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史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西南地区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时期是中国史学发生巨变的时期，若干学派同时并存，相互交错，激烈争锋，使中国史学发展呈现了新的特色，发生了剧烈的变迁与分化，出现了新的趋势。而当时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西南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一些革命史学家也汇集重庆，以国民党的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一合法组织作为活动中心。显然，考察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基本线索时，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的中国史学。考虑到当时中国史学研究的主要阵地是高等院校，因此，本文研究主要着眼于内迁高校的史学研究机构，同时也涉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等史学研究机构及抗战时期原设和新建西南高校的历史系。本文撰写的资料除注明的外，其余参考的主要是《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文化教育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抗战时期西南科技》（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及《抗战时期西南的教育事业》（贵州省文史书店，1994年版）。这些书中编辑的内容均为各类历史现象的当事人或见证人提供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资料，所述大多是亲历或亲见、亲闻，只有少量是通过采访和调查研究整理而成的。
一、抗战时西南地区主要的史学研究机构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主要聚集地华东、华北地区很快陷入敌手，为了保存我国文化教育的精华，在国民政府的组织、领导之下，一些国立、省立和私立的大专院校纷纷内迁，从而形成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自东向西的大迁徙。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1939年的统计，战前我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因战争爆发而迁至后方者共25所，迁入上海租界及香港等地的52所，停办的17所，其余14所或是原设于后方，或是原设上海租界，或是各国教会所办大学能在沦陷区内勉强维持（注：《教育杂志》第二十九卷第5号，韦卓民：《抗战时期中国的教育》。）。这次大迁徙以1937年10月国立中央大学西迁重庆为肇端，其他各校虽有再三的辗转迁徙，但大多数将最后的落脚点选在西南地区。在这内迁大后方及暂时迁至上海和香港等地，尔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又继续迁移的77所大专院校中，据统计先后迁入西南地区的各类高校多达58所。随着这些高校的内迁，高校中的史学研究机构也随迁西南。加上战时原设和新建西南的27所高校，这样西南地区共有高校83所。当时著名的史学研究机构除高校外，比较重要的还有中央研究院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中央研究院是在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后，因战争日益紧急而奉命西迁，其中历史语言所西迁昆明，1941年又从昆明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此外，周恩来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副部长，而该部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又是由郭沫若主持工作，部分革命史学家即在此运用马克思主义总结我国史学思想遗产。现将当时的主要史学研究机构列如下表：
二、西南地区主要高校历史系与史学研究机构的史学成就
“战时性”、“民族性”是当时历史研究的本质特征。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将着重评述抗战时期各史学研究机构是如何将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抗战时期的西南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注重“史学鉴戒”作用，强调“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积极地以不同的方式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
抗战时我党利用郭沫若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任的有利条件，号召史学工作者要努力从思想战线上同御用史学者展开斗争。当时吴泽、尚钺、吕振羽等都在这里从事历史研究工作，努力钻研中国历史文献，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的史学思想、学风特色对后人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们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治学过程中，注重史学鉴戒作用。当时，日军大举南下，中原沦丧，他们除有国破家亡的屈辱感外，还滋生出民族文化即将灭亡的危机意识。中研院也强调，孔子删《春秋》的意义是对文化典籍的整理，重要的还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复兴。因此中研院对史学和文籍进行了大量的校订工作，包括校勘《明实录》、考证《居延汉简》，尤其是1946年出版的《居延汉简考释》堪称当时巨著。同时因“感慨时事”而大力研究边疆史。