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曾纪泽使法日记的形象研究——以语词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词论文,形象论文,日记论文,中心论文,曾纪泽使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5)02-0168-12 光绪四年(1878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曾纪泽(1839-1890)奉旨出使法国，成为晚清历史上出使法国时间最长的一位外交官。在长达5年多的时间内，他无间断地记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颇具史料价值的“实录”。① 众所周知，清廷曾明文规定“各出使外国大臣对有关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皆当详明记载，随事咨报”[1：4]。奉旨出使的曾纪泽，自然不敢懈怠。更何况，受乃父曾国藩的影响，曾纪泽自幼研习西学，思想颇为开放，对于一切异国异物，皆取“不得以其异而诿之，不得以其难而畏之”的态度，秉持着“就吾之所已通者扩尔充之，以通吾之未通”[2：129]的理念。 由是，我们便在曾纪泽日记中看到了他拜谒法国“伯理玺天德”(总统)、“上、下议政会首领”(参、众两院议长)及各部“首领”、“大臣”(部长)的记录，看到他递交国书、屡屡赴“外部”(外交部)谈判、约谈各国驻法使节、出席各种晚宴、“茶会”(招待会、酒会)……的记录，以及他对法国史地、政体、经贸、军事、市井情况的详细介绍。这样的记录无疑为史家们提供了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但不容忽视的是，曾氏在记录这些外交活动和民风民俗的同时，也为我们描画、勾勒出了一幅生动、清晰的法兰西画卷，为比较文学形象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资料。 提及法国形象，曾氏日记中不乏大段精彩的描写，譬如： 记法国第三共和时期(1870-)特定的“民主”制度：“国之事权，皆归于上下议院。两院首领，邦人亦称之曰伯理玺天德，而总伯理玺天德但主画诺而已……位虽尊崇，权反不如两院。”(光绪五年二月初三日)[1：843]② 记在马赛下榻的酒店：“……西洋客店最华美，往往赛胜王宫。寻常民居楼高五六层，客店高者九层，以火轮机器运物上下，亦可坐人。最高顶俯瞰驾车之马，小如羊犬。望西南山顶有教堂矗立，高可十余丈。闻堂中有铜质涂金神女大像，高二丈，盖亦伟观也。”(光绪四年十二月初十日)[1：826] 记巴黎“市肆”：“游于市肆，见铜器铺甚壮阔，铸鸟兽仙灵形模极多。巴黎为西国著名富丽之所，各国富人巨室，往往游观于此，好虚糜巨款，徒供耳目玩好，非尽能抟心一志以攻有益之事也。”(光绪五年正月十六日)[1：837] 记舞会：“……子初，至跳舞场，观男女跳舞极久……西人婚姻，皆男女自主也，跳舞会之本意，盖为男女婚配而设。官民常设公会劝捐，以拯困穷，多以跳舞为题……”(光绪五年二月初二日)[1：843] 记法国国庆：“夜，偕春卿步至拿坡仑纪功坊前，观放烟火。是日巴黎停歇贸易，举国同乐，各家皆张灯悬旗，以相庆贺。……”(光绪六年六月初八日)[1：998] 这些描述，无疑将法兰西这个“民主之邦”、“富丽之地”生动、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但曾氏使法时间长达5年有余，且这位勤勉的外交官每日都要应对大量日常杂务，所以从总体而言，对外交事务及法国史地、国情、民俗民风的详述只占日记不足一半而已，其余部分则基本上呈流水账式。我们不时可在日记中读到以下这样的记录： 辰正二刻起，茶食后，颂英文，核函稿三件。饭后，写一函寄仲妹，核新报。兰亭来久谈。夜饭后，请署中僚友观剧，内人率珣女、銮儿偕兰亭之妻亦往观焉。丑初睡。