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诺维也夫的新经济政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经济论文,政策论文,季诺论文,维也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7）05—0068—05
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1936，以下简称季诺维也夫）是上个世纪20年代苏联共产党（布）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理论家。他在论著《列宁主义》与其他的著作、论文和讲话中，系统地阐发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表明他对当时苏联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中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这些观点在联共（布）党内和人民群众的认识中具有代表性，反映了新经济政策在实践中引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争论。研究季诺维也夫的新经济政策观，有助于更全面地总结、汲取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
一、新经济政策是退却
季诺维也夫首先是从进攻和退却的战略策略意义上来认识新经济政策的。他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或列宁主义）发展的总路线是进攻的路线，但进攻的总路线并不排除在前进道路的某一阶段做战略退却。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列宁主义经过最广泛的深思熟虑的退却运动。这是无产阶级政党责任极其重大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最大战略机动。这是其历史意义迄今尚非所有人都清楚的退却。”[1](P180)
列宁起初就是从进攻和退却的角度论证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是退却，是国家为了克服经济和政治危机而向农民、市场的让步。但后来列宁明确承认战时共产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失败的尝试，必须通过新经济政策重新探索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途径。这就赋予了新经济政策长远的战略意义。季诺维也夫对列宁思想的这一重大转变认识不深，他批判有些人认为新经济政策是“从战时共产主义的荒谬行为退向较为合理的社会主义经营方式”，是“长入社会主义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实行新经济政策，不是简单地消除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极端性，不，我们做的不是这件事——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经济政策。我们根本不是从战时共产主义退向社会主义，而是退向无产阶级国家中的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1](P183) 他还指出，列宁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在战时共产主义时代所犯的巨大错误，但他没有说过战时共产主义全是错误，相反地，他声明，整个来说它是我们的“一个功绩”，是由国内战争的整个局势造成的。季诺维也夫的上述论述说明，他还没有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上理解新经济政策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小农国家行不通，而新经济政策却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季诺维也夫指出，新经济政策是暂时的东西。他仍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消灭阶级，消灭市场关系，实现了平等的社会，而新经济政策显然离这个目标甚远。他认为新经济政策虽然可以为社会主义打下一定的基础，但它本身根本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让步、退却太多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可见，他对新经济政策缺乏信心，怕出危险。1925年4月联共（布）中央在农村深化新经济政策后，季诺维也夫的这种思想倾向更加明显，对资本主义在城乡的发展看得很重。所以，他强调新经济政策还有进攻的一面，不能忽视。列宁在1922年11月论述新经济政策时指出：“我们现在退却，好像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2](P296) 季诺维也夫很重视列宁的这句话，反复引用，以表明他的态度。
仅从退却和进攻的角度理解新经济政策，说明季诺维也夫的思想没有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发展而发展。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实践中认识到，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他对农民、合作社、市场关系的看法都与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认识有了很大不同，已将新经济政策看作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的、正常的政策。布哈林在1922年就从经济合理性的意义上来论述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指出新经济政策不只是退却，而是解决组织社会生产的大问题。他在1925年已将新经济政策称为正常的经济政策，并认为市场关系的存在是新经济政策的实质。这就比季诺维也夫的认识深刻得多。
二、新经济政策与工农联盟
季诺维也夫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在于巩固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政权对农民的让步。他指出，国内战争结束后，必须使工农联盟建立在经济基础上，处理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继续得到农民的拥护，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够保持政权。所以，他强调：“要想懂得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原因，那就细想一想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我们整个革命的基本问题。理解新经济政策产生的关键要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相互关系领域去找。”“新经济政策的根本，这就是农民问题。”[1](P190—192) 他还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可以团结、依靠的力量，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且无产阶级也能够得到农民的支持。他指出：“夺取了政权，我们巩固了自己对农村的经济领导，现在进入了一个完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农民对我们的支持是有长期和巩固的保障的。按照列宁的看法，正是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基本农民群众对无产阶级的支持是坚决而牢固、认真而长期的。”[1](P262) 他还说，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工农联盟在今后更为必要，这是社会主义经济高涨的重要条件。基于这种认识，季诺维也夫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强调：“在一个农民国家里，我们现在必须更多地考虑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列宁在逝世前不久指出了这条道路。”[1](P263)“我们从新经济政策那儿发现了仍然处于资产阶级包围之中的农民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1](P198)
但是，季诺维也夫也对个体农民经济、合作社发展、城乡经济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负面作用估计过重，认为新经济政策中充满了阶级矛盾和斗争。1925年后他就批判布哈林、斯大林执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保护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利益，损害了工农联盟，背离了社会主义。
