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言论文,白话论文,说对论文,形式论文,传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6)01-0046-11
引言
我国古代白话小说脱胎于唐代民间与寺院的“说话”。那些“说话”的底本——话本，便是最早的白话小说。迄今尚存敦煌藏经洞典籍中的几篇作品。①虽多残缺，仍可借以得悉早期话本的风貌。那是以古白话为主的小说品类，与当时已然成熟的文言小说——唐传奇截然不同。从其产生到清末民初的一千多年间，小说始终以文言、白话两种形式存在和发展，造成长期双轨并行的局面。两者各自独立，各有特点和功用，同时又互相影响，甚或互相融合。如果说，由于文言小说产生在前，记述简略，便于说话人和其他白话小说作者袭用和生发，因而成为话本、拟话本题材的一个重要来源，对白话小说的内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么，源出“说话”艺术，大用白话口语，更富表现力与生命活力，因而成为这一体裁后起之秀的白话小说，对文言小说特别是传奇的影响更多是在形式方面。关于前一种影响，已有不少文章、专书进行考索与论证；本文讨论后一种影响——古白话小说对传奇小说形式的影响。
一种形式对同类体裁的别种形式产生影响，一般要在前者有了相当的发展，其优越之处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之后。作为话本的白话小说虽然在唐代就已兴起，但从流传至今的几篇作品来看，还不很成熟，虽以白话为主，却又杂用较多的文言，不仅有欠生动，也不很顺畅。至于语言以外的形式因素——题式和体式，与文言的传奇差异不大，尚少创新。这样的白话小说自然难以对业已成熟的传奇产生艺术形式的影响。便是唐代的“说话”，虽然会比话本生动、细腻，并吸引了某些文士为其听众和看客②，对文人创作的传奇美文也并未发生明显的形式影响。现存为数可观的唐五代传奇都明白地显示了这一点。其中白行简的《李娃传》与当时流传的《一枝花话》表现的是同一人物的同一事迹，前者的艺术形式却见不出任何“说话”的痕迹。这也很能说明上述问题。在其后宋代的三百年间，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说话”有了突飞猛进的大发展，门类之多，艺人之众，技艺之精，场景之盛，影响之大而广，都是历史上很少见的。北南两宋可说是“说话”艺术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作为话本的白话小说大为兴时，盛况空前，不仅数量、种类繁多，质量也大大提高，面貌一新；不仅思想内容拓宽、深化，大为丰富，艺术形式也多有创新，并日趋成熟与定型，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从而影响了以后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白话小说的基本形式——模拟说话与话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白话小说开始对某些文言传奇的形式因素发生影响。以后随着白话小说的发展、繁荣，影响也日渐增加，至明代中后期中篇传奇的流行把这种影响推向高潮。清代的屠绅更以《蟫史》为两者的融合在长篇创作中作了尝试。
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题式、体式和语言。下面分别加以讨论。
一、传奇集细目的显事题式
小说的远源是神话与传说。它们先在民间流传，并无标题，后人记述为书，才冠以题目。但一般只有书题，而无文题，其中各自独立的奇闻异事并无细目。这种情况直到六朝志怪笔记也无明显的改变。词义趋同的“记”、“录”、“志”就是当时用得最多的志怪书题。小说的近源是史传文学，纪传体正史、杂史及轶事小说《古列女传》皆以人名标为细目。人名是个人的标识、代号，用作题目，只表明所写为某人，而不显示其人的作为或遭际，即不显事。传奇取法史传，题目亦多用主人公的姓氏、名号或其代称。单篇作品每于名号之后缀以“传”字。程毅中先生的《古小说简目》于《赵飞燕外传》之下列载唐五代单篇传奇五十种，题以名号尾缀“传”字者达二十七种。当然也有别种题目，以“记”、“录”名篇者十余种，似与六朝书题同类，实际却有很大的分别，因为不是多篇总题，而是单篇专题，常在某种程度上概括了作品的内容特征。《枕中记》、《离魂记》无不如此。还有《游仙窟》、《湘中怨解》那样反映主人公的作为、感受等动词性短语的显事题目，但为数极少，并未受到其时“说话”的影响。其实，从唐宋到明清，单篇传奇题式变化甚微，始终以为人作传标榜诚信，题目就不会有大变化。张潮《虞初新志》收载明清人所撰单篇作品一百三十余篇（以传奇为多），以名号缀“传”为题者近八十种，可见一斑。
