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货展览会研究：1910-1930，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货论文,展览会论文,民国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12年以后，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以中国产品为展品的展览会逐渐被称之为国货展览会，尤其到20世纪20-30年代，国货展览会更成为中国博览会事业的主流形式。据粗略统计，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之下，1937年之前，中国共举办了250余次国货展览会。①透过这些国货展览会，不仅有利于加深对近代中国博览会历史的了解，而且对把握民国时期的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也大有裨益。
民国时期所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属于近代国货运动的一部分，目前，虽然已有人对国货运动做过专题研究，但总体说来，该领域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尤其对国货运动中的各种国货展览会论述较为简单。②
本文拟对1910-1930年代的国货展览会做较系统的论述，在厘清近代国货展览会发展概况、演变脉络的同时，分析其与国货运动、民族主义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其中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内涵和特点。
一、国货展览会的兴起与发展
清末，在参与世界博览会的同时，政府和商人已开始自办地方性博览会。比如，1906至1910年，天津实习工场先后五次举办纵览会，1906年天津劝工厂举办劝工展览会，1907年，天津商务总会举办商业劝工会，1906至1911年，成都劝工局举办了六届劝业会，1909年武汉举办劝业奖进会，1910年在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这些展览会的展品虽然主要是中国的“土货”，但都尚未称之为国货展览会，似可视为国货展览会的先声。
国货展览会正式兴起于民国初年。1912年11月1日至12月5日，新成立的民国政府工商部，“为谋工商矿业的改良发达”，振兴全国实业，在北京举行了临时工商会议，以使“知识以交换而愈进，利益以讨论而周知，实业由是振兴，商务因之发达，国家前途有厚望焉”③。此次大会审议通过了73件议案中的31件，其中，包括“筹备地方物品展览会”和“维持国货”案等④。“国货”问题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最早正式称为国货展览会的商品展览会，是1915年农商部主办的全国国货展览会，这是北洋时期中央政府主办的惟一一次。1915年6月，以张謇为总长的农商部鉴于一战爆发后，“外货来源不继，正国货畅销有望之机”，呈请大总统“乘此时机，开设国货展览会于京师，广为倡导，树之风声，庶足以应时势之要求，而励工商之迈进”，此项建议得到了袁世凯的批准。⑤随后，农商部开始着手筹备这次国货展览会，设立事务所于农商部商品陈列所，由农商部顾问、劝业委员会会长雍涛担任会长，农商部工商司长陈介为副会长，设有综汇课、经理课、陈设课，分别由农商部商品陈列所长屠振鹏、农商部劝业委员会工商访问所长张锳绪、劝业委员会工业实验所长吴匡时担任主任，还延请京师商务总会总理冯麟霈等23人为评议员。⑥
筹备过程中，北京和上海响应积极。在北京，直属内政部的“京都市政公所”专门成立了出品协会，征集到了14000余件出品，并于9月1日至10日，在先农坛举办了出品展览会；⑦在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成立了由20多人组成的筹备委员会，负责征集出品，“联络商人，广为劝募，号召所及，出品独多”，共征集到了8000余件出品⑧。而且，中华国货维持会认为，国货展览会“诚吾国实业前途大放光明之起点，其关系于吾国经济之前途，俾直接免漏卮之患，而间接立富强之基者，诚綦重而极大也”，因此，为“维持国货，振兴实业”，专门组织了“全国国货展览会上海国货维持会参考团”⑨，赴京考察实业，以“参考实业，品评国货，研究销路，企划改良，俾此后全国工商界得资借镜而获进步”为宗旨。参考团的工作分两部，一是商务参考部，负责考察国内商务状况，包括原料价格、出品价格、销路畅滞和运输状况、税厘影响等，并提出发展商务的举措；二是出品参考部，负责考察各种出品的优劣、质地、原料、实用、制法等，以谋“国货振兴改良之方”⑩。
全国国货展览会于1915年10月1日在北京开幕，会场设在农商部商品陈列所，农商总长周学熙亲莅会场行“启门礼”，10月20日闭幕。在20天的会期里，“游览人数平均每日不下万人”，共有来自“十八省二特别行政区域赛品件数总计几达十万”(11)。
全国国货展览会还成立了物产品评会，以内政部长朱启钤为会长。展会一结束，品评会就对出品进行品评审查，评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褒奖各173、541、658、750、417名(12)。审查不仅仅是给奖，而且给出了许多改良发展的建议。
据统计，在1910年代，中国共举办了不少于30次的各种展览会。比如，1914到1917年，京师（中央）农事实验场共举办了四届农产品评会；1915年江苏省举办第一次地方物品展览会；1916年天津举办商办国货展览会；1919年直隶举办手工品展览会。这些展览会虽大多没有冠以“国货”二字，但展陈的都是地道的“国货”，且以发展本国经济为宗旨，故可视之为初期的国货展览会(13)。
民初兴起国货展览会的缘由，表面上看是各地为参加1914年日本大正博览会和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而准备赴赛展品，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中华民国”的建立，使得人们“近代国家”观念有所增强，“国货”观念亦随之而产生。晚清所称的“土货”，到民初基本改称为“国货”，因而，国货展览是“土货”展览的延伸和发展。新成立的民国政府不仅发布了劝用国货的通告，而且还以“土货不能畅销，推源其故，实因缺乏研究商业之场”，建议设立商品陈列所，“以资讲求”，提倡国货(14)。国家观念的增强，使得人们经济主权意识开始凸显，要求通过倡用国货、改良国货、制造国货来达到振兴和发展民族经济，“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15)。而国货展览会的本意和目的就是在于通过观摩比较、品评审查、给奖策励，以促使国货改良发展，精益求精，自然受到重视。
然而，1910年代不过只是国货展览会的滥觞期，到1920-1930年代，国货展览会才真正步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
据统计，1920年代举办的国货展览会至少有38次之多。各地陆续举办的地方性国货展览会按主办者分类主要有：
1.由地方政府所主办
最活跃的是江苏省政府，江苏省早在1915年就举办了地方物品展览会，根据民元临时工商会议筹备地方物品展览会的决议，江苏省于1920年颁布了《地方物品展览会章程》，决定征集本省物品，于每年十月举办地方物品展览会。(16)在1921、1925年，江苏又在南京旧贡院举办了第二、三次地方物品展览会。第三次物品展览会由江苏督办杨宇霆、省长郑谦、实业厅长徐兰墅亲自挂帅，“使明乎本省各县农产工产之进退良楛，比衡长短，以为改良之鹊”。会上，中华工商研究会、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等国货团体进行演说，宣传提倡国货，“以挽回外溢利权”，会后，举行提灯游行，“沿途高呼‘提倡国货’、‘关税自主’”(17)。
2.由商会所主办
最典型的是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举办的展览会。1920年上海总商会成立商品陈列所，规定每年定期举办展览会。1921年，举办了普通物品展览会，展品包括农林园林、矿产、水产、狩牧、制造工艺、机械、染织工业、化学工业、美术、科学仪器、饮食、药品等十二部(18)。1922年，为预备赴赛美国纽约丝绸博览会，举办了第二次展览会即全国蚕茧丝绸展览会，征集到了15省的2千余种出品，在14天会期里共有8751人参观。1923年，举办了化学工业品展览会，共征得200余家出品单位的2000多种出品。该会专门安排了12场化工演讲大会，邀请中外化工名家、教授进行演讲(19)。1924年，上海商品陈列所举办了第四次展览会即商标专用品展览会，该次展览会缘起于国货因不重视商标，在中外商业竞争中总是吃亏的现状。“间有与洋商所用之商标，稍涉形似，致彼以假冒制造等词，迭起争端，而我华商专用之权，几归丧失”，“非（把商标）集合鉴别，不足以杜分歧，而谋保障”(20)。
3.由国货团体所主办
典型有如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举办的国货流动展览会。1921年，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改组成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后，组织各国货工厂，建立国货团，择地举行提倡国货大会，其中，主要是举办流动国货展览会，“藉以促进工商之改良，资社会之观感”(21)，“其宗旨积极的在提倡国货，振兴实业，消极的在不买仇货，保护国权”(22)。至1926年共举办了14次，比如，第14次于1926年7月在苏州举行，历时10天，每日都由其职员轮流演讲提倡国货。展览期间，还举行了国货游行，高呼“提倡国货、根本救国”等口号。展览时还廉价出售展品，多数工厂出品售卖一空，“实为苏州空前未有之盛况”(23)。
正是在上述地方性国货展览会的基础上，相继于1928年和1929年举办了近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个国货展览会：中华国货展览会和西湖博览会。
