲。既姽婳于幽静兮，又婆娑乎人间。……动雾縠以徐步兮，拂墀声之珊珊。……奋长袖以正衽兮，立踯躅而不安。”这是写神女，远非宫女可比。假如宋玉写宫女，《招魂》的“姱容修态”和“靡颜腻理”之类恰好像是他的口吻。
顺便说到《大招》，那是又一种手笔，所写的主要是体形，即“小腰秀颈”和“丰肉微骨”之类。这是屈原所不悄于写和宋玉所不乐于写的，其审美水准与《招魂》判然有别，可能真是景差所为。
第二，对美人的相貌，宋玉所写的主要是眼神，如《神女赋》写到“眸子炯其精朗兮，了多美而可观”，“目略微眄，精彩相授，志态横生，不可胜记”。招辞后段亦如此，“遗视”、“眇视”、“腾光”、“曾波”之类，所写的也都是眼神。
《大招》则不然，对于美人的相貌，“目”只简单地写到两次，“眉”却写到三次，还有“牙”、“齿”两次，“唇”、耳”、“颊”、“靥”各一次，几乎面面俱到，而神采反不如《招魂》。
第三，对楚王的后宫，宋玉是熟悉的，《登徒子好色赋》说宋玉“出入后宫”就是证据。招辞后段写宫廷布局和宫廷陈设可谓驾轻就熟，恐怕只有宋玉才写得好。至于屈原，他所熟悉的是朝堂和宗庙，而不是后宫。招辞后段有“洞房”，《风赋》也有“洞房”；招辞后段有“层台”，《风赋》有“高城”；招辞后段有“邃宇”，《风赋》有“深宫”；招辞后段有“罗帱”，《风赋》有“罗帷”；招辞后段有“经堂入奥”，《风赋》所写的“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就是“经堂入奥”。这些，都表明招辞后段和《风赋》乃一人所作。
第四，对于歌舞，招辞后段写到：“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激楚》之结，独秀先些。”《舞赋》写到：“臣闻《激楚》、《结风》、《扬荷》之舞，材人之穷观，天下之至妙……”《对楚王问》写到：“其为《扬荷》、《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由此可见，招辞后段所写的歌舞，与宋玉其他作品的歌舞同出一辙。
概括以上四点，笔者可以认定：招辞后段乃宋玉所作。
看来，宋玉或许是改写了屈原所写的招辞末尾，把屈原对自己府第的描写改成对楚王后宫的描写，并且把屈原招辞的尾巴拔长了许多。宋玉如此改写的动机，大概是因为他既要招怀王，又要招屈原，以求让屈原和怀王如招辞后段所写的：“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酎饮尽欢，乐先故些。”能“结撰至思”以作“赋”的，当然不会是那些美人，而只能是楚王和屈原，或许还有宋玉亦未可知。君臣“同心”，师徒“同心”，岂不是两全其美？
无奈，宋玉不如屈原精于巫技巫法，哪里知道不能既招屈原、又招怀王，哪里晓得不能又自招、又他招，更不明白招生魂与招亡魂是不一样的，由此闹得阴差阳错，是可以理解的。至于他改写、续写以后让司马迁和王逸各执一端，让后人争讼不已，这当然是宋玉始料所不能及的了。
四
现在，可以讨论乱辞了。
由《九章》可知，屈原是爱写乱辞的。他自招生魂，应该也有乱辞。《九章·思美人》有句云：“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招魂》乱辞起句云：“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两相比较，语词和韵律都相似。也许，乱辞的起句是屈原之作所固有的，但下文就不像是屈原的手笔了。
《招魂》的写作时间大约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年）以前， 宋玉与屈原分别许久之后。面对师长旧作，感慨国运日衰，宋玉可能是想把屈原的生魂和怀王的亡魂一起招回郢都。当时，流行门徒为宗师续作、改作、仿作，大致与屈原同时的庄子及其门徒即如此。《庄子》一书，内篇为庄子本人所作，外篇、杂篇则多为庄门后学续作和增饰的。
见于《招魂》乱辞的地名“庐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旧说，庐江在今安徽青阳县，其地于楚为陵阳邑。《九章·哀郢》云：“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不少学者认为，屈原到过陵阳和庐江，而宋玉却没去过，《招魂》乱辞写到“庐江”正好表明是屈原所作。然而也有适得其反的见解，认为屈原没有到过庐江，只有宋玉才可能在公元前278年以后到庐江去， 《招魂》乱辞写到“庐江”为宋玉著《招魂》提供了铁证。
五十多年以前，谭其骧作《与缪彦威论〈招魂〉庐江地望书》（注：参考葛剑雄：《谭其骧与郭沫若的三次文字缘》，《东方文化》1998年第1期。），认为《招魂》的庐江是汉江中游南岸的支流， 因其地古有庐（卢）国而得名，在今湖北宜城县北境。郭沫若据谭氏推论，以《招魂》有“庐江”证明它是屈原所作的。因为屈原的创作地点在南楚，只有屈原才写得出南楚的庐江来；宋玉的创作地点在西楚，宋玉不会写南楚“庐江”。郭氏认为，这是屈原著《招魂》的新证。