历史所先后调查了川、滇、黔诸省的汉语及该地区的苗、瑶等少数民族语言，并整理出云南汉语言、云南罗罗语研究、台湾系语言之比较研究、苗瑶语言研究等数十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再是人类学研究。此项研究除对殷代头骨、贵州苗族人体质、近代中国人胫骨等进行研究外，还在1941年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考察羌、罗罗、西番等民族的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文化有关的各种问题。并于1942年12月赴川南与滇黔交界的叙永、兴文各县调查了白苗、花苗等族文化，尤其注重苗族原始文化之特性及其同化的过程与现状。同时，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编纂《中国疆域沿革史》，以承担复兴民族文化的历史使命。此外中研院社科所还对社会经济史，包括明代田赋、清代道光以前的财政、晚清兵志进行深入研究。
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是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研究力量最强、成果最丰的大学之一。历史系主任先后由刘崇鋐、雷海宗担任。雷海宗战时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的兵》、《中国的家庭制度》、《皇帝制度之成立》、《无兵的文化》、《断代问题与中国史的分期》和《世袭以外的大位继承法》等论文，后合编入《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此后他为《战国策》半月刊和重庆《大公报·战国副刊》撰稿，其主要文章《历史形态与例证》、《外交：春秋与战国》和《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后编入林同济主编的《文化形态史观》一书（上海大东书局1946年版）。西南联大的研究精于断代史，尤其是明清史和隋唐史研究，如郑天挺精于清史，吴晗强于明史，陈寅恪专于隋唐史。同时历史系还进行边疆史研究，向达系统研究过中西交通史，在抗战前后先后出版了《鞑靼千年史》（译著，商务印书局1937年版），《中外交通小史》（商务印书局1947年版）。邵循正除研究蒙古史外还整理过西域史料，他们都对西北边疆史地作过一些开拓性研究。此外，历史系还与北平图书馆合作成立“中日战争史料征辑会”（注：《中华文史资料文库》卷十七《文化教育》第415页。）。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西迁重庆。1941年1月改名为国立复旦大学。复旦的史学研究多处于大后方高等学府的前列，并聘请到周谷城、顾颉刚、吕振羽、邓广铭等著名学者。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在教授中国通史之余，还写了《陈龙川传》（独立出版社1943年版）一书。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开明书店，1939年版）、《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40年版）及《史料与史学》（中国文化出版社，1946年版）等都在此时出版面世。特别是聘到历史学家吕振羽到复旦任教，对学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武汉大学在1938年内迁乐山，史学系主任为方壮猷、吴其昌。方壮猷不仅对东胡民族史研究卓有声誉，而且在史学理论研究方面亦颇有心得，所撰《中国史学概要》（中国文化出版社1944年版）即其代表作。吴其昌主要从事金文研究，撰有《金文世族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和《金文历朔疏证》。
抗战时期迁川的朝阳学院聘请了杨伯恺、侯外庐、邓初民等著名史学教授。侯外庐这时期的代表作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文风出版社1944年版）、《王国维古史考释集解》（三友书局1943年版）、《抗战建国的文化运动》（上海杂志出版社1939年版）、《中国近世思想学说》（三友书局1944年版）、《船山学案》（三友书局1944年版）和《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五十年代出版社1943年版）。此外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文化学社1942年版），杨伯恺的《财产之起源与进化》（译著）都带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新观点，促进革命史学的发展。
金陵大学1937年11月举校从南京西迁成都，历史系著名教授有冯汉骥、蒙文通、陈恭禄、徐益堂和商承祚。蒙文通的《儒学五论》、徐益堂的《雷波小凉山之
尼》、商承祚的《长沙古物闻见记》、陈恭禄的《中国通史》第一册（由远古至春秋战国，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第二册（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出版）及《秦始皇与儒家思想》、《汉代文化统一记》、《三国时蜀户口之估计》等学术论文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史学著作。此外，王绳祖教授也经常在《世界政治》、《星期评论》、《学海》等刊物发表《南京条约的历史背景及对百年来中国外交之影响》、《九龙租地问题》等重要文章，开拓了近代中外关系史和欧州国际关系史研究所领域。
东北大学于1938年3月迁至四川三台，文学院编印的杂志有《志林》，文科研究所编印的杂志有《东北集刊》。此外还出版图书《东北通史》（上编）。在萧一山任院长期间，他的《清史大纲》和《曾国藩》两部书相继问世，并且延聘了不少知名学者在文学院任职，如金毓黻、贺昌群、陆侃如、冯沅君等，当时东北大学文学院的人才一时极盛。贺昌群的《魏晋南北朝史》一书学术精深，声名弥远。同时，他还嗜好文学、哲学和心理学，对思想史尤为注重，写成于抗战后期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一书别具一格，夹叙夹议，在批评传统思想中，蕴含了对腐败时局的针砭，透射着作者那种藐视权贵，敢说敢骂的凛然正气。这正好是他自己所强调的“历史之学，非故纸之钻研，而为生命之贯注”（注：见《贺昌群史学论著选·尹达序》，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金毓黻更是群言是宝、著作等身，仅1942年即出版有《中国史》（正中书局）、《辽海书征》（东北文献丛书本）、《东北文献零拾》（东北文献丛书本）、《辽会要作法》（东北文献丛书本）稍后又出版了《中国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和《宋辽金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此外远宗孟在1938年也出版了《东北史研究》一书。