以“策进工商，提倡国货”为宗旨，工商部会同上海市政府、上海总商会共同于1928年11月1日至1929年1月3日在上海举办了中华国货展览会。这是一次真正具有全国规模的国货展览会，也是类似展会中最有典范意义的。该会展览对象仅限于国货，共征集到了全国22个省4个特别市的13271件(24)出品，“东自辽沈，西迄川黔，南暨滇粤，北达察绥，均有物产到会陈列”(25)。展品共分为食用原料、制造原料、毛皮与皮革、油蜡及工业媒介品、饮食工业品、纺织工业品、建筑工业品、人身日用品、家庭日用品、艺术与欣赏品、教育与印刷品、医药品、机械与电器及其他等14类，大会专门组织了审查委员会，对出品进行品评，共评出特、优、一、二等奖2182个。全会共历时64天，参观人数逾130万。该次国货展览会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中央政府名义举办的第一次全国性国货展览会，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正式的国货展览会(26)。
1929年西湖博览会虽未冠以国货展览会之名，但就其展品和主旨而言，实以国货为主，因此也可视之为一次国货展览会(27)。早在1924年，浙江军事善后督办卢永祥、省长张载扬就建议举办西湖博览会，但因时局不稳，“齐卢战事”（即齐燮元和卢永祥之间的战事，亦称“江浙”战争）起，此建议没有实现。1928年，北伐刚告完成，时在浙主政的何应钦再次提议举办西湖博览会，获得省政府第163次会议通过。随后，第二次来浙主政的张静江对博览会也相当重视，亲自担任西湖博览会会长，在其支持下，经过8个月紧张而精心的筹备，西博会于1929年6月6日正式开幕，10月11日闭幕，历时128天，共有1760多万人次观览(28)。
与1910年代相比较，1920年代的国货展览会显现出了两大特征和发展趋势。
1.规模不断扩大，逐步走向高潮
在1910年代，展览会大多是地方性的，展品征集范围狭窄，而且会期很短，有的仅几天。但到了20世纪1920年代，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江苏省政府举办的展览会不仅会期延长，而且展品范围也超出了地域限制，征集了其他地方的出品。特别是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前者是工商部在上海主办的全国规模的纯国货展览会，其规模远远超过了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后者是浙江省政府主办的具有全国规模的展览会，其规模比中华国货展览会更大。会期前者为64天，后者为128天；观览人数前者约130万人，后者约200万人；展品数量前者约20万件，后者约10万件。正因为有这两次规模最大的展览会，我们才将1920年代视为国货展览会的成熟时期。
2.制度化进一步加强，逐渐走向正轨
在1910年代，虽然有民元临时工商会议的决议，及其后农商部要求各商会定期举办展览会的动议，但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定制。此种状况到1920年代发生了改变。
首先，形成了举办展览会的全国统一的规章制度。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之后，全国“提倡国货，风靡一时”，国民政府鉴于“举办展览会一事，亟应统筹办法，以归划一”(29)，于12月17日公布了《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明确规定展览会是指“在国内各省市县提倡国货、征集物品、开会展览以供研究改良而广产销者”，这与无所不包、广集万物的博览会有所差异。此通则还规定展览会分三种：一是全国物品展览会，由工商部会商各省或特别市政府每年轮流举办，各省市均须出品与会，会期以二至四月为限；二是地方物品展览会，由省或特别市征集本省市出品和少量外地重要出品在当地随时举办，会期以两星期至两月为限；三是特种物品展览会，由各业征集如丝茶瓷等特种物品，择与本业有关之地随时举办，会期以一星期至一月为限。此外，各团体或同业联合会举办物品流动展览会按第二或第三种核办。所有展览会必须到工商部核准备案，各地办展览会前，须先行筹设国货陈列馆，征集出品得委托各地国货陈列馆负责办理。(30)从此，近代中国举办展览会有了一个统一的制度规范。
其次，一些团体和地方政府也逐步形成了举办展览会的惯例。比如，江苏省于1920年颁布了《地方物品展览会章程》，规定每年十月举办地方物品展览会，并相继举办了三届展览会。四川、山东等省虽没有颁布举办展览会的统一章程，但也按定制多次举办了劝业会。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定期举办了四届展览会，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也定期在上海和上海周边城市举办了至少14次流动国货展览会。
在1930年代，国货展览会继续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虽然没有举办像中华国货展览会、西湖博览会那样全国规模的综合性展览会，但数量急剧增多，据粗略统计，在1937年之前，共举办了不少于183次国货展览会，平均每年达到23次以上，数量远远超过了1910、1920年代。实业部在其工作总结报告中说：“自政府颁布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后……举行展览，遂风靡全国。”(31)这一时期国货展览会所呈现的特点为：
1.举办主体更加多样化
就政府而言，因为把举办国货展览会纳入了行政实施体系，各级政府、各级党部都积极举办国货展览会，在中央，不仅工商部、实业部，而且铁道部、教育部、内政部，还有中央民运会，都举办了国货展览会。比如，实业部国货陈列馆规定每年分春秋两季举办国货展览会，从1930年至1935年，共办了8届。铁道部于1933年4月、10月、1934年、1935年分别在上海、南京、北平和青岛举办了四次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实业部与教育部共同于1934年7月在天津举办了全国矿冶地质联合展览会。在地方，不仅各省市的政府、社会局、建设厅，而且县乡镇级的政府、基层党部、公所也举办了规模不一的展览会；不仅如上海、江苏、广东、山东、福建、天津、北平等发达省份举办了展览会，即使如山西、陕西、甘肃、贵州等偏远地区也举办了不少展览会。此外，还有几个省联合起来举办的区域性展览会。比如，1936年，粤湘鄂赣四省为庆祝粤汉铁路全线通车，沟通四省间的贸易，共谋四省经济之发展，联合举办四省特产展览会，相继在广州、长沙、汉口、南昌办展。
就民间而言，举办主体更是多样化。为了广泛宣传国货，提倡国货，深入开展国货运动，各地民众自发，或者在政府训导之下，成立了许多以提倡国货为宗旨的团体，如中华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中华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中华国货协作社、中华国货倡导社、中国物产改进社、提倡国货会、妇女提倡国货会、国货维持协会、国货改进社、促进国货会、家庭工业社、少年国货宣讲团、国货年运动委员会、妇女学生市民国货年运动委员会，等等。这些国货团体与妇女会、青年会、商会、农会、教育会等一起，或独立或联合，举办了众多的国货展览会。这类国货展览会中最为典型的是在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等国货团体领导下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以及在一些内陆城市、南洋举办的“流动国货展览会”。在1930年代，上海市民提倡国货会还在沪南沪北沪西多次举办流动国货展览会。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为配合西部开发，在豫陕甘各省政府的邀请下，发动上海主要国货厂家，组织西北流动国货展览团，自1934年5月出发，分赴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兰州等地举办展览会，历时4个多月，其宗旨是“普及国货之宣传与介绍，并考察西北边陲工商业情形”(32)。此外，农民教育馆、民众教育馆及金陵大学农学院等也分别举办了农产展览会。
2.影响国货展览会的时势因素不断增强
在1910和1920年代，总体而言，国货展览会主要是受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中外经济发展落差这些长时段时势因素的影响，大多是本着“策进工商”，发展民族经济的目的，而受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近期因素的直接影响不是很大，通常没有直接针对某个国家或某个事件来办展。到1930年代，国货展览会受当时中国时势的影响明显增强。首先，受中国政治环境变迁影响，举办国货展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纳入了施政计划，“党化”色彩日趋浓厚。其次，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影响，此时期国货展览会具有强烈的抗日救亡色彩（详后）。
总括而言，近代国货展览会可以说是兴起于1910年代，成熟于1920年代，大盛于1930年代，成为当时一种十分值得重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现象。
二、国货展览会与国货运动
近代国货展览会的兴起和发展与国货运动的开展是分不开的。早在清末兴起抵货运动时，中国博览会事业就与之发生了联系，作为抵货运动开端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即受到了晚清赴赛1904年圣路易斯博览会的影响，过去对此点很少提及。