值得关注的是传奇集与准传奇集的细目衍化。唐五代的此种作品有《玄怪录》、《续玄怪录》、《纂异记》、《甘泽谣》、《传奇》、《剧谈录》、《灯下闲谈》等书，它们产生时有无细目或有怎样的细目？其书的唐五代本均已无存，无从确知。后来的版本、选本、节本和相关文献为此提供了某些信息。其中陶宗仪选编的《说郛》是连所见文本的篇目一并选录的，如果它只录其文而无文目，就当表明陶氏所见之本只有书目，而无文目。上述七种，除《纂异集》、《传奇》未见其选而外③，其余五种原本《说郛》均有选录，而全无文目。按版本发展的情况推断，汇集传奇长文的有目版本一般不会倒退为无目版本。如果这个推断不错，《玄怪录》等作品原本似应并无细目。宋或更晚版本的篇目多是《太平广记》或后来其他编者所加。现存涵芬楼影印“南宋书棚本”的《续玄怪录》，细目也应是宋人所加。曾慥的《类说》将上述七种小说中除《续玄怪录》之外的六种作了摘录（《纂异记》作《异闻录》），并“各加标目于卷首”④，《传奇》以外的五种共节录四十六则，只《懒残》一目与《太平广记》所录及后出的《甘泽谣》版本之目偶合，其余四十五目均不雷同；而《传奇》节录二十二则，除首目《洛浦神女感甄赋》与《太平广记》所录及后世所刊《传奇》之目《萧旷》大异而外，其余全是人名，且与后出的残本、辑本基本相合（《陶尹二君》作《陶太白尹子虚》、《元柳二公》作《元彻》、《昆仑奴》作《崔生》，余十八种尽同）。《类说》引书二百六十一种，标目几乎全为人名者也惟此一种，极其特别。这种对比似也显出《幽怪录》等书原无篇目，由曾慥随选文的意趣而拟，而曾氏所见之《传奇》似有篇目，不需或不必大改。若然，除《萧旷》可能是被曾慥改拟而外，其余少许相异的三目，改者是《广记》编者还是《类说》编者，尚难论定。这些考察或可表明，宋以前的传奇集与准传奇集多无篇目，或只有《传奇》那样的名号性篇目。
再看白话小说。前面提及的敦煌藏经洞残存的几种唐五代话本，只有两种尚存题目，即《庐山远公话》和《叶净能诗》（“诗”，或“话”之误），以人物名号缀“话”（或“诗”）为题，与传奇题式差异不大。倒是其时的讲唱文学——变文、词文，有“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季布骂阵”⑤、“太子成道”一类题目，都以主谓句式显示其事，明白揭示作品的内容。题末虽都缀以“变文”、“词文”等语表明体例，不同于单纯主谓句题，却并不妨碍其显事功能。看来由于通俗叙事与说唱形式的特别需要，此种宣示内容的显事题式早在说唱艺术的前期——唐五代就应运而生。到了宋代，随着说话艺术的发展，这类题目更趋行时。现存宋代“中瓦子张家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不仅总题主体是主谓结构，其所存十六个小题全属表明唐僧所到和所做的动宾结构，诸如“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之类。另一种诵芬室新刊《景宋残本五代平话》（即《新编五代史平话》），因避赵匡胤讳等有力佐证而被学界“断为宋人旧编”[1]。全书十卷，每代上下两卷，各代上卷之首列载两卷之目，除去残缺，计余三百五十一目，全是明晰显事的主谓句题和动宾句题。罗烨《醉翁谈录》之“小说开辟”，列载宋代“小说”名目一百余种，其中“王魁负心”、“崔护觅水”、“姜女寻夫”、“徐京落章（草）”、“狄昭认父”、“三仙斗圣”、“红线盗印”等主谓句题和“错还魂”、“大烧灯”等以动宾为主体结构者二十余种。罗烨是在行文中罗列题目，为了简洁与整齐，对较长题目不大可能列出全文，而取其三四个字作为代表，那近四十个人地名号不可能都是题目的全称，有些显然被省去了谓语。据胡士莹先生辨析，“水月仙”即宝文堂书目著录的《邢凤此君堂遇仙传》，“竹叶舟”全题为《陈季卿悟道竹叶舟》，“杨元子”疑即《墓道杨元素逢妖传》之略。而宝文堂与也是园两种书目所收宋代小说五十余种，《错斩崔宁》、《五戒禅师私红莲》、《陈巡检梅岭失妻》、《赵旭遇神宗传》、《玉箫女两世姻缘》、《冯玉梅团圆》等显事性题目达二十八种，以人的名号为题的只有《史肇弘传》、《李亚仙记》等五种。[2]这种辨析或有出入，但大体不差。诸多情况表明，北南两宋，“说话”与话本中的题目比传统传奇灵活多样，昭示人物作为的显事性题占很大比重，从而影响传奇集的题式发展。
这种影响最直接也最显著的实例就是北宋中后期刘斧的《青琐高议》。该书容有较多传奇，兼录诗文、杂记。现存前集、后集及别集27卷132篇。每篇简短正题之外，各缀副题。这些副题，大都为七言，只有个别为六言（三题）、八言、九言、十言（各一题），所以又相当整齐。它们与正题格调迥异，多以完整的句式表述人物作为或作品内容，有很强的显事性，很像正题的解说和注脚。《流红记》的副题是“红叶题诗娶韩氏”，《长桥怨》的副题为“钱忠长桥遇水仙”，《王幼玉记》的副题作“幼玉思柳富而死”，其事轮廓一目了然。还有下面这类题目：
正题 副题
许真君
斩蛟龙白日上升
张浩 花下与李氏结婚
王榭 风涛飘入乌衣国
自在师
与邑尉敷陈妙法