四川大学由于地处大后方，生活相对安定，大批学者辗转入川，应聘川大，“一时蔚为蜀学中心”。蒙文通到川大后颇好阅读汉译社会经济诸名著，对社会经济在历史中的重要性开始有一定的认识。他所撰写的有关社会经济史诸论文，都是于此之后。正是战争的冲击，使他慢慢地认识到史学之所以为史学。他常用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作譬喻，指出观察历史也是这样的，变化转折处就是它的波澜壮阔处。史学的任务就在于“明变”，既要考究其演变的过程，又要考究其演变的原因。《越史丛考》是蒙文通的绝笔之作，是书虽针对越南史著中之纰缪而发，但前后十二节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他在川大所编的第一部讲义即《周秦民族史》篇中于戎狄侵陵华夏处，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就当时形势而论，“严夷夏之防”无疑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四川大学任教的还有黄文弼教授，他在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和边疆史等方面均有造诣。1937年11月回国的冯汉骥受聘四川大学历史系，获四川大学西南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助，只身前往岷江上游松、理、茂汶等地考察羌族社会，历时三月，此行除在民族学上获大量资料外，又在汶川县雁门乡清理了一座石棺葬，其后发表《岷江上游的石棺葬文化》一文，首次科学地报导了此类墓葬，探讨了西南古代民族与北方草原民族的联系，开创了川西高原考古发掘研究的先声。其中以1942年至1943年发掘的前蜀王建墓最为有名。象这种规模较大的地下墓室的发掘，不仅在西南是首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没有先例的。冯汉骥在抗日战争时期艰苦的条件下主持其事，筹谋策划，显示了他较高的组织能力和科学发掘技术。之后，他发表了《王建陵墓的发现和发掘》、《相如琴台与王建永陵》、《驾头考》、《前蜀王建墓内石刻伎乐考》等一组文章，考证了永陵的沿革、唐宋驾头制度和坐卧风俗的改变，及唐、五代时期的乐器及乐队组织。此外，他还在成都平原进行过一些考古调查，撰《成都平原的大足遗迹》一文，正确指出在四川古史上广为流传的有关大石的神话，实即考古上之大石遗迹。在人类学方面，他的重要著作有《由中国亲属名词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等。
华西大学哲学历史系，先后聘请陈寅恪、蒙文通、何鲁之、顾颉刚、缪钺、钱穆、韩儒林、徐中舒等著名史学家到系任教。韩儒林通晓多种语言文字，尤擅长我国边疆史地之学，研究的领域主要是蒙元史、西北民族史和西藏史三个方面，把我国边疆史地，尤其是蒙元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钱穆抗战期间亦先后出版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先秦史专家刘朝阳在1944年出版的《晚殷长历》和《周初历法考》，开创了商周历法研究之先河。华西大学还出版两种文化刊物《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所载韩儒林《吐蕃之王族与汉族》即一时之力作。
贵州大学历史系由姚薇元教授任主任。姚薇元早年师从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后对清史亦颇有研究，在抗战时期接连发表了《可汗称号源出中国说》、《藏族考源》、《唐代诸帝享年考》、《北朝帝室氏族考》、《唐代回纥人华化考》、《四史解题》等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并出版《鸦片战争史事考》一书（贵阳文通书局版1942年版）。
中央大学是最早迁入重庆的大学。历史系缪凤林主任所主讲的《历史的教训与国家的前途》、《战斗至上论——从国史证明战斗至上为历史的真理》等专题涉及范围广泛、学术性极强。他先后出版《中国通史要略》（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中国民族之文化》（新中国文化出版社1940年版）和《中国通史纲要》（商务印书局1943年版）。汪辟疆除经济史研究称著一时外，亦广泛涉猎史学各个领域，唐代小说、司马迁评传和目录学研究诸方面都有专著出版问世。张其均出版有《中国军事史略》（正中书局1942年版）、《中华历代大教育家史略》（中华书局1944年版）。学校还出版《文史哲学刊》、《科学季刊》和《社会科学季刊》等三种刊物。
齐鲁大学文学院下设历史政治系，著名史学家张维华在成都齐鲁大学期间，写成《明清之际欧人东渡及西学东渐史》一书，详细论述西方文化在中国传布情形，以及士大夫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他认为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接触并相互激荡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本专著填补了中外关系史上一段空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齐鲁大学期间，张维华还和顾颉刚共同主办国学研究所，一时集中了国内二十余位著名学者，如杨向奎、胡厚宣等都曾侧身其列。
云南大学文学院下设文史系，著名教授有方国瑜、陈复光、李佛一、方树梅和朱杰勤等，朱杰勤教授世界古代史，撰写《中南半岛史》，同时对中国古代军事史亦颇致力，写成《成吉思汗》和《诸葛亮及其时代》两书。方国瑜教授还兼任《云南通志》编审，从事审定续修工作，著有《云南通志·疆域考·宗教考·金石考·民族考》四十卷以及《抗日战争滇西战争篇》。抗战期间，他同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在宥等主办《西南边疆》杂志，并主持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工作，出版《大理古代文化史》、《滇西边区考察记》等数十种关于西南边地史地的专著。李佛一除编译《泐史》外，还撰写有《车里宣慰世系考订》。陈复光和方树梅分别编写出《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和《明清滇人著述书目》。