早在1894年，为限制华工入美，美国强迫清政府续订了《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对赴美华工和在美华人采取歧视性政策。对华人如何入美赴赛，1903年1月7日，美国商务部颁布了《华人来美赴圣路易斯赛会入口章程》，对华人入美办赛规定了诸多歧视性限制，如所有赴赛之华人“须向税司或委派经理禁例之官呈验凭据，指明确系承办赛会之人，或系承办赛会人所雇之人”，在美登岸时要详细审查，做详细笔录，“须向美官具立美银五百元保结”，并要有可靠店铺担保其赛品留在会场及会事结束30天后按章回国，若要离开会场，必须登记，并要在12个小时之内赶回会场，等等。(33)这把赴赛办展的中国官员和商人等同于赴美谋生的“猪仔”，显然是对中国的一种污蔑，而且不利于华商积极赴赛。国人对美国制定的华人赴赛条例表现出了极大愤慨，“惟我华人则禁之，独严使无出入自由之权”，“直视我国赴赛之工商不啻囚犯，凡我华人之略有知识者，莫不咨嗟叹息，深以美之此举为已甚”(34)。驻美大臣梁诚认为该章程“迹近琐屑，语意含混，大非邀请赴会本旨”，照会美外务部予以驳诘，后美国重新改订了华人赴美赛会章程，规定原来章程不适用于来美中国官员及其随从，赴赛华商也不须具保，但赴会场的华工仍然要具保，要经过严格审查(35)。
尽管引起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不断抗议，但美国海关在查验登岸赴赛华人时，仍然刻意刁难，“百端苛待，每因护照小有不合，辄不准登岸，原船驳回”，使得华人叫苦不迭，“辛苦数十日，往返数万里，坐耗血本千万金，而竟不得一履平地，其虐政可知”(36)。即便是已登岸的华工也受到了干扰，比如，赴赛副监督黄开甲携带华工12人到会场建设“国亭”，美国“工党”（原文如此，可能指工会组织）“群起而攻之，以为有干禁华工之例，不准做工”，使得华工留美五月而无所事事，最终只好由黄开甲“资遣回华”，而“另雇美工”，可见美人苛待华工之烈。国人认为，建设“国亭”，“与建设使馆相等，则本国之建设此亭，本国之权力应能及者也”，但中国却不能独行其权，只因中国软弱可欺而使得美国施行苛待华工之例，因此主张力争废除该例(37)。更有人直言“今日诚欲自救，固非实行抵制禁例策不为功矣”(38)。
华人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所受不公正待遇，在美国和中国国内都引起了激烈反应，作为刺激因素之一，最终推动引发了1905年的要求废除华工禁约的抵制美货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爱国意识的觉醒，但从发展民族经济的角度看，抵货运动又毕竟是被动的，带有突发性，往往与政治事件相随，因政治原因而起，而且，采用的抵制手段大多是权宜之计，且带有一定盲目性，不管抵制之货是否优劣，一概加以抵制，结果是该国货被抵制，其他外货来补充，于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无多大裨益。因此，抵货运动无非是治标之策，无从治本。时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主张于抵货之时，要注重本国物品的改良和发展，“盖不用美货也，急则治标之法，集股仿造者，探本穷源之道。”“而实业未兴，空言抵制，不求诸己，奚以御人？”(39)1907年，粤商自治会则明确提出了“抵制洋货，提倡国货”的主张(40)。
抵货运动之中所产生的“提倡国货”的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后，随着民族经济的发展、时人国家主权意识的日渐增强而有进一步的发展，尤其受民元改易服饰的触发，最终引起了声势浩大、绵延近40年的国货运动。
国货运动催生了国货展览会，反过来，国货展览会也推动了国货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升了国货运动。国货运动的落脚点是促使以“国货”为载体的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发展，核心和灵魂是“国货”。而国货展览会通过展陈国货，进行比较观摩，品评策励，能提高人们的国货观念，既可宣传国货，推广国货销路，又可促使国货改良，发达国货制造。在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时，中华国货维持会认为展览会具有五大好处：“物有优劣，质有良楛，陈列一堂，相互比较，舍短从长，进步可期”；“精品利器，任人选择，万商争销”；“精良之品，群来订购，既扬国粹，又获厚利”；“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彼此仿造，通行全国，实业振兴，此其动机”；“开会品评，定其等次，择优嘉奖，隆誉鹊起，准允专利，杜绝伪诈”。(41)1932年上海县民众教育馆举办的第一次国货展览会明确宣告其宗旨为“使国人认识国货，明了服用国货的利益，引起爱用国货观念，助长其爱国思想，并予制造家以竞进机会”(42)。
具体说来，国货展览会对国货运动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厘清了“国货”标准。从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中外经济交流的加深和民族企业的发展，市场上的商品在制法、技术、原料、资本、人工等方面出现了“洋土相杂”情况，真正的纯粹洋货和纯粹国货减少，而且，在抵货运动之中，一些洋商和奸商故意以洋货冒充国货，使得普通民众很难区分。但要提倡国货，举办国货展览会，首先要明了究竟什么是“国货”。
最早明确讨论此问题的是中国实业杂志社社长李文权。他在1916年针对市场上真假国货严重不分的现实，认为首先要定国货的界限，他把市场上所谓的国货分为四类：一是真国货，即“以中国旧法而改良固有之国货，机械原料皆为本国所有者”、“以中国旧法而加用半机器之制造法，或掺用几分之外国原料”、“以纯粹中国原料而仿外国货以制造之”；二是等国货，即“以外国原料而经中国人自始至终以成之物”、“用外国技手以补助制造而期其完全改良”、“用外国机器及半制品或原料以制成国有之外国货，而雇用多数中国人以为工人者”；三是非国货，即“以外国半制品而组织成器，不用多数工人者”、“以外国资本而经营中国旧有之国货，或新法之外国货”、“原为国货，因一时不敷所需，或所成品无余利，而乞邻代制，以补充或得利较厚而为之者”；四是伪国货，即“以外国货而分制或改照牌者”、“在外国制之而曰华产者”。其次要定国货的性质，他认为国货的性质为：“一、以改良土货而出口之国货；二、仿造外货使不能源源而来；三、以日用品为主而高贵品不计焉；四、不论其销路之广狭而但求其能仿造。”(43)
官方明确划分国货标准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1928年9月，工商部颁布了《中国国货暂定标准》，规定了国货的四原则：一是资本，股本必须全属国人，于必要时得利用外资为流动金，但不得附有妨碍经营主权之条件；二是经营，经济权、营业权、管理权应属国人，但技术各部之管理，于必要时得聘用外人；三是原料，应充分采用国产，于必要时得参用外国原料，惟所用之外国原料，以无相当之本国原料可代用者为限；四是工作，应充分雇用本国工人，于必要时得聘用外国技师，但不得附有妨碍主权之条件。根据以上四原则，把国货分为六等：第一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第二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大部分本国原料、国人工作；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大部分本国原料、外国技师。第三等：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国人工作；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完全本国原料、外国技师。第四等：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大部分外国原料、国人工作；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大部分外国原料、外国技师。第五等：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大部分本国原料、国人工作；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大部分本国原料、外国技师。第六等：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大部分外国原料、国人工作；国人股本借用外款、国人经营、大部分外国原料、外国技师。
同时，又把外国在华经营的工厂，雇用中国工人，采用中国原料所制造的产品，称为“参国货”，即俗称的土产洋货。“参国货”与国货不同，也与完全外国货有别，它可分为三种：中国资本、外人经营、中国原料、国人工作；中外合资、外人经营、中国原料、国人工作；外国资本、外人经营、中国原料、国人工作。外国货亦分三种：外国资本、外人经营，外国原料、外人工作；外国资本、外人经营，外国原料、国人工作；外国资本、外人经营，中国原料、外人工作(44)。
细析工商部对国货的划分，我们可以发现，其标准十分强调“国人经营”，这是所有国货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标准，而资本、原料、技师都可以参以外国的，但前提是不妨碍“经营主权”，这实际上反映了时人的“经济主权”观念。
1932年，实业部对国货标准进行了修改，增加了第七等国货，即“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外国原料、国人工作”与“国人资本、国人经营、完全外国原料、外国技师”两类国货(45)。1934年，实业部再次公布了《中国国货暂定标准》，对原来所定的国货七等标准进行强调，并颁布了发给国货证明书的规则，规定所有国货都应呈请实业部发给证明书后才能以“国货”发布广告，若国货违背了七等标准，实业部将注销其资格(46)。
第二，推动国货的销售。很多国货展览会都设有临时售卖机构或临时商场，售卖国货。比如，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设有约卖部，“既为国民尽保全国富之责，更为国货开畅销之途”，并动员观者购买，“所有陈列各品，新奇丰富，质美价廉，除非约卖品外，均可当场定购，爱用国货者，幸勿交臂失之”(47)。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设有售品部和寄售部，共售得约14万元(48)。1930年4月15日至5月6日在镇江举办的苏省国货展览会，附设有临时市场，销售国货，在22天会期里，营业额达30万元(49)。但在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很多国货厂家通过举办流动国货展览会来倾销存货，引起部分地方商人的不满，使国货展览会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提倡国货的本义（详后）。
