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早期创作特色——屈骚的情思#183;艺术方式#183;风格发展轨迹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屈原论文,情思论文,轨迹论文,风格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这是作者从屈骚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角度研究屈原的系列论文之一。全部屈骚，是屈原不同时期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形态。而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则是一个动态的整体系统。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发展轨迹，则不仅有助于科学判定屈原作品的特定序位，判断其创作时间及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而且有助于全方位认识屈骚的创作个性。基于这种动态的考察，本文将屈原创作分为两朝、三期、五个阶段这三个层次。屈原的创作是以《桔颂》为发轫的。其中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追求至善至美的精神，其句式、结构、象征手法，都发轫于此而贯穿了屈原创作的始终。《桔颂》清新丽朗的风格，则正体现初期创作特点，与昂扬奋发时期的心态相适应。《惜诵》是屈原早期创作第二阶段的重要标志。屈骚个性化的抒情诗从《惜诵》开始，是屈原第一首辩诬抒愤之作，更鲜明体现了屈骚本色。《桔颂》、《惜诵》都奠定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为以后两个时期三个阶段的创作的发展、完善奠定了根基。
以屈原研究为基本内容的楚辞学，是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有著作百余部，论文三千多篇，成绩斐然。那么，如何将这一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是摆在每一个楚辞学者面前新的课题。当然，视角可以有多种。这里试图采用这样一个新的视角：把屈骚作为一个整体有机系统，对它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的发展，作动态考察，以期从全方位提高对屈骚艺术个性的认识。
对屈骚作动态、有机、整体、系统考察，首先遇到两个问题必须回答：一是屈原到底流传下来多少作品可资研究？二是屈原流传下来的作品，到底都作于何时？前者，相对来讲，比较好解决，也解决得比较好。《汉书·艺文志》称“屈原赋二十五篇”。王逸《楚辞章句》明确肯定屈原的作品有《离骚》、《九歌》（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合二十五篇之数。古今学者对后三篇著作权怀疑较多，暂可置而勿论。那么，其余二十二篇则可作为研究屈原的基础。后者，为历来多数学者肯定的二十二篇，各篇创作时间，则没有一篇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诚然，屈原没有明确交代每篇创作时间，史料上也没有明确记载。那么，是否能够推断出各篇作品大体比较可靠的写作时间呢？应该说是可以的。因为任何作家的创作都有其自身规律可寻，关键是如何找到它。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把屈原作品的某些自传性因素同有关屈原比较可靠的史料结合起来。紧紧把握住诗人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发展过程和特点，从而作出比较准确的推断。屈原传世作品，基本上都是政治抒情诗。屈原以政治家身份登上历史舞台，而以诗人身份名垂青史。作为一位诗人，他最富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热情；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又最具诗人的气质和才华。政治生涯的挫折，使他成了不朽的诗人。以政治家的逐渐失败，到文学家的日益成功，便是屈原政治生命与艺术生命的有机统一过程。