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吐蕃太子的文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蕃论文,太子论文,文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法：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52(2003)01-0029-13
安史之乱发生之后，吐蕃占领了河陇、西域，开始了对这一地区的长期统治，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煌文献中有相当数量的吐蕃占领时期的文书，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这些文献中有一组关于吐蕃皇太子的祈愿文，对于文书中提到的吐蕃皇太子及有关问题，笔者尚未见有学者论及，故而尝试在这里对其作一探讨。
一、有关祈愿文的节录
这组愿文一共六篇，其中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P.2341《燃灯文》、S.2146《行城文》三篇文书在黄征、吴伟先生的《敦煌愿文集》中已有辑校，在杨富学、李吉和先生编著的《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中除了这三篇之外，又将P.3256《愿文》、P.2807《斋文》、P.2807《行城文》三篇文书作了辑校，兹根据以上二书录文及文书原件照片将其分别节录如下，其中“（）”内字为对原文误写的订正或对残缺字的补写，“〈〉”内字为原文脱漏据上下文意增补：
1、P.3256《愿文》：
……圣神赞普天阶益峻，定历恒昌。太子诸王克增盘（磐）石，东军尚相禄秩永安，文武百僚功名不坠，节儿都督富贵时迁，部落诸官永无忧厄，释门教主高建法幢，法律纲维护持不倦，说者听者灾债不侵，法界有情同赖斯福。……
复持此福，尽用庄严当今圣主，伏愿开南山之长劫，作镇坤仪；悬北极之枢星，继明乾像。……皇太子前星永耀，少海澄澜；诸王作固维城，宠光盘（磐）石；朝廷将相助理和平；文武百官恒居禄位。
以此庄严我皇子殿下，伏愿圣躬坚远，神寿无疆，功业积于丘山，德量深于巨海。十朗、十一朗盘（磐）石永固，仙花连辉，色力增高，官禄弥厚。
以此功德庄严太子夫人等，浓梅（眉）发艳，桃李增荣；公主等月桂含春，星芳孕彩；节儿、上论愿使天禄弥积，富位增高，常为大国之良臣，永作释门之信士；庄严都督形同大地，历千载而不倾；命等山河，跨万龄而永固。福禄惟增，欢荣转新，常为明主之艳梅，镇作苍生之父母。（注：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88页。）
2、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
……亦使峰（烽）飙不举，万里尘（澄）清；四邻绝交诤之仇，两国结舅生（甥）之好。我圣君之良愿，其在兹焉！其有昌圣君之化、副明主之主者，则谁当之？有我皇太子殿下与良牧杜公爰须（及）节儿、蕃汉部落使等皆风清台阁，德映朝廷。我教授乃道迈□（澄）兰，才当五百，并股肱王道，抚育黎黎。既奉论言，宁遑安处？遂乃躬亲出廓（郭），印金相而脱沙；崇设无遮，陈百味之胜福。银函辟经，〈转〉万卷而齐宣；宝树鱼灯，秉千光而合耀。胜福即备，能事咸享。谨于秋季之中旬，式建檀那之会。……总用庄严我当今圣神赞普：伏愿开南山之初劫，作镇〈坤〉仪；悬北极之枢星，继明乾像。储君愿遐龄永固，妃后乃锦苑长荣，大论保富贵之〈欢〉，将师（帅）纳无边之庆。……（注：杨富学、李吉和《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8页；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岳麓书社，1995年，第346-347页。）
3、P.2341《燃灯文》
……我当今圣神赞普，集沐（休）徵于宇宙，藻佳气于环瀛。……赞普曜齐北极，寿方南山：镇□开解之仁慈，长□结绳之正化。皇太子前星丽景，少海澄清；诸王式固维城，业隆磐石；公卿辅相，资（滋）法雨于身田；蕃汉节儿、诸官僚采，润提湖（醍醐）于法海；颙颙化庶。（注：《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15页；《敦煌愿文集》第509页。）
4、P.2807《斋文》：
……惟我圣神赞普，祚承大业，圣备无疆；克修永固，诞应天命；威加四海，恩侠八维；流演一乘，以安百姓。故得皇储赞翼，忠谏纳于元规；正理明朝，匡弼齐于辅佐。惟我皇太子殿下，睿德钦明，遑风远扇；龙舟少海，天朗前星；继好息人，交质蕃城。遂得一国忻喜，三危康复，伏惟十一朗等千秋高纤，万古王孙；忠孝两人，信义双互。更能连贺来诣，星宫探赜；胜因□兹福事。伏惟节儿部落使等或奇才出众，或武艺超伦，俱怀恤物之能，共助明王之道。伏惟□来二那□□□要标当仁；明断则无不推先，监察则众皆叹美；近咸务工，远□边州；勘算算余，光辉法席。伏惟国夫人则母仪天发，妇行神资，雍雍含撒推之容，赫赫蕴逶迤之貌；雅居尊而不乐奢侈，然处贵能益和柔；万善从此皆臻，五福以之云集。伏愿诸娘子等芳兰洁性玉成，姿实继于闾闺，淑德传于帝里。伏惟都督公帝乡雄望，书擗灵枝；□类冰霜，心同水镜；澄波倾不足比其清，□□寻安可逾其操；实谓邦家之宝，栋梁之才。伏惟部落使判官等僚并鉴明时务，清乡肃人；或识量弘深，聊扬金（今）古；或推穷审查，妙尽否臧；嘉誉遍于寰中，善积盈于宇内。伏惟瓜沙两州都番（蕃）僧统大德，听辩不群，戒行孤立，威仪被于七众，导化柄于三乘，八户畏其严，僧俗钦其望。伏惟翟教授阇梨原望寻扬（浔阳），泒分龙勒；家承虹冕，代袭弓裘，性资天实，才不亏学；其净慎也混而不浊，其刚志也□而不同；言无爱憎，行有志信。所以名高五郡，位贯千僧者欤？前翟教授，□八硕德，柰苑名僧；柄推操以年深，胯僧律而岁久。所以恐亏自行，疲顷八他；频诉务繁，特蒙退净；法叶三味，因此圆明。（注：《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35-236页。）
