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输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必要性论文,中国论文,可能性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末民初，中国图书馆学在话语替换中遭遇沉沦。于兹而还，中国一代又——代的图书馆学者们主动担当起西方图书馆学话语搬运工的角色。原创性的缺失，使得当今中国图书馆学完全处于低势位的“入超”状态，没有资格对其他国家输出自身的研究成果。无疑，只有以输出为导向，才能真正走上学术原创性的诉求之路；也只有以输出为导向，才能在世界图书馆学中找到中国的位置，澄明自己的价值所在和学术形象。
1 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输出的必要性
百余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步趋西方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世界图书馆学界很难找到“中国制造”的有影响的概念、理论、学者和学派。中国声音的孱弱，令人怀疑“中国”在世界图书馆学层面上的存在意义。因为，有或没有中国，对世界图书馆学的进步似无任何影响。21世纪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但经济高速发展并非以文化低迷为代价。同样，馆藏规模和技术手段日益现代化的中国图书馆，也不可能伴随着学术研究的贫乏而谋求可持续发展。
从泛文化角度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或现代化进程都不支持西方中心主义的一元论文化模式，作为泛文化子系统的图书馆学也必然是多元化的学术样态。
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1]鲍曼又说，“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它“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2]也就是说，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存在，并由此滋生出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多元化学术关怀。而“一旦全球化模式去掉了我们传递传统价值的能力或意愿，我们将坐吃山空，变得退化，成为那种面向收视率、广告收入和销售指标并追求大众效应的低水准文化的牺牲品”。[3]同样，在所谓“现代化”层面上，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明确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又说：“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许多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利。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4]此外，作为全球化和现代化技术平台的互联网也不确证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的合法性。查尔斯·艾斯认为：“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认同、传统、意见、习惯等方面广泛的多元性。”[5]就图书馆学而言，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化图书馆学理论的时机业已成熟。然而，在中国图书馆学界，全球化或现代化“等于西化”的理念几乎成了某些人的集体无意识。他们无怨地接受西方学术话语的支配，无悔地接受西方文化霸权的奴役，形成了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畸形的图书馆学。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中国的存在只是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普适性的一种注脚而已。西方话语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影响肇始于国力衰竭的晚清，今日中国已不再是那个被动挨打的老大帝国，西方话语的强势地位也不再有坚船利炮的保障。中国学者应该“知耻而后勇”，抓住历史机遇，坚持以学术研究的原创性为基础、以学术输出为导向，积极参与到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世界图书馆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来。
其次，坚持中国学术思想的输出，也将是世界图书馆学的福音。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不是学舌西方式的消极参与），世界图书馆学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也往往是漏洞百出的。例如，我国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一书系统总结了国家藏书管理的经验，对藏书机构（麟台）的历史沿革、行政隶属、功能价值、建筑设计，图书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藏书机构的社会文化意义，从业人员的职掌、选任和待遇等皆有描述，内容十分详赡和深刻。然而，学术界却流行着这样一个错误观点：法国人诺德“写的《关于图书馆建设的意见》（1627年）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馆学著作。因为此书全面阐述了图书馆的目的、图书采编和流通的方法、馆员的职责与馆员的研究范围等”。