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民主：看待后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变革的微观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微观论文,视角论文,社会主义国家论文,民主论文,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82
体制变革研究一般对引发变革的直接事件(如政变或社会运动)更感兴趣。而实际上，事件发生过后的那段时间似乎更为重要，因为民主制度正是在此期间建立起来的。对于曾经身处威权国家的公民而言，这一民主巩固阶段无论在政治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意味着一次重要的转变。与以往的宏观研究不同，本文试以中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为例，运用三种方法——社会化模式、“现代化”(或经济)模式和终身学习模式，探讨微观层面的民主巩固问题。
转型社会中民主支持的发展
经济的作用是民主产生与生存研究中的一个持久有力的因素。例如，普沃斯基和利蒙吉就认为，民主化一旦发生，民主政权只有在那些处于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国家才能生存。然而，经济繁荣究竟是怎样影响这个持久的民主化过程的？观察民主政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通常依赖于宏观数据。虽然这方面的研究有着缜密的方法和深刻的洞察力，但在整体上忽略了民主引入或建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民众对民主政治文化的支持。
民众的支持是决定一种政治制度能否被接纳为合法制度的关键要素。它对于这个政权的生存几率具有极大的影响。由于曾受到威权主义社会化的影响，新民主国家的民众往往将政治甚至将民主理解为一种理想。
政治社会化在民主巩固中的作用
与传统民主国家不同，新民主国家对新政治制度的接纳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差别便是政治民主化所起的作用。在传统民主国家，由于民众终身都在被社会化，所以他们下意识地支持和接受这一政治制度。在成年伊始，他们就形成了一套支持和符合这一制度的政治观点和态度，并深信民主是适合其国家的惟一可能的制度。在其日后的生涯中，这些态度反过来成为制度支持的一个基础。
在转型之前，东欧国家的大部分民众也曾受到类似的政治社会化，并深信，他们的政治制度是适合其国家的惟一可能的制度。然而，1989-1991年的政治动乱深刻、急剧地改变了他们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这也为我们了解体制变革对以往通过政治社会化建立起来的政治信仰的影响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
体制转型当然不是政治研究中的新话题。但是，东欧等地的民主转型却尤为不同。可以想见，这些国家的民众在某种程度上比较熟悉民主概念，但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可能与西方的民主原则——如多数统治、少数民族权利、个人自由、多党制或代议制政府等——大相径庭，这就导致他们在评价现行民主制度的时候产生认知上的不协调。
对于未曾受到社会主义政权影响的那些人而言，对于新环境(特别是西方的民主原则)应当更容易适应一些。政治社会化研究表明，在人处于青春期和成年期早期时，历史事件对人产生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年青一代比老一代更容易适应社会的急剧变化。基于此，我认为，东欧的年轻人要比老年人对民主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不曾受到冷战言辞的影响，因而更可能分享西方国家的民主原则。
鲍尔斯(Powers)和考克斯(Cox)在研究中还发现，在共产主义建立之前(即20世纪40年代末)受到社会化的那些人，更倾向于对民主采取正面的看法。这表明，民主支持与出生队列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
综上所述，曾在共产主义政权下受到政治社会化的东欧人民较难适应新的民主制度，这一点不受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时代只有童年记忆的年青一代则对新民主制度持有特别正面的态度。有鉴于此，本文特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在冷战期间受到社会化的一代人要比冷战前和冷战后的人对民主制度有着更加负面的评价，而无论他们对经济的评价如何。
代际差异与经济成效
经济形势对政治态度的重要意义在美国和西欧的政治行为研究中早有述及。同样，后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民众在评价新的民主制度时也“更像银行家，而不像农民”。因此，民主在东欧得以巩固的一个关键是民众是否觉得他们从转型中获益。于是，我们可以就成效模式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二：相对独立于代际社会化，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评价越积极，其对民主制度的支持就越大。
既不……也不……
——民主转型的终身学习模式
社会化模式和经济成效模式都建立在经历的基础上。不同的是，前者侧重早期生活经历，后者侧重成年经历。终身学习模式则兼而有之：它既承认后天经历的重要性，又承认早期生活经历的关联性。
就东欧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化被认为对支持民主具有负面的影响(假设一)，而经济评价则对支持民主具有正面的影响(假设二)。由此可见，虽然负面的代际差异仍然存在，但将会受到基于乐观经济评价之上的正面修正。据此，我们可以得到假设三。
假设三：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评价越高，在民主支持层面上的代际差异就越小。