5、S.2146《行城文》：
……又持景福，上资圣神赞普：惟愿万国纳供，四海来庭（廷）；宝历恒昌，金石比寿。皇太子殿下海雷远震，少海长清。夫人兰桂永芳，妃宾（嫔）树花献颂。又持胜福，总用庄严我都督杜公：禄极万鍾。（注：《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39页；《敦煌愿文集》第558页。）
6、P.2807《行城文》：
……风走水锁，光临照（兆）今，总斯殊胜，莫限津梁。先用庄严皇太子殿下，伏愿长承南国之重奇（寄），永奉北疆之慈颜，福将山岳而齐高，寿比松筠而转茂。（注：《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240页。）
二、对礼佛文书中所记吐蕃太子以及文书年代的考证
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中同时提到了皇太子、太子夫人（妃）和都督杜公，P.2807《斋文》则提到了皇太子、太子夫人、十一郎等人以及都督，并指明此都督为“帝乡雄望”。敦煌蕃占时期有两位杜都督，父子两代先后担任沙州都督，P.3674v《小僧习写》：“故沙州都督杜公，于赞普中（忠）赤，子父相绍肆拾伍年，……其心正直似弓，弘乘佛法亦然，聪明智慧，微同一代，留（名）万代，传名以后。有愚民不自寸（忖）量，便生姤（妒）疾，以药杀之，故疑侵食。”（注：《敦煌宝藏》第129册，新文丰出版公司，第604页。）可知此杜都督父子在蕃占时期前后相承，共担任四十五年沙州都督，据郑炳林先生考证，S.2447《亥年十月一日之后应诸家散施入经物色目》记载在843年沙州尚有杜都督，张议潮于848年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如果843年是杜氏最后一年担任都督，则杜氏应在799年开始担任都督；如果848年杜氏尚在任，则其必于804年开始任职。（注：参见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22页；金滢坤《吐蕃沙州都督考》，《敦煌研究》1999年第3期，第88页。）这在敦煌吐蕃文文书P.T.1089《吐蕃官吏申请状》中亦可得到印证，该文书记载鼠年之夏(820)，大尚论在边境举行陇州(long cu)会议时，任命杜大客(do stag skyes)沙州汉人都督及吐蕃节儿之辅佐，安本义(an bun yig)为副都督，而到了狗年(830)安本义(an bun yig)仍为副都督，没有升迁，（注：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第118-123页。）则都督人选应无变化，仍为杜都督或其子。此杜氏的籍贯正是帝乡京兆，如P.3258号《祈愿文》：“都督京兆杜公，惟愿繁祉斯乐，纤漳无遗，轩冕永昌，鍾鼎传嗣。”P.2770《愿文》：“伏惟我良牧杜公，帝乡雄望，书擗灵枝，智类冰霜，心同水镜；”（注：《敦煌汉文吐蕃史料辑校》第1辑，第199页。）则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中的“都督杜公”指的就是籍贯京兆的杜都督，P.2807《斋文》中的“帝乡雄望”的都督也正是此人，所以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及P.2807《斋文》应为杜氏父子担任都督时期的作品。而P.3256《愿文》则提到了皇太子、太子夫人、十郎、十一郎与都督，这个都督可能就是杜都督，文书中的祈愿人与P.2807《斋文》中提到的皇太子、太子夫人、十一郎、“帝乡雄望”的都督等人完全相同，这两件文书当系写于同一时间的作品。
那么这四件愿文中的吐蕃太子究竟是何人？在敦煌陷蕃近七十年中(786-848)，吐蕃王朝见于汉文传世史籍记载的太子，笔者只见有《新唐书·南蛮上·南诏上》所载贞元九年(793)南诏王牟异寻在给西川节度使韦皋的信中所述的：“天祸蕃庭，降衅萧墙，太子弟兄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这里的太子弟兄流窜系指赞普赤松德赞(755-797)第二子牟茹在赤松德赞晚年杀死那囊氏武仁，后按三喜法判决被流放之事，（注：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2页。）太子系指牟尼赞普，他在797年即位，一年半后即由于大兴佛法，平均财富被母后进食毒死。据敦煌吐蕃文文书P.t.1286IV以及P1.555-556号记载牟尼赞普并无子嗣，（注：黄布凡、马德《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8页；王尧《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青海民族学院铅印本，1979年，第78页。）由于牟茹因杀人罪被流放，没有继承王位，由幼弟赤德松赞(798-815)继位。牟尼赞普为太子期间正是敦煌陷蕃时期，但是他并无子嗣，与P.3256《愿文》、P.2807《斋文》中提到的皇太子与其十郎、十一郎两个孩子共同发愿的身份不符，并且他于797年以前担任太子，而据前文考证杜氏担任都督最早在799年，牟尼也不可能以太子身份与沙州杜都督一同出现在礼佛斋文之中，所以应该排除牟尼。
