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古代北京发展成为中国首都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成为中国论文,北京论文,首都论文,古代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054(2004)03-0029-07
北京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古都，有关北京于元代以后最终成为封建大一统帝国首都的原因，以前已有多本（篇）专著、文章论及，此不赘述。（注：具代表性的研究可以参见侯仁之，邓辉.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M].北京：中国书店2001；曹子西.北京通史[M].北京：中国书店，1994；王玲，毛希圣.辽代南京（燕京）的历史地位[A].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C].等.）虽然这些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研究和指出了北京最终发展成为首都的原因，但是，在笔者看来，北京最终发展成为封建大一统帝国首都的原因不仅在于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东北民族崛起的结果，而且更与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由统一走向分裂这一国家宏观政治、经济发展走势紧密相联。
一、问题的提出
如果从周武王克殷，“封召公奭于燕”和“封帝尧之后于蓟”（注：史记·周本纪第四[Z].）算起，北京建城的历史已有三千余年。作为中国起源较早的城市之一，北京具有完全的中国早期城市特征，即：国家的政治与军事需要是北京城市起源的决定性原因。因为武王克商以后的燕国分封即是为了加强对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戎翟部落的控制，燕都蓟城系周天子“抚夷狄屏中土”的北方军事重镇。
根据地理学家的研究，至少在670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经形成今日地貌发育的雏形。（注：霍亚贞.北京自然地理[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9.）(P30)三代以来北京一带的自然地理状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古代中国择都对城市地理条件的要求看，在政治、军事需要下建立起来的北京具有重要的地理优势。（注：因为从地理位置、交通与国防条件方面看，传统的首都位置选择总是以便利的交通、坚固的军事防御要塞条件为前提。与此同时，由于首都的安危关系全局，首都城市功能发挥的首要条件，是在军事上应有比较有利的地理形势，即有险可恃，进退自如。而北京所处位置正好具有这方面的优势。彭兴业.首都城市功能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P94)但是，在地理条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前提下，为什么自3000年前起源直至唐代末2000多年间，北京始终都只能是地方政治中心而不能上升为国家的首都呢？对此，前人已作出了很多的解释。比如，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公元10世纪之后才在北京奠都，是由于这一时期“汉族力量衰弱，北方人南下，形势紧急，始有燕都之隆兴”。而辽代以后少数民族政权率先建都北京，是因为在这里建都“进可控制南方九州之野，退可守卫国家发祥之地”。（注：［日］服部宇之吉等编纂，张宗平、吕永和译.清末北京志资料[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P1)其中，民族关系的变化又为当代学者进一步阐发。比如，有学者指出，“北京崛起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都城，无疑是东北民族崛起的结果”。（注：王明德.近代都城研究[Z].华东师范大学2002届博士学位论文.）(P60)与以上两者的观点较为类似的有，北京之所以于辽代以后崛起为国家的首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包括漕运在内交通的发展，使得首都不一定必须放在经济发达的区域；二是西部少数民族相对削弱，东北部的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相继崛起，少数民族所选择的首都北京既是中原故地，又离他们的族源地不远，因而元代以后北京便正式上升为国家的首都。（注：王玲，毛希圣.辽代南京（燕京）的历史地位[A].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C].）(P86)
以上的解释尽管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北京上升为首都的原因，但是，在笔者看来，尚存在着一些疑问。首先，就北京城市政治地位的上升与东北少数民族崛起的关系而言，从先秦以来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发展史看，东北历来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重要发迹地。春秋时期中国北部草原上势力最大的少数民族，是兴起并主要分布于燕北的东胡。代之而起的匈奴最初散布于自东北而向西北的广漠草原上，当时“冠带战国七”中，主要是燕、赵、秦“三国边于匈奴”。（注：史记·匈奴列传第五十[Z].）显然，西北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匈奴的主要集中地。后来的鲜卑、突厥等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也是由东北发起，但在当时，北京的重要性并没有得到体现。相反，这些早期少数民族的脚步却并没有停留在东北，而是不断向西迁移至蒙古草原西部与陕西、山西、河南一带相连的地方，再南下与汉族发生联系。只有到了唐朝以后，东北崛起民族的重要性才得以显示。其次，就交通条件的改变而言，自隋炀帝统治时期修通大运河以来到，有唐一代，北京并没有成为首都，甚至后来的五代、北宋时期北京也没有成为首都。