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产业结构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温室论文,气体论文,效应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3)01-0022-11
修回日期：2012-12-28
一、前言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气候变化对全球农牧业、森林与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和海岸带产生了显著影响，并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测算，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07年，中国的累积
排放量排名第三，仅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9％，但是2007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高达67亿吨，成为全球排放总量最大国，占世界排放总量的22.7％，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也已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预计在2012—2020年间我国温室气体将以3％的高速增长[1]。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我国“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19.1％，通过节能降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中国公布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长期来看，中国在2030—2040年碳排放将达到峰值[2-5]，其后实施碳排放总量削减势在必行。
为了实现“十二五规划”中制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指标，以及其他相关的节能减排指标，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综合运用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森林碳汇等多种手段，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2011年国务院印发的《“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中，明确强调了要“坚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技术进步、强化工程措施、加强管理引导相结合，大幅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显著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总体要求。学术界也认为调整产业结构是减缓温室气体、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并提出了调整产业结构的一些对策建议，包括发展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低碳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循环经济等[6-10]，但是这类研究往往以定性分析为主，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效应、重点关注行业等问题缺乏较为深入的定量分析。
本论文即是对“产业结构调整是否以及怎样影响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将主要回答以下问题：(1)产业结构调整同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2)我国哪些产业(部门)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较大，影响产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基于文献回顾了产业结构调整与气候变化的内在关联，第三部分介绍基于KAYA恒等式的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和数据构造，第四部分对农业、工业、建筑、交通、商业和能源6个产业温室气体排放特征进行研究，最后是结论和建议部分。
二、文献回顾
产业结构变化会通过改变温室气体排放数量而影响气候变化，其影响机理可以用“结构红利假说”理论解释[11-12]：各行业(部门)生产率水平和增长速度存在系统差别，如果将看作一种投入要素，那么各部门的单位排放量所带来的产出——也即是生产率(或者排放强度的倒数)也不相同，当要素从低生产率或者生产率增长较低的部门向高生产率或者生产率增长较高的部门转移时，就会促进由各部门组成的经济体的总的生产率的提高，而总生产率增长率超过各部门生产率增长率加权和的余额，就是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譬如，服务业往往相对于工业具有更高的生产率水平(单位产出排放更少的)，因此，当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工业比重的下降将导致整个宏观生产率的增进，也即是减少了同等产出条件下的温室气体数量。
此前文献中，将产业结构和排放模型化，并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定量分析的研究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估计和基于KAYA等式的因素分解研究。