此外，内迁西南的杭州大学、中法大学、华中大学、大夏大学、燕京大学、四川教育学院等高校的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也都在史学研究中具有抗战时中国史学的一般特征和自己的特点。
三、抗战时期西南地区主要史学家的研究成就
因多方面原因，我国的历史研究事业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直集中在沿海的几个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地。战争爆发后，西南地区成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治中心，因而有更大的吸引力将这些史学研究机构和众多史学家吸引在西南地区，尤其是陪都重庆及其附近地区。这样，与西南地区政治地位迅速提高，经济事业迅速发展，文化事业日趋进步的同时，史学研究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种大发展除表现在前述的史学研究机构纷纷内迁西南外，还表现在史学界大批名家硕儒也日益聚集到西南地区，这当中虽然一部分是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服务的，也不乏一些宣传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但其中也有不少革命史家，即便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家也在民族战争的历史关头出现了分化，出现了众多进步、爱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寅恪、顾颉刚、郑天挺、萧一山和岑仲勉等。
陈寅恪1938年4月到滇，被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和历史系合聘为教授，任“隋唐史研究”和“白居易研究”课。1940年暑假被聘为香港大学客座教授，离滇赴港，等待时机拟赴英国牛津大学做汉学教授。后因太平洋事变未成行。1942年离港达桂林，任广西大学教授，次年秋天因湘桂战局告急，又经黔入川，至年底到达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在西南期间，陈寅恪先后撰写出《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刘复愚遗文中年月及其不祀祖问题》、《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敦煌本心王头陀经及法句经跋尾》、《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议》、《长恨歌笺证》、《白乐天之先祖及后嗣》、《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等。1939年春陈寅恪“在昆明病中作《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注：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第1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将隋唐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制度的渊源和演变，认为隋唐制度的渊源十分复杂，除传统观点所提出的西魏北周之遗业外，还承袭了北魏、北齐和梁、陈的影响，三者之中又以北魏北齐和梁陈对隋唐制度影响更重要，相反西魏北周实属微末。陈寅恪治学方法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体。这一时期他对唐史和唐代诗文的研究用力特勤。
顾颉刚1938年冬到昆明任云南大学教授，任昆明北郊浪口村，感到边疆问题的严重，组织边疆学会，并在《益世报》上办了一个《边疆周刊》，唤起国人注意边疆问题。在其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用意是强调民族团结。将自己多年的笔记以近似《日知录》的方式，整理古代中一个个具体问题，写成《浪口村随笔》一书。1939年秋到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创办《责善半月刊》及《齐大国学季刊》，陆续发表《燕国曾迁汾水流域考》等考辨古史论著。1941年秋辗转到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在历史系讲授《春秋战国史》，创立通俗教育馆，又主编《文史杂志》。发表《商王国的始末》、《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周室的封建及其邦属》等十余篇考辨古史论文。尤其是《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志》和《秦汉时代的四川》三篇论文，考释了古代巴蜀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与历史，颇有新见。同时这些研究并不只是为学术而学术，创办这一刊物之际正是处于日本侵略者淫威压境之时，可以说从刊物的创办到论文的撰写，尤在激起爱国义愤。因此顾颉刚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多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宣传历史知识，激起民众抗敌情绪。这一时期顾颉刚在治学上开始认识到唯物史观在研究历史中的重要作用，表示“绝不反对唯物史观”。但却又以为这一理论在研究古代思想和制度等方面，一定要用它指导，而自己考辨古史资料的工作还用不上这些理论，只能为这一高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工作做基础准备（注：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第252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说明顾颉刚在思想和学术上的进步。