(光绪五年十一月廿五日)[1：945] 巳初起，茶食后，梳发，阅英文。饭后，兰亭来，一谈。偕内人及兰亭之妻至鲁佛尔大店一观，酉初归。夜饭后在上房久坐。戌初，偕春卿、湘浦至罗尼家赴宴，亥正二刻乃散。赴外部茶会。子初三刻归，丑初睡。(光绪六年正月廿六日)[1：961] ……戌初一刻，偕子振往伯理玺天德处赴席，亥正归。(光绪七年十二月廿一日)[1：1139] ……末正，偕霭堂至外部，唔尚书茹勒斐理，久谈。拜俄国驻法使，不晤，晤其参赞，久谈。拜日意格，久谈。归，清臣来，久谈。饭后，至智卿室一谈，德璀琳戌正来，谈至亥正一刻乃去。……(光绪九年十月廿九日)[1：1289] 显而易见，作者在这些日记中除记下日常起居、活动外，鲜有议论、抒情和阐发。而这些记录，又往往简单到仅以寥寥数语记录某时某刻做某事而已。 对于这样一部充斥着对“日常生活、例行事务”记录的日记，钟叔河先生在评价时曾直言道：“这读来的确不免使人生厌。”不过，钟先生独具慧眼，仍然颇有见地地指出：“作为一种文化史资料，则平凡琐屑的记载自有其价值，何况披沙拣金，还时有所得呢?”[3：44] 我十分认同钟先生的评价，并且觉得先生所言之“得”——即对文化史史料的补充，其范围其实还可再扩展。对比较文学形象研究而言，这表面上“平凡琐屑的记载”，实在是为研究者提供了一座可供大大开掘的富矿，它不仅蕴藏着大量的研究素材，而且，倘能善加利用，还可大大细化并深化此一研究。 即以语词为例。语词是构成形象的最基本的元素，对语词进行研究，无论是考其词源，辨其语义，抑或是探究翻译如何在两种文化间建立语义对等的过程，或对语词进行分类统计，均可最直接地考察形象塑造者对西俗、西礼、西器的言说，亦可由此探讨形象塑造者对他者的认知水平、对异文化的心态、“我”与他者的种种关系，并进而了解中国传统思想观念、语言文字如何在中西文化交流、交锋中不断地与异文化碰撞、交汇、交融，不断地“现代化”。 囿于篇幅，以下我们仅从曾氏使法日记“平凡琐屑的记载”中，选取两个词语，尝试着进行一下此类语词分析。 一、从“伯理玺天德”到“总统” 在曾氏日记有关法国的言说中，使用了不少音译词，其中“伯理玺天德”(président)这个非专有名词最引人注目。 “伯理玺天德”当然并非曾纪泽的首创。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出现了不少关于汉语外来词的研究论著，但大多并未讨论“伯理玺天德”一词的词源问题。一些词典、论著将它索性归入“总统”条目下，作为“总统”的早期称谓之一；③另一些虽单独列出，但仅仅标注了语义，或顶多再附加一个例句而已。④惟有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一书对“伯理玺天德”的词源有所涉猎，称：“1858年，此词用于‘天津条约’。”尽管作者随后便说明这个词此前就有可能出现在“一些美国传教士用汉语写的有关美国的著作中”[4：192-193]，⑤但究竟涉及何人何书?又上溯至何时?作者则一概语焉不详。倒是熊月之先生199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较为详细地讨论了晚清对英文词“president”的翻译，将“伯理玺天德”的出现追溯至1844年7月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⑥近日又得见一篇专论美国首位赴华特命全权大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文献的论文，⑦文中以详实的史料论及顾盛使团如何为翻译“president”一词而踌躇，又如何将中译名最终确定为“伯理玺天德”。⑧按照作者提供的史料推算，我们至少可将该词的缘起上溯至《望厦条约》签订之前的1844年6月。⑨ 35年后，曾氏奉命出使法国。我们看到，他在抵法后的早期日记中完全照搬了此一音译词。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八日(1879年1月19日)，曾纪泽到“勒立色宫”(爱丽舍宫)递交国书，他写到：“伯理玺【天德】向门立侍，亦免冠鞠躬。