正题都是人物名号，副题则是其人的作为和际遇，前者是后者的主语，后者是前者的谓语，将两者联结起来，就是意义、结构都很完整的主谓句。书中这类题目约三十种，充分显出副题作者的命题追求。副题所拟之人是刘斧还是后人，尚难确断，但无疑是宋代人，且在《类说》成书之前，因为有四个副题标明“本朝”（“本朝名公诗成谶”之类），《类说》为本书所加之题有的（如《回处士磨镜》、《吕洞宾沁园春》）系截其副题而成。《青琐高议》标目的上述情况，在文言小说中极为特别，可以说是自创一格。如此标新立异，到底出于怎样的原因？鲁迅认为：其“一题一解”的题式系“蒙话本之影响”，“因疑汴京说话标题，体裁或亦如是，习俗浸润，乃及文章”[3](P90)。鲁迅之疑有其道理。退一步说，汴京说话即使不是“一题一解”，也有大量类乎《青琐高议》各篇副题的显事之目，直接昭示人物作为与节目内容，从而影响了《青琐高议》加入同类结构与格调的副题。又者，其书各篇大多具有故事性，刘斧或别的副题作者也许觉得它们可作说话的本事，便逐一加了显事性副题，以期引起说话人的注意。从这方面说，它或许就是《绿窗新话》的前奏。程毅中先生亦谓《青琐高议》用七言副题标目“似话本体制”，并据该书孙副枢《序》中“吐论明白，有足称道”一语，推测刘斧“似说话人之流”，进而“疑此书即说话人之掌记”[4](P147)，亦为一说。无论哪一种情况，都说明副题的加入与说话及话本题目有直接关联。
《绿窗新话》，皇都风月主人编，是《醉翁谈录》中提到的说话人重要参考书。《醉翁谈录》虽系元刻，其《舌耕叙引·小说开辟》讲的却是宋代说话，《绿窗新话》自然也应是宋代之书。该书一百五十四篇，多为爱情与才情的故事，尽是历代文言小说或史事的摘要，目的就是为说话人提供说话材料，故以“新话”名其书。全书各篇均以七言主谓句为题，“也和话本的形式相仿”[5](P225)，全然不用传奇文的那些原题，这比《青琐高议》两题兼用更进了一步。既可说是受了说话的影响，也可说是适应说话的需要。《醉翁谈录》也是这样，全书二十卷，改写或摘编二十余篇传奇作品都不用原题，尽用《郭翰感织女为妻》、《裴航遇云英于蓝桥》、《李亚仙不负郑元和》之类的主谓句题，以显其事，即便不是为说话人提供材料，也是受了说话与话本命题的影响。
如前所述，撰于五代的《灯下闲谈》，各篇原无标题，今所见本不仅加了标题，所加还多是《鲤鱼变女》、《神仙雪冤》、《弃官遇仙》、《负债作马》之类的主谓结构或动宾结构的四字显事题。现存宋代个人传奇集只有一种，即北宋前期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记》。《说郛》选录其自序及五事，而无文目，今见其二十一篇文目也应是后人所加。而这些文目只有一个以“传”名题，另有三个名词性偏正结构，其余全是显事的主谓句式：“梁太祖优待文士”、“白万州遇剑客”、“田太尉候神仙夜降”、“尚中令徙义”……与传统的传奇小说题式差异很大，不能不说是受了说话与话本的影响。这种影响自然不限于宋，明代《剪灯新话》和《剪灯余话》不仅以“话”名书是传奇与话本的融合，两书的篇目也有近二分之一是由主谓句缀以“记”、“录”构成，《华亭逢故人记》、《何思明游酆都录》就是这种题式的显例。另外，有些文言小说被逐步加题和改题也很显眼。如传奇较多的《三水小牍》，最初版本没有细目，所以《说郛》与《唐代丛书》选载均无篇名。《太平广记》收入三十四篇，依例均加两字或三字人物名号性题目。《类说》摘录十九则，另加篇题，人名虽只一个，亦多二三字题，唯有《天拄峰玩月》、《登莲花峰》为动宾句题，而到清代的抱经堂刻本，收三十五篇，大都用完整而偏长的主谓句题，上列《类说》两题作《赵知微雨夕登天拄峰玩月》和《王玄冲登华山莲花峰》，《绿翘》篇题作《鱼玄机笞毙绿翘被戮》，最长的题目达十八字：《郏城令陆存遇贼偷生，李庭妻崔氏骂贼被杀》，甚似白话小说双回目，上下对仗。
不过，自明中期以后，白话小说对传奇集的题式影响已渐趋式微，赵弼的《效颦集》、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徐震的《女才子书》及传奇与笔记间杂的《聊斋志异》、《萤窗异草》等作的细目少有显事的主谓句题。戋戋居士的《情史》更是以人物名号为题的样本。
二、中长篇传奇的话本——章回体式倾向
文言传奇，元以前只有短篇，自宋梅洞所作《娇红记》问世始有中篇。明前期永乐年间李昌祺撰写的《贾云华还魂记》也是中篇的早期作品。至明中后期，此种篇幅漫长的爱情传奇与艳情传奇甚是流行，可见者迄今尚存《钟情丽集》、《荔镜传》、《怀春雅集》、《花神三妙传》、《刘生觅莲记》等十几种作品，其中《丽史》十二年前才被发现。⑥同时，还有《痴婆子传》、《如意君传》等猥亵之作，体式也属中篇传奇，与前者并传于时。下降至清，除了《吕祖全传》和《燕山外史》等中篇传奇，又有长篇制作《蟫史》。这些作品的产生既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使然，也是受了宋元以来中长篇话本（元称“平话”）、拟话本和章回小说影响的结果。
除去篇幅因素，文言传奇与白话小说体式有着明显的分别。其一，传奇体不分章回，也无细目，从头到尾连通一气，长者或分上下卷，如此而已；古白话小说中长篇不仅分为多卷或多回，而且各有卷目或回目。其二，古白话小说承话本传统，开头有入话诗词和议论文字，有的还加入“头回”，结尾则有收场诗，文中也杂入多少不等的作者或他人对作品人事的评赞性诗词；传奇体全无这类头尾，从人事起，以人事结，其中的诗词都是人物所作或所见，是作品内容的有机部分。用这两项分别考察中篇文言小说，它们大多保持了传奇体式，少数版本（多为后出）程度不同地受到白话小说的影响，向话本—章回体式靠拢。