赤德松赞的继任者为其幼子赤祖德赞（热巴坚，815-838），他于838年被反佛大臣杀害，据成书于1434年的藏族史籍《汉藏史集》记载：“故热巴巾王迎娶了属庐妃贝吉昂楚玛、琛妃迦嘉、那囊妃孟颇科勒、娘妃却格拉姆、蔡邦妃朵嘉玛五人，都没有生儿子。……最后，国王本人也于三十六岁的阴铁鸡年（辛酉，当为公元841年）在墨竹强巴拉康的石梯上被属庐·勒札达东赞用剑刺死。……因此对于此王有四个‘没有’的说法，即没有儿子，没有庙堂祭奠，陵墓没有珍宝，墓碑没有文字。”（注：陈庆英译，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3-124页。）对于赤祖德赞的卒年，《资治通鉴》卷246则记载“是岁（开成三年，即838年），吐蕃彝泰赞普卒，弟达磨立。彝泰多病，委政大臣，由是仅能自守，久不为边患。达磨荒淫残虐，国人不附，灾异相继，吐蕃益衰。按……《（通鉴）考异》曰；彝泰卒及达磨立，《实录》不书，《旧传》、《续会要》皆无之。今据《补国史》。”由于吐蕃王朝时期实行十二生肖纪年，所以后世藏族史家在记述史实时，经常将吐蕃王朝时期的纪年记载的不够准确，所以还是应以汉文史籍的记载为准。但是对于该书记载的赤祖德赞无子嗣的情况当是根据吐蕃王朝时期的史料撰述，可信程度还是颇高的，而且其他藏族史籍如《西藏王统记》、《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并未提及赤祖德赞还有子嗣（注：参见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商务印书馆，1949年，87-90页；巴卧·祖拉陈哇著，黄颢译《〈贤者喜宴〉译注（十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27-28页；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74页。）。所以前面一组祈愿文中的太子，也不会是赤祖德赞之子。
赤祖德赞的继任者朗达玛由于大肆灭佛，被僧人拉隆，贝吉多吉刺杀，朗达玛死后，其次妃生下一个遗腹子微松，其长妃则找来一个已生出牙齿的小儿宣称是自己昨夜刚刚出生的赞普嫡子，被称为云丹，后来分别拥立这两人的大臣分为两派，双方长期混战，引发吐蕃奴隶大起义并最终导致吐蕃王朝灭亡。对这段史实后世各藏族史籍记载一致。（注：《汉藏史集》第124-125页；《西藏王统记》第75-77页；黄颢译《〈贤者喜宴〉译注（十五）》，《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28页；黄颢译：《〈贤者喜宴〉译注（十六）》，《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1期，第26-27页；《西藏王臣记》，第70-76页。）汉文史籍则记载会昌二年(842)：“达磨卒，无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才三岁，佞相与妃共制国事，吐蕃老臣数十人皆不得预政事。首相节都那见乞离胡不拜，曰：‘赞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国人谁服其令，鬼神谁飧其祀！国必亡矣；比年灾异之多，乃为此也。老夫无权，不得正其乱以报先赞普之德，有死而已！’拔刀剺面，恸哭而出。佞相杀之，灭其族。国人愤怒；又不遣使诣唐求册立。”（注：《资治通鉴》卷264，武宗会昌二年。）这里的达磨即朗达玛，可见在朗达玛生前也没有太子。在其死后，两个儿子年幼，他们各自的拥立者们形成两派，进行长期混战，大中二年(848)，敦熄大族张议潮率领汉族为首的各族民众起义，驱逐了吐蕃沙州节儿，吐蕃在敦煌的统治就此结束（注：《新唐书·吐蕃传》。），在朗达玛死后842年到848年这六年间，由于二子年幼不可能生育，所以吐蕃王朝也不可能立有皇太子。
以上已经排除了牟尼赞普为太子时期、牟尼赞普执政时期、赤祖德赞在位时期、朗达玛在位时期以及从朗达玛被刺后到归义军政权建立时期五个时段吐蕃皇太子出现在敦煌寺院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2807《斋文》和P.3256《愿文》四件礼佛斋文中的可能性，那麽这位皇太子只可能是赤德松赞在位时期即798-815年期间的吐蕃储君，据《汉藏史集》记载：“赤德松赞与没庐妃莽布支所生的儿子有臧玛、达玛、热巴巾、伦杰、伦珠等，因藏玛十分喜爱佛法，达玛十分喜爱邪魔，没有立他们为王。伦杰与伦珠都在幼年夭逝，没有修建陵墓。第三子热巴巾于赤松德赞出生后七十六年的阳火狗年（丙戍，当为公元806年）生于伍香多，十二岁时由诸大臣定议，即位为王，在位执政二十四年。”（注《汉藏史集》第121页。）《西藏王统记》则记载尺带松赞（赤德松赞）有一子丹墀，在其死后即位为王，丹墀有五子，长后子三，小后生拉杰、浑珠二人，长子臧（藏）玛信佛出家，次子达玛作恶多端，不堪为王，最后由第三子热巴巾即位。（注：《西藏王统记》第79-80页。）《西藏王臣记》则称：“须知藏王牟底赞波生有王子章玛（洁净），拉杰（圣尊）、伦珠（运成）、达玛（增盛）、惹巴谨等五人，其中王子伦珠年幼时也就夭折，没有陵墓。王子拉杰只活了十五岁也就逝世。”长子章玛出家为僧，达玛品行恶劣，最后由惹巴谨继承王位。（注：《西藏王臣记》第66-68页。）这里的牟底赞波即赤德松赞，章玛即臧玛，惹巴谨即热巴巾。《贤者喜宴》则记载“墀德松赞有五子，即天子臧玛、墀祖德赞日巴坚、墀达玛乌冬赞、拉杰及伦珠五人。……这五人是长妃先生三子，小妃后生二子。”“再者，长子天子臧玛因喜爱佛法，遂出家为僧，居于僧众之中。次子墀达玛乌冬赞因恶行而不宜为王。三子墀祖德赞年十二岁于阴火鸡年执政。”（注：黄颢《〈贤者喜宴〉摘译（十三）》《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第95-96页。）。而《新唐书·吐蕃传》则记载：“（贞元）二十年，赞普死，遣工部侍郎张荐吊祠，其弟嗣立，再使使者入朝。”这里系指牟尼赞普死后由赤德松赞即位，“（元和）十二年，赞普死，使者论乞髯来，以右卫将军乌重玘、殿中侍御史段钧吊祭之。可黎可足立为赞普，重玘以扶余准、李骖携归。”《资治通鉴》卷239称：“（元和十一年）二月，西川奏，吐蕃赞普卒，新赞普可黎可足立。”赤德松赞去世于元和十年(815)，可黎可足即赤祖德赞（亦即热巴巾）随后即位，唐朝西川节度使得到消息后于次年二月上报唐庭，而吐蕃方面直到元和十二年才遣使告丧。