余手捧国书，宣读颂词……伯理玺天德手受国书，答词既毕，慰劳甚殷，颂及先人。礼毕，鞠躬退出，仪文甚简而肃……”[1：829]在这段描述中，作者对“伯理玺天德”这个音译词未加任何注释。显然，自1844年以来，经过30余年的积累，在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⑩、李圭，以及曾氏的前任郭嵩焘等人屡屡使用“伯理玺天德”一词后，(11)这个音译词与其所指——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元首——已建立起了紧密的符指关系，成为了一个所指非常明确的常识性政治词汇。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作者自然可以像对任何常用词一样径直使用之，无需再添加任何解释性文字。 然而，在稍后去拜见“上议政院首领”(参议院议长)和“下议政院首领”(众议院议长)(12)时，事情却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曾氏罕见地添加上了一段解释性文字：“两院首领，邦人亦称之为伯理玺天德”[1：843]。寥寥几个字，让我们看到，用“président”指称议长当为曾氏前所未闻，否则何需多此一笔?不仅如此，为了表示西文虽同为“président”，所指却有很大区别，他又特意在国家元首的称谓前加了一个“总”字，称之为“总伯理玺天德”[1：843]，以明示此“伯理玺天德”非彼“伯理玺天德”，并特别说明道：“总伯理玺天德但主画诺而已”。如此一来，不仅扩大了“伯理玺天德”一词的语义场，使其更贴近西文原文，并且使“总统”与“议长”在称谓、权限、级别关系诸方面的区别也都一目了然了。 一个音译词，实际上就是一个绝对的相异性。只有在本土语言文化中完全找不到对应物时，人们才采用音译词。一如“咖啡”之于“café”，“芭蕾”之于“ballet”。然而，任何一个音译词要想在目的语中具有生命力，均需经历一个逐渐被认可、被接纳的过程。倘若说顾盛的美、中译员们(13)绞尽脑汁，终于首创了“伯理玺天德”这个音译词，以向中国人言说一个全新的西方政治概念；那么，这个语符与其语义间的符指关系，却是有赖于曾氏的前辈们在与西方人长期打交道的过程中不断地模仿、重言，才得以最终确立，成为一个常识性语汇的。而在这个符指关系创立、确立的过程中，曾纪泽也并非毫无作为。他沿用这个音译词本身，就已经参与到了这个符指关系的经典化运作中，是对它的一种巩固和加强；而更重要的是，他又独创了“总伯理玺天德”一词，以与“伯理玺天德”相区分。这就在强化、细化这个相异性的同时，更加具体、形象地描画出了法国19世纪七八十年代独特的政治体制。 众所周知，在1789年大革命后，法国的王党和共和两种力量反复较量、长期争斗。普法战争后虽确立了共和制(1871年)，但斗争依然继续。直至1875年，法国才确立了议会制。自此，共和派在较量中节节获胜，并终于使第三共和国于1879年最终确立。而曾纪泽恰是在这场斗争的关键时刻抵达法国的：1878年12月，他向时任总统的麦克马洪(Maurice de Mac-Mahon，1808-1893)公爵递交国书；一个月后，代表右翼势力的麦克马洪即宣告辞职，取而代之的是共和派的儒勒·格雷维(Jules Grévy，1813-1891)[5：426]。曾氏因而在短短一个月中罕有地“谒见”了两位“伯理玺天德”，并创下了8个月内两次递交国书的记录，(14)真可谓是“躬逢其盛”。他亲身经历、见证了法兰西历史上这个重要的时刻，并以一个“总”字，外加短短一句解释，成为了若非第一、至少也是首批状写法兰西民主化进程的作者。(15)他的日记扩大了中国人对“伯理玺天德”这个外来词的了解，也丰富、深化了对该词所指涉的绝对相异性的认知。 在曾氏使法日记中，他自始至终都称法国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或“总伯理玺天德”。