应该说明，元明产生的描写爱情与艳情的中篇传奇，原刊单行本散佚殆尽，已不可见，大约只有明永乐间被作者编附于《剪灯余话》之末的《贾云华还魂记》和撰写不久就被收入《清源金氏族谱》的《丽史》可说保持了原创面貌。两者的体式与传奇尽合，全无白话小说影响的迹象。其他作品，只《钟情丽集》尚有一种弘治癸亥(1503)刊本存于日本，亦经“晏氏校正新刊”[6](P125)，难得一见。今天国内可以见到的都是明万历年间或其后刊印的《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绣谷春融》及三种《燕居笔记》（编者分别为何大抡、林近阳、余公仁）等通俗类书选编本或被收入《花阵绮言》的传奇集本，以及某些更晚刊刻的单行本。万历末刊行的另一种传奇集《风流十传》，亦存于日本，但已有较多的介绍之文可供参考。白话小说体式的某些影响正是从这些刊本中显露出来，多非原创之所有。
首先是有关细目的增设。除去《风流十传》⑦和余氏《笔记》，上面各书所刊的《花神三妙传》，文中均有细目，从“白锦琼奇会遇”到《碧梧双凤和鸣》，各设十二至十三目不等，每目皆为六言。林氏《笔记》还将细目列于文前作为目录，但只列八目，较文中十二目为少。何氏《笔记》则将细目列入类书总题，五、六两卷共十四目（文中却少一目），是标目最多者。如此效仿白话小说体式，使中篇传奇的情节、内容眉目清晰，但其各目前后并无起讫之语，多数标目插断文气，甚至断于人物的情态描写，这是原创的传奇体和话本体都不可能出现的。后出的余氏《笔记》本虽有删节，其文因无标目，更见自然、顺畅，可知细目非原创所有，是后来编者取法中长篇白话小说加进去的。类书和《花阵绮言》所刊其他中篇传奇并无细目，而《万锦情林》和林氏《笔记》却分别为其收载的《钟情丽集》、《浙湖三奇志》（即《寻芳雅集》）、《天缘奇遇》等加入标目的插图若干，前者还为选入的《刘生觅莲记》和《传奇雅集》分别插图十七幅和九幅，后者又为其《娇红记》和《怀春雅集》插图五幅和八幅，皆有标题。这些标目插图其实就是文中标题，两书有关《三妙传》的图题与其细目完全一致，也能说明这一点。这种形式也是受了话本的影响，元刊讲史平话五种，一律上图下文，均以标目图画代小标题。上述两书数十幅标目插图，除林氏本为《钟情丽集》的首幅插图“溺水访三神”与剧情全不相干或为误置之外，均可起到标目的作用。由于插图位置灵活，并不插断前后文气，可收有利无弊的两全之效。另外，明后期的猥亵小说《痴婆子传》二万余字，清刊本分上下两卷，文中无细目，文前却列四言标题三十三目（其一只一“隔”字，似脱三字），标出作品的主要情节，与“宋人旧编”《新编五代史平话》如出一辙。此类体式的白话小说，所见还有《绣榻野史》和《昭阳趣史》，两者也都在文前列目，而文中无目。尽管其出版的先后尚未考定，《痴婆子传》的体式受白话小说的影响则毋庸置疑。这种体式是早期讲史话本向章回小说过渡的产物。作为话本的标目，当初可能是说话人的演述提纲，有原创性。后出的某些作品仿此体式，以致影响到文言传奇，其标目无论是作者自拟，还是后人所加，似非原创，故在文中没有位置，可能是在成文之后，刊行之前，为了醒目附上去的。
清代刊行的明代中篇小说受白话体式的影响更为明显。国内仅存的一部道光本《荔镜传》二卷，约两万七千余字，竟有长长短短的小标题六十六个，把作品分得过于破碎，题下最短之文只有五十三字。作品的文字能力尚可，而题目文字甚拙，且有两题相重者（《琚思卿》），当非原作精心而拟。此本全题“新增磨镜奇逢集”，部分内容与题目或为刊者“新增”。《古本小说丛刊》第41辑影印清刊《钟情记》（即《钟情丽集》）残本，分六卷六回，各用七言双回目（首目已缺），如“归故里巧遇微音托贺寿两复绸缪”之类，均系后加。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马廉先生旧藏题“养纯子编集”、“竹轩藏版”的《觅莲记》实即《国色天香》中的《刘生觅莲记》的分卷分回本，所分六卷十六回，各被加了七言双回目，不仅置诸文中，亦且列于篇首，俨然章回小说模样，只在正文回末未加“下回分解”之类的套语，以至曾被误认为是章回体的新花样。另据陈益源先生的论著，浙江图书馆所藏清刊单行本《娇红记》“有二十个小标题”[7](P27)；另一种清本《三妙传》分为六卷，各卷皆为双卷目，目文虽是明本细目的拼凑，却被“改头换面为章回小说”[7](P177)。由此可见，随着清代章回小说的大繁荣，对中篇传奇的体式影响也强化了。至民国间，出版家还在为此努力，1928年上海大一统书局出版《荔镜传》的石印本，文中细目与道光本全同，而于篇首增列“绘像奇逢全集目录”五十回，回目从“送行饯行”到“合家团圆”，均为四言，自成一套，致使篇首与文中两套细目，全不相干。真可说是心思用尽，花样翻新。
其次是有关评赞诗词和入话等类体式的仿效。如前所述，文言小说中的诗词文赋虽多，却都是作品人物所作或所见，是小说摹写的人生之组成部分，不是作者另加的评赞，也没有作为入话的开场诗和收尾的下场诗。这种体式在明中叶以前未见变异，与宋元以来话本、拟话本、章回小说以诗起、以诗结、时冠头回、多有入话、中间频插评赞性诗词韵语的体式迥然有别。但在白话小说的影响下，明后期印行的中篇传奇出现了例外，《钟情丽集》和《怀春雅集》的某些版本都有开场诗词。前者产生于明中期成化年间，《古本小说集成》复印的大连图书馆藏单行本及《花阵绮言》、《国色天香》、《绣谷春融》所载各本均无开场诗文，而《万锦情林》和三种《笔记》本及清代博古堂梓行的又一种《燕居笔记》所收《钟情传》于正文之前，均多出如下一段文字：
时海宇奠安，黎民乐业。百余年间，耳不闻金戈铁马之声，目不观烽火狼烟之警，诚至治之期太平之日也。於戏！人生值此，既乏南山之寿，须开北海之樽；可信是轻尘弱草，休教负美景良辰。诗曰：
百年秋露与春花，展放眉头莫自（嗟）。