通过对以上藏汉史料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西藏王统记》所云尺带松赞（赤德松赞）有一子丹墀，在其死后即位为王实不足信。而这些藏族史籍一致认为赤祖德赞共有兄弟五人，其长兄臧玛因出家为僧，二兄达玛品行恶劣所以都未即位，所以由赤祖德赞即位，其他两个兄弟早夭且由小后所生，系庶出，故不得为赞普。从这里可以推断：出现在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2807《斋文》和P.3256《愿文》4件礼佛祈愿文中的吐蕃皇太子很可能是赤祖德赞的长兄臧玛，他以赞普长子的身份被立为太子，后来由于信佛而出家为僧。据《册府元龟卷》981外臣部记载唐蕃长庆元年(821)会盟之时，唐使刘元鼎见到赞普“年可十七八，号可黎可足。”（注：苏晋仁、萧鍊子《〈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四川民族出版社，1981年，第311页。）则赤祖德赞于815年即位时只有十二三岁，前引《汉藏史集》则记热巴巾即位（赤祖德赞）时年仅十二岁，与之可以互相印证。《汉藏史集》又称热巴巾之父赤德松赞“于阴木龙年（藏历中无阴木龙年，当是笔误，可能是阳木龙年甲辰，公元764年）生于札玛。”“赤德松赞于五十四岁的阴火鸡年（丁酉，应为公元817年）在札普地方去世，”（注：《汉藏史集》第120-121页。）前面已提到吐蕃时期使用十二生肖记年，所以对这一时期的史事发生时间记载的不够准确，但是对于赤德松赞去世时的年龄的记载则应有一定根据，如果他的寿命为五十四岁，而在他去世时幼子赤祖德赞（可黎可足）只有十二岁，那麽长子臧玛比赤祖德赞（可黎可足）年长十几岁甚至二十余岁是完全可能的，这样臧玛就有可能在担任太子期间生有被称为十郎和十一郎的两个孩子并和他们一起出现在敦煌寺院的礼佛斋文中，这两个孩子在吐蕃王室同辈诸子中的排行为第十和第十一，所以被称为十郎和十一郎，另外据P.3256《愿文》记载他还有女儿，在文中被称为公主。臧玛后来被反对佛教的大臣陷害，在反佛大臣杀死赤祖德赞（可黎可足）并由朗达玛即位之前遭到流放，《贤者喜宴》则记载他后来被那囊氏王妃芒洁毒死。（注：《〈贤者喜宴〉摘译（十三）》第100页；其它藏族史籍则记载臧玛被流放，参见《汉藏史集》，第124页，《西藏王统记》，第85-86页，《西藏王臣记》，第74页。）
根据以上考证则可判定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2807《斋文》和P.3256《愿文》四件文书的写作时间为798-815年，P.3256《愿文》的发愿者为皇太子、十郎、十一郎、太子夫人、公主、节儿上（尚）论、都督等人，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的发愿者为皇太子、都督杜公、蕃汉部落使、教授等人，S.2146《行城文》的发愿者则为赞普、皇太子、夫人、妃宾（嫔）、都督杜公，P.2807《斋文》的发愿者为赞普、皇太子、十一郎等、节儿部落使、国夫人、诸娘子、都督、部落使判官、瓜沙二州都番（蕃）僧统大德、翟教授等人，这四件斋文中的皇太子就是臧玛，赞普为赤德松赞，都督就是籍贯京兆的沙州杜都督，另外P.3256《愿文》还提到诸王，这里的诸王系指郎达玛、热巴坚等人。
皇太子臧玛于798-815年来到敦煌，关于他来此地的目的，斋文中也有所透漏，P.2807《斋文》云：“惟我皇太子殿下，睿德钦明，遑风远扇；龙舟少海，天朗前星；继好息人，交质蕃城。遂得一国忻喜，三危康复。”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亦使烽飙不举，万里尘（澄）清；四邻绝交诤之仇，两国结舅生（甥）之好。我圣君之良愿，其在兹焉！”可见这位吐蕃皇太子是为了吐蕃与唐朝两国和好息兵之事而来到敦煌的，所谓“继好息人，交质蕃城。遂得一国忻喜，三危康复。”应该是释放唐朝俘虏和人质，据《册府元龟》卷147帝王部恤下二记载：“宪宗元和二年八月，以没蕃人僧良阐等四百五十人自吐蕃复还中国，命京兆府勘责先身亡及送在神策军，余三百九十人，诏良阐等：‘顷因沦陷，久在殊方，或有平日遣人，或是衣冠旧族，万里归国，尤所哀矜，应归及分配并侍亲等人，委所在特加优恤。”同年十二月吐蕃与南诏都遣使朝贡唐朝（《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注：《〈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第283页。）元和二年即807年，吐蕃太子臧玛“继好息人，交质蕃城”应该就是元和二年的这次释放唐人的行动。从797年开始吐蕃政权内部矛盾增多、对外则与唐、南诏、大食为敌，防线日蹙，在
州、盐州、维州数次为唐军击败，赤德松赞施行崇佛政策并任用僧人掌政，力图摆脱唐蕃之间的严重对峙和人、财、物日益枯竭的局面，一再主张唐蕃息战言和，改善关系，据《旧唐书》、《册府元龟》记载，803年，吐蕃首先派遣论颊热等人赴唐请和，并报牟尼赞普之丧。唐朝则分别派遣薛伾往报和好之意，张荐吊赞普之丧。804年4月，吐蕃又派遣臧河南观察使论乞冉及僧南拨特计波为首的五十四人的使团来唐，（注：《旧唐书·吐蕃传》。）近年来发现的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对此也有所记载，西藏昌都地区察雅县香堆区仁达乡丹玛山崖上的摩崖刻文云：“猴年，夏，赞普墀德松赞之时，宣布比丘参加大盟会，赐给金告身以下的告身，……唐蕃和谈始□，参与和谈者为堪布廓尔·益希央、比丘达洛塔德、甘·南喀娘波；为了赞普之功德与众生之福泽，造此佛像，祈愿。”