首先，季诺维也夫把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关于个体农民的论述用于分析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民经济，仍认为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将产生资本主义。例如，列宁在1919年曾指出：“农民在自己的生产中仍然是私有者，他们还在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我国经济状况的基本特征。”[3](P332) 列宁的这种认识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对农村商品经济的认识有关，新经济政策实施后不久他已不再坚持这种看法，而认为农民是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盟友，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但季诺维也夫却说：“就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尽管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却首先以个体的农民经济为基础，仍然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并产生着资产阶级。只要我们还不能从根本上在集体制基础上改造农民经济，就不可能改变这种状况。”[1](P200) 又如，列宁在1919年还指出过：“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4](P376) 季诺维也夫以当时苏联个体经济还占优势，农村经济中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现象为借口，强调农村资本主义力量在加强，工农联盟遭到破坏。他反复指出，个体农民是小商品生产者，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交叉路口，但他们更倾向于资本主义。这表明他仍没有突破列宁在1921年初说过的农民的自由贸易就是资本主义的思想，把新经济政策的发展看成一个不断向资本主义让步、退却的过程，产生了悲观、抵触情绪。
其次，季诺维也夫虽认为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指明了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方向，但他又对农村合作社能否走向社会主义表示怀疑。他指出，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小生产者、小私有者，是一件经济上、政策上极为困难的事业；在我们的合作社里资本主义的力量还很强大，并且在相当长的期间将进行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村越是恢复元气，合作社内部的斗争就越严重。因此，只要农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建立起来，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时刻存在着。
根据以上认识，季诺维也夫强调，我们需要的工农联盟是能够保证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任务首先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农民的让步是为了维护无产阶级及其国家政权的利益，而让步过多则会危害这个根本利益。季诺维也夫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个体农民经济发展的性质和趋势缺乏正确分析，把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发展的规律搬到了新经济政策中。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国家已掌握了经济命脉，大工业、银行业、财政信贷、交通运输等已公有化，农村土地禁止买卖，国家在政策上利用多种经济杠杆支持贫穷农户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出现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乃至分化，是农民走向共同富裕过程中的贫富程度的差别。当时虽允许农民出租土地、生产资料和使用雇工，但无论就性质还是规模来看，都与资本主义不同。这些措施适合那时苏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要求，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
三、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季诺维也夫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核心内容，《列宁主义》第十一章的标题就是“新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主义”。季诺维也夫明确指出：“新经济政策，这是无产阶级国家里的国家资本主义。”[1](P189) 他大量引证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指出列宁的国家资本主义思想是从当时俄国存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状况出发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从私人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一个阶段，新经济政策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国家的资本主义和私人经济的资本主义是不同的，是受苏维埃政权监督的资本主义，等等。并且，他强调了苏联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他指出：“新经济政策是退向国家资本主义，这不是说我们重新退回到已走过的道路上去。在俄国事情并不是我们有了国家资本主义，从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然后重新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情况是这样，十月前的俄国，同农奴制的和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并存的是微弱的国家资本主义成分，我们曾企图从十月前的俄国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后来不得不后退，以便通过由无产阶级国家控制的国家资本主义，开始稳固地向社会主义过渡。”[1](P192) 他旨在说明，在俄国即使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也不雄厚。
季诺维也夫同意列宁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向社会主义过渡、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思想。然而，他突出强调的是，尽管实施新经济政策以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有了很大增长，但是它并没有取得支配地位，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变成社会主义。相反，由于在新经济政策执行中不断让步，资本主义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他认为，当时的工业不能说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因为在国家工业托拉斯中，在它们的业务活动和工作制度中，到处都有资本主义因素。大工业中的工人常常感到自己是雇佣工人，还不是随时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者，是在自己的社会化的工厂里工作。他将这看作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将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的生产和管理制度还不完善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混淆了起来，是不正确的。关于农村经济，季诺维也夫指出，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合作社，合作社有远大的前途，但是到1925年苏联才仅有23％～25％的居民参加了合作社。在农村既然个体经济还占优势，资本主义自然还很有市场，它必然从农民经济中发展起来。他还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有可能使农业从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转向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在一再向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让步的情况下，当雇农在数量上急剧增长的时候，是不能盲目乐观的。