第三，推广、宣传国货，增进人们的国货观念。国货展览会为吸引观众，劝导民众赴会观展，并给观者留下深刻印象，很注重国货宣传。比如，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发行了《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会场指南》、《国货日报》（后改称《国展日刊》）等刊物在会场发送。为了“使民众能切实认识各种国货之真面目真价格，以推广销售之用途”，“使各方实业界能交互明了各地之产销情形、工商实况，以为改进振兴之预备”(50)，举行特约演讲和分区分业宣传。在开幕日、闭幕日、元旦等日子里，举行了提灯游行等庆祝活动，“不论智识阶级非智识阶级，在场者未在场者，均得藉庆祝之伟力而永留一深刻之印象”(51)。此外，在会场上还举行篮球比赛、踢毽子比赛和国术比赛（主要是打太极拳），每天播放电影，邀请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名家表演京剧。因此，该会最终吸引了近130万观众，观者“肩摩踵接”、“异常踊跃”，会场“拥挤繁盛如一日”(52)，有人描述：“昨日我看见到高昌庙去的电车和公共汽车，还有那有产阶级的汽车和反人道的人力车，都满载着到国展会去的同胞！整千整万的人民，不分贫富、男女和老幼，都忻忭热烈地望着党国旗飘扬之下的门口挤进去，鉴赏那无美不备的国产品。”(53)在会场上，展陈、介绍国货，以供民众观摩，也必然提高人们对国货的认识，从而推广国货。中华国货展览会时，一些机器厂家在会场中即时表演其产品织布、抽水、印刷和钉书等功能，“足以令观众发生一种深刻的印象，而于推广国货，也很有相当功效的”(54)。参观者在观摩国货之后，也感慨：“各大公司各大商店所出品之货物，均极精良工细，令人一见之后，爱国热忱，亦为之油然而生。”(55)“若干种向以为国内原无制造的，今亦见有极好的出品，真令我们欣喜欲狂，足为国货前途庆幸。”(56)这些有利于增进民众的国货观念，促使人们购用国货，从而拉动国货销售。
第四，品评、奖励国货，促使国货改良、竞进。这是国货展览会促进国货发展的最直接的方式。很多国货展览会都对国货展品进行品评研究，对国货的改良和发展给以良策（详后）。此外，国货展览会还通过审查给奖，以奖优汰劣，促使国货比较竞进。如前述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都设有审品机构，对国货展品予以审查给奖。一些小型的国货展览会也是如此，比如，1934年江苏涟水县民众教育馆举办的国货展览会，设有审查委员会，对展品予以审查，按90分以上、80分以上、70分以上和60分以上给以特等奖、优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57)。
国货展览会所具有的上述作用，尤其它所具有的直观性和示范性往往是国货运动其他开展方式难以企及的，国货展览会以其比较观摩、奖励竞进等特有的内涵和方式推动了国货运动的发展，使其效果具体落实到了国货的改良和发展上。
作为国货运动的一部分，国货展览会也具有抵制与提倡的两面性。抵制经济侵略和提倡国货发展紧密相联，互为手段和目的。国货展览会更注重的是通过发展国货来达到抵制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目的，它虽有抵御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一面，但已经脱离了抵货运动经济绝交、盲目排外的非理性思维，而是在承认国货不如洋货的前提下，主张学习西方，通过自身的改良和发展来达到振兴民族经济、挽回利权的目的。
比如，贵州在1931年举办全省实业展览会时，省长毛光翔发表训词：“今欲外抗经济之侵略，内裕人民之生计，自非奖进生产，提倡实业，更无上策。”副会长窦居仁致词：“我国受帝国主义经济的侵略，弄得国病民贫，达于极点，欲求所以抵制之方，非从实业努力不可”，“实业展览会积极的意义，就是在求振兴实业。”刘继炎演说，“因为受他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以致不能发展，坐看他们把利权拿去”，“我们要挽回利权，提倡国货，就非先改良生产不可，要改良生产，就要开这展览会，因为开展览会就是要将各地生产出来的东西聚集一处，使大家得以观摩，良者争先仿制，劣者设法改良。”(58)与以往国货运动中简单地强调以“不理”、“不购”为手段来抵制洋货，或干脆提倡购买比洋货更低劣的国货不同，自各类国货展览会举办之后，人们的观念有所改变，更多地强调要从税制、技术、管理、资金、人才多方面入手去改良国货的生产、销售甚至广告宣传，即要通过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将外货抵制于无形之中，诚如时人所言，“抵制仇货”，“其无补于国家之经济，……以之挽救国家，当然更不可能”，只有提倡国货的仿造与创造，才是“迎头赶上去的自给自足的政策”(59)。
而要正确分析与国货运动紧密关联的国货展览会抵制和提倡之两面，则实有必要深入观察国货展览会中所折射出来的民族主义观念，尤要注意其在这一特定环境下的特殊呈现方式。
三、国货展览会与民族主义的新呈现
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与民族主义发生关系，始于晚清(60)。在晚清，中国赴外参展时，通过中国展馆的布置和展品所呈现出来的是一幅“王朝中国”、“文化中国”和“农业中国”三位一体的形象，与同在会场上展现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西方近代国家形象大有不同，但也与传统封建王朝形象开始有所区别。这种形象，其躯壳虽仍是封建性的晚清王朝，但在西方近代国家形象的刺激之下，已经开始融入了所谓“国体”意识(61)。因而，在20世纪初年举办的博览会上，时人围绕维护“国”之形象和“国权”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斗争：一是在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和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博览会上开展了与羞辱中国、损害中国“体面”之行为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于1905年颁行《出洋赛会通行简章》，从海关洋人手中收回了中国赴赛事宜的主办权。与此同时，宣传博览会的舆论中，有关“国”的语汇，开始大量出现，比如：“国脉”、“国体”、“国家”、“国计”、“国耻”等等。这里的“国”，当然尚不是指西方式的“民族国家”，而仍是以封建王朝为载体的传统中国，但其中又蕴含有一种由对“亡国”的焦虑和对“落后”的自责所交织而成的民族主义情愫。这种民族主义情愫与当时弥漫中国的危机感和利权观是紧密相联的，要求通过赴赛和办赛来振兴商务，收回利权，光大国威。
到民国时期，博览会事业上所折射出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国货展览会上，呈现得更加明显，也开始具有更加清晰的近代内涵。
1.“国”之观念比晚清更加明确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国具有了现实的“民族国家”的载体，即“中华民国”和“共和政体”，因此，中国在赴赛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时，十分注重凸现民国的新形象。工商总长刘揆一说：“中国往巴拿马赛会之时，即为我五色新国旗西渡太平洋，与万国争辉之日，实民国开国以来加入国际团体第一之好机会”(62)。在会场上，中国赛会监督陈琪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一系列宴会活动，在发表演说时，总是宣称“中华民国，号称共和，尤非工商不足以自立”。(63)同时，中国展馆也直接命名为“中华民国政府馆”。
自民国成立后，清末所称的“土货”、“土产”大多开始改称为“国货”、“国产”，劝业会也基本演变为国货展览会，其展品明确规定“以国货为限，出品人须为中华民国人”，近代国货展览会的征品规则里几乎都有如此之类的规定。国货展览会基本是围绕“国货”在做文章，如对举办国货展览会的目的，宣称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国货观念，促使人们重视国货，促进国货改良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如贵州省政府于1930年举办全省实业展览会的目的，是“促进国货生产的增加与改良”，“激起人民对于国货的购买”(64)。广州市在1931年举办第一届国货展览会就是鉴于“一方面使国内工商业得观摩之益，一方面又足以唤起国人服用国货之观念”(65)。1934年，中华国产厂商联合会举办上海市国货运动展览大会时，在会场建有二牌楼，上书“生产救国”、“国货救国”(66)。
2.经济主权意识日趋清晰
“国”之观念与主权观紧密相联，国货展览会体现的国家意识与经济主权意识密不可分。如前所述，南京国民政府在划分“国货”标准时，规定任何国货都必须是“国人经营”，这是“经济主权”意识的直接体现。
“国货”实际上已经隐含了一种“经济主权”意识，发展国货，实际上就是在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经济独立。有人认为，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诚吾国实业前途大放光明之起点，其关系于吾国经济之前途，俾直接免漏卮之患，而间接立富强之基者，诚綦重而极大也”(67)。1925年江苏省第三次地方物品展览会极力宣传提倡国货，“以挽回外溢利权”，“沿途高呼‘提倡国货’、‘关税自主’”(68)。1933年的中华国产绸缎展览会在会场门口、演讲台的正中和对面都悬挂有“提倡国绸，挽回利权，救济民生”、“采用洋货是经济自杀”、“杜塞漏卮惟国货是赖”等标语(69)。这些看法已经把通过振兴国货来挽回利权与实现经济独立、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了。如时人所言，国货展览会的宗旨“积极的在提倡国货，振兴实业，消极的在不买仇货，保护国权”(70)。这里所说的“国权”就是经济主权。