据恰白·次旦平措先生考证，猴年是指藏历阳木猴年，公元804年，这一年墀德松赞与唐德宗开始相互遣使进行和谈，（注：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平措次仁著，陈庆英、格桑益西、何宗英、许德存译《西藏通史——松石宝串》，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68-169页；参见恰白·次旦平措著，郑堆、丹增译《简析新发现的吐蕃摩崖石文》，《中国藏学》1988年第1期，第76-81页。）笔者以为甘·南喀娘波可能就是《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出使唐朝的僧人南拨特计波。805年，唐德宗去世，唐顺宗李诵即位，进一步改善唐蕃关系。一方面将原来俘获并发配各地的吐蕃“生口”（俘虏）给予衣物，放还吐蕃。另一方面又将平凉劫盟中被吐蕃扣压后又逃回，被唐德宗以“习蕃中事，不欲令外出”为由而囚禁的严怀志、吕温等十六人释放，并封授官职。唐宪宗李纯即位后，遂即派侯幼平为使往吐蕃告丧和册立之事。吐蕃立即派遣论乞缕贡向唐顺宗陵墓奉献金银财宝，并向唐宪宗贡献方物。806年唐宪宗命将发配福建道的吐蕃“生口”七十人放还吐蕃。（注：参见安应民《吐蕃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50页。）由于唐朝的这些举措，所以才有了吐蕃皇太子807年这次“继好息人，交质蕃城”的回报。此后双方继续通使修好，在821年唐蕃双方进行了著名的长庆会盟，写下了唐蕃关系史上重要的一页，基本上结束了唐蕃之间长期对峙和战争的局面，为西藏地方最终纳入祖国版图创造了条件，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
“蕃城”具体指何处，尚不明了，可能是指吐蕃占领和统治的城池敦煌，即在敦煌释放唐人。这也有先例可循，《唐会要·吐蕃》记载建中四年(783)，唐蕃清水会盟之后，“吐蕃将先没蕃将士僧尼等至自沙州，凡八百人，报元年之德。”敦煌乃河陇佛教胜地，也是瓜州节度使辖境政治经济中心，吐蕃对此地也非常重视，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攻占敦煌时，赞普曾“移帐南山”，亲自指挥攻城。蕃占时期笃信佛教的吐蕃赞普、赞蒙、东道节度使、河州节度使、瓜州节度使都曾亲自或派人在这里大做佛事，吐蕃在这里释放唐朝俘虏和人质也体现了佛教的好生之德。另外“蕃城”也可能指临蕃城，唐属鄯州，在州城西六十里，（注：《新唐书·地理志》鄯州条。）吐蕃在鄯州设鄯州节度使，在附近的河州设河州节度使和总制河陇的东道节度使。吐蕃王朝灭亡后，在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建立金山汉国时期，临蕃城仍是河湟一带吐蕃部落的政治经济中心——“戎庭”所在地。（注：参见陈国灿《敦煌五十九首佚名氏诗历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鲁番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7-100页。）所以皇太子臧玛在临蕃城释放唐俘后去河陇佛教胜地敦煌礼佛，祈求唐蕃和好息兵也是完全可能的。
后世藏族史籍记载臧玛虔心礼佛，最后竟舍弃王位出家，这四件斋文也如实记录了臧玛虔心礼佛的史实，可以与之相印证。通过斋文我们还得知臧玛在出家之前已经结婚，生有十郎、十一郎两个儿子并且还有女儿，还参与国事，办理与唐朝交好，释放唐朝战俘与被拘留唐使的重要任务，为我们研究吐蕃史提供了珍贵史料。因此笔者将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2807《斋文》和P.3256《愿文》四件礼佛祈愿文定为元和二年即807年。另外P.2807《行城文》中称“先用庄严皇太子殿下，伏愿长承南国之重奇（寄），永奉北疆之慈颜，”这里的“南国”即指吐蕃，”北疆”则代称唐朝，唐蕃为舅甥之国，所以吐蕃皇太子要“永奉北疆之慈颜，”这表明此时正是唐蕃和好时期，故而此文书应写于皇太子臧玛释放唐人后在敦熄礼佛期间，即与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2807《斋文》和P.3256《愿文》四件文书年代相同。
至于P.2341《燃灯文》，文中提到了赞普、皇太子和诸王、蕃汉节儿等，前面通过对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王朝世系的讨论，已经排除了牟尼赞普执政时期、赤祖德赞在位时期、朗达玛在位时期以及朗达玛被刺后到归义军政权建立四个时期吐蕃皇太子出现在敦煌寺院祈愿文中的可能性，因为上述四个时段吐蕃没有皇太子，只有牟尼赞普为太子时期和臧玛为太子时期符合这两篇文书中出现有赞普、皇太子、诸王及蕃汉节儿的情况，由于臧玛何时放弃太子之位出家尚不可知，所以笔者将这件文书的写作年代初步拟定为从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到元和二年之间，即787年至807年。