诗吟几首消尘虑，酒酌三杯度岁华。
闲敲棋子心情乐，谩抚瑶琴兴趣赊。
分外不须多着意，且将风月作生涯。[8](P125)
这段文字，林氏、何氏、博古堂三本大体相同。另二本无“诗曰”，“谩抚”作“漫拨”，颔联作“吟几首诗消世虑，酌三杯酒度韶华”，应系纠正林、何二本或其祖本此联的平仄不谐。这段诗文很像话本、拟话本的入话，显系受了白话小说影响的产物。《怀春雅集》产生的时间也比较早，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将它与《钟情丽集》一并提及，指为卢梅湖著。原本已不可见，所见各本只有林氏、何氏增编的两种《笔记》本于此篇开头多一首鹧鸪天词，与《钟情丽集》那首开场诗在文言传奇中无独有偶。另外，《痴婆子传》文中虽无诗词，结末却是一首煞尾的四句七言诗，很像话本、拟话本的结尾。《如意君传》不只嵌入武后的诗（这自然合于传奇体式），同时也用多首咏史诗嘲讽武后，内有唐崔融《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元杨果《过狄仁杰墓》中的若干诗句和明瞿佑的《则天春意图》诗，诸如此类，都是效法话本小说体式的产物。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娇红记》在林氏《笔记》、《绣谷春融》及《花阵绮言》中，正文之后各有一段以“呜呼”发端的慨叹评语，并附五律“挽诗一首以吊之”，系作者口气，在作品之外。而何氏《笔记》本却无评语，只存挽诗，并于正文之末紧接“诗曰”，变成这样：
……后人故名为鸳鸯塚。
诗曰：
厚卿天下士，弱冠已登科。
夏日辉珠玉，春风醉绮罗。
三生仿杜牧⑧，一死为娇娥。
濯锦江南墓，行人感叹多。[8](P467)
这就把作者的挽诗变成了正文的结诗，与话本、拟话本的结尾体式一般无二。
这里还应提到清初徐震的传奇集《女才子书》。其书十二卷，各写一位才女的事迹和才情，每卷正文之前虽无诗词，却有一篇议论文字，讲述收入其人的缘由，类乎话本的入话格局；卷二《杨碧秋》和卷三《张小莲》又于卷首分别附写际遇相类的另一才女李秀和张丽贞，前者与杨碧秋均属所嫁非人，后者与人私奔，同张小莲私合所爱有相似处，因而颇似话本与拟话本中的“头回”。徐震本人写过《珍珠舶》、《桃花影》、《鸳鸯配》等多种白话小说，对话本、拟话本的体式、作法十分熟悉，便自觉不自觉地影响到《女才子书》的写作。与之相类的还有陈球的《燕山外史》，三万余字，通篇四六，开头却费三百六十余字议论作此小说的原委，并以“四座勿喧，且听不才之饶舌”作结，承上启下，显系效仿说话人口吻。这种效仿，与全书的骈体文风很不和谐。
不过，受话本—章回体式影响最大也最明显的还是清中叶产生的屠绅的《蟫史》。这部描写清朝官吏在镇压西南少数民族起义中建功立业的荒诞作品，虽是文言小说，体式却有如下特征。其一，全书二十卷，约十七万字，内容广杂，人物众多，是地道的长篇小说。其二，名为分卷，实同分回，卷题为单句，奇数卷题与偶数卷题互相对仗，构成一联，与其前的“三言”及《石点头》、《西湖二集》等拟话本的卷目形式完全相同，与《水浒传》等大批双回目小说的一目自对的形式也大同小异，一脉相承。其三，各卷正文之前，皆有一段四句骈体议论文字，非常整齐。这是章回小说回首诗词的翻新和变种，与诗词具有同样的内容概括功能；各卷结束，又有一首七言律诗，也与“三言”等各有卷末结诗一致。应该说明，一般章回小说因回末用“且听下回分解”的套语，所以不便再加诗词。但在中长篇的漫长发展过程中，也有较多不用套语而用诗为卷末结束的作品。《新编五代史平话》共十卷，残存的结尾完整的七卷都以诗作结，其中两卷（唐史上卷、晋史下卷）的结诗还是七律。元刊讲史平话五种，计十五卷，其中六卷结末都殿以诗。晚明所刊《盘古至唐虞传》二卷七则，其中六则末尾也是四句七言诗。此种以诗作结的还有《两汉开辟中兴志传》、《达摩出身传灯传》等多种。由此可见，《蟫史》各卷结以七律，不仅是受了话本、拟话本等小说的影响，也是继承、仿效长篇章回体式的产物，只是其诗更为整齐一律罢了。其四，《蟫史》部分卷末切在紧要关节之处，并由此损害相关内容的完整性。这显然是章回小说每于回末卖关子的翻版。综上所述，《蟫史》可以说全面接受了白话小说体式的影响，如果将语言因素摈于小说体式之外，《蟫史》就是一部地道的章回小说，也是文言小说唯一完整的章回小说。所以鲁迅在批评它“勉造硬语，力拟古书”，“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之后，肯定它“惟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已”。[3](P203)
传奇由短篇而中篇，以至发展为文言长篇，本可像《娇红记》、《贾云华还魂记》、《丽史》那样，走自己的体式发展之路。对白话体式的借鉴，或取功用显著的细目设置，而对只适应说话的因素似可不顾。但这只是一种空想，事实上，在明万历以后，中长篇白话小说风起云涌的形势下，文言中长篇全不效法章回体式是不可能的，上列种种影响的发生以至产生章回体的《蟫史》才是自然的文学现象。况且，早在明代中后期，人们就将中篇传奇与话本混为一谈了。看《刘生觅莲记》的如下文字：