屈原大半生经历是在遭馋被疏，放流迁逐中度过的，他的绝大部分诗篇，都是“哀怨发中”（朱熹语），激愤不平的心灵倾诉。一部屈骚，便是诗人的痛苦的心史。全部屈骚，就是诗人将他不同时期的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随时运用语言艺术手段创作成作品。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是他艺术生命的基础，而他的诗歌创作则是他政治处境、生活境遇、心态变化的审美物化的表现形态，二者是互为表里的。判断屈骚各篇作品的创作时间，应该明确认识到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的发展，不仅是互相联系的，亦是有轨迹可寻的。我们要努力去寻找其联系与发展轨迹。如能准确地把握住它的联系与发展轨迹，从整体系统出发来认识个个局部，再综合局部来观照审视每个个体所处的位置是否合理，往复推敲，不断调整，就可能作出比较科学的判断。笔者便是采用这一方法来判断屈骚各篇作品的创作时间和它们各自在屈骚整体中的位置的。有如考古发现一具恐龙化石，各个关节散乱了，如若恢复原貌，各个关节的位置是不可以随意安置的，只有按照它的自身结构的规律安排其各个关节的序位，才能得到恐龙骨骼形态的科学全貌。屈骚各篇，在整体系统中亦有它的特定的序位，亦不可以随意移动调换。问题是如何做到科学的把握。一旦把握了屈骚创作发展的有机序列，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的整体面貌，便清晰地呈现于目前。
历来学术界把屈原的创作划分为楚怀王、顷襄王两个时期，当然没有错，可是，不免过于笼统。为清晰认识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各个时期的特点，笔者把屈原的创作分为怀、襄两朝，早、中、晚三个时期，五个具体阶段（列表于下）
分期 作品
怀早“左徒”初任，屈骚创作之发轫《桔颂》
王期遭谗被疏，屈骚创作之进展《惜诵》
朝中《九歌》
《思美人》
“放流”汉北，屈骚创作之高峰《抽思》
《离骚》
期《天问》
顷晚迁逐江南，屈骚创作之落潮《涉江》
襄 《哀郢》
《悲回风》
殉志自沉，屈骚创作之收束《怀沙》
期《惜往日》
一、“左徒”初任，屈骚创作之发轫
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第一个以个性化诗歌充分表现出民族风格的诗人。这是以他初任“左徒”时所作之《桔颂》为发轫的。可是，古今学者却有不少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有种种不同说法。王逸以来古代注家，多以为诗人放逐江南之作，蒋骥甚至说“在《怀沙》之后，以死计已决也。”（《山带阁注楚辞》）亦有主张“顷襄王初年令尹子兰、上官大夫交进谗言时的作品。”[①]姚鼐《古文辞类纂》、郭沫若《屈原研究》主张作于屈原青年时期。笔者赞同后一种说法，有文申发其说，多方论述[②]。《桔颂》是传世屈骚的第一篇。很有可能是“左徒”就任后谗言初起而尚未遭“怒而疏”时所作。它反映着屈骚发展一个特定时期的特色。
第一，诗的情思基调，是朝气勃发，坚定自信。桔树“绿叶素荣”，果实“青黄杂糅”，色彩绚丽，“精色内白”品质纯正。《桔颂》是感物吟志之作，是“比类寓意”的象征。“幼志”“有异”是青年政治家屈原的自喻。屈原二十五岁左右以王族的身份，卓异的才华，深得怀王信任，委以“左徒”要职。他以敏锐而深刻的洞察力，极大的勇气和魄力，造“宪令”实行变革，刷新内政；外交方面，力主抗秦联齐，“奔走先后”，促成怀王成为六国之纵长（怀王十一年），初步造成“国富强而法立”的局面。屈原这一壮举，遭到旧势力的忌恨和“谣诼”。这在他后来的诗作中多次回忆述说过。对于他的改革内政，上官大夫进谗，司马迁有明确记载，对于他联齐抗秦主张，“上官大夫、靳尚之属”“共谮屈原”，刘向《新序·节士》篇亦有说。“共谮”些什么具体内容，不得而知。是否有里通外国，图谋私利的诽谤？或许诗中所言“受命不迁”、“独立不迁”、“深固难徒”、“廓其无求”，就是对“共谮”的辨诬吧？姚鼐说：“而‘闭心自慎’之语，又若以辨释上官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为诬也”。（《古文辞类纂》）细审诗意，说针对“造为宪令”辨诬，似有不合。笔者以为，如有辨诬的动机，针对屈原联齐抗秦主张而遭“共谮”，似乎更切合诗意。这里需要指出，诗中只是正面自白，并未针锋相对反驳。这同《惜诵》以下各篇有明显不同。既是正面述志，又没有后来作品那样的忧伤、愤懑，大约因为虽有谗言，尚未影响屈原的地位，这时矛盾还没有激化。