三、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以上对6篇文书的写作年代进行了初步考证，下面对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再进行一些探讨。首先，通过对祈愿文内容的分析和对藏汉史籍有关记载的研读可以使我们对吐蕃王位继承制度有一个大致了解：吐蕃赞普去世后，一般由其嫡子继承王位，如儿子已去世，则由其孙继位，如松赞干布在世时其嫡子巩日巩赞便已去世，最后由其孙芒松芒赞继位，（注：《西藏王统记》第53、59页。《资治通鉴》卷199，永徽元年。）据前文引《资治通鉴》所记吐蕃首相节都那之言可知，如果赞普没有嫡系子孙则可以在赞普宗族中选出继承者，这与唐朝帝位的嫡长子继承制度相同。吐蕃王朝赞普长子虽然有优先继承王位的权力，但并不一定都能如愿，赞普死后，诸子之间常为继承王位而发生激烈争执，《册府元龟》卷966外臣部继袭一记载：“仪凤四年，不夜弄赞卒，嫡子器弩悉弄，即大臣麴萨若之甥也，先与萨若往羊同国征发兵马，闻丧归国，继位为赞普，时年八岁。其弟年六岁，时在钦陵之军，国人以钦陵强盛，又欲奉之为王。钦陵迫于大义，竟与萨若同心，器弩悉弄位始定神。”可见拥立国君的权力掌握在实力派大臣手中，器弩悉弄死后不久，为争夺王位吐蕃局势又发生动荡：“神龙元年，器弩悉弄卒，诸子争立。久之，国人立其子弃隶蹜赞为赞普，时年七岁。”（注：《〈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第9页。）而弃隶蹜赞并非长子，据P.t.1288、IndiaOffice750、Or.8212(187)，P1.579-595号《吐蕃编年史》记载：“赞普王子结祖如与祖母赤没禄驻于准地。德仁巴嫩囊扎与刻改多囊等反叛。于本牟那拉孜诛杀德仁巴等反叛者。于崩拉让，赞普兄自泥婆罗王位被贬谪。”（注：《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第46页；《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12页。）结祖如即弃隶蹜赞，其长兄并未被立为太子，而是继承了泥婆罗王位。末代赞普朗达玛被刺后，再次引发王位之争，最终导致吐蕃王朝的灭亡。
吐蕃皇太子平时也承担一些较为重要的政务，为日后继承赞普之位积累经验，锻炼才干，如前文所引器弩悉弄八岁就与大臣萨若往羊同国征发兵马，臧玛此次“交质蕃城，继好息人，”也正是如此。另外，吐蕃太子还有自己的僚属，吐蕃沙州教授吴洪辩之次兄季连曾“试太子家令，出杖忠于委任，聚剑益于君恩。勤效四年，成功七载。忽思因果，早自回心。退谢君恩，归心息念。”（注：《敦煌碑铭赞辑释》第64页。）担任太子的家臣数年，这位太子应是牟尼或臧玛。家臣是吐蕃王公贵戚特有的一种下属人员，吐蕃赞普也有自己的家臣，据唐赵璘《因话录》记载：唐朝淮南裨将谭可则被吐蕃俘虏后，吐蕃人在其手臂上刺“天子家臣”等字样，强迫他担任赞普的“知汉书舍人”，为赞普服务。（注：《因话录》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96-97页。）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北魏以来的太子监国制度，“唐太子监国主要应用于皇帝巡行、居丧、疾病或政变等不能亲政场合。太子监国时唐中央行政发生变化，太子成为全国临时长官，居东宫，率左右春坊及詹事府代替天子三省临时主持全国政务。其运作在公文及行政程序上皆有严密规定。唐太子监国具有辅助国家行政、维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或成为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之工具两种作用。”“一是当太子有实力时，往往以监国为手段，进一步夺取最高权力，登上皇帝宝座。”“二是当皇帝势强时，往往通过以太子监国来左右政局，一方面树立威信，一方面打击异己，培养接班人。”“三是当权宦擅政时，太子监国往往成为权宦们维护本派别利益的手段，某派拥立某太子监国，继而为帝，某派也就得以压制对手，独掌朝政。”（注：参见郭锋《试论唐代的太子监国制度》，《文史》第40辑，中华书局，1994年，第101-114页。）吐蕃赞普也经常出征和巡行在外，703年，（唐长安四年），吐蕃赞普墀都松赞（器弩悉弄）便死于出征南诏的军中，引发诸子争立，最后是七岁弃隶蹜赞被立为赞普，（注：《资治通鉴》卷207。 ）而其兄据前文所引《吐蕃编年史》记载在赞普生前已继承了泥婆罗王位，则此时吐蕃似乎并未象唐朝一样实行太子监国制度，赞普出征和巡行在外时政务由权臣负责处理。至于在吐蕃王朝中后期，即由牟尼、臧玛分别担任太子期间是否也实施太子监国制度，由于史料缺乏，尚不能定论，还有待对史料的进一步发现和探讨 。
其次，对这6件文书的研读有助于解决吐蕃王统世系研究中的难点问题。墀德松赞5子的长幼排序历史上一直存有争议，迄今尚无定论，由西藏著名历史学家恰白·次旦平措主持，诺章·吴坚、平措次仁等多位专家参加编撰的煌煌巨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对此说道：
首先，必须说明父王墀德松赞共有5个孩子，其中拉杰和伦珠二人自幼夭逝，没有陵墓，这些在多部史书中记载一致，不再陈述。需要搞清楚的主要问题是墀祖德赞热巴巾与天子臧玛、朗达玛邬都赞兄弟三人谁是兄长，谁是次兄，谁是弟弟以及他们的生卒年代。王统、佛教史书中众说纷纭，观点各异。这里我们通过比较分析古代王统摄政的总原则和部分有关当时的历史事实，在他们的排列方面，根据12世纪左右成书的最早佛教史书弟吴尊者的《汉藏教法源流论》和娘·尼玛维色的《娘氏教法源流》，弟吴觉赛的《教法源流佛教胜幢》中比较一致的观点确定，长兄是天子赞普热巴巾，次兄是减玛，幼子为朗达玛邬都赞。（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170页。）