第一类方法是基于计量经济分析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估计。EKC基本思想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质量开始会变差，但是一旦越过某一个转折点，人均收入的提高转而将推动环境质量的不断改善[13]。EKC曲线本身是基于经验数据观察后得出的一个假设，因此其理论常受到质疑和批评。有学者认为，同其他污染物不一样，并没有产生环境负外部性，因此的EKC可能并不存在；还有学者认为此前用于EKC研究的计量分析中存在较多瑕疵，据此预测的拐点和排放量也就值得怀疑[14-15]。在实证应用上，EKC模型主要选取国家或地区层面的人均收入水平来解释排放，其模型一般包含人均收入水平及其二次项或三次项，在计量回归模型中往往可以增加其他研究者感兴趣的解释变量，譬如产业结构变量、人口密度、城市化比重等，但其结论往往相差较大，有些研究结论支持了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假说[16-17]，部分结论显示，收入水平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存在着更为复杂的“N型”曲线关系[18-20]，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发现人均收入水平与之间并不存在内在关联，也即是并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1-22]。这些结论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于研究者选择的样本数据、估计方法等并不相同，而且在回归模型中是否控制住其他变量也对结果会产生影响，而大多研究中并没有对模型设定进行识别，而这可能也会产生误差[23]。
由于EKC模型采用计量方程进行估计，因此可以增加相应的产业结构变量来对产业结构与的关系进行定量考察，现有的研究结论大多符合预期，譬如第三产业会显著降低排放[18]，而第二产业的发展和重工业比重的上升会对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17，20，22]。但是采用EKC模型分析产业结构有一个潜在的缺陷，即该模型只能用于宏观层面如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如果需要更细致的考察其他产业子部门，则可能会由于过多设置子部门哑变量而消耗掉模型的自由度，并降低模型的解释力。
第二类方法主要采用基于KAYA等式的因素分解法。其最大优点在于简单明了，可以精确计算出不同影响因素的绝对贡献量，但是由于其分解过程具有固定的程式，往往忽略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分析能力有限。如果采用不同的分解方法，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分解残差项，从而影响分解的精度。基于KAYA等式的因素分解可以考察排放总量、人均或者排放强度，其数据主要基于国家(地区)或产业(部门)加总数据，影响因素一般包括：产出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等，还有部分研究将KAYA等式进行扩展，从而得到更多的分解因素，譬如城市化效应、可再生能源效应等。在分解方法上有较多选择，可以采用结构分解法[24]，或者指数分解法[25]，其中指数分解法又主要包括拉氏指数分解和迪氏指数分解，在分解形式上可以采用加法分解或者乘法分解，但目前来看，以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为主流，其特征在于该方法无残差，可以保证分解的精度。在研究结论上，大多数研究发现收入效应或者生产规模效应对温室气体排放有显著正向关系，能耗强度效应是减缓的主要因素，而能源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小[26-27]。
对产业结构与排放的研究结论则因研究国家而有所区别，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大多发现产业结构的变化能够减缓的排放，但相对能耗强度的效应而言，产业结构带来的温室气体减缓效应较小[28-32]，甚至在某些时期产业结构出现了“高碳化”趋势，从而使得产业结构的调整反而不利于温室气体减排，并进一步加剧了排放[33-34]。
上述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在实际应用时，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研究意图、数据特征等条件。从两类模型的实证应用来看，基于KAYA等式的因素分解法应用更为广泛，其中尤以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最流行，这得益于其模型本身已包括了产业结构因素项，可以精确捕捉到产业结构变动所带来的 排放变动量，这也是本文将要采用的主要方法。
三、分解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与方法
KAYA恒等式是日本学者Kaya在IPCC的研讨会上提出的，通常用于国家层面上的排放量变化的驱动力因子分析。表达式如下[35]：
(二)变量构造与数据
由于统计部门没有公布分行业的数据，因此需要通过不同部门的终端化石能源消费来进行估计。为了同国外权威机构的估计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将工业行业中的“电力、煤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单独列举为“能源转换部门”，其能源消费量和相应的排放根据“工业分行业终端能源消费量(实物量)”进行估计，并将历年“中国能源平衡表(实物量)”表格中用于火力发电和供热的“加工转换量”调整为能源转换部门所消费的能源。相应的，工业行业减掉了“电力、煤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的相应能源消费。研究时期为1996—2009年共14年，部门选择了消费化石能源的6个主要生产性部门。其中，农业指农、林、牧、渔及水利业，工业包括采矿业和制造业，不含电力、煤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即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交通业包含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商业指第三产业中的批发和零售贸易业、住宿和餐饮业，能源部门指利用化石能源发电和生产热力的电力、煤气和水生产和供应业，不包含诸如煤炭开采等一次能源生产部门。
各部门的经济产出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分行业增加值”，但仅包括2004年以后的数据，1996—2003年间仅公布了工业的加总数据，缺失采矿业、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工业增加值数据。通过中经网查询得到这一时期“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由于中国工业部门的统计口径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例如，1998年以前统计口径为独立核算企业；1998—2005年，口径变为全部国有及年主营业务收入在500万元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2007—2010年口径为主营业务收入50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为了数据前后一致性，我们按照工业各部门当年占整个工业的比重乘以这一时期工业加总的增加值数据来进行调整。之后按照前文的部门设置，将“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工业增加值单独作为“能源部门”产出，并相应的将其从工业中剔除。各部门的产出平减指数参照《中国统计年鉴》中公布的各行业“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指数”，其中电力部门的工业增加值按照“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最后所有部门的经济产出均转换为2005年不变价格，单位为亿元。