（刘生）闻叩门声，放之入，乃金友胜，因至书坊，觅得话本，特持与生观之。见《天缘奇遇》，鄙之曰：“兽心狗行，丧尽天真，其无后乎？”见《荔枝奇逢》及《怀春雅集》，留之。私念曰：“男女情欲，何人无之？不意今者，近出吾身。苟得遂此志，则风月谈中又增一本传奇，可笑也。”[9](P915)
文中谈到的三部作品都是中篇文言传奇（《荔枝奇逢》即《荔镜传》），却又以“话本”称之。这种在一段话中将“传奇”与“话本”混称的现象反映了当时对两者认识的趋同，而这样的认识必然促使部分传奇或后出版本某种程度地趋向效仿话本与章回体式。
三、语言浅俗化与内容生活化
小说的主要形式因素是语言，古白话小说对传奇形式影响的主要方面也是语言。
首先应该看到，我国古白话小说大都程度不同地杂用文言，典范作品《红楼梦》也不例外。而文言小说却大多不杂用白话，两者在这方面形成鲜明的对照。究其原因，乃在古典小说勃兴与繁荣的全部过程都处于文言盛行并居统治地位的时代，各种文字都以文言为正宗，士大夫说话也夹带文言，半文半白。在这种情况下，白话小说杂用文言是自然的事；文言小说不杂用白话也是自然的事。不过，纵观文言小说，还是有少数作品程度不同地羼入了白话。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叙述全用文言，只某些人物对话杂有少许白话词语，从而增加人物语言的肖似效果和生动性。这一般都与白话小说无关，是直接吸收生活口语成分的产物。早在白话小说产生之前的魏晋南北朝笔记小说中就有“我是天神”、“我晒书”、“何况老奴”、“盲人骑瞎马”之类对话中的只言片语。唐传奇是较纯粹的文言小说，人物语言一般不杂白话，但也有“苏姑子作好梦也未”、“翘翘小娘子嫁得诸余国太子”之类的对话；还有《游仙窟》那样的例外之作：以骈文作叙述，而于对话中杂用白话和俗谚，“女婿是妇嫁狗”，“一箭射两垛”，“昨日眼皮润，今朝见好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种在对话中较多吸收白话口语的情况在宋元明传奇小说中并不多见，直到清初才有新的发展。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推至顶点，同时也将某些文白结合的对话写得出神入化，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其二，不仅某些人物语言比较浅俗，叙述文言也浅俗化。这是白话小说繁盛起来的明中后期才出现的，是受白话小说语言影响的产物，也是我们要着重讨论的现象和问题。
文言小说语言的浅俗化与中篇传奇的出现及发展密切相关。这不是说，所有中篇传奇的语言都必然走向浅俗化，《丽史》的语言就比唐传奇简古典奥，艰涩难读。《贾云华还魂记》不仅大用典故，还掺杂一些冷僻词语，诸如“僚寀”、“未釂”、“
历”、“菅蒯”、“穹祗叶相”之类，大大降低了小说语言的描摹力和生动性。篇幅甚长的《六一天缘》（约三万四千字）不仅内容庸俗，文字也少有魅力，虽杂少许浅俗词语，却又大造骈偶文句，总体来看，非但不浅俗，反倒显得拘板、造作。至于通篇四六文的《燕山外史》“更是愈益走向魔道”[10](P1082)。不过，此外的多数作品则有程度不同的文言浅俗化倾向，而《娇红记》、《钟情丽集》、《荔镜传》、《刘生觅莲记》更为显见。这种浅俗化对中篇传奇强化生活描写和人物对话是非常必要的。上列作品正是在内容生活化方面有长足的发展。除《荔镜传》故事性较强而外，各篇并没有以往传奇的曲折情节，而能铺陈二三万言，这除了一些抒情诗词，便是较多的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在男女主人公之间展开颇有意趣的日常情事，这只有浅俗的语言才能通畅、明细地予以表现。看《娇红记》的如下描述：
舅因呼（其子）善父出拜，再命侍女飞红呼娇娘出见。良久，飞红附耳语妗，以娇娘未梳妆为言。妗因怒曰：“三哥家人也，出见何害？”生闻之，因曰：“百一姐无他故，姑俟日后请相见。”妗因笑曰：“适方出浴，未理妆，故欲少俟。三哥一家人，何事铅粉耶？”又令他侍女促之。顷刻，娇自左掖出拜，双发绾绿，色夺图画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殊莹。生起见之，不觉自失。叙礼毕，娇因立妗右。生熟视，愈觉绝色，目摇心动，不自禁制。[9](P285-286)
这段申纯初见表妹王娇的情景似从《莺莺传》中张生初见莺莺的文字翻出。后者写张生从姨郑氏一家于兵乱中得到张生回护，事后郑氏宴请张生，以报其德：
（郑）命其子曰欢郎，可十余岁，容甚温美。次命女：“出拜尔兄，尔兄活尔。”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脺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销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惊，为之礼。因坐郑旁，以郑之抑而见也，凝睇怨绝，若不胜其体者。[11](P135)
两者都是文言小说中比较精彩的笔墨，恰切地表现了其情其境的主人公。不过，《娇红记》的文字更浅近明细，顺畅如流，不只写明“命善文”是“出拜”辜生（后者省去“出拜”，其义有缺），还在《莺莺传》用两个“久之”和一个“辞疾”简单带过之处写出舅妗两次派人催呼及飞红“附耳语妗”等逼肖细节，对生活描写的细腻有所发展。又者，行文每逢主语转换，都明白写出，如白话小说一样，无须揣度。后者则省去多个主语，行文跳跃，须读者精神高度集中，或略作揣度，才能领略。此乃文字深浅的重要分别，也是明细、流畅程度的重要因素。