[6]显然，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图书馆学也会因孤陋寡闻而得出错误结论。程俱《麟台故事》才应该“被公认为现存最早的一部图书馆学著作”，这不是出于“先前曾经阔过”的狭隘民族自尊，而是以基本历史事实得出的平实结论。清《四库总目提要·麟台故事》引《玉海》云：“元祐中（1086-1094年），宋匪躬作《馆阁录》；绍兴元年(1131)，程俱献上的《麟台故事》；淳熙四年(1177)，陈骙续为《馆阁录》，盖一代翰林故实，具是三书。”《麟台故事》前后另有两部《馆阁录》与之辉映，稍后郑樵(1104-1162)《校雠略》对校勘、辑佚、分类编目、文献访求和流通等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它对应于印刷术广泛使用而导致的大量文献的可获得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从研究图书的校雠学向研究藏书整理的图书馆学的转向，而西方印刷术的广泛应用绝不早于15世纪。当然，中国图书馆学对世界图书馆学的贡献远非局限于史实层面。在价值层面上，正如下文分析，中国也有能力对世界图书馆学做出独一无二的劳绩。我们认为，世界上既然没有“大同图书馆学”，世界范围内的图书馆学发展既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中国就应该以民族本体立场，加强与世界的对话，消解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二元对立，达到中西“互体互用”。因此，基于民族身份基础上的学术输出，必将成为中国学者的一种呼之欲出的学术追求和世界图书馆学体系的迫切需要。
2 图书馆学学术思想输出的可能性
首先，从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来看，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的输出必须基于自己的文化血脉和民族身份立场。
众所周知，阮冈纳赞曾基于本民族吠陀(Vedic)文化对人类知识的理解创造了《冒号分类法》，为印度图书馆学界赢得了巨大声誉，也成为印度人输出的图书馆学学术思想中的拳头产品。“苏联图书馆学所具有的读者阅读研究传统吸收了早期俄国图书馆学的某些营养”，鲁巴金自豪地说：“我们俄国对读者的实验性研究，要比其他国家早得多”。“这一学术传统的发扬及制度化的结果，一是促使苏联图书馆事业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某些特色，如读者工作（包括宣传图书、指导阅读）水平很高……二是较早催生出读者心理学、阅读心理学、读者工作等图书馆分支学科”。[7]基于民族文化底蕴的苏俄阅读学理论同样在世界图书馆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图书馆界有关图书馆经营的一切成法皆取自于德国、英国等，初期的图书馆学也移植自欧洲”。[8]但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出现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进程，其影响进一步扩展到西方世界，从而逐渐形成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学派”，事实上，“芝加哥大学也是最早建立社会学系并授予社会学博士学位的美国大学，在20世纪20-40年代，芝加哥大学还是美国乃至世界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其社会学研究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当时芝加哥大学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无不受其影响。巧合的是，社会学中也有一个芝加哥学派，它与图书馆学中的芝加哥学派相互辉映，适成对照”。[9]确实，人们至今对杜威与当时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汤普生(W.S.Thompson)相互切磋而撰成专著《图书馆学的社会学基础》的佳话记忆犹新。再如，德国学者卡尔施泰特(P.Karstedt)于1954年出版的，风靡世界的《图书馆社会学》也是以德国现代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客观精神”为逻辑起点的。甚至前苏联时期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学说也是基于特定时期的本土文化而成功地输出中国和东欧的。上述事实表明，中国要想输出图书馆学学术思想，也必须基于自己的文化血脉和民族身份立场，在检讨西方观和中国观的同时，废除扭曲的学术交流理念，坚持西学东渐中的中学西传。
其次，在西方话语的“他者镜像”中寻找中国的文化血脉和民族身份立场。这个命题包括两层含义。第一，鉴于西方话语对中国当代图书馆学的笼罩，晚清以来的中国图书馆学已殊少自己的话语，中国学者应该在古代图书馆学的历史血脉中挖掘资源，确立自己的民族身份立场。第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瑕瑜并存，如果和盘托出地交到西方面前，必然受到情绪和学理层面的双重抵制。因此，我们应该在西方话语的“他者镜像”中，疏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智慧，有针对性地做好输出工作。例如，基于西方“科学的”知识组织对人类认知优点的无视，我们倡言“不科学的”中国古代知识组织的优越性所在；基于西方分析型图书馆管理理论对管理主体之管理的缺位，我们倡言中国古代在“先做人，后做事”原则下强调管理者自身“德性”的管理学的思想价值；基于西方主客二分的图书馆哲学不能从“主体间性”的角度理解图书和图书馆，我们倡言中国古代在“天人合一”、“物我相谐”的认识论背景下强调图书“经世、载道、立言、牖民”的价值，以及强调图书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本体意义，从而真正在“最一般”的层面上致力于图书馆的哲学思考。显然，我们提出的学术输出，并非冷战，而是主动寻求对话。也唯有通过对话才能确证中国图书馆学不是欧美中心之外的一种边缘化学术。今以情报语言为例予以展开说明。