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光绪七年十二月廿七日的日记中，他却直接使用了“总统”这个意译词：“饭后……多米尼克前任总统吕柏隆来一谈……”(光绪七年十二月廿七日)[1：1140]而在5天前的廿二日日记中，他还称吕柏隆为“多密尼克前任伯理玺天德”[1：1139]!这一变化，值得重视。它至少反映出了曾氏言说西方的语词库在1881年前后得到了丰富，这也就折射出了汉语整体语汇的丰富过程。“总统”一词究竟源自何时?前引有关汉语外来词的词典、论著中对此似无定论，一般均引王韬出版于1879年的《扶桑游记》为例[6：274]。(16)只有熊月之文追溯至1878年1月12日发表于《申报》的《论泰西国势》一文，(17)并认定“到1870年代，‘总统’逐渐成为现代汉语的标准词汇”。(18)曾纪泽是《申报》的忠实读者，他的日记中每隔数日便有“阅《申报》”、“看《申报》”的记录，理应对这份由英商美查(Ernest Major，1841-1908)创办的报刊十分熟悉。(19)但他为何迟至1881年才羞羞答答地使用该词?我们恐怕还需对同时期的各种中文出版物进行比对查考，才能找到确切答案。但有一点无需考辨即可确认：对同一称谓音译与意译的杂陈，使曾氏在有意无意间参与到了“président”在中文语境中从音译词向意译词的过渡，因而也就参与到了确立该词现代汉语语义的运作中，参与到了中国语言的现代化进程。 论及“总统”，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在曾氏笔下，“总统”不仅仅是国家元首，也是在法文中所有可称为“président”职务的意译词。他曾用“总统”指称上、下议院议长：“亥初二刻，偕凯生、春卿赴上议政院总统李雍赛处茶会……”(光绪六年六月十一日)[1：999]“夜饭后，偕康侯、霭堂赴遂纳府尹、上议院总统两处茶会……”(光绪八年正月廿二日)[1：1147]同年8月，他在吊唁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1882)后的日记中，回顾了甘氏于法兰西之功劳，又写道：“是以百姓归心，举为下议院总统……”(光绪八年十一月廿八日)[1：1215]最为奇特的是，他甚至使用“总统”一词来指称法国某学会会长：“酉正二刻，偕霭堂至大客店赴宴，主人为巴黎学问公会总统罗师尼(20)也……”(光绪八年十二月初九日)[1：1218] 这个语言现象，显示出日记作者对中西文对应关系的了然于心。曾纪泽英语甚好，也略通法语，(21)因此他很清楚无论是国家元首，抑或两院议长、学会会长，法文一概称之为“président”。但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人，即使是熟悉西学如曾纪泽者，面对西方世界这个全然不同的相异性，也还处于不断摸索、了解的阶段，并没有一个现成完整的语词库去言说，因而也就难以用精确的语汇去区分这形形色色“président”的不同。于是，我们才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他用同一个“总统”指称上自国家元首，下至学会会长的所有“président”们。同理，也才会看到他将两院议长时而称之为“首相”，时而称之为“伯理玺天德”，时而又称之为“总统”。所有这些语词的匮乏和使用的混乱，都再生动不过地状写出了那个时代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时的窘态。他们在传统与现代间摸索前行，虽不免时有懵懂和跌撞，但却一直在努力，在上下求索。哪怕没有足够的语汇，也要搜肠刮肚、竭力去言说他们所亲见亲历的异域。中国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离不开他们的言说、他们的记录、他们用语词建构出来的形象；而中国语言的现代化，也是有他们的一份功劳的。 我想用一个颇为有趣的细节来结束对“总统”一词的简单分析。