为了检验共产主义时代对民众的政治支持的影响，也为了检验以上三个假设，下面我们将从年龄、出生队列和年代效应这三个方面分析。
区分生命周期、队列与年代效应的方法和数据
由于人们在成年时会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比较1970年队列在不同的年龄和时间点的态度，从而判定其所持的一整套具体态度。
文中的数据来源有三个：一个是中东欧指标系列调查1-8(Central and East Eurobarometer series 1-8，CEEB)，时间跨度为1990-1997年；另一个是中东欧的民主巩固调查1998-2001年(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1998-2001,CDCEE)；最后一个是欧盟候选国指标调查2002.2和2003.4(Candidate Countries Eurobarometer,CCEB)。这样，我们最后所得的数据就包括1990-2003年间不同年龄、不同时间点的出生队列。
分析与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分析的目的在于调查中东欧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体上如何评价民主的成效，而不在于每个具体国家本身。文中涉及的民主国家来自“自由之家”于2003年评出的10个“自由和民主”的东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
冷战前一代：1930年及以前出生；冷战间一代：1931-1974年间出生；冷战后一代：1975年及以后出生。来源：CEEB 1990-1997；CDCEE1998-2001。
表1列举了不同年代里民众依据自身及国家经济形势对民主成效所作的评价。该表显示，冷战后一代在整体上比冷战一代和冷战前一代对经济形势持更为正面的评价，进而对民主的成效评价也较高。上文提到，这些人是从体制变革中获益最大的一代。
仅就该表而言，经济评价对于民主支持的影响要大于代际差异。然而，此类统计分析的问题在于，无法控制其他协变量(特别是年龄和年代效应)。此外，“民主满意”指标还可能受到国家层面的影响。
表2是有关民主满意度的逻辑回归模型。其中，模式1表示社会主义社会化模式，它只包括ACP(年龄、队列和年代)效应和控制变量；模式2进一步考虑了经济评价指数；模式3则指政治世代与经济评价之间的相互作用，它特别检验了终身学习模式。如表所示，模式1确认了描述性统计的发现。即便在控制年龄和时间协变量的情况下，冷战后一代也对民主成效表示显著的满意。同样，在社会主义引入之前被社会化的那些人也对政治制度较为满意。但是，该模式的拟合度很差，因为在无效模式与包含ACP效应的模式之间几乎没有误差的缩减。
模式2的解释力明显大于模式1。它进一步证明，经济评价指数对民主满意度具有强烈、积极的效应。根据假设二，被调查者在成长期间所处的时代应当不重要。而实际上，时代的确重要，因为曲线队列效应一直十分显著。
模式3考察了队列效应与经济评价的相互关系，以检验这两个变量对民主满意度的共同效应。冷战后一代的主要效应仍然十分显著，然而当它与经济评价发生相互作用时，则对因变量具有抑制的效应。
图1清晰地显示了队列效应与经济评价之间的关系。如果被调查者对个人和国家的经济形势评价较差，那么冷战后一代与冷战一代之间则呈现较大的代际差异；反之，如果被调查者对本人和国家的经济形势评价较好，那么冷战后一代与冷战一代之间的代际差异则很小。
图1 冷战后一代对民主满意度的边际效应
图2显示，出生队列与其对民主的正面评价之间存在着强烈的非线性关系。生于1930-1970年间的人对新民主制度的满意率较低，因为他们曾受到1945-1990年社会主义政权的巨大影响。而另一方面，生于1970年以后的人则明显倾向于对民主作出正面的评价。
图2 对民主满意度的队列效应(1990-2003)
图3显示了出生队列与其对经济形势的评价之间的互作效应。该图确认了我们之前预测的社会主义社会化效应，如同曲线队列效应所证明的那样。此外，受调查者对经济形势的评价越高，其对民主所持的态度就越肯定。然而，最有意思的是该图的上半部分，随着民众对经济形势的评价越来越高，曲线队列效应似乎“趋于平稳”。这一发现再次印证了世代与经济评价之间强烈的共同效应。
图3 对民主满意度的互动效应(1990-2003)
讨论与结论
东欧剧变是欧洲历史上的一起重要事件，也是民主转型研究的一个典型案例。一直以来，学者之间存在着争论：一派学者认为，对于受到社会主义政权的冷战宣传影响的人而言，“社会主义社会化”的确存在；另一派则否认代际差异的持久影响，强调成功经济转型的重要性。
以上分析可见，在1990年民主转型发生后，即使在控制经济形势评价的情况下，队列效应仍然是持久的。经济评价也对民主满意度具有持久有力的影响。这就是说，队列效应和经济评价都对中东欧的民主巩固具有较大的影响。本研究表明，在经济形势较好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社会化并不重要，这是因为冷战一代与其他世代对民主的评价方式大致相同。然而，一场持续、严重的经济衰退(如目前的经济危机)则可能会强化这一差异，从而使这一代回忆起社会主义时代相对较强的经济安全。
本次研究验证了传统的现代化理论。人们越是富裕，对政治制度的支持就越大。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政治民主化是民主巩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它不应被低估。新民主国家的民众并非“无意识地”了解其政治制度及民主的运营方式。相反，他们必须“积极地”了解它。经济繁荣是民众能否接受新民主制度的最具说服力的因素。如果民众相对富裕，那么他们就不大情愿回到原来的旧制度中。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即使在政治转型发生以后，威权政权的残余影响仍将在民众中持久地存在。但是，政权的长短也会对队列效应的强度和存在产生影响，从而使这一点受到挑战。
*本文译自《政治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s)2010年第72卷第4期。原文标题为"Democracy in Transition:A Micro Perspective on System Change in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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