前面已经提及《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等藏族传世史籍都记载臧玛为长子，朗达玛为次子，热巴巾为幼子，而成书于12世纪左右的《汉藏教法源流论》、《娘氏教法源流》、《教法源流佛教胜幢》则认定热巴巾为长子，臧玛为次子。《西藏通史》又根据成书于18世纪的《吐蕃王统赞普世系简要》和《唐蕃甥舅会盟碑》、两《唐书》的记载确定热巴巾生于公元802年（水马年），于公元815年（木羊年）嗣继王位，时年13岁，去世年代为公元841年（铁鸡年），时年39岁。（注：《西藏通史——松石宝串》，第171页。）前面已考证出P.2255、P.2326《祈福发愿文》、S.2146《行城文》、P.2807《斋文》和P.3256《愿文》4件祈愿文中出现的吐蕃皇太子只可能是赤德松赞在位时期即798-815年期间的吐蕃储君，如果热巴巾为兄、臧玛为弟，则这4件文书中出现的吐蕃太子就是热巴巾，当时他的年龄在0-13岁之间，此4件文书的具体写作年代为公元807年，则热巴巾此时的年龄只有5岁左右，文中记载他已娶妻生子，有十郎、十一郎两个儿子并且还有女儿，还办理与唐朝交好，释放唐朝战俘与被拘留唐使的重要政务，这明显与常理不符，所以笔者认为根据这4件敦煌文书的记载，臧玛应为长子，热巴巾为幼子，《汉藏史集》、《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等藏族传世史籍的记述是正确的。
再次，在其它蕃占时期的敦煌文书中还出现有被称为“殿下”的吐蕃官员，S.5812《丑年八月沙州女妇令狐大娘牒》是一件吐蕃占领时期的牒文，乃令狐氏诉张鸾侵夺庑舍的纠纷案，令狐氏在叙述完自家庑舍被侵夺的经过后，发出请求：“伏望殿下仁明详查处分，”（注：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2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第288页。）负责审理这件房产纠纷案的官员是一名被称为殿下的人，这件文书的写作年代据陈国灿先生考证为辛丑年，即公元821年。S.11454F文书记载吐蕃时期某部落供给吐蕃官员羊口：“左八……亥年五月六日白羯二供殿下。……左十……（十二月）十三日白母一口供丝绵监军。”（注：《英藏敦煌文献》第1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页。）丝绵部落成立时间较早，在公元820年阿骨萨、悉董萨部落成立后才逐渐被取代，则此件文书时间很可能在公元820年以前，在公元786年吐蕃占领敦煌之后到820年之间共有795、807和819年3个亥年，根据对前引祈愿文的研究结果，此文书中的殿下有可能是公元807年来到敦煌礼佛的皇太子臧玛，也有可能与S.5812《丑年(821)八月沙州女妇令狐大娘牒》中的殿下为同一人，或者是分别于公元795、819年来到敦煌的另外一位或两位殿下。
殿下是对王或称王者的代称，吐蕃赞普则被称为陛下，如《唐蕃会盟碑》正面右侧汉文碑文云：“文武孝德皇帝与圣神赞普猎赞陛下二圣，舅甥濬哲鸿被，晓今永之屯亨，矜愍之情，恩覆其无内外。”（注：王尧《吐蕃金石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41页，并参见第46页注④。）称王者一般是赞普的兄弟或儿子，如前引P.2431《燃灯文》云：”皇太子前星丽景，少海澄清；诸王式固维城，业隆磐石。”吐蕃赤松德赞在位期间(755-797)，太子牟尼自然有可能于795年来到敦煌。而王子牟茹在赤松德赞在位晚期刺杀了那囊氏武仁，后按三喜法判决被流放北方羌塘之地，没有继承赞普之位，据《新唐书》记载贞元九年（公元793）南诏王牟异寻在给西川节度使韦皋的信中已提到了此事，那麽王子牟茹有可能在795年也来到敦煌，牟尼或牟茹可能即S.11454F号文书中的在795年驻节敦煌的殿下。公元819和821年正是赤祖德赞即热巴坚执政时期，唐蕃也正在这一年进行了长庆会盟，前文已经考证了赤祖德赞没有儿子，所以这位殿下只可能是赞普的兄弟或叔父，牟茹正是热巴坚的叔父。后世藏族史籍说赤松德赞的继承人牟尼赞普被母后毒毙，流放在外的牟茹闻讯赶回，途中被那囊氏武仁的后人杀害，但是刻石于赤德松赞时期(798-815)的《谐拉康碑甲》则记载：“王兄牟茹赞普与王（太）后戚族，诸小邦、平章政事社稷大论以下、诸大尚论均使其参与盟誓，誓文封以雍仲之印。”（注：《吐蕃金石录》第116页，并参见第117、118页有关注文。）则赤德松赞执政时期(798-815)牟茹仍健在，并且参与赞普主持的重大盟誓仪式，所以在819和821年他也仍有可能在世并出现在敦煌。
此外据铸于赤松德赞时期的桑耶寺钟铭文所记：“王妃甲茂赞母子二人，为供奉十方三宝之故，铸造此钟。”（注：《吐蕃金石录》第186页。）此王妃出生于没庐氏家族，为赤松德赞第三妃，而据《西藏王统记》记载她并无生育，《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记》、《贤者喜宴》、《汉藏史集》都称赤松德赞的三子牟尼、牟茹、赤德松赞都是大妃蔡邦氏所生（注：《西藏王统记》第79页；《西藏王臣记》，第64页；《〈贤者喜宴〉摘译（十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第42-43年；《汉藏史集》，第119-120页。并参见张慧《吐蕃时期赞普的婚姻与继承》，《西藏研究》1993年第1期，第56页。）。则甲茂赞之子失载于后世史籍，但历史上却实有其人，他也有在公元795-821年来到敦煌的可能性，所以文书S.5812《丑年八月沙州女妇令狐大娘牒》和S.11454F号文书中记载的于795、821年或819、821年驻节敦煌的殿下也有可能是此人。再者皇子臧玛除去807年外，在819和821年依然可能来到敦煌（详下文）。而赤德松赞次子达玛在其父执政时期(798-815)和其弟执政时期(815-838)到达敦煌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此，臧玛和达玛也都有可能就是S.5812《丑年八月沙州女妇令狐大娘牒》和S.11454F文书中记载的于819和821年两次或两年中的某一年到达敦煌的吐蕃殿下。
故此笔者认为S.5812号《丑年(821)八月沙州女妇令狐大娘牒》、S.11454F号文书中提到的殿下可能是牟茹、臧玛、达玛和甲茂赞之子这四人中的一位或两位，而牟尼也有可能是S.114547号文书中的于795年来到敦煌的吐蕃殿下。
另一件敦煌文书S.3783《索淇牒文》云：