如果从首都所需经济资源的支持看，每年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漕运显然比不上直接将首都建立在富庶的南方城市。但是，中国古代统一封建王朝的首都却无一例外地建在北方，只有分裂时期的首都才建立在南方。正如一些国外学者所谈到的那样，“中世纪的都城比帝国晚期的都城更处于中心位置。长安就被设置于西北中心地区附近；开封比北京更接近华北的地理中心位置；而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端终点处于江南金三角与浙江东北部的中心位置”。（注：施坚雅等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P52)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之所以在宋代以后成为国家的首都，既非东北少数民族崛起的必然结果，也非交通条件改善以后择都随意性增强的必然体现，而是另有原因。
二、古代中国择都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分析
作为封建帝国的心脏，首都的地理位置选择不仅关乎城市本身的发展，而且更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选择首都需要综合考虑并权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但其中最紧要者，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早已指出的那样，主要是军事、政治、经济三方面。（注：转引自徐建春.也论确立中国大古都的条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3)63-71.）
从纯军事角度讲，首都城市必须建立在有利的地理位置，有险可恃，以有助于战时的守御，此即所谓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注：管子·乘马[Z].）但实际上，作为国家的根本所在，首都“大山之下”或“广川之上”的地理位置仅具象征意义，古代中国真正的战争时期少有两军长期对峙于首都之下的现象。一旦大军压境，往往早已人去城空。因此，古代中国的首都更多地建在政治需要与军事需要相结合、并且也更有利于实施政治统治、具有便利交通要件的重要战略位置，以有利于战时指挥调度，同时也有利于政治统治渠道的畅通。以中国古代著名的六大古都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杭州等城市为例，除以上所提到北京所处位置具重要战略意义而外，西安赖以建都的关中平原东临滔滔的黄河，其余三面则是大山环峙。它的西南面有太白、终南、骊山、华山等峰峦构成的秦岭山脉，西面是高大的陇山，北面有梁山、黄龙山、岐山等构成的北山山系。只有函谷关一线开向东方，山川形势十分险要，历来有“金城千里”、“四塞以为固”之说。（注：辛向阳、倪健中.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P37)与西安较为类似，地处九州之腹的洛阳背靠邙山，面对龙门，东有虎牢险关，西接函谷要隘，因而被认为是“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注：隋书·炀帝纪上[Z].）除此之外，南京则以“长江天堑，龙蹯虎踞”，且“控引二浙，襟带江淮”，据有重要的战略优势。（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江南二[Z]卷二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只有开封、杭州两城市所处位置的战略意义相对较差。
与政治、军事因素一样，经济因素也是古代中国择都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首都所需物资如果不能得到有效供给，城市的政治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与西方中世纪城市较强的经济属性不同，中国古代城市政治、军事功能非常强大而经济功能却较为弱小，城市仅仅是“王公贵族的营垒，帝国广阔疆界中实现行政统治的独立的岛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P313)城市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农村的经济给养。而在各等级的封建城市中，首都又因其消费人口的众多而必须通过行政的力量从全国各地聚集资源，首都所需运往的物资数量也更巨。这种经济的因素从两个方面影响了中国古代都城的选择：一是所选定的都城位于富庶的农业区域中心。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六大古都中的西安、南京、杭州等三大古都的优势体现得较为明显。西汉时期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为当时天下最为富庶的农业区域，“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注：史记·货殖列传[Z].）南京位于已得到较大开发的长江三角洲西端，三国时期为吴国首都。而富庶的区域农业经济也正是南宋选择这里作为首都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所选择的都城交通相对发达，能够较为便利地从各地运输物资至此。洛阳之所以自西周初年起即被作为陪都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定都于此有利于集聚贡赋、积储物资，因为洛阳处于“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中心位置。（注：史记，卷四.周本纪[Z].）在开封被定为北宋王朝首都之前，这一城市已发展成为交通非常发达的“北控燕赵，南引江淮”的水陆都会。（注：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Z].）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被选为都城的各主要城市作为首都的优势与不足，同时也反映了两千多年以来中国古代都城的地理分布与发展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秦汉以来的中国都城在地理分布上主要表现为由西向东的逐渐转移。