在上述中篇传奇中，男女主人公相互探寻心理和显露爱意的细节充斥篇页。申纯在与王娇幽合之前几乎没有什么要紧的情节，作品以近三千余字篇幅展示前者对后者的种种试探以及后者“或是或否，或相亲昵，或相违背”的种种表现，从而使它不同于以往的故事传奇，成为名副其实的生活小说。这是对我国传奇小说形态的重要发展。《钟情丽集》、《刘生觅莲记》等追步其后，均以生活描写细腻见长，不以生动故事取胜。这种传奇形态的变化，是与语言的浅俗化同步进行的。古文辞单音词多，用以表现大量的生活细节比较困难，往往词不达意，捉襟见肘。《娇红记》等传奇的双音词或多音词大大增加，有些还是白话双音词或多音词，在以往的传奇小说中不用或很少用。如“前往”、“答应”、“进来”、“平常”、“转眼”、“美丽”、“天气”、“怀恨”、“大怒”（《娇红记》）、“往往”、“外出”、“工夫”、“喝彩”、“叹息”、“表妹”、“勉强”、“光景”（《刘生觅莲记》）、“随从”、“法律”、“离别”、“纺纱场”、“更深夜静”、“短叹长嘘”、“娇娇滴滴”、“痴痴呆呆”（《钟情丽集》）……这还只是叙述语言。对话中此等词语更多，只《觅莲记》就有“情人”、“安排”、“大胆”、“腼腆”、“消息”、“消遣”、“媒婆”、“快活”、“弄口声”、“卖俊俏”、“第一着”、“儿女子”、“好相识”、“干净人”，“无赖贼”、“偷花汉”、“好容易”、“姊妹们”、“小丫鬟”、“贱女流”、“迷魂汤”、“好事多磨”、“身不由己”等白话双音词和多音词，还有“强将之手无弱兵”那样的俗语。诸如此类，很难用相应的古文辞取而代之而能达到相同的描述效果。《荔镜传》中有些人编造嘲弄主人公陈必卿（改名甘荔）和王碧琚的俗词：“欲得碧娘好，须叫甘荔堂下扫。欲得甘荔笑，须听碧娘房中叫。甘荔病弗药，瘦却碧娘脸上肉。碧娘病弗语，愁到甘荔几病死。”这细节本身就很生动，写不出如此浅俗的白话韵语也就无法表达此种生活的意蕴和生动性。另一位磨镜的李公，为陈必卿出主意，要他改扮磨镜人混入所爱王碧琚家。陈生不会敲打磨镜者使用的铁板，问李：“板声次第有成诵乎？”李公说：“有。方始进时，先二声，次三声，二八佳人请出厅。及既出，先三声，次五声，三五当当一十五，嫦娥完璧照千古。”这种浅白的“成诵”，应是当时磨镜工匠的顺口溜，只有写出原文，才能确当地予以表现；也只有浅俗化的文言传奇，才便于嵌入这类细节而仍保持语言的和谐。
传奇文言的浅俗化是总体性的，是作品语言的总体风格，不是夹杂某些白话词语所能解决，而是由词汇、语法、修辞、句式等多种语言因素构成和谐的文字格调。这使《觅莲记》如下的环境与人物的细致描写成为可能。
守朴翁加敬迁生于迎春轩中。窗外有修竹数竿，竹外有花坛一座。其侧有二亭：一曰“青辉”，一曰“万绿”。亭畔有碧桃红杏数十株。转南界一小粉墙，墙启一门，虽设而不闭者。墙之后，垒石为假山；构一堂，匾曰“闲闲”。旁有小楼，八窗玲珑，天光云影，交纳无碍。过茶蘼架而西，有隔湳池。池之左群木繁茂，中有茅亭，匾曰“无署”。池之右有玉兰数株，筑一室，曰“兰室”。斜辟一径，达于池之前，跃鱼破萍，鸣禽奏管。凡可玩之物，无不夺目惬情。尽园四周环以高墙，凡至园者必由迎春园后一门而入。扃其门，则清闲僻静，极乐世界也。[9](P846-847)
（生）时或见莲，则见其故逞百媚之姿，或微露可疑之状，或掩窗自闭，或以目流情，或与桂红相谑，或正色不可动，假意真情不可测识，而生亦未与莲亲接一语。且此有守桂，彼有桂红，亦未敢深信，故会面虽屡屡，心旆虽摇摇，而每为首鼠之状。一日，生抱闷，步于墙西之别圃，转至假山，见碧莲悄装轻服，面带喜容，纤手露金镯，捻并蒂花枝，视双蝶斗舞。蝶稍远，则随而观之。蝶渐近假山，生略少避，喜曰：“蝴蝶甚着人。”莲已见生，故作不见，反翻袖捉蝶。生逼近曰：“古有伺花女，于今见之，诚闺房之秀也。”乃整衣肃冠，施一长揖。莲徐徐置花石上，含媚答礼，仍自执花，偷目觑生。生以正目视莲。各默默者久之。[9](P865-866)
这两段文字，除刘生所说“蝴蝶甚着人”一句，没有明显的白话词语，却又将园中景观、人物情态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笔墨之细在以往的传奇中极为少见，艺术演进之迹一望而知。这种演进，也是文言浅俗化所结之果。此等浅俗化不是体现在某些词语，而是体现于整体的语言格调，只有这类浅明的文言，才能作出如此细腻而又明晰的艺术描写。从《娇红记》到《觅莲记》的二百几十年间，中长篇白话小说经历的乃是讲史、神魔与英雄传奇的兴旺时代，亦即故事小说时代，细写世情的生活小说是从《金瓶梅》开始的，而《娇红记》等爱情与艳情中篇传奇为世情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生活化作了铺垫和先行。不过，浅明的文言仍是文言，比之白话非但不浅明，还相当简约，对表现中长篇的丰富生活内容仍感支绌，难与蓬勃发展的白话小说争一日之长，所以终未繁荣成器，在同类白话小说兴盛之后，此等写情的中篇传奇就长期销声匿迹了。