从DDC以来的西方图书分类到当前的元数据、知识地图、知识本体、描述逻辑、主题图等，现代情报语言都是以明确化、形式化和规范化为旨归的。其实质是将自然科学理性运用于文献（知识单元）标引和描述，以期在单元（概念）及其关系这两个层面上改进自然语言的演算方法。这一取向作为理性逻辑的突出反映，忽略了一个根本事实：人类认知的优点。比如“Benzene”这个词，对化学师而言是“苯”，但对消防人员而言，则意味着另一个意思。因此，当知识组织取决于以技术形式出现的若干精确规则时，也与用户基于自然语言的习惯性提问渐行渐远。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相信现代情报语言取得突破的关键之一便是：“知识信息的计量必须从语法层次向语义和语用层次发展。”[10]饶有趣味的是，中国古代书目认为知识组织更多地取决于认知主体的认知背景、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凸显的不是科学理性意义上的“语法”而是人文信念意义上的“语义和语用”。其中，类名作为古代书目系统的枢纽，集中反映了这一人文旨趣，对于纠偏现代知识组织的一般理论、方法和原则不无启迪。首先应该说明，目前为止“对语用学和语义学的划分还有种种争议”。[11]但可以肯定，它们都致力于研究如何在情境中取得话语意义，具有颠覆语法理性的共同特点。因此，本文拟以语用学中的四个主要论题[12]为对象，重点讨论中国古代书目分类的语用学特征。
(1)指别，亦称索引词语，是指在不知其使用语境时便无从确定其所指语义的词或句。现代情报语言词汇是一种可定义的概念，而古代类名多为“指别”意义上的存在。如《七略·六艺略》下有小学（语言文字学）类，这一分类结果从六艺略序或小学序中找不到答案，唯有放在汉人“识字通经”的认识论背景下才能得到说明。赵希弁《读书附志》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这只能在自朱熹作小学以配大学、宋后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的特定“语境”下寻找原因。众所周知，朱熹所作《小学》六篇，所录皆宋儒所谓“养正之功”，《弟子职》之类文献正属此类。
(2)预设，即任何命题总有一个明显的预设的观点，如“他的汽车是豪华型的”预设是“他有一辆汽车”。预设是作为言语活动参与者的共同知识而进入活动的语义中的。如《七录》“伪史”和《隋志》“霸史”两个类名一脉相承，都是著录四方割据的政权史，其基本预设是割据政权是“伪”政权、是通过“霸”道手段而获得的。正是在这一“正统”观念下，书目类序无需对“伪史”或“霸史”下定义而能直接指涉一批文献。
(3)言语行为理论，即通过说话人和听话者在交际中行为的关系来分析话语内涵。和述事话语有真假之分不同，行事话语是用来实施某种行为的，因此无真假之分，只有合适不合适之别。如“这儿很冷。”在特定语境下往往表示“请打开暖气”或“请递一件外衣给我”。古代书目中的类名也往往超越了词汇的本义而借助于语境另有指涉。如唐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中的“正史”，与“偏记小说”相对，所以，纪传体的《史记》、记言体的《尚书》、编年体的《春秋》、国别体的《国语》等皆为“正史”，可谓名实相符。但《隋志》首列“正史”，专收官方认可或官修的纪传体史书，并不是在“正史”本身的语汇意义上使用这个类名。这里，《尚书》、《春秋》、《国语》等不入该类固然有书目分类上的考虑，但更多的是在强调其“正”的政治内涵，诚如《四库总目·正史》指出：“盖正史体尊，义与经配，非悬诸令典，莫敢私增，所由与稗官野记异也。”显然，就是非对错而言，刘知几是“正确”的，但就应然与否而言，《隋志》或《四库总目》是“合适”的。
(4)合作原则，即人们的交谈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是因为双方都遵循一定的目的，相互配合默契，它包括量的准则（提供充分而不多余的信息）、关系准则（话语与主题有关注）等。古代书目中，文献编码与解码也是符合合作原则的。如，《七略·形法》：“形法者，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这是《七略》（乃至整个中国古代书目）中少见的关于类名的定义。然而，这个定义是以揭示外延的办法来说明其内涵的，它对应于该类实际所收的六种具体文献：《山海经》、《国朝》、《宫宅地形》指涉“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相人》、《相六畜》指涉“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相宝剑刀》指涉“器物之形容”。无疑，这里的“形法”与其说是一个逻辑概念，不如说是一个主体范畴，它以“合作原则”来表达从主体范畴到完整思维的任何东西，并按照本书目特征所能容许的程度，把完整思维的质料包括多一些或少一些。
综上，活跃在“语义和语用”层面上的古代书目分类，对于努力通过“语义化和语用化”而寻求自身突破的现代情报语言是有启迪价值的。它表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传统并未耗尽能量，许多命题至今仍有活力，轻易地抛弃传统是不明智的。
3 结语
基于文化血脉和民族身份立场的中国图书馆思想，应该在未来世界中有自己的地位，能够为西方图书馆学研究提供参照。我们应该以输出为导向，加强学术的原创性，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对西方学术的拿来中开始质疑、提问、反省和对话，最终达到世界图书馆学思想的常态分布：中西融通，而不是西方中心。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图书馆学领域中的中国形象，也有利于保持世界图书馆学的健康生态。
收稿日期：2007-0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