第二，怀抱远大理想，追求高尚人格，是屈原精神最集中的表现。而以道自任，重人格修养，代表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精神。先秦时，各家学派社会理想，政治主张各不相同，但在表现以道自任的精神，则没有区别，都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孔子说：
笃志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其弟子曾参则发挥说：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余英时先生说：“儒家的理想主义到了孟子的手上更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士与中国文化》）孟子说：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屈原与孟子处同一时代，屈原对儒家思想吸收颇多，尤其在以道自任，重修身方面有更多相同之处。《桔颂》上半篇最后一小节说：
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缊宜修，姱而不丑兮。在关键的位置上，以象征手法表达了诗人以道自任，重修身的人生理想追求。这种人生理想追求贯穿屈子一生，这种情思也是贯穿全部屈骚的一根红线。全诗的结尾则说：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这四句相当于有“乱曰”篇章的“乱曰”作用，是点题归旨，在更关键的位置上，把上半篇结尾部分所表达的情思更具象化了，也更深化了。“伯夷”是圣人高度赞扬过的人物，所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彰”（《史记·伯夷列传》第一）。他是具有高尚品格的典范人物，是“圣之清者”（《孟子·万章》下），是以身殉道的化身。屈原在年青时代，誓以“伯夷”为榜样，便树立了以道自任的人生理想目标和“以好修为常”美好品格。屈子一生上下求索追求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在这里发轫，日后又不断光大发扬，因而赢得了后世“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至高无上的赞誉！
第三，诗中显示出屈骚艺术方式的某些因子。
1.二节拍四言句式。这是屈骚一种比较重要的句式节奏模式，而由《桔颂》开其端，且最有代表性。整首诗都是二节拍，只有少数五言句。这是直承《诗经》而来。屈原适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融合的时代。他以自己无以伦比的诗歌创作成就成为此次文化融合的代表人物，对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屈骚的句式节奏继承了《诗经》又发展了《诗经》，而表现出独有的特色。它的个性特色在《桔颂》中虽有显现，却不鲜明，仍然保留着《诗经》的二节拍四言句整齐的古典模式，反映出屈骚创作的早期性质。
2.两段一结的结构。屈原主要作品，都是两段式的。两段—“乱”的结构，是屈骚结构的基本模式，是富有个性特征的。其中又有两种方式：一是典型的两段—“乱”，如《离骚》、《九章》中的《抽思》、《怀沙》。本文皆为两段，结尾是乱辞。其特征，“乱”为显形，即标出“乱曰”二字；二是非典型的二段一结，如《天问》[③]、《九章》中的《桔颂》、《惜诵》、《思美人》、《惜往日》，本文亦为两段，篇末有相当于乱辞的总结全篇的结语，特征是“乱”为隐形，不标出“乱曰”，却有收束全篇的作用。《桔颂》共三十六句，前后两段各十六句，收尾四句，相当于“乱曰”。“乱曰”在屈骚中均表现抒情主人公现实处境和心态，点题归旨。那么，“年岁虽少”四句，虽是以桔树比人，而非直说，却是桔树——伯夷——主人公三而一的物我浑融。这种结构整饬，后段又有深化，不同于《诗经》平面式，而是立体式的，继承中又有发展。在古典美的结构类型中又含有错落美，包含屈骚艺术结构的某些因子。