朱东润主张：“云梦在湖北南部，庐江在安徽中南部。假如所招是楚王之魂，从江陵到云梦，无须经过庐江，假如所招的是屈原之魂，也不用说到君王出猎。……所招的是已死的君王之魂，而且从君王故居到云梦，必须经过庐江，向右打一个大转，方能到达猎场，那么这不是招淮南王安之魂是什么？”（注：朱东润：《楚辞探故》，采入《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庐江”竟然导出了“非屈非宋”一说。
由此看来，解不开“庐江”之谜，《招魂》的著作权仍然可能悬而不决。
为此，笔者请教了张正明老师，承他相告：公元前306年， 楚国灭越国，青阳一带才纳入了楚国的版图，但只是名义上的，还不是实际上的。从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来看，直到战国晚期，屈原、宋玉相继弃世之后，青阳一带大概也还没有楚人。至于安徽的庐江，无论其为郡名或水名，都始见于汉代。
遵照张正明老师提供的线索，笔者梳理了有关资料，觉得《哀郢》的“陵阳”不可能是江东的邑名。《哀郢》云：“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按，青阳县治在九华山东北，黄山正北，陵阳镇西倚九华山而南倚黄山，那里的小河只能北流入长江。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南渡”？从陵阳镇往南去，是越来越高的山，何“渡”可言？一定要讲“渡”，也只能北渡。况且，弯弯小河，潺潺细流，何“淼”之有？《哀郢》另有两句说：“凌阳侯之泛滥兮，忽翱翔之焉如？”按，《淮南子·览冥训》曰：“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高诱注：“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溺水而死。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谓之‘阳侯之波’。”这样，释“陵阳”为阳侯，为大波，《哀郢》的“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就既合乎事理，又合乎情理了。屈原浮夏入江，方欲南渡，才发出了“焉至”、“焉如”的感叹。在乱辞中，“路贯庐江”以后，还要“与王趋楚”。这“梦”，无疑是楚王爱去的云梦。假如庐江在青阳，青阳以南只见群山，何来云梦？
基于以上阐述，笔者以为《招魂》的“庐江”正如谭氏所说乃汉水支流。因此，朱东润的“非屈非宋”碍难成立。
陆侃如视庐江为宋玉作《招魂》的铁证，是以宋玉到过江东为前提的，但这个前提也实难成立。
宋玉生于宜城，葬于宜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的足迹到过方城之外。宋玉写到不止一次的地名云梦和巫山，都在南楚。《登徒子好色赋》写到了“阳城”、“下蔡”，也不能证明宋玉到过中原和东土，因为此赋下文借秦国章华大夫之口，点明了宋玉认为美得无以复加的“东家之子”乃“南楚穷巷之妾”。传说的宋玉墓，都在方城之内，恐怕多为衣冠冢，甚至只是假托或讹传之冢，其中，比较可靠的是宋玉家乡宜城的宋玉墓。
杜棣生1963年寻访宋玉墓，发现它在宜城南约一公里半处的腊树园村，有封土耸立，有古柏夹峙，墓前有碑曰“楚大夫宋玉之墓”，碑阴有陈逢桂于嘉庆丙子年所题诗铭。种种迹象表明，宋玉的创作在公元前278年郢都沦陷以前。王逸《楚辞章句》说“宋玉者， 屈原弟子也”，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卷一说宋玉“始事屈原”，应该不是无根的悬猜。
谭其骧指出，《招魂》乱辞描写的地貌与庐江至云梦的地貌吻合。与屈原相比，宋玉对这一路上的地貌要熟悉得多。从宋玉其它作品可以看出，宋玉曾陪同楚襄王到云梦冶游，屈原则似乎没有随楚怀王到云梦去过。就文辞内容来看，《招魂》的乱辞应该是宋玉所写的。
从艺术风格上看，乱辞也是宋玉所写的。尤其是最后几句，试与《九辩》的开头比较，便可以发现彼此神似，其韵味是一以贯之的。
《招魂》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
目极千里兮伤春心，
魂兮归来哀江南。”
《九辩》
“悲哉秋之为气也，
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憭慄兮若在远行，
登山临水兮送将归。”
这是中国诗坛的千古绝唱，它在一代又一代诗人心目中栩栩如生。这般难以追蹑的“逸步”，将《招魂》的神韵凝固在少而又少的二十三个字中。
《招魂》开篇气度恢宏，设想奇异，巫学氛围浓厚，确乎屈原手笔。至于招辞后段招之以宫室，招之以女色，招之以美食佳肴，招之以歌舞娱乐，铺陈周匝，词藻纷披，已开汉赋《二京》、《两都》之先河。从逻辑上说，即使才华卓绝如屈原，似乎也难充当从楚辞到汉赋的骑驿。
清人戴震撰《屈原赋注》，因为《招魂》一篇作者未定，未曾把它收入其中。前辈的治学态度可敬可慕，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决意为楚辞《招魂》的作者上下而求索。倘若“亦屈亦宋”对《招魂》的研究不无小补，则予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