季诺维也夫指出，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在新经济政策中进行着尖锐斗争，从长远看社会主义将战胜资本主义，但现实情况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他批判党内一些人把暂且还只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东西看作是社会主义，看不到阶级斗争还极为紧张。他一方面说明现在苏联经济已出现了迅速高涨；另一方面又为苏联的前途担忧，害怕资本主义因素太多会断送社会主义的命运。他指出：“列宁主义者不能仅仅从单纯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去看待苏联的今后命运。不发展生产力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对的。但是在存在着像新经济政策这样的过渡制度下，这种以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斗争为基本特点的过渡制度下，从单纯生产力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是不正确的，有一股‘苏维埃’司徒卢威主义的气味。现在谁也不敢否认我们的经济高涨。全部问题在于生产力‘向哪儿发展’。全部问题在于社会主义成分在我国经济普遍发展中起什么样的作用。”[1](P266—267) 可见，他主要从生产关系上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苏联需要大力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季诺维也夫将新经济政策定性为国家资本主义，不符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和当时苏联经济发展的实际。斯大林批判了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他认为，季诺维也夫不是辩证地，而是学究式地即脱离历史环境来研究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在开始说新经济政策是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是因为那时没有工业，没有原料，交通运输瘫痪，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危机状态。而现在，苏联有了自己的工业，社会主义经济力量有了很大增强，并且实现了与农民经济的组合。所以，我们的制度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制度。斯大林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只是他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力量的估计过高些。
四、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阶级斗争
季诺维也夫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新经济政策中进行着直接的阶级斗争。他引述列宁在国内战争期间和新经济政策初期关于阶级斗争的思想，强调：“在我们苏维埃国家目前还进行着不停息的阶级斗争。列宁把‘文化工作’看作是整个时代的任务。但是，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特别是在实行之后曾解释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不排除，而且是以继续阶级斗争为前提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阶级斗争只是以另一种形式继续进行。”[1](P209) 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只是改变了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他突出了无产阶级国家改造小生产、克服小生产习惯势力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季诺维也夫把列宁在战争年代的思想绝对化，仍用阶级斗争的眼光，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意义上认识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夸大了农民利益与无产阶级专政利益的对立，而对无产阶级专政应以保护农民的利益为重要任务重视不够。他虽认为农民问题是新经济政策的中心问题，却又认为农民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危险。
随着新经济政策实施，列宁对工农关系、阶级斗争和国家根本任务的看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1922年底至1923年初的最后著作和书信中，列宁清楚地指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夺取政权和阶级斗争转到和平的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来。他还说，我们的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容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这就初步提出了国家进入经济建设时期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新特点，很值得重视和研究。但季诺维也夫没有引述列宁这方面的论断。他指出，在一个政权和经济命脉牢固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的国家里，阶级斗争的形式起了根本变化；同时，他又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仍在继续，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内都在继续，“不流血”的经济领域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况且常常出现流血的斗争。
季诺维也夫关于新经济政策中充满阶级斗争的思想，从理论上说主要源于他对农民和农村阶级关系的认识。他正确地看到当时苏联农村的中心人物是中农，但他对中农和党的农村政策的认识仍停留在新经济政策以前的看法上。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以前曾指出，中农是小商品生产者，不断分化出资本主义，并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只能采取中立中农的政策，不能提出争取中农的任务。季诺维也夫把列宁的这一思想搬到20年代中期来，仍坚持对中农采取中立、妥协的政策，而不敢大胆、坚定地提出团结中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在1925年还多次说，列宁“中立中农”的思想对于各国共产党都是适用的。基于这种认识，季诺维也夫提出了对富农的看法，夸大了富农的危险和农村的分化现象。他说，城乡资产阶级力量都在增长，阶级斗争都在加剧，为了使党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真正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富农问题上不应有一星半点模棱两可之处。从实践上看，联共（布）中央于1925年4月决定在农村扩大新经济政策，放宽在雇工、出租、农产品价格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措施是正确的，受到了农民欢迎，但实行这些政策后农村的确出现了一定分化现象。季诺维也夫等人攻击中央无视农村两极分化，忽视贫农利益，保护富农阶级，是富农、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甚至提出农村阶级斗争已经尖锐化，要煽动贫农进行“第二次革命”。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季诺维也夫没有抓住列宁后期思想的变化，没有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主要标准去评价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根据农村中农化的现实情况，着眼于发展生产力而制定的。他指出：“对农民的政策的改变是因为农民本身的状况发生了变化。农村已经更加中农化了，要提高生产力，我们就必须考虑到这种情况。”“既然农村已中农化了，那就必须帮助中农发展经济。”[5](P148)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农民生产热情倍增，粮食产量显著提高。列宁要求冷静、认真地对待农村阶级关系的变化，没有再讲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并批驳了那种担心农村将朝资本主义演变的说法。季诺维也夫的观点与20年代中期苏联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也不相符。在党的十四大前后，斯大林、布哈林对此进行了批判。斯大林指出，农村虽有分化现象，但并不是两极分化；要反对忽视富农危险的倾向，但主要应反对夸大富农危险而忽视中农利益的倾向；新经济政策允许发展商品经济，利用资本主义，是为了帮助农民，实现工农结合，等等。他特别批判了季诺维也夫在农民问题和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立场。布哈林在有关报告中着重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农村的分化与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不同特点，自由贸易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在农村中农仍是中心人物，为了反对富农，必须想法帮助贫农和中农。他特别对在农村清除战时共产主义残余、发展新经济政策做了充分论证，并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应该说，斯大林、布哈林的认识更接近实际。
收稿日期：2007—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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