抗日战争爆发，郑天挺随北京大学迁移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教授、总务长、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除了讲授明清史及隋唐五代史等课程外，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而制造的“满州独立”等谬说，郑天挺还先后写出了《满州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统》诸论文，以不容争辩的事实，证明东北省“元明以来我国疆圉固极于其地”。同时还运用音韵学对古代西南边疆地区的地理进行考证，写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及《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文章。后来又写出一些清史方面的论文，如《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对孟森研究清史的业绩予以钩玄提要的概括，后来将这些论文合为一集，名为《清史探微》（注：冯尔康、郑克晟：《郑天挺学记》第389-394页“郑天挺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从他这一时期的研究来看，虽然属于“史料派”治学方法，但已开始史论结合，从具体的材料引出结论。其中西藏史是他到云南后新开拓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他融汇了隋唐史研究和音韵学知识的成就而有新见新论。可见他对历史的研究总结，为的是作为今天的启迪和借鉴，以解救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和政治危机。他的《清史探微》一书体现这一特点。
萧一山是我国老一辈清史专家，1938年他随东北大学流寓四川三台，任东北大学文理学院院长。他利用休假之暇，写成《清史大纲》（经世学社，1944年版）、《清代史》（商务印书局1945年版）和《曾国藩传》（胜利出版社1944年版）三书，约数十万言，阐述他对清代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及对曾国藩的评价。在东北大学任文理学院院长期间，他曾延请一些著名史学家如丁山、蒙文通、金毓黻、何鲁之、贺昌群等任教。1944年改任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38年岑仲勉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入滇，任历史组专任研究员。主要校读《元和姓纂》、《文苑英华》、《唐人行第录》、《全唐文》和《全唐诗》等古籍，在八年离乱中完成了自三十年代初开始进行的《元和姓纂四校记》和《突厥集史》的主体部分。岑仲勉先生最优秀的盛年之作都写成于这个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以重庆为中心，在西南地区形成一支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为无产阶级事业战斗的革命史家队伍。如在重庆的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杜国庠、华岗、胡绳、吴泽、嵇文甫、赵纪彬、陈家康等人，创办了《读书月报》、《理论与实践》、《群众》等刊物，还组织了“新史学会”，成为新文化界的一支劲旅。与此同时他们也对社会史、思想史等课题进行了研究。出版了一批史学新著，如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言》，华岗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吴泽编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翦伯赞的《略论中国史研究》，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设作出建树，推动了对历史理论的探索。在中国古代社会史方面，研究更加深入，而且有更新的突破和新作问世，如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1943年）、郭沫若的《殷周奴隶制度考》（1942年）、《青铜时代》（1945年）、《十批判书》（1945年）、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言》（1939年）、《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3年）、陈家康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读后》（1943年）。与此相关，对封建社会发展的长期性问题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也展开了讨论，如李达《中国封建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1941年），蒙达坦《与李达先生论中国发展迟滞原因》（1942年），陈家康的《明末农民运动研究》（1943年）。思想研究史方面成就更为突出。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1945年），整理出了先秦思想史的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5年）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近代思想史领域，有荜路蓝缕之功。在分部门研究的基础上，作为综合性研究的通史编纂，在这一时期也是硕果累累，出现第一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著作，如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1卷，1943年），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1942年）昭示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步入茁壮成长的新阶段。