从秦汉以来的西部城市陕西咸阳、西安逐渐向中部城市河南洛阳、开封转移，之后又进一步向江苏南京、浙江杭州以及北京等东部城市转移。第二，南方都城一般都较北方都城更具经济优势。西晋以后，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和南方的逐渐开发，东晋以后的汉族政权便开始在南方城市建都。由于开发以后的南方农业经济远较北方富庶，无论是南京还是杭州，都比当时北方的西安、开封、北京更容易从农村获得经济资源，因而建都于此的经济优势也非常明显。第三，统一时期的都城始终未离开过北方。秦汉以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建都之地甚多，但可以看出的是，无论是秦、汉还是后来的隋、唐，以及元、明、清等统一全国的王朝，首都都位于北方，只有明初曾有很短的一段时间里曾建都于南方的南京。以上三点是中国古代都城分布的现象总结。由此可以看出，虽然经济与政治、军事因素都为择都所需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是，当两者发生冲突之时，后者总是优先考虑的对象。因为中国古代城市本身便是统治者的政治中心，而非服务于经济目的的经济中心。事实上，对经济的考虑更多是在国家分裂时期不得已而作出的选择。而且基于经济而建都于南方者也常常深受其害。学者钱穆曾就两宋都城的选择评论说：“北宋都汴京，终成积弱；南宋都临安，遂竟偏安”。（注：钱穆.论首都[J].东方杂志四十一卷十六期.）(P36)相反，定都于经济条件相对较差的北方，封建统治者却可以通过政权的力量来保障京城的供给，甚至包括修筑道路、运河等大型工程。这就是为什么既没有处于富庶的农业经济区域，也没有“位于天下之中”的北京能够最终上升为首都的重要原因。（注：因为自然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北京周边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不高，一直是中国三个主要的、经常严重缺粮的地区之一。参见［美］D.H.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M].上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P191)
三、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和北京地位的上升
汉唐以来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综合和大运河的兴修，是北京最终于元代以后发展成为统一帝国首都的根本原因。
至关重要的是，长城沿线以北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汉族之间长期持续不断的争夺是我国大一统王朝首都位于北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较之农耕经济而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即在于其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无论雪灾还是旱灾，任何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都可能对其基本的生存造成直接威胁。为了维持生存，草原民族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南向入侵。而草原民族的长期马上骑射生活又使其较之南方汉族更具战斗力。尽管从春秋战国开始，南方汉族政权为抵御草原民族的入侵而开始修筑长城，直到晚近的明朝长城又再一次得到强化，但是长城从来没有真正阻挡住来自北方的入侵。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已实现内部统一的封建王朝来讲，“攘外”便成为维持其统治的一项长期不断的基本任务。维持国家统治的基本需求决定了作为政治中心的首都必须建立在更有利于“攘外”的北方。整个前近代时期汉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矛盾的一直存在决定了我国的政治重心从未真正离开过北方。
但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中国的经济重心却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北而南的转移趋势。秦汉以来，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我国北部黄河中下游地区，尤其是关中地区由于开发最早，也就成为中国农业经济最为发达、也是最为富庶的地区，“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注：史记·货殖列传[Z].）相比较而言，山东、河北等地都没有关中一带的农业经济发达。这一时期南方的开发更少，除巴蜀、荆楚等少数几个地方得到较好的开发而外，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更多地方的农业经济发展都还很落后。因此，秦汉以来中国经济重心在西北的集聚决定了北方草原民族（当时主要是匈奴）主要是从西北方面与南方汉族发展关系。这样一来，在以今陕西关中地区为核心的西北地区便成了中国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的聚集点。