3.民族危机意识更趋强烈
在近代，由于西方的侵略和中国的积弱积贫，无论是领土主权、政治主权，还是经济主权，都遭到西方列强严重侵蚀，使得国人有十分强烈的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在国货展览会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天津市于1928年举办第一次国货展览会时，在告工商各界书中，极力渲染“帝国主义各自伸展其经济侵略的铁碗，到处掠夺市场，榨取利润”，中国“旧有的手工业，经帝国主义的蹂躏，早已粉碎无余，而新兴的企业，也因外力胁迫，屡起屡仆，日就枯萎”，所以要发展工商业，“以挽救经济破产的危机，免得再在奴隶状态中讨生活的痛苦和耻辱”(71)。
1934年汉口举办国货流动展览会时，有人参观展览后，撰文对国货的发展表示了深深的忧虑。文中认为，日本吞并东三省，侵略上海，是欲侵吞整个中国，“然中国最大危机，殊不在有形之暴力征服，而在无形的经济侵略；不在成幅之土地丧失，而在巨大的漏卮绵延；不在短时间之奴隶于人，而在长时间的生活无所也”，中国真正的危机在“经济枯竭”，“真正国难，则在民穷财尽，无力御侮”，因此，“举国应致力之救亡工作，实莫急于挽塞漏卮，培养元气，而塞漏培元之最有效方法，又自莫过于提倡国货，屏绝外人经济势力”。在详细分析了会场上国货展品的情况后，文章还就国货以后改良发展的方向提出了若干建议，并号召国人共谋国货之振兴，“提倡国货，杜塞漏卮，为挽救目前危亡中国之惟一工作，其重要远过于充实海陆空之国防”(72)!
烟台国货商标展览会在向苏州总商会进行展品征集时，宣传道：“我国对外贸易，每年入超约在数万万，虽布帛菽粟日用必需之品，无不仰给于外人，是何异饮鸩止渴，而怡然处之。窃恐十数年后，不待强邻之坚甲利兵，我已自濒于亡也。然则何以挽回之，亦惟提倡国货而已！同人等怵于国势之不可终日，稔于国货之必须振兴，爰发起烟台国货商标展览会，征集全国国产之商标样品，荟萃一域，以介绍于国人。”(73)
上海市商会于1936年举办国货展览会时发表宣言，明言“列强凭其不平等条约做护符，向我肆行经济侵略，倾销其过剩之物产，汹涌而至，掠夺我各地之市场，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自给自足之工商业，被摧残殆尽。……国人以饱受帝国主义之威胁，深感经济侵略之痛苦，因知欲图救国御侮，非振兴国货不为功”(74)。
4.经济竞争意识和经济发展观念有了新的提升
这是随危机忧患意识而产生的理性诉求。面对国货日渐窳败，民族经济日益衰败的困境，国货展览会主张以先进西方为鹄的，奋起直追，“从比较而起竞争”。“凡物质之进步，在于竞争，而竞争心之引起，必资于比赛，展览会之设，即使一般观念，因品质之比较，而促其竞争也”(75)。
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时，在开幕之日，不少政要大贾发表演说。冯麟霈谓“处商战竞争之秋，非振兴实业不足以救贫弱，非发展国货不足以图富强”；湖北代表易树鹄谓“现今商战时代，非从国货制造上竞争，无以放光明于世界”；山西代表陈曾翰说：“晋人鉴于此次晋货展览之劣败，因之奋发图强”，“由展览而收竞胜之效，则国货之振兴，正未有艾耳，抑更有进者。工艺者，商战之后盾，从兹以往，振起国人工业竞争之心，非今日之自为竞争，将来必不能与外货争胜负，则我中华国货，他日苟得竞胜于欧美市场？”(76)会场上亦布置有不少寓意深刻的贴画，略举两例：一幅以“实业”二字布景，配以说明：“非实业不能开源，非人人注重自用国货，不能振兴实业，生死存亡，同胞知否？”一幅是赛马图，配以说明：“中国工商，处此竞争时代，如乏力之马，在赛场不赛不能，赛又不可，再不竞争，将必自灭。盖世界藉竞争进化，以益世人，是故进者生存，退者灭亡。”(77)
虽然国货展览会强调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导致中国积弱积贫，但同时也不否认中国自身所具有的落后性，正视中外发展程度的巨大反差，承认洋货物美价廉，符合日常之需，而国货与之相比，物不美，价不廉，且难以符合日常之用。因此，国货展览会不盲目抵制西方经济侵略，而是主动学习西方先进，强调自身的改良和发展，表达的是内向性诉求和反省。
国货展览会上十分强调以策进工商为宗旨，在服用国货的同时，还要改良国货和制造国货。“以奖励而为宣扬”，“由研究而至改进”。有人认为，“今日论抵抗经济侵略以救国者，当以提倡国货为先”，提倡国货不仅指狭义地提倡爱用国货，还指广义地增加国货生产，改良国货品质，这样的提倡最便捷的途径就是举办国货展览会，其有三大功用：一是让国产陈于一处，互相比较，切磋研究，互补长短，互相启导，互相竞进；二是对国产品评高下，奖励勉旃，“褒扬其过去之成绩，而勖勉其将来之努力”；三是宣传国产，广告国货，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牵线搭桥。因此，参与陈列者要认真展陈宣传出品，要细心考察研究，展开良性竞争，要相互团结合作，共同竞进，要不求眼前小利，以远大眼光谋品质之改良。而参观者要认真观览展品，立志爱用国货，要持久提倡国货，不要“五分钟热度”，要负责任地品评展品，提出切实改良意见，不可讥讽本就幼稚的国产(78)。
国货展览会上的竞争意识和发展观念，更多地体现在对展品的品评研究上。许多国货展览会都会聘请工商专家、社会名流组成审查委员会和出品品评会，对展品进行审查给奖，品评优劣，结合各业发展现状，分析其窳败或兴盛的原因，给以发挥优点、改良缺点的计策，从而为国货的发展提供好的平台，以符合展览会提倡、比较、改良、发展的真义。
比如：1915年全国国货展览会成立了物产品评会，在审查给奖时，对国货如何改良发展给以计策，对矿产品，“所望群策群力，一致进行，于以保邦本而辟利源”；对酱油，“近来外洋输入者日增，当业者亟宜增加产额，低廉价格，则此项权利，庶不致外溢也”；对烟业，“自欧战以来，外货日少，求过于供，亟宜乘此时机，鼓舞制造，此次给奖，概从优厚，并参以经营资本之多寡，略加调查，以分等第，尚望有志者，益奋起此业，以挽回莫大之利权也”(79)。
1923年上海总商会举办化学工业品展览会时，专门组织研究会，对出品进行评审，各品评人写出了如何改良国产、挽回利权的评语。王百雷认为，“欲求中国机器造纸事业发达，惟有开辟森林、制造木浆为惟一根本解决办法”；沈星吾认为，“愿从事玻璃事业者，更求精进，于原料配合之成份，制器吹烘之艺术，研究而改良之，庶几可与舶来品抗衡也，尤愿有实力者于平面玻璃之制造加以提倡，挽回利权”。(80)
国货展览会上显现出的国家意识、危机意识、竞争意识和发展意识，最终都落在了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之上，即“为国家增气，为国货增光”(81)。实现民族与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国货展览会的最终目的。国货展览会上这种受西方刺激而产生的欲通过自身的改良、竞争来追求发展，最终实现民族平等、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已是一种较为理性的民族主义(82)。
这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同于抵货运动中所提倡的经济绝交的排外的民族主义，它旨在维护上至整个民族和国家，下至每个商民的整体而长远的利益，而且，也尊重了普通市民喜好物美价廉的消费心理，因而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国货展览会几乎得到了政府、商家和民间的一致支持，不仅政府机构、商人团体、民间组织都各自举办过国货展览会，而且，在国货展览会事业中，他们基本能密切合作。
就政府言，不仅支持国货运动的发展，为国货展览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条件，而且直接对众多展览会在税收、运费、治安等方面给予优惠和支持，甚至与商人联合采取官商合办模式，举办展览会。比如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和1929年西湖博览会，虽然由官方发起，但在具体操办过程中，官商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时人所言：“如今的政府不但不去摧残，更与民间合力来提倡国货，所以国货运动呀、国货展览会呀、国货免税呀、购用国货呀、国货奖励呀、国货银行呀、国货推销呀，无不有政府出来与人民合作。”(83)
就社会言，商人基本能积极携品参展，并为展览会提供经费和物资赞助，民众也能积极观展，特别是学校、民众团体还动员学生和市民积极观览，尤其是参加展览会中举办的提灯游行、汽车游行等宣传活动，这无异提高了展览会的宣传影响。此外，许多工商专家也能积极参与展品的评审，为国货的改良发展提供建议。
正因为国货展览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展览会上的民族主义日渐成为国民党为建设“党国政治”，进行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的一种工具。