根据17种化石能源的平均发热量，将其折算和加总为标准煤，并按照其特性分为3类：煤炭类燃料、石油类燃料和天然气燃料。化石能源消费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参照了《中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中有关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方法、IPCC公布的不同化石能源消费的温室气体排放系数，以及《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公布的我国不同化石能源的低位发热量(因篇幅有限，不同的能源品分类标准、折标系数及排放系数未列出)。
由于统计部门尚未公布我国近期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因此我们首先将估计的6大产业所排放的总量与国际权威机构进行比较，参见图1所示。由于仅选择了生产性部门进行估计，而其他研究则包含了诸如生活消费所排放的，因此估计出来的总量略低于其他结论，但同其他结论非常接近，而且其走势一致。如果参照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EIA)的估计，2009年中国化石能源相关的为77.06亿吨，全球共排放303.98亿吨(EIA，2011)。本研究所估计的6大生产性行业合计排放为64.1亿吨，占当年全国化石能源相关的排放的83％，占全球化石能源相关的排放的21.1％。
四、主要结果讨论
(一)温室气体排放主要影响因素
基于分解模型(3)～模型(9)，对我国1996—2009年间排放变动逐年分解为：经济产出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部门能耗强度效应、能源消费结构效应和能源品碳排放系数效应，各种因素对变动的绝对贡献值见图2所示。从分解后的各影响因素来看，产出规模效应(Y)是最主要的正向影响因素，国民经济产出的增加一直推动着的上升，而且近年来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产业结构效应(S)对碳排放的贡献在大多数年份均为负值，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抑制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且产业结构效应也在逐渐增加；能耗强度效应(I)对碳排放的贡献在大多年份均为负值，但在2002—2006年间其效应由负转为正，说明从2002年开始，能源效率出现了恶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的增加，这一趋势直至2006年之后才有所好转；此外，能源消费结构效应(f)和能源品的碳排放结构效应(CC)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的排放，但在研究时段内其影响程度很小，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品的低碳化并未出现显著改善。
图2 温室气体排放影响因素的绝对贡献(1996—2009年间，单位：亿吨)
为了进一步了解不同时期各种影响因素的相对贡献程度，我们将研究时期划分为：1996—2000年、2000—2002年、2002—2005年、2005—2009年四个时期，其中2002年、2005年是两个重要时点，因为2002年开始我国出现了加速上升态势，而能耗强度也出现了上升；2005年则是我国政府实施节能减排的时间，如果政府宏观调控政策有效的话，这一时期的驱动因素可能会和其他时期有所不同。最终分解得到的各因素的相对贡献率见图3所示。可以看出，在2000年之前，规模效应的正向影响非常大，而这一时期的能源效率改善速度也相当显著，足以抵消由于规模效应带来的排放增量，同时产业结构效应为正，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呈现了“高碳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的增加，此外，能源结构效应也较为显著，减缓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在2000—2002年间，产业结构效应为负，成为减缓排放的主要因素，但规模效应的相对贡献超过了所有其他效应，因此温室气体持续增加；2002—2005年间，能耗强度效应发生了逆转，从此前的负效应转变为正效应，也即是能源效率不仅没有改善，反倒出现了退化，从而加剧了排放；在2005年之后，能源效率恶化的情况才有所好转，但其相对贡献很小，对的遏制主要依赖于产业结构效应，但仍不足以弥补由于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增量。
图3 分时期影响因素相对贡献率(单位：％)
(二)对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的单独考察
为了解不同影响因素中不同产业的相对影响规模，我们分别以1996年和2009年作为比较的起始点，计算了六大产业的排放量变化，以及在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能耗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碳排放系数效应中的绝对贡献量，详细的分解见图4所示。可以看出，2009年同1996年相比增加了35.96亿吨排放量，其中能源部门和工业贡献了90％以上的增量排放，交通部门贡献了7.2％；从分解的因素来看，规模效应是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引擎，上述6大产业由于生产规模扩张共新增50.37亿吨，其中又以能源部门、工业和交通业的影响最大，共引致24.17亿吨；产业结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的排放，其中能源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相对比重的下降是产业结构效应呈现负效应的主要原因，工业经济比重的增加则削弱了产业结构调整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力度；能耗强度效应主要受工业、能源部门和交通业影响，其中，工业和交通业的能耗强度效应为负，表明这两个产业的能源利用效率获得了改善，并有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与之相反，能源部门的能耗强度效应则是正效应，表明在能源加工、转换过程中，能源利用效率有一定退步，并由此导致了新增温室气体排放。此外，工业的能源结构效应、碳排放系数效应均为正，表明这一时期工业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和低碳能源利用水平不高，能源部门的能源结构效应是唯一较为显著的负效应，表明发电部门的能源结构有一定改善，越来越多的采用非煤炭类化石燃料。