3.象征手法。《桔颂》采用以桔树比人，又将桔树拟人化，从而形成整体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手法，是从《诗经》的“比兴”发展而来。《诗经》“比兴”手法多用于局部且在篇首，比较单纯，很少有更深寓意。象《魏风·硕鼠》、《豳风.鸱鸮》，具有明显的象征意蕴则是个别的。《桔颂》发展了《诗经》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手法，形成表层颂桔树，深层颂人；实写桔，虚写人完整的象征系统，奠定了屈骚的个性化艺术手法——象征手法——的基础，开辟了中国文学表现手法的新天地。
第三，清新丽朗的艺术风格。班固说屈原“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离骚序》）。此前扬雄曾说“诗人之赋丽以则。”（《法言·吾子》）他们早就看出了屈骚“丽”的特质。后来的刘勰则说：“《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文心雕龙·辨骚》）。可见，“丽”、“朗”确是屈骚艺术风格的一个重要因子，而这一点，在《桔颂》中表现最为突出。刘勰以“情采芬芳，比类寓意”（《文心雕龙·颂赞》）八个字精妙地概括出《桔颂》一诗的显著特色。的确，绚丽芬芳，明洁丽朗，没有幽怨与哀愁，富有个性，充满“任道”精神和“为像”的使命感，含蕴青春之美，恰同诗人的气质、个性、人格和朝气勃发的心态相适应。从整体来看，体现诗人初期的艺术风格。
二、遭谗被疏，屈骚创作之进展
蒋骥称：“惜诵，盖二十五篇之首也”。（《山带阁注楚辞》）这代表着传统的看法，其实这个结论不妥。笔者经过多方考察，确认《惜诵》是屈原传世的第二篇作品。从艺术成就来看，它够不上屈骚上乘之作，可是从屈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却是一个阶段的重要标志。如果说《桔颂》虽有屈骚某些因子，还没有充分显示出个性特征的话，那么，《惜诵》则发展了一步，在某些重要之点上，体现了屈骚的某些个性。
1.中国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抒情性。而屈原则第一个创造了个性化的抒情诗，这是从《惜诵》开始的。“惜诵以致悯兮，发愤以抒情。”“发愤抒情”是屈骚的情思基调。《桔颂》虽不无抒情因素，但主要是述志。从情思发展的角度来看，《惜诵》较《桔颂》更能鲜明地体现屈骚的本色。依据《惜诵》一诗内容，考之屈原政治经历和楚国与秦、齐关系的变化，这首诗最有可能作于怀王二十四年屈原谏“倍（背）齐而合秦”（《楚世家》），“而益被谗致困”（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在“放流”汉北之前。明人汪瑗说：“大抵此篇作于谗人交构，楚王造怒之际，故多危惧之词，然未放逐也，故末二章又有隐遁远去之志。”（《楚辞集解》）此言有理。但他说作于“怀王十七年”则不妥。王夫之以为“作于顷襄之世，迁窜江南之后”（《楚辞通释》），更于内容显然不合。前面说《桔颂》的创作动机可能是针对他因联齐反秦主张而遭谗言的正面回答。这种推测如果不错的话，那么，这一篇则是直接反映楚国上层社会围绕决定国家命运的这场外交路线分歧的斗争。论者有以为“初失位”所作，则不妥。屈子“初失位”，是因“造为宪令”而遭谗。草“宪令”乃怀王授意，屈原是接受任务。本篇明言由诗人主动进谏而遭谗被疏。“九折臂而成医兮，吾至今而知其信然。”从诗人总结的教训可知，他遭受打击已是多次了。诗中又言“欲高飞而远集”，“愿曾思而远身”（重点号为笔者所加），可知这时还没有“放流”，而必作于遭谗失职之时，故言“竭忠诚以事君兮，反离群而赘”。我曾有言：屈原一生政治上遭受打击都同决定楚国兴亡的两件大事有关，一是“造为宪令”变法革新，这大约在怀王十三年，由于旧贵族进攻，怀王妥协而断送了。此后屈原同旧贵族的矛盾主要在联齐抗秦的外交决策上[④]。这是更紧迫的决定楚国命运的头等大事。屈原以“九死未悔”、“体解未变”的精神“直谏”，于史有征[⑤]。这是他在《桔颂》里所表达的“以道自任”精神的具体体现。屈子一生忠于楚，亦忠于君，却遭谗见疏，放流迁逐以至于死。他的抒情诗主要内容都是围绕这一过程来写的。《惜诵》则是他第一首直接针锋相对的辨诬抒愤述忠之词。姜亮夫先生以“忠”、“怨”、“去”、“死”四个字来概括屈子的整体思想，抓住了要领[⑥]，不过，这里还要做点补充说明。这四个内容在屈骚各个时期，各篇作品中表现的程度和侧重点是有差别的。其次，这四个方面是有内在联系的。“忠”是基础，它根源于以道自任的理想，他的理想具体目标是使“国富强而法立”忠于故土，振兴国家，他把实现这一目标寄托在其君王身上，故亦忠于君。“忠而被谤”，便产生“怨”情，积怨而不得解脱，便产生了“去”的念头。可是，他对故土、故乡、故都情感太深，不忍离去。