（前缺）
□／□代水硙三所，园田家
□／□督信敬心，重建造报恩寺
□／□两所水硙，园田家客，施入
□／□供养三宝，不绝愿心。
□／□其硙是时被殿下其
□／□日出卖，与报恩寺
□／□五十余载，师僧虔
□／□淇自力微，无处
□／□照察，讫（乞）赐上祖收
□／□牒
□／□通年十一月日索淇谨状（注：《英藏敦煌文献》第5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索淇在归义军时期任都督，本件回顾了五十多年前重建报恩寺时施入水硙、园田和“家客”的旧事，并提到水硙被一个被称为殿下的人做出某种处理，此件牒状的落款是咸通某年十一月，咸通是唐懿宗的年号，咸通年号从860年开始使用到874年为止，一共用了15年，从咸通年间上溯五十余年正是吐蕃统治时期，时间为801年至815年之间，那麽这件牒状中的殿下很可能就是前引5件祈愿文中的记载的于807年到达敦煌的吐蕃皇太子臧玛或S.5812《丑年(821)八月沙州女妇令狐大娘牒》和S.11454F号文书中提到的被称为殿下的审案官员，即牟茹、臧玛、达玛和甲茂赞之子这四人之一。
吐蕃赞普诸子和皇太子一样也参与国事，或随军出征，或处理政务，如《册府元龟》卷396《将帅部·勇敢三》便记载了吐蕃王子琅支都与唐朝军队在河源军作战之事：“王难德为骑将，天宝元年，吐蕃大寇河源，难德为军锋，赞普有子曰琅支都，恃其趟悍，乘谙真马，宝钿鞍，军前来较斗者。难德扬枪突往刺杀之，斩其首，以马归。虏众无敢追者。军士以闻。玄宗召制至御殿问之，因令驰突作杀琅支都状。上大壮之，衣以锦袍，令遍视都人，拜右金吾卫郎将。”（注：《〈册府元龟〉吐蕃史料校证》第148页。）以上几件关于殿下的吐蕃时期文书正反映了这一情况，吐蕃王子先后在敦煌审理案件，处理相关事务，监察地方，亦可印证蕃占时期敦煌一地的重要性。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臧玛在821年已出家为僧，似乎不可能再参与国事。但是吐蕃在赤德松赞(798-815)时期即己任命僧人为相，称之为钵阐布，位在诸尚论之上，总理政务，并且由于赞普热巴坚并无子嗣，臧玛即使出家为僧仍有可能继承赞普之位，故被反佛大臣嫉恨，在热巴坚面前进谗将其流放。所以臧玛出家为僧后来河陇名城敦煌处理政务也并非没有可能。
最后，笔者认为这些祈愿文对蕃占时期河陇僧官制度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前引P.2807号《斋文》：“伏惟瓜沙两州都番（蕃）僧统大德，听辩不群，戒行孤立，威仪被于七众，导化柄于三乘，八户畏其严，僧俗钦其望。伏惟翟教授阇梨原望寻扬（浔阳），泒分龙勒；家承虹冕，代袭弓裘，性资天实，才不亏学；其净慎也混而不浊，其刚志也□而不同；言无爱憎，行有忠信。所以名高五郡，位贯千僧者欤？前翟教授，□八硕德，柰苑名僧；柄惟操以年深，胯僧律而岁久。所以恐亏自行，疲顷八他；频诉务繁，特蒙退净；法叶三味，因此圆明。”文中有一翟教授，籍贯浔阳，为瓜沙两州都番（蕃）僧统大德的下属僧官，应是沙州都教授，学界有意见认为这个翟教授就是翟法荣（注：《敦煌碑铭赞辑释》第174页。），翟法荣为中晚唐时期敦煌名僧，据P.4640《翟家碑》记载：他在吐蕃统治时期曾任沙州法律、僧政；归义军初期，又获唐庭“敕赐紫衣”。约咸通三年(862)接替洪辩任河西释门都僧统，病卒于咸通十年(869)。（注：参见荣新江《关于沙州归义军都僧统年代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72页。）本文考证P.2807《斋文》作于807年，则此时翟法荣年纪尚幼，不可能担任都教授，所以这位翟教授不可能是翟法荣。
这一位翟教授是吐蕃统治敦煌中前期的沙州都教授，P.2807《斋文》记载他“原望寻扬（浔阳），泒分龙勒；家承虹冕，代袭弓裘，性资天实，才不亏学；……所以名高五郡，位贯千僧者欤！”吐蕃占领时期和归义军时期敦煌翟氏为一大族，势力很强，据郑炳林先生研究翟氏郡望有蔡州汝南郡之上蔡和江州浔阳郡两种说法，归义军初期称郡望为上蔡，到归义军后期则多自称浔阳翟氏，（注：参见《敦煌碑铭赞辑释》第58-61页，第176页注④。）那麽敦煌的上蔡翟氏与浔阳翟氏实为一族。P.4640《翟家碑》称：“总斯美者，其唯都僧统和尚。本起自陶唐之后，封子仲丹为翟城侯，因而氏焉。其后柯分叶散，壁（璧）去珠移，一支徙官流沙，子孙因家，遂为敦煌人也。皇祖讳希光，金芒授彩，月角成资。蕴孙子之韬钳，晓黄公之秘略。矢穿七札，弧弯六钧。河右振其嘉声，上蔡闻其雅誉。目寻太白，临八阵而先冲。风云壮心，对三场而勇战。辕门羡德，将帅推贤。节下求能，囊锥先颖。陈谋佐命，定国难于奉天。毗辅一人，刻勋名于翠石。”翟法荣之祖翟希光为唐朝武职军将，曾经在奉天作战，平定国难，这与P.2807《斋文》中的翟教授“家承虹冕，代袭弓裘”相合，《翟家碑》又记翟法荣之父翟涓：“皇考讳涓，天然俊艺，神假精灵。丹穴凤雏，生而五色。皇马英词莫比，碧豹雄辩难当。一郡提纲，三端领袖。文滋海量，志涌波澜。敷五德以伏人，存百行而为本。加以情殷慕道，叹巢父而拂衣。悟世非坚，念许由而洗耳。尚居羁鞅，未免邅回。于是捨〈身〉出家，毁其形好。拨嚣烦而取静，顿息心机。既世网而不居，易相菩提之路。”（注：《敦煌碑铭赞辑释》第54页。）翟涓文采出众，系“一郡提纲，三端领袖，”在吐蕃统治时期颇有声望，后来看破红尘，出家为僧，以其自身才能和资历，在出家后担任沙州都教授是完全可能的，所以笔者认为P.2807《斋文》中“性资天实，才不亏学，”“名高五郡，位贯千僧”的翟教授就是翟法荣之父翟涓。他于807年前后出任吐蕃沙州都教授，在敦煌佛教僧团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正是由于乃父的背景和影响，翟法荣也出家为僧，并得以在吐蕃时期出任沙州法律、僧政，在归义军时期继洪辩之后担任河西释门都僧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