图4 不同部门对变化的效应分解(1996、2009年，单位：亿吨)
进一步的，为了详尽了解产业结构效应中，不同产业在不同时期的影响，我们对所有6大产业的产业结构变动所导致的绝对量进行了逐年分解，见图5所示。可以看出，工业的产业结构效应始终为正，表明工业经济比重的不断上升导致了的增加；而农业和能源部门所占经济比重的下降则减缓了温室气体的排放；交通业在2005年前基本为正效应，在2006—2009年则由于相对比重的下滑出现了减缓效应；建筑业和商业在大多年份呈现正效应。从不同产业结构变化所致的绝对变化量来看，能源部门和工业两个产业比重的变动对温室气体排放影响最大，从各产业影响排放变动的方向来看，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应成为重点。
图5 不同部门的产业结构效应分解(1996—2009年，单位：亿吨)
总体来看，我国1996—2009年间经济产出规模的快速扩张是这一时期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而产业结构的调整、部门能源效率的改善则减缓了的增加，此外，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碳排放系数的变化也对温室气体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在6大产业中，工业、能源部门和交通业经济规模的扩张、工业经济比重的上升、发电部门能耗强度的增加是导致排放量增加的重要因素，而能源部门所占经济比重的相对下降、工业和交通业能源效率的改善、能源部门化石燃料结构的优化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排放。
(三)不同产业中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我们将六个行业逐个进行了分解，受版面限制，仅按三个时期报告不同效应的均值，见表1所示。
1.农业
从农业的化石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分解来看，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张是推动排放的主要因素，而产业结构和能耗强度则是最关键的两个减排渠道，其中由于农业所占国民经济比重的持续下降而导致的减排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而能耗强度则波动较大，在2001—2005年间能源效率有所下滑，反而助推了温室气体排放，之后能耗强度效应逐渐发挥了较大效应，并超越产业结构效应而成为减排的最重要途径。能源结构效应同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但其影响程度较小。
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化石能源消费导致的只是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部分，更大部分的排放源来自于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根据我国向联合国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的数据，农业活动产生的甲烷和氧化亚氮分别占全国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量的50.15％和92.47％，农业源温室气体排放占全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7％。因此对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分析不应仅仅局限于化石能源燃料的消费，还要综合考虑农产品、畜牧产品生产等环节。
2.工业
工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产出规模效应、能耗强度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其中，工业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导致了大量温室气体排放，是造成工业温室气体增加的主要原因，而同时期工业经济所占国民经济比重的上升也进一步增加了排放量；工业部门内部能源效率的不断改善则发挥了积极作用，减缓了温室气体排放，但在2003—2005年间，由于大量投资重化工业，能耗强度不降反升；此外，由于工业部门技术应用的特殊性，无法短期内转换化石能源类型，因此能源结构效应影响很小，但能源品质量的改进则促成了碳排放系数效应在某些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
3.建筑业
在建筑业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因素中，规模效应同样是导致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动因之一，而产业结构效应则有所波动，在2005年之后呈现了正效应，说明由于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导致了建筑业比重的上升并进而推动了排放，能耗强度效应除了部分年份，其他时期主要呈现出较强的温室气体减缓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和碳排放系数效应同样有助于控制排放，但是影响较小。
需要注意的是，在居民消费中，部分温室气体排放也与建筑业相关，譬如建筑供热供暖等，采用节能环保技术的建筑不仅在施工过程中可以有效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还在建筑本身的使用过程中节约能源和减少，因此对建筑业进行考察时需要站在产品生命周期视角进行全局分析。
4.交通业