1940年2月翦伯赞由湘入渝，迄于抗日战争胜利，翦伯赞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直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他的合法身份是中国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中苏文化》杂志副主编。在重庆六年中先后写了六十多篇论文，重要的有《两宋时代汉奸及傀儡组织》(1940.4)、《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1940.5)、《论明代倭寇及御倭战争》(1940.7)、《论中国甲午战争》(1945.2)、《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南明史上弘光时代》等，分别收集在其两辑《中国史论集》(1943.12;1947.5)中，同时又完成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和第二卷，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纂的中国通史之一。抗战初期，翦伯赞即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与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史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1938年8月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其标志，表现在史学理论阐发上既有系统性，又有针对性和时代特点，并在结合历史研究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历史体系的理论作了总结。在抗战中后期，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原理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写出了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批论文和专著（分别收集在两部《中国史论集》中），提出了自己的学说，形成一家之言。抗战末期，翦伯赞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价中国封建史学，提出对封建史学的批判与继承问题，这是他对史学理论上的另一贡献。如《刘知几的历史学》和《略论中国文献学上的史料》（注：荣天琳：《论抗战时期翦伯赞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刊北京大学历史系编《翦伯赞学术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及《论司马迁的历史学》（注：刊重庆《中山文化季刊》2卷1期，1945年8月。）等都是他对古代史学所作出的初步评价。特别是有关南明史的研究，对探索封建社会末期的历史发展规律和揭露蒋介石王朝的腐朽妥协，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他针对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镇压的种种倒行逆施，写了《桃花扇底看南朝》(1944.4)、《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1945.12)等著名文章，对南明王朝的灭亡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利用历史为现实政治服务，鞭挞日寇侵略和国民政府最高统治集团方面，翦伯赞是一个典范。
1939年吕振羽由湘入渝，在此他有三年时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奠基者之一。他身经战乱，对时局痛感极深。因而他敢于以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告诫国人，希望国民能从中得到启迪和借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它的武装侵略，驱使其反动文人，打着研究学术的幌子，无耻地歪曲中国历史，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麻醉。秋泽修二于1937年抛出《东方哲学史》，宣传中国社会为“亚细亚的停滞性”，非以外力推动则不能发展的反动理论。为了批判这种法西斯史学观点，他从1939年至1940年连续写出了《“亚细亚生活方式”和所谓中国社会的“停滞性”问题》、《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创造民族新文化与遗产的继承问题》等十多篇战斗性的历史论文，发表在重庆的进步杂志上，其中几篇被辑成《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上海耕耘出版社1942年版）一书。同时他着手编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卷于1941年5月问世。这些论著都是当时少见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佳作，构成了抗战时研究中国历史的一家体系。
七七事变后，吴晗应云大校长熊庆来聘请到云大历史系任教开明史课。1940年夏天，他从昆明到联大的叙永分校担任文科的中国通史课。1941年9月返回昆明。此后不久，吴晗开设中国社会史，逐渐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并逐渐由爱国的资产阶级史学家转变成为当时著名的进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思想家。他尤其注重“史学鉴戒”作用。吴晗曾经说过：“过去自以为是不问政治，治学也以考证为主，但从1940年开始政治来过问我了”（注：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刊《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吴晗在1940年以后，政治观点的逐渐转变，学术观点、写作方法也便随着转变。此后写考证文章就少了。