国民党是通过“革命”方式取得政权的，深知运用舆论、顺应民众情绪的重要。在1924年经过改组之后，国民党即与共产党合作开展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口号，顺应民族主义的情绪，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1928年定都南京之后，虽然比之以前，反帝要温和得多，但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并未完全放弃反帝的口号，仍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关税自主运动和废约运动。在国货展览会上，国民党更是以“国民”正统代表自居，宣传要挽救民生，就必须解除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中华民族之精神，因迷信外货之结果，消失殆尽。……提倡国货，实欲把我们的民族自信、自立、自决的能力恢复起来，以振起我们高尚独立的国民精神，发扬自由平等的民族意识，以建设起一个富有新生命的中国”(84)。甚至认为打倒了帝国主义，才能使“中国可以解放，可以自由，可以独立”(85)。同时，出于训政的需要，在国货展览会上极力激励民族精神，强调树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新国家形象，利用一切手段谋求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权威性资源。于是，在本是经济行为的国货展览会上出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即展潮背后涌动着一股强劲的政潮，经济的展览会变成了政治的展览会。这一点在西湖博览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86)。
国货展览会的“党化”，也表现在国货运动和国货展览会被纳入国民党的政策运作之中，要求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贯彻。在1930年，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常委会正式决议把提倡国货与识字、造林、保甲、卫生、合作等，作为基层党部必须开展的七项运动。1934年，蒋介石也将提倡服用国货作为开展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要求各级政府机关、各级党部开展国货运动，举办国货展览会。在中央党部和中央政府的行政督导之下，实业部、内政部、教育部等中央机关，不少地方政府，都成立了提倡国货会，除提倡服用国货外，还举办了许多国货展览会。许多基层党部、地方政府，为响应中央号召，也都按期举办展览会，即使如山西这样偏远落后的省分也不例外，甚至出现了在乡镇为期仅1天的展览会。显然，这样的展览会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政府行政督导的产物。不仅各级政府举办的展览会，即使民间团体所办的，也必须到各级工商部门或社会局备案。
国货展览会表现出的强烈“党化”色彩，显现出了通过国民党“党国政治”建设而表达出来的独特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被纳入国民党按一党专政原则建国、治国的过程，而最终成为一种政治工具和手段。
同时，如前所述，因日军侵华，国难深重，此一时期国货展览会上呈现的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似乎成为了社会进行抗日民众动员的一种手段，使得国货展览会已然与席卷全国、一浪高似一浪的抗日救亡运动融为一体，成为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受这种政治动员、社会动员的影响，国货展览会上的民族主义虽然在价值取向上是理性的，但其中所蕴涵的民族情感却并不平和，仍然喊出了“我们必须联合起来，整齐步调，统一策略，站在反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观点上来共同奋斗”(87)、“帝国主义都要打倒”(88)、“振兴实业是抵制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打破经济上的压迫就是提倡实业”、“振兴实业便是救国”(89)之类的口号。而且，为了尽快振兴国货，唤醒民众，挽救国难，国货展览会不拘规模大小，不顾质量高低，层出不穷，直如水银泻地，无所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货展览会上理性民族主义躁动不安的非理性一面。
四、余论
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建立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并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完全独立；二是追求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社会发展，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通常而言，这两大任务不是分阶段完成，而是同时进行、相互促进的。但在近代中国，却总是救亡压倒启蒙，争独立压倒求富强，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也就没有民族和国家的富强，后一任务的实现要依附于前者。
举办近代国货展览会固然是为了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其中所呈现的民族主义是以发展为核心理念的理性民族主义，十分强调自省的内向性发展，但在救亡压倒一切的近代中国，实现民族独立摆在了近代民族主义斗争的首位，使得国货展览会中的民族主义又不得不依附于相应时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一如“党化”色彩的呈现和服务于抗战的需要。
国货展览会的依附性使其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就政府举办的国货展览会而言，大多注重政治宣传效果，而较为忽略社会经济发展功能，注重树立新的政治形象，强调增强民族凝聚力，而较为忽略展览会的实际内容。比如，在南京民国政府时期，由于规定各地党部和政府要开展国货运动，举办国货展览会，行政院也颁布了《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要求各省市随时举办地方物品展览会，因此，各地党政部门都把举办国货展览会作为了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展览会上，国民党十分注重强化其一党统治，国民政府也很注重通过鼓动民族主义来增强其统治的效力。这使得国货展览会较大程度上成为了一种政治宣传和动员的工具，如前所述，展潮背后涌动着一股强烈的政潮。
就民间主办的国货展览会而言，某些地方国货展往往更注重强调国货的推广、宣传和销售，却较为忽略国货之间的交流、比较和改良，甚至有的商家为了牟利，利用国货展览会所提倡的“服用国货”的民族主义情感，倾销存货，旨在牟利。这较突出地体现在各地举办的流动国货展览会中。吴县铁机丝织业、纱缎庄业、丝业、丝边业的同业公会在1935年联名向吴县商会提议限制举办流动国货展览会，“查提倡国货，原为国民天职，维持信誉，尤为商业要素。乃近来各处国货展览会风起云涌，表面上固竭尽提倡国货之能事，惟考其内容，往往货品复杂，瑕瑜互见，即以绸缎一项而论，低劣品之在展览会中羼入倾销者比比皆是，反使整个国货信誉受重大影响，甚有投机牟利之徒，或搭盖草棚，意图收取优厚场租，一切因陋就简，专以各工厂之次货底货运苏倾销，或放任投机份子，私自混售非国货，至货物之市价，货品之真伪，均不问焉。而犹美其名曰流动国货展览会，曰临时国货商场。影响所及，不仅贬落国货身价，而且捣乱原有之商市。……苟不设法限制，为患伊于胡底。”(90)更有甚者，少数昧心商家乘国人爱国热情高涨之际，欺骗民众，以洋货冒充国货，偷售劣货。比如，1929年苏州国货展览会时，大陆袜厂就把由上海日资企业康泰厂生产的卫生衫标以国货在会场上层陈、销售。(91)再如1935年9月，无锡商会明确反对上海国货推行协会到无锡推销国货，认为来无锡举办的各项国货展览会，往往“以推行国货为名，吸收现金为实，而且价格稍低廉，所销实均次货，各方因此多纠纷，成绩实在并不见佳”(92)。由地方商会起来反对推销国货，地方土货与正宗国货之间展开竞争，看起来有些奇怪，但实际却反映出流动国货展已变味为倾销国货和次货的营销手段，国货运动中亦有一种不和谐的杂音(93)。
总体上言，国货展览会往往数量多于质量，形式大于内容，宣传效应大于实际的效果。博览会事业的灵魂是发展和进步，举办博览会事业必须注重研究以展品为表征的各行各业的改良、发展之道，提供谋求发展、追求改进的思路、策略和办法，这就要求博览会事业不应只限于经济效益的“硬发展”，而应追求营造良好经济环境的“软发展”。近代中国虽举办了为数众多的国货展览会，但很多国货展览会展期短，展品少，举办规程简单划一，整体上质量不高，产生的实际效用并不大。而且，博览会虽然以追求发展和进步为鹄的，但其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还必须看博览会之后对产品的改良工作如何进行、质量如何提高。近代众多国货展览会虽都很注重展品的品评研究，审查给奖，但展览会结束之后，对给奖策励和研究改良的意见能否落实却较为忽略，整体上较为注重形式，给人以走过场之嫌。
国货展览会的这种依附性和局限性，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其中的民族主义的困境，即这种追求发展和富强的民族主义本身难以达到使中国发展和富强的目的。
某种意义上，发展问题比独立问题更复杂，但毕竟追求独立是追求发展的第一步。独立问题首先要解决帝国主义的侵略问题，而抵制并最终消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又必须要解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政权，因此，要达到发展目的，首先必须要解除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势力代表所造成的枷锁，具体说来，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的各种特权，推翻其在华利益的代理人，这正是实现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基本前提。