规模的扩张是导致交通业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在控制排放的因素中，能耗强度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能耗强度效应在2001—2005年间有所反弹，助推了温室气体排放，在其他时期呈现较显著的负效应；而产业结构效应则有所波动。此外，化石燃料的改善在所有时期都呈现了负效应，但相对其他因素而言其影响较小。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现有能源统计口径中，对交通运输部门的统计与IPCC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我国能源平衡表中的交通业仅考察了交通运输企业的消耗，没有包括私人交通工具与各部门的运输工具，而IPCC则包括了全社会运输车辆在内的交通运输部门的消耗，并分列航空、公路、铁路、水运和管道运输业等细项进行移动源温室气体排放估计，因此在因素分解时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5.商业
规模效应同样是推动商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此外，在大多数时期，由于商业比重的增加也造成了相应排放数量的增加，但其效应低于规模效应大小；从减缓的因素来看，能耗强度效应是控制温室气体的主要因素，除了2004年和2009年以外，其他时间均呈现负效应，而且其影响力度很大，在部分年份如2008年，它甚至超过了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之和，并使得当年的排放总量出现下降。由于商业大多采用二次能源或者天然气，因此其能源结构变化和效应作用不大。
6.能源部门
能源部门温室气体排放的模式同其他产业有较大区别。从能源生产、转换行业规模的扩张是推动排放的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因素则是能耗强度效应，其大小与规模效应相当，甚至在部分年份超过了规模效应大小，这表明在能源部门内，能源效率不仅没有出现改善，而且有恶化的趋势，并进一步加速了的排放；在控制温室气体的影响因素中，产业结构调整发挥了积极而且越来越显著的效应，由于能源部门所占GDP比重的下降，使得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缓了由于规模扩张和效率下降所导致的排放，此外，能源结构效应和碳排放系数效应在多数年份呈现正效应，这表明在能源部门，高碳的传统化石能源比重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温室气体排放。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对中国1996—2009年间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业、商业和能源部门6大产业部门变化进行了分解，并深入研究了产业结构调整在缓解温室气体排放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主要有以下发现和结论：
首先，本文识别和比较了生产性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同驱动因素，发现各部门排放特征类似，产出规模扩张是导致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调整、部门能源效率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的排放，但不足以抵消产出规模效应，能源结构和能源品碳排放效应也减缓了温室气体排放，但影响程度很小。这一结果与此前大多研究结论一致[40-41]，但考虑到本文采用的是加总的宏观数据，因此对部门结构变动的相对贡献可能存在一定的低估[42]。如果进一步将视角聚焦到产业结构效应上，可以发现此前文献尚未揭示的有趣现象，即：虽然产业结构效应不足以抵消规模扩张所带来的增量，但自2000年起，产业结构效应已成为减缓排放的主要因素，且发挥的减缓效应越来越明显。尤其是2002—2005年期间，在能源效率恶化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变化成为减缓排放的关键因素，2005年之后，能源效率有所好转，但其贡献非常小，减缓排放主要依赖于产业结构调整。在我国需求持续扩张的宏观环境下，如果经济增长方式能进行显著性调整和优化，从此前重化工业为主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调整，那么有可能在未来实现经济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43]。
其次，本文通过对不同行业的碳排放进行核算和比较，识别出了生产性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高地”与“低谷”，能源生产与转换、制造业以及交通业是最重要的碳排放源，1996—2009年间这三个行业占累计排放量的97％，理应成为决策者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先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些产业实施限制性的产业政策，因为适宜、有效的产业政策应综合考虑不同产业自身的技术特征、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因素，不仅要满足减缓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约束，同时还要兼顾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一目标，此外还要考虑到产业结构调整的空间异质性问题等[44]，以我国能源行业为例，在城镇化和工业化背景下，能源需求预期还将持续增加，决策者显然无法通过抑制刚性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来减缓能源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将更多依赖于能源效率的改善和行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等手段，考虑到我国先进大型发电机组能源效率已经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45]，而且能源效率改善的空间在“十一五”时期已经大量释放，这使得进一步通过能源效率提升来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变得更加昂贵，因此未来可以将政策重点放在优化能源行业内部结构和燃料结构等环节，可行的政策包括：严格淘汰小型低效能源生产产能、发展高效传输的智能电网以及大力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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