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模式断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断想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模式问题的讨论在理论界趋于活跃，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日益引起世人瞩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并不能等同于社会主义的任何具体模式。但是，社会主义的现实表现却是以模式为基本形式的。换言之，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在特定的国家范围内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国家的国情特征，进而形成某种特定的模式。所以，“每个国家有它自己的社会主义。”（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05页）此话不无道理。
社会主义模式，不可能象《现代汉语词典》对模式的解释那样，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它是在实践中作为一个过程运行着的，要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地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并具有某种地域的固定性，模式与模式之间只有借鉴意义，决不可照搬或互换。因此，研究者所要探讨的模式问题，只能也只应该是对社会主义史上各种模式的产生和运行情况进行回顾和反思，同时对其前景作一些或然性的分析，而不可能对正在变化中的模式下任何断语。
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世界进程，是应该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笔者在这里提出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瑞典模式和中国模式等四种社会主义典型模式，力图通过对它们的历史发展、具体特征和现实命运的对比分析，展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结合过程中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探讨社会主义运动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苏联模式形成于二、三十年代。当时，社会主义只有苏联一家，苏联模式独占鳌头，不管是从实力还是从影响上看都具有榜样性，因而为二战后诞生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仿效。但是，南斯拉夫由于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同苏联发生冲突。斯大林召集其他欧洲共产党对南共联盟展开了围攻和批判，进而把它“革出教门”。南共联盟被迫全盘抛弃苏联模式，并从马恩原著中找出只言片语作为论据，处处与之相对，南斯拉夫模式由此被“逼上梁山”。但这种模式只在南斯拉夫一国推行，且产生之初即遭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影响并不大，只是在80年代社会主义改革浪潮兴起之后，才被作为亟待改革的苏联模式的对立面或替代物而受到某些国家的重视和推崇。就在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相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瑞典模式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悄然兴起。它没有经过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也没有展开大规模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更没有找寻什么理论根据依样画葫芦，而是通过瑞典社会民主党从1932年开始的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持续执政，逐步改良，日积月累，最后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典型模式而风靡全球。它不但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推崇，而且在很多方面也为苏联、东欧和中国的改革者所借鉴。中国模式的产生同以上三种模式都不同，它是在一场大灾难几乎把国家推向全面崩溃的边缘之后出现的。为了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全面错误，中国改革虽然起步较晚，但却很快走到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头。中国模式正是在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应运而生的。它否定苏联模式，肯定南斯拉夫模式，借鉴瑞典模式，但最根本的却是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在不断解决现实矛盾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正是由于中国的这套做法尚处于变化过程之中，没有完全定型，理论界对它是否构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模式还存在着争论。但笔者认为它尽管还有变化，但基本架子已经搭起来了，因而仍把它作为一种模式进行讨论。
苏联模式以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高度集权、集中和计划为特征，国际上则奉行集团外交，建立社会主义大家庭。南斯拉夫模式反其道而行之，崇尚政治分权、社会自治、经济权力下放，以及国际问题上的不结盟政策。两种模式虽然针锋相对，但都认为自己才是马列主义的正宗，并各自搬出经典著作中的有关论述来证明自己，批判对方。瑞典模式体现为对社会采取静悄悄的变革，通过广泛推行社会福利，完善职能民主措施，进而建立雇员投资基金，一步步削弱资本的权力，提高劳动的地位，扩大工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参与决定权，把瑞典变成一个富裕而相对公平的现代福利主义国家。虽然生活资料所有制没有改变，但所有制的重要性已经因政治参与、经济共决和社会福利的盛行而被大大的削弱了。中国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种模式也可以归纳为统一在经济建设进程之中的一系列“两手抓”战略：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犯罪；一手抓经济建设，一手抓民主法制；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归根结底一句话，前面一手是改革开放，后面一手是监督控制，两手同时抓起来，并随时调整重心，做到松紧有度，既保证社会的有序发展，又牢牢掌握着自己的主动权。这种模式特别要求能够周旋于各方面的利益冲突之间，举止适度，平衡推进，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如今，苏联模式已告终结，南斯拉夫模式亦已破产，瑞典模式也随着福利国家政策的种种内在矛盾的暴露而面临深刻的危机。只有中国模式目前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势态看好，希望很大。
从前面对社会主义的几种模式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国情是根本，扎根于国情的模式才有生命力。苏联模式以其极端的“左”倾教条主义铸就了自己最终失败的命运，南斯拉夫模式尽管与之针锋相对，可也是异路同“左”，异路同“教”。苏联模式强调集中，它便强调分散，都走极端；苏联模式从经典著作里找出一些词句来裁决现实，它便从经典著作里也找出另一些词句来裁决现实。其实，被逼上梁山的好汉同它的死对头官家正统都是封建的玩意儿，我们决不能把对苏联模式的态度作为衡量南斯拉夫模式的标准。苏联模式好的时候，南斯拉夫模式便是修正主义；苏联模式不好的时候，南斯拉夫模式又成了济世良方。事实上，不管苏联模式，还是南斯拉夫模式，都是在国际共运“左”倾幼稚病的压力下产生的，都拚命地去找马列的理论依据，生怕人家说自己姓“资”不姓“社”。于是，教条主义的阴影越罩越浓，终致无法排解，走向彻底失败。瑞典模式和中国模式虽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但它从根本上说是面向现实的，有较强的生命力，也能较好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模式是在运动中形成的，同时也构成运动的各个阶段和部分，但它不能等同于运动。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的四种典型模式已有两种完全失败，一种面临危机，一种处于变化之中。但决不能以此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评判标准，某种模式的兴衰是与当时的国情世情紧密相关的，任何一种模式都只能代表作为整体的运动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向前发展，它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期就会形成不同的模式。从历史功能来看，苏联模式对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增强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曾起过重大作用；南斯拉夫模式对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掀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浪潮功不可没；瑞典模式造就了北欧的富裕、和平，并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提供了一种现实的选择；中国模式则以它17年来的改革成就令世人瞩目。但是，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它的历史特殊性，不能期望某一种模式能够囊括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和始终，也不能因为某一种模式的兴衰而对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下断语。
记得五、六十年代苏联模式如日中天之时，瑞典模式正享誉世界，南斯拉夫模式也异彩纷呈，颇见活跃，社会主义的东风大有压倒资本主义的西风之势，可是，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却受到蓬勃发展的实践成就的抑制、理论权威们大都成了自身政策的诠释者或彼此攻击的斗士。相反，80年代后期苏联模式和南斯拉夫模式相继失败，瑞典模式也步履维艰，社会主义实践进入空前低潮，理论的反思和创新却异常活跃。如果把社会主义视为一个实践与理论迭加推进的运动，那么，这两个时期的历史作用对总的社会主义发展进程来说应该是各有利弊的。马克思在欧洲革命的低潮中完成了《资本论》的创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今天的社会主义理论家们也完全有可能在旧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废墟上完成新理论的构建，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新一轮复兴做好准备。毕竟模式是暂时的，运动才是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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