然而，国货展览会中的民族主义却忽略了此点。虽然展览会主办者们认识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主张修改不平等条约，喊出了“帝国主义都要打倒”之类的反帝口号，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举办的国货展览会，走的都是以发展求独立的道路，强调通过“国货”自身的改良竞进来追求发展，堵塞漏卮，最终达到实现民族经济独立的目的。显然，这种温和、改良性的主张难以解决近代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这一根本问题，无法改变中国近代经济受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控制这一基本事实，因此也就难以真正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独立，更难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近代国货展览会虽然声势浩大，但实际的效果却始终难以尽如人意，无形中往往演变成了某些人实现党派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工具，其原因也盖在于此。
不过，国货展览会中的民族主义也有很多合理之处，对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之后发展民族经济建设极具启发和借鉴意义。
第一，正确反省自身，正视中国的各种优缺点。国货展览会中的民族主义承认国货在技术、品质、装饰和价格上不如洋货，认为中国经济的衰败乃是中国贫穷落后、利权外溢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挽回利权，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就必须振兴民族经济。而振兴民族经济，首先要改良国货，发展国货，主张立足于通过对国货的改良来求得国货的发展和民族经济的振兴。不可否认，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开始落伍了，要迎头赶上，就必须正视这种落后和技不如人的现实，找出落后的原因，从而奋起直追，知耻而后勇。
第二，正确对待西方，不可盲目排外。国货展览会中的民族主义虽然受到了西方的刺激，但这种刺激除了指西方的侵略之外，还指西方所展示的成就对中国造成的无形催动。毫无疑问，西方引领了自近代以来的先进潮流，对其侵略的一面，应该加以抵制，但不应对其一概排斥，要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制度和观念。独立自主不等于闭门造车、作茧自缚，还必须积极借鉴西方的发展经验。展览观摩、比较竞争、学习西方始终是近代中国举办各种展览会、博览会的真义和主流所在。总而言之，国货展览会中的民族主义不是排外主义，而基本上是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如果说，排外的民族主义重在“破”、重在“拒”，那么，理性的民族主义则重在“立”、重在“兴”，它既鼓励走出国门，促进国货外销，参与国际竞争，同时也不盲目排拒外货、仇视外货，而是通过国货自身改良和打开销路来达到抵制外货的目的。
以上种种对我们在今天反思如何剔除近代民族主义中非理性和盲目排外的一面，而坚持以“理性的民族主义”推动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从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说不无意义。
收稿日期 2009-03-11
注释：
①据《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和《中国实业杂志》、《国货运动月刊》、《国货旬刊》、《中国国货年鉴》等多种资料统计。
②有关国货运动研究的成果主要有：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潘君祥主编：《中国近代国货运动》，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徐鼎新：《二十至三十年代上海国货广告促销及其文化特色》，《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2期；潘君祥：《国货运动中的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中华国货维持会前期活动剖析》，《档案与历史》1989年1期；樊卫国：《论进口替代与近代国货市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3期；杨永明：《五卅运动中的提倡国货与经济绝交》，《四川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沈成飞：《金贵银贱下的广东国货运动》，《学术研究》2006年第7期。对国货展览会进行专门探讨的，见马敏、洪振强：《1920年代国货展览会述论》，“多元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二届中国史学国际会议），（北京）清华大学，2004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8-1937)国货展览会述论》，见《一九三○年代的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洪振强：《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③工商部编：《工商会议报告录》第1编，“文牍”，1913年印行，第5、3页，转引自朱英：《论民元临时工商会议》，《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3期。
④《民国元年临时工商会议议决案件目录》，《申报》1913年1月6日第7版。
⑤《限期征集商品开设国货展览会》，《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2年第9号，1915年8月1日。
⑥(12)(47)(76)(77)(79)国货展览会物产品评会编辑部编：《国货展览会报告书》，第5页，第192页，第93、95页，第12-16页，第48页，第113-114页。
⑦《办理京都市国货出品协会开会展览情形并筹拟京师工商业改进会办法》，《中国实业杂志》第7年第3期，1916年3月1日；《参观京都市出品协会记》，《申报》1915年9月17日第6版。
⑧《国货展览会报告书》，《农商公报》第2卷第10期。
⑨该团共有36人，以庞竹卿、洪长善为团长，由中华国货维持会副会长王文典、王介安带团赴国货展览会考察。
⑩《参考国货展览会之筹备》《申报》1915年7月25日第10版。
(11)《农商部呈恭报国货展览会办理情形并附呈会场陈设图片清鉴文并批令》，《大公报》1915年11月24日。
(13)这些展览会中，包括17次为赴赛巴拿马博览会而办的出品展览会，冠以“国货”二字的，仅有2次。
(14)《中华民报》1912年7月25日、8月30日，转引自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9页。
(15)孙中山：《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84页。
(16)《公布省地方物品展览会章程》，《申报》1920年5月14日第3张第10版。
(17)《苏省地方物品展览会开会纪》，《申报》1925年10月11日第9版。
(18)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编辑：《民国十年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报告书》（附第一次展览会记录），1922年。
(19)《商品陈列所第三次展览会纪》，《申报》1923年10月11日第14版；《商品陈列所纪事》，《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11号，1923年11月。
(20)《商品陈列所将开四次展览会》，《申报》1924年4月14日第14版；《商标专用品展览会之先声》，《总商会月报》第4卷第4号，1924年4月。
(21)《提倡国货会在杭开会之介绍》，《申报》1924年6月17日第14版。
(22)(70)曹慕管：《历届国货展览会之经过》，见《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编辑、出版，1928年。
(23)《国货会在苏州开会之盛况》，《申报》1926年7月25日第14版。
(24)此处的“件”非单件之意，根据当时规定，出品人、种类、性质、产地、色样等相同的出品物，统称为一件。所以估计约有20万单件出品。
(25)(31)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5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发行，1978年，第19页，第140页。
(26)关于中华国货展览会的全面论述，见洪振强：《1928年中华国货展览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3年。
(27)有关西湖博览会的全面论述，见谢辉：《西湖博览会研究》，杭州大学硕士论文，1994年。
(28)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五），北京：新华书店发行，2003年，第366-367页。《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是复制的影印版本，一共七册，前三册是有关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后四册是关于1929年西湖博览会的。本文引用时只注明复制影印本的页码，没有注明原始版本及其页码。此数字是会场各馆所单独统计的总和，有很多重复统计数。实际上，入会场观览的人次约有200多万。