不过，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的语言影响并未就此止步，而在清初出现两种作品。其一是继承语言浅俗化的短篇传奇集，徐震的《女才子书》即其代表。其首篇《小青》，系“以戋戋居士所作原传稍加编述”⑨，而比戋戋居士《情史》中的《小青》不仅增加较多的情节与细节，语言也有明显的变化，将“愿乞作弟子”改为“愿乞与我作为弟子”；将“随就学”改为“小青得以相随就学”；将“所游多名闺”易为“所往之家，都是名闺宦室”；以“人人喜爱，惟恐小青不肯少留”取代“人人惟恐失姬”。这种变化，显然是在追求语言的浅显易懂，甚至有“自上自（至）下把小青仔细看了一会”的个别白话。作品以浅俗文言塑造一个被冢妇凌虐致死的可怜的才女悲剧形象，楚楚动人。其二是文白间杂而以文言为主的中篇小说，即汪象旭的《吕祖全传》。全书三万余字，忽骈忽散，忽文忽白，极不和谐。它甚至被评家视为“通俗小说”，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亦予收录。而其大半篇幅以较浅近的文言书写，白话不足三之一；虽曰“全传”，却不分章回，亦无细目，从头至尾连通一片，是地道的文言小说体式。因此，说它是一部杂用很多白话的中篇文言小说更切合实际。作品以吕祖第一人称作叙述，间杂的人物话语也有分别。樵夫、牧童、丫鬟、强盗、棋翁所说的话多属白话，而全真诸仙和书生的话语则以文言为主；钟离昧平时说话多用文言，他装作粗野角色刁难求道的吕岩（即吕祖）时则用白话。这种配置倒还有其某种现实的合理性，而让主人公吕岩的说话忽文忽白就毫无缘由，叙述语言忽文忽白更无道理。不过，作品语言不和谐的关键尚不在此，而在杂入的白话是地道的白话，毫不顾忌全书总体的语言环境。把“立着脚儿定着眼儿看了一回”之类的叙述，无论放在怎样的文言环境中，也无法融为一体，达到和谐。高度形似的白话难于羼入文言小说，与《聊斋志异》中嵌入的那些似与不似之间的白话大异其趣。《吕祖全传》是在白话小说影响下作了一次并不成功的语言尝试。
结语
文言小说勃兴于汉魏六朝，衰亡于清末民初。这两千年间恰是汉语史上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严重分离的时期，故有文言与白话之分。文言小说正是这种分离的产物。它不仅在白话小说兴起之前是中国小说的唯一形式，产生一批重要作品，在白话小说兴起以至盛行之后，也自成体系地发展着，代有佳作，并产生了《聊斋志异》那样的名著和艺术高峰。由于不受“说话”体式限制，它比话本、拟话本便捷、灵活，也由于作者多是文人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较强的驾驭古文辞能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短篇小说的多种形态和为数不少的艺术精品（在1902年《新小说》刊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前，中国小说史上十余篇第一人称小说全是文言传奇，无一例外），中篇传奇更开始了小说内容生活化的进程，在中国小说艺术史上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不过，它虽有所长，更有所短，白话小说的细腻、恢弘、繁复和通俗之美日益张显。一些作者欲取白话小说之长，以补文言传奇之短，便自觉不自觉地在题式、体式和语言等方面加以效仿或变通。结果自有积极的一面，推动传奇的形式变革，后也写出一批比较浅俗的中篇传奇。但这种作品不仅不能真正摆脱其固有体式和语言的羁绊，充分获得艺术自由，而且往往首鼠两端，顾此失彼，在取得某些新收获的同时，也失去传统文言小说的某些优长和美感。这也是它未能产生惊世名作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因素。还有《蟫史》那样的作品，虽取章回体式，却用古奥文词，非但不通俗，反成文言小说的艰涩之作，虽是地道的长篇，也不失为一种试验，却不能证明文言适用于长篇小说。相反，它的产生和存在，恰是文言艰于长篇制作的一个明证。
收稿日期：2005-10-30
注释：
①这些话本，包括《敦煌变文集》中的《庐山远公话》《叶净能诗》及原题已缺而为编校者补题的《韩擒虎话本》《秋胡变文》和《唐太宗入冥记》等。
②元稹《酬翰林自学士代书一百韵》于“光阴听话移”句下自注：“尝于新昌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自巳犹未毕词也。”
③重编《说郛》卷一百一十七选录李玖《异闻实录》五则，分别题为《长明公》、《妾换马》、《甘棠馆诗》、《竹叶舟》和《蚍蜉王渔紫石》，这是抄自朱胜非的《绀珠集》，而将《绀珠集》所署李玟误作李玖，实则出自李玫的《纂异集》。
④见《四库全书·类说》提要。
⑤此据《捉季布传文》丙卷末题。参见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1页。
⑥参见官桂铨《新发现的明代文言小说》，载《文献》1993年第3期。
⑦《风流十传》未见，见者陈益源于《元明中篇传奇小说研究》第179页谓是书《三妙传》“无分段标目”。
⑧《花阵绮言》与林近阳编《燕居笔记》此句作“三生仿柱瑟”。
⑨见鸳湖烟水散人：《女才子书·小青》篇后缀语，见《古本小说集成》是书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