学术在他的具体实践中，从自以为和政治无关的研究方法，变成主动联系政治、抨击时政的研究方法，从而逐步开始了他一生的新的历程。特别是1943年加入民盟以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和领导，自觉地了解共产党，学习马列主义。他的桌案上有了《新民主主义论》、《联共党史》、《新华日报》等书刊（注：苏双碧、王宏志：《吴晗学术活动编年简谱》，刊《吴晗的学术生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并针对国民党的腐败进行痛斥。如1947年11月14日吴晗在《云南日报》发表《论贪污》一文，以古论今，斥责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成风，两个月后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贪污史的一章》，以明朝吏治贪污成风为例，分析造成贪污的原因，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吏治。值得一提的是，吴晗治史的目的，在注重“史”的“鉴戒”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史”的“资治”作用。1944年，吴晗在《昆明正义报·新论衡周刊》上发表《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是以纪念明朝复亡三百年的名义写的，提醒人们：历史是一面镜子，要用三百年前南明小朝廷这面镜子来照照蒋家王朝，从而不对它寄予幻想。吴晗在这个时期写的历史杂文很多，仅在1946年就有几十篇之多。这些杂文是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被称为“战斗的历史科学的一支奇兵”。
1938年郭沫若到达重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这里战斗、生活近八年。皖南事变后，主要从事历史剧、史论的创作。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改写剧本《棠棣之花》，又写了剧本《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个历史剧，成为他文学生活中的“第二个青春”（注：《沫若文集》卷7第10页。）。这些历史剧，配合党在当时提出的革命任务，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时代气息，以其深刻的历史真实性和动人的艺术魅力，起到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又继续对我国先秦社会的性质，特别是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同时对秦以后的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出了专门研究。他在这一时期的重要史学论著有《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和《历史人物》等。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的历史思想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现实主义的强调；第二，对奴隶社会研究的独到见解；第三，坚持以人民为创造历史的本位观点。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郭沫若是提出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社会的第一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石。这一学说在抗战前即已提出，但由于对马克思理论的掌握和中国历史实际的认识都还不深入，其论述多有欠周。抗战时郭沫若对早期的研究进行了全面自我批判，由此提出了中国奴隶社会一系列全新的见解，基本上建立了他自己的古代社会史的完整体系。他对历史研究又一个突出特点，即基于对现实的社会政治危机有着强烈反应，要求借鉴历史经验，以实现社会变革。因此郭沫若不仅热衷于读史、治史、讲史、写史，而且善于借鉴历史经验，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即为拯救时局而研史，为振兴民族文化而写史。既撰写了《历史人物》等史学论著，更运用历史上的人和事为现实政治提供启迪和借鉴，而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等史学论文。他对历史研究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即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必须以人民为历史本位。其目的是“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它的反面是一切变相的帝王本位，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以谋少数人的尊荣。前者是扶植主人，后者是训练奴隶”（注：《沫若文集》卷13第153页。）而在国统区，由于国民党大肆贩卖和推行，由于受了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历史界还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反人民本位的思想。郭沫若强调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思想，不仅是对这些错误思想的批判，而且对于抗日战争民主运动的开展无疑有积极的作用。
四、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西南的历史意义