(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行政院关于颁行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则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20页。
(30)《国货展览会之发展近讯》，《总商会月报》第9卷第1号，1929年1月。
(32)《上海国货流展团过徐赴西北展览》，《中央日报》1934年5月23日第2张第3版。
(33)《美户部定立华人来美前赴圣路伊斯赛会入口章程》，《外交报汇编》（第23册），第519-522页。
(34)曾游美国人来稿：《美国定立华人赛会章程评议》，《大公报》，第382号，1903年7月15日。
(35)《出使美日秘古国大臣梁星使咨送美工商部改订华人赛会章程公文》，《申报》1903年9月28日；《赛会电文》，《申报》1903年9月27日；《美外部照复出使美日秘古国大臣梁改订华人赴赛章程公文》，《外交报汇编》（第24册），第147页。
(36)《摘录赴美赛会某员日记》（续昨稿），《大公报》第784号，1904年8月31日。
(37)《书美洲学报实业界记散鲁伊斯博览会中国入赛情形后》，《东方杂志》1905年第9期；亦见《外交报》，第111期。
(38)《论美国凌辱华民》，《警钟日报》第58期，1904年4月23日。
(39)苏绍柄：《山钟集·振兴实业来书》，转引自潘君祥主编：《近代中国国货运动研究》，第3页。
(40)《广东历史资料》1959年第2期，转引自韩小林：《对近代中国“国货意识”的探讨》，《嘉应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41)《征求国货之通函》，《申报》1915年7月28日第10版。
(42)苏州档案馆藏，114-02-0471-007（档案的全宗号，下同）。
(43)李文权：《论欧战结果及于中国实业将来之恶影响》，《中国实业杂志》第7年第6期，1916年6月1日。
(44)《工商部为中国国货暂定标准致国民政府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八），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42-744页；《中国国货暂订标准》，《实业公报》第68、69期合刊，1932年5月5日；《中国国货暂订标准》，《实业公报》第179、180期合刊，1934年6月23日。
(45)《修正国货证明书规则及其标准》，《商业月报》第12卷第5号，1932年5月。
(46)《实业部发给国货证明书规则》，《商业月报》第14卷第7号，1934年7月；《中国国货暂订标准》，《实业公报》第179、180期合刊，1934年6月23日。
(48)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里的《国货统计表》（五），1929年。
(49)《苏省会国展会闭幕》，《中央日报》1930年5月8日第2张第1版。
(50)(51)(56)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二编），1929年，第118页，第162页，第52页。
(52)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编辑股：《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三编），1929年，第78页。
(53)梅丽：《从国货展览会回来》，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11月15日。
(54)武育干：《近代博览会事业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1929年10月。
(55)江柳声：《国货展览会商场之一瞥》，《申报》1928年11月7日第21版。
(57)《涟水县国货展览会审查出品章程》，苏州档案馆藏，I14-02-0495-114。
(58)贵州建设厅：《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专刊》，1931年，第5、7、47-50页。
(59)易最良：《提倡国货之我见》，首都各界提倡国货委员会宣传组编印：《国货月刊》1936年第1期。
(60)民族主义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概念。《牛津现代高级英语辞典》中将民族主义定义为：“其一，对本民族强烈忠诚、爱国主义的情感、努力和原则；其二，争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独立活动。”也有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分别对民族主义进行定义，提出政治的民族主义、经济的民族主义和文化的民族主义等概念。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民族“救亡”的观念，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民族建国等思想主张，均是政治民族主义的表现，而且，从很早就开始将建立民族国家视为政治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而“挽回漏卮”、“收回利权”、“抵制外货”、“实业救国”、“工商立国”等要求和主张，则是当时经济民族主义的体现。尽管当时中国对经济独立的要求是政治独立要求的深化，但经济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的最终追求是一致的，二者往往纠结在一起，表现在同一运动中。如果说在晚清时期的博览会事业中以经济民族主义的诉求居多，那么，民国时期的博览会中，则政治民族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逐渐上升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很多时候，政治民族主义的诉求还压过了经济民族主义的诉求。
(61)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言的“国体”，还不是今人所指的国家的性质，而是指国家的面子，即“国之体面”，与“国格”类似。这亦表明晚清时期普遍的国家观念还没有上升到认知国家性质的高度，还只是从日益增多的国际交往中认知到了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的重要性。
(62)《巴拿马赛会事务局开局工商总长刘揆一演说词》，《大公报》第3917号，1913年7月7日。
(63)陈琪主编：《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1916年，第90页。
(64)贵州建设厅：《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专刊》，1931年，第9、4551、205页。
(65)广州市社会局编印：《广州市国货汇刊》，1935年，第9页。
(66)《展览会昨日开幕》，《申报》1934年6月2日第14版。
(67)《参考国货展览会之筹备》，《申报》1915年7月25日第10版。
(68)《苏省地方物品展览会开会纪》，《申报》1925年10月11日第9版。
(69)记者：《记国产绸缎展览会》，《商业月报》第13卷第7号，1933年7月。
(71)《社会局为举行国货展览会告工商各界书》，见《天津特别市第一次国货展览会报告书》，1928年。
(72)李教之：《从汉口国货展览会的销售清算中观测国货前途》，《汉口商业月刊》第l卷第5期，1934年。
(73)苏州档案馆藏，I14-02-0474-051。
(74)《市商会主办国货展览会昨开幕》，《申报》1936年l0月2日第10版。
(75)《苏浙皖丝茧展览会开幕式》，《申报》1926年10月11日第9版。
(78)(86)《中国早期博览会资料汇编》（四），第240-255页，第221-222页。
(80)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编印：《上海总商会商品陈列所第三次报告书》，《研究》第4-8页、《品评》第1、312、30、34页。
(81)《外部长开会词》，见《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实录》（第二编），第3-4页。
(82)在《史学月刊》组织的有关“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笔谈中，耿云志先生明确提出应提倡“理性的民族主义”，认为“理性民族主义”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它“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庄之路。”《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83)冯柳堂：《国货运动的经过》，见《工商部中华国货展览会纪念特刊》。
(84)《广州市第一次国展会》，见广州市社会局编印：《广州市国货汇刊》，1935年。
(85)(88)蒋介石：《开幕日之训词》，《申报》1928年11月2日第14版。
(87)《社会局为举行国货展览会告工商各界书》，见《天津特别市第一次国货展览会报告书》，1928年。
(89)贵州建设厅：《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专刊》，第47-50页，1931年。
(90)苏州档案馆藏，I14-02-0372-104。
(91)苏州档案馆藏，I14-02-0484-082。
(92)《绸布等同业公会反对国货展览》，《近代无锡商会资料选编》（内部稿），2005年，第329-330页。
(93)关于无锡因上海商人推销国货而引发的风波与冲突，见付海晏：《“跑调”的国货展览会：1935年国货流动展览会研究》，《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无锡商会与1935年国货流动展览会纠纷》，《近代史学刊》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