汉朝以后，长期而频繁的战乱与政权割据对以关中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的农业和商业手工业都造成了持续时间达数百年的严重破坏。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例，据载，“孝昌之际，乱离尤甚，恒代而北，尽为丘墟，崤潼以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于乱麻，于是生民耗减，且将大半”，（注：魏书·地形志[Z].）“当信天下黔黎，久经寇贼，父死兄亡，子弟沦陷，流离艰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茕靡恤，财殚力尽，无以卒岁”。（注：魏书·辛雄传[Z].）与此同时，由于长期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水利灌溉衰退以及土地日益贫瘠等，使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自然灾害日益增多。据统计，唐朝自唐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京畿地区旱灾10次，水灾7次，蝗灾3次，计20次；都畿地区旱灾1次，水灾12次，共13次。（注：董咸明.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东移[J].云南社会科学，1985(6)104-112.）因此，唐朝时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已不能满足西安作为首都的需要，正如时人的总结：“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注：新唐书[Z]卷五三.食货志.）
在西北地区生产力不断下降的同时，南方的持续开发使我国的经济重心自魏晋以来逐渐向东南转移。西汉末年，由于农民起义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生产力的破坏，大批灾民“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注：后汉书·论延传[Z].）北方人口的南下，除了大大地增加了南方的人口和劳动力之外，还给江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了江南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火耕水耨的粗放农业不断得到改善，从而加速了江南的开发。到南北朝时期，“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兆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注：宋书[Z]卷54.史臣曰.）此时的江南地区城市也得到较大发展，“百郡千城，触处成群”，（注：宋书·良吏传序[Z].）“都邑之盛，盖以百数”。（注：南齐书·良政传序[Z].）毫无疑问，“六朝时期的江南经济，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方面，均已超过北方”。（注：罗宗真.六朝时期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J].江海学刊，1984(3)76.）唐宋以后南方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使我国的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成为我国的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由西北向东南的移动的同时，北方草原的游牧经济并没有发生改变，北方草原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并未因而消失。这样一来，中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随之发生分离。为了更接近东南方经济重心获取资源维持自身生存的需要，草原民族的势力必然也随之由西向东转移。此即意味着，自西周以来北方少数民族不断由西北方向南下的侵略道路开始改由更多地自东北方向南下，于是，东北地区的政治、军事意义便开始超越西北而不断上升，“到辽之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谁想掌握全中国，就必须占幽燕”。（注：王玲，毛希圣.辽代南京（燕京）的历史地位[A].北京史研究会编印：北京史论文集[C].）(P86)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北京在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开始凸显，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由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先后兴起，并不断南侵，原有的大一统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北京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它继续保持着区位的优势，成为中国政权格局演变中的受益者”。（注：卢培元、卢宁.北京：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城市[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1)9-12.）
由于北京所处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燕都地处雄要，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亡辽虽小，止以得燕，古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币”，因而不仅辽朝，而且金朝择都时都看中了北京，“燕盖京都之首选也”。（注：金史·梁襄传[Z].）此外，隋代以后大运河的兴修使得南北大规模物资运输成为可能，而元代大运河的修浚更使大运河上的物资运输畅通无阻，这便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建都北京在经济上所面临的障碍。因而元朝以后，北京便开始由分裂政权的首都上升为封建大一统帝国的首都，历元明清三代，一直经久不衰。当然，区域农业经济基础的薄弱和对大运河的过度依赖，也使北京不时面临粮食短缺等经济问题，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北京首都功能的全面发挥。只有到近代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引入，这一问题才最终得以彻底解决。
［收稿日期］2004-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