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路线与制度保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五大重申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特别强调要认真解决正确路线的制度保证问题。这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跨世纪的伟大纲领，具有重大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历史教训，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局面，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党又重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的成功，靠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以下凡引《邓小平文选》，只注卷数与页码）
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看作是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点。
邓小平理论在这个基点的理解上实现了思想内涵上的深刻转换与重大创新，其核心内容是：1、由“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事”就是抓住中国最大的实际，一心一意搞建设；“求是”就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自觉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律。2、 只有沿着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真正确立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路线，开辟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第2卷，第191页）“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第3卷，第10页）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诫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学风，最根本的就是坚持邓小平理论所重新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也是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重提学风问题的根本意义所在。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并不玄妙莫测。正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是很朴实的道理。可是，为什么在党的充满坎坷曲折的历史上要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每逢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个问题又变得尖锐起来？对此，应当引起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实行依法治国，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就“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这一论断的深刻启示在于，以制度作保证，是坚决贯彻实施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环。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得不到顺利贯彻，往往与法制不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尚未实现制度化有直接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路线上的领导。为了有效地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路线，就要不断地改善党的领导，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邓小平在198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作了全面阐述和深刻分析，可以说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制度建设的纲领性表达。
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第2卷，第327页）很显然，如果任凭这些现象泛滥，党的思想路线就会因缺乏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有力保证而成为一句空话。
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弊端的特征之一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僵化，墨守陈规。这与党的思想路线是格格不入的。我们很难想像，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官僚主义盛行的气氛中能够得到起码的尊重与认同，就更不用说去执行与落实了。有的同志把官僚主义仅仅看作是思想作风问题，看不到这种不良作风与制度问题的内在联系，因而不能抓住解决问题的关键。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第2卷，第328页）因此，必须从解决制度问题入手，彻底根除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不动摇。
正确的思想路线，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问题在于，“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第2卷，第191页）选拔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是看能否准确理解和深刻把握以及在工作中坚决执行党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深刻指出：“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第2卷，第275页）他还说：“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第2卷， 第193页）这是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得到的一条重要经验。 干部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是组织制度的基础。思想路线一定要靠组织制度来保证。邓小平如下的总结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与警觉：“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第2卷，第333页）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其实质就是发扬民主与健全法制。发扬民主，实现民主的法律化、制度化，即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是保证我们制定和贯彻正确路线的根本条件之一。民主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事实证明，党内缺乏充分的民主生活，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盛行，必然导致思想僵化，“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第2卷，第142—143页）所有这些， 都是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盛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造成的恶果。缺乏民主是实行人治的制度根源，人治的一大特点就是“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第2卷，第146页）人治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的产物，在认识论上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和狭隘经验论的色彩，这种以个人专断为特征的领导方式，必然极大地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不能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势必限制研究问题、解决矛盾、探索规律的视野，因而难以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难免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架空。其结果，“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第2卷，第333页）这个历史教训应该牢牢记取。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它以一种独立的、客观的、归根到底是制度的力量，保证党的思想路线和基本路线得到切实的贯彻执行。十五大报告要求“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能否真正做到这一点，是衡量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首要标志，也是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我们永远坚持正确路线的最重要环节。
邓小平关于制度是思想路线的保证的思想决不是一时的提法，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是站在“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的高度，阐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比如，当有的外国记者提出“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邓小平坚定地回答：“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第2卷，第348页）邓小平在谈到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以及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时，深有体会地指出：“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第2卷，第336页）邓小平针对如何消灭特权现象时又严肃地强调：“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第2卷，第332页）当然，在谈到经济管理等问题时，邓小平更是多方面地提出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第2卷，第136页）抓住了制度建设这个根本，也就抓住了问题的症结，因而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第2卷，第337页）
邓小平同志曾经把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看作是“基本建设”。（参见第2卷，第191页）历史证明，这项基本建设不是一劳永逸的工程。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对新情况、新问题的研究永无止境。因此，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了真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借助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为永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制度和法律上的保证。总之，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思想路线和制度保证的一系列论述，使我们以更高更深远的眼光来看待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把这项任务真正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