抗战期间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西南是一场空前绝后的中国史学事业和史学研究人员的战略大转移。因此，总结和评说这场内迁运动的历史意义，自然要认识和考察这种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对于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对于中国史学事业的保存和发展、对于西南地区史学研究的影响为基础。事实证明，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对于西南新的历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内迁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奠定了西南史学发展框架。高等学校的内迁不仅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毁灭摧残中国传统史学的梦想，粉碎了他们企图利用中国原有史学研究阵地、设施进行奴化教育的野心；而且保存了我国史学研究的精华，使得中国的史学传统不因抗战而中辍；更主要的是为抗战培养了大批的宣传者，为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华北及沿海一些著名高等院校的迁入，大量的知名历史专家、教授随校迁来，不仅把沿海地区高校先进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大批典籍史书带到中国西南地区，而且还使大批历史学专家、教授汇集到西南，给西南地区史学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增添了人才因素。
学校内迁西南的结果，使中国主要的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都集中到西部地区，成为西南战时史学研究战线的主体。国民党当局在迁移高校的同时，从适应战时的科研需要出发，对高等教育的政策法令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调整，同时也对各高校的历史系结构作了调整，从而形成了战时内迁西南高校的新特色：一是在继续开设战前原有科目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增设了一些新的科目，体现近代传统史学的职能。二是应战之急需，开展各种培训班和演讲会，直接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较好地体现高校史学教育研究服务于政治的职能。抗战期间，不少著名的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这些院系和史学研究机构都各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不断进取的学术风气，也不乏国内外知名的史学教授、学者和专家，并有不少的爱国志士。他们广泛持久地开展学术演讲和学术研究活动，如中央大学在头顶敌机炸弹，吃住生活条件都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开展学术演讲。罗家伦校长讲《二十二年之回忆》，历史系缪凤林讲《历史的教训与国家的前途》和《战斗至上论—从国史证明斗至上为历史的真理》。同时还邀请校外专家来校演讲。如请实验剧院王泊生院长讲《明末戏剧在政治上的策动》、剧作家洪深讲《历史与戏剧》，郭沫若讲《二期抗战中国青年应有之努力》等等。其探讨之深、研究之广、倡导之力，是史学界一大贡献。中法大学还专门成立了文史学会，文史系罗庸主任和罗喜闻教授亲自参加指导，举办了文史十四讲，广泛开展文史学术研究活动。吴晗教授讲的《明代特务组织—锦衣卫和东西广》，以古喻今，讽刺国民党中统特务的罪恶活动。闻一多教授讲的《庄子反儒思想》启迪青年学生反正统、破束缚的革命意志。不仅涉及范围广泛，专业性强，而且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严重时刻，史学研究始终是声援抗战的积极组织者和参加者。1945年5月4日，昆明学联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游行和晚会，吴晗、曾昭抡、费孝通等都成为大游行的先导。
第二，高校历史系和史学研究机构内迁对于西南史学教育与研究的影响和作用。战前我国基础薄弱的近代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一带的大中城市，西南地区的高等教育非常落后，尤其是贵州，基本上无近代高等教育可言。据史料统计，抗战前西南地区专科以上高校共8所，仅占全国高校总数的7.4%。沿海沿江大批高校内迁西南后，大大加强了西南地区近代高等教育的力量，对促进西南史学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如贵州大学历史系、贵阳师范史地系都是这个时期创建的。加之，各校历史系都在内地招收了大量的新生，也为当地造就输送了史学专业人材。所有这些都对抗战后方发展史学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抗战时聚集在西南地区85所高校里的史学界的专家、学者、教授，大都是当时的史学精英，他们在此著书立说，传道授徒，不仅推动了当时西南地区史学教育学和术的发展与进步，而且改变了西南地区原有史地教育的落后面貌，对今天西南史学教育的发展起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方面抗战胜利后内迁高校虽然大部分复迁回原址，但在复员中不少学生从数千里以外到南京教育部请愿，西北、西南的学生要学校留在原地，华北、中原、江浙、华南等地学生要求学校迁回。双方学生矛盾尖锐，以致斗殴流血。为此教育部开会决定，凡内迁学校一律留在西南。这样一些历史系或史学机构以及大量史籍便留在西南。1946年5月西南联大复员北迁时，决定将其师范学院留昆，8月正式独立设院，定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并保留了原来的史地教育。更重要的是当时联大每年500名左右的毕业生大多在云南教育部门就业，完全改变了云南教师队伍的不足和质量低的现状。这就为昆明市大量兴办私立中学提供史学师资条件。如五华中学校长李希泌在联大历史系毕业后创办了这种学校，他聘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为董事长，又聘请一些历史系教授和同学来校任教。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历史学的学生。据1945年云南教育厅统计，公立中学由战前9校63班增加至10校85班，私立中学由2校6班增至19校98班，几乎增加了10倍。昆明私立中学异乎寻常的突起，内迁高校的史学教育是做出了特别贡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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