当国家的危机不可挽回的时候，他只好以“死”来殉他的“志”。《桔颂》在标举人格修养的同时，可以说表达了“忠”的思想，虽然不是直述，却形象地表达了忠于故土、故国的重要思想。“行比伯夷”是否有“去”朝退隐思想呢？如果有，也是隐含着的。至于“怨”和“死”还都不见。《惜诵》则有发展，“忠”、“怨”、“去”的思想都流露出来了。这时诗人还没有想到“死”的问题。如若细加分析，最突出的是说忠于楚王。诗中先后五次直说“忠”，以正面述忠来辨诬，虽没有直接说出“怨”来，对忠而获罪的不平，不就是“怨”吗？只不过在这篇里“怨”的情绪比后来的作品淡罢了。“忠而被罚”，便想到“去”，因此，结尾郑重写道：“愿曾思而远身。”这时的“去”还不是想去国，而是去朝，即退隐。是为点题明心之笔。
2.《桔颂》和《惜诵》虽然都具有屈骚早期创作特色，可是后者较前者增加了屈骚艺术个性的因子，要之：
①直抒胸臆的手法。作为“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文心雕龙·辨骚》）的屈骚，大量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是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后世甚至称屈原的作品为“赋”，同它的基本手法不无关系。刘勰论赋体文学是“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文心雕龙·诠赋》）这包含着对楚辞直陈手法的继承。《惜诵》直接倾诉“情沉抑而莫达”、“心郁邑余侘傺”、“心郁结而纡轸”的沉郁冤结心情，剖忠辨诬。在急怒之下，来不及修饰，便以“全用赋体，无所寄托”（朱熹《楚辞集注》）的方式道出，这正符合诗人当时的心态。诗的结尾说：“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论者有以为“重著”是对“初著”《离骚》而言[⑦]，大谬不然。从屈骚的情思、艺术方式、风格发展轨迹来考察，这样判断是违背常理的。根据上文论述，“初著”当指《桔颂》。
②错落有致的章法句式。《惜诵》突破了《桔颂》基本四言整齐的古典模式而形成参差错落的屈骚句法。较之《桔颂》更便于表达起伏迭宕的情思，已显露出屈骚句式的个性特色。另外，采用往复的抒情方式，同《桔颂》相比，虽都是二段一结（隐形）的结构，可《惜诵》则迭宕错落。如果说《桔颂》所表现的是整饬美的话，那么，《惜诵》则是错落美。它更能显示屈骚的美学主体风格。
③屈原深受荆楚巫风陶染，他的诗歌富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诗的第一段“令五帝”“折中”“戒六神”“响服”，“命咎繇使听直”。第二段“使厉神”占梦，形成对话。这样运用神话，驱使神灵，显示了巫文化个性特质。这正是屈骚奇幻浪漫艺术特色的发端。诗中指天誓日，对“竭忠事君”的剖白，往复抒发“沈抑”、“郁邑”之情怀，体现了阳刚之美的风格特色，这正是屈骚整体美学风格的主要表现。诗中各种富有个性的艺术特色和整体美学风貌，在屈原后来的一些作品中都得到了逐步丰富、发展和完善。
总之，《桔颂》和《惜诵》显示了屈骚早期创作的发展变化特色，透露出屈骚个性化诗歌的端倪。
注释：
①汤炳正《九章时地管见》，见《屈赋新探》。
②见拙著《论骚二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③郭沫若认为“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荆勋作师，夫何长（王逸注云‘一云夫何长先’，案当作‘夫何先’）？悟过更改，我又何言。”此八句为《天问》的结束语（见《屈语赋今译》），今从其说。
④详见拙作《屈赋探要》，收《读骚十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
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⑥《楚辞今绎讲录》，北京出版社，1981年10月版。
⑦孙作云：《从〈离骚〉的写作年代说到〈离骚〉、〈惜诵〉、〈抽思〉、〈九辩〉的互相关系》，《文史哲》1962年，第四期。
标签：屈原论文; 艺术论文; 桔颂论文; 山带阁注楚辞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特色论文; 诗经论文; 读书论文; 天问论文; 九章论文; 楚辞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