曾纪泽在介绍第三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发行国债的政策时，直接称他为“第一民主提叶”[1：964]。考虑到此时曾氏已在日记中多处详述过法国的民主制度[1：783，838，843，997]，故这个别出心裁的称谓，绝非取中国古代“民之主”之意，实乃对“président”的一种别样称谓。(22)而如此将“总统”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显示出了曾氏对民主体制下的“总统”有较到位的把握。这无疑为他塑造的法兰西“民主之邦”形象，添加上了极其生动的一笔。 二、从“茶会”到“酒会、招待会” 晚清走出国门的外交官、文人，在他们初次遭遇西方事物时，由于没有现成语汇可供描述，往往使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用传统语汇描摹西物。张德彝就曾在他的《航海述奇》中，用“自行屋”指称自动升降机，用“铁裁缝”指称缝纫机……及至曾氏笔下，此一方式得到沿用。我们可以看到他以清代的机构、官职称谓法国各部(外部、吏部、工部、兵部、户部……)，以“尚书”、“大臣”、“侍郎”……称谓各级官员，以“投刺”指称递照会，以“机器房”指称电梯，以“杂货店”指称百货商店，以“赛奇会”、“炫奇会”指称展览会…… 如果说以上这些词在前任郭嵩焘笔下都曾出现过，曾氏不过是顺常规“照着说”，那么，有一个词在曾纪泽这里却的的确确是“接着说”的，这个词就是“茶会”。 翻检曾纪泽之前使法诸公的游记作品，可以发现斌椿、志刚、张德彝的日记或“述奇”中均无“茶会”一词：斌椿将招待会称之为“饮”，出席招待会就是“赴饮”，他人邀约则为“某某招饮”[6：110，135，136]；张德彝改称为“会”，出席招待会也就变成了“赴会”。(23)只有到了郭嵩焘的笔下才出现了“茶会”[7：563，565，571]一词。从斌椿出访的同治五年(1866)到郭嵩焘外派的光绪二年(1876)，一个词在短短十年间居然经历了这样不断的变化，令人称奇。可见晚清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直面西方文化的出游者经历了怎样的思想动荡与变化。 郭嵩焘虽在曾氏之前就使用了“茶会”一词，但次数远较曾氏日记为少。曾纪泽在使法最初的两年中，几乎每隔数日便会在日记中留下“赴茶会”的记录，有时甚至一晚上连赴数个“茶会”。(24)在如此频繁地使用“茶会”一词的同时，曾纪泽也大大丰富了它的内涵。 何谓“茶会”?《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茶话会。一种备有茶点的聚会。”[8：383]在此释义后编者又列举了从唐、宋诗文直至当代作家巴金的作品以为实例。(25)这足以证明，与“伯理玺天德”不同，“茶会”是个源自中国本土的语汇。 曾氏最早对法国“茶会”的记录见于光绪五年正月初二，即在他抵巴黎后的第三周：“子初，同至德里色朴斯家赴茶会，即此间讲格致之学者，凿空苏爱斯新河，分欧罗巴、亚细亚洲与阿非利加州为二者也，立谈极久。子正归……”[1：833]尽管只有寥寥数语，但在曾氏日记对茶会的记录中，这已算是较长的一则了。他除记下了赴茶会的具体时间外，还介绍了茶会主人，以及茶会“立谈”的形式。 在其余所有相关记录中，只有两处堪与此条相比。一处见诸光绪五年正月廿八日：“亥正，至吏部尚书马勒色尔处赴茶会，始见男女跳舞之礼。华人乍见，本觉诧异，无怪刘云生之讥笑也。子初归……”[1：841-842]另一处见诸光绪五年正月廿九日：“亥初，偕参赞、翻译至伯爵恭乃尔家赴茶会。亥正三刻，至德国公使王爵贺韩罗家赴茶会。前一家客甚少，主人曾遇余于前伯理玺天德马克孟处，又遇余于德勒色朴斯处，款接言笑，极为殷勤。后一家则宾客极多，四大厅无立足处。新伯理玺天德格勒斐、外部尚书瓦定敦之夫人，皆在其家，思一晤谈，人多拥挤，不克进而止。子正归……”[1：842]在第一条记录中，曾氏借前辈刘锡鸿语表达了对“男女跳舞”这种西俗的不屑。在第二条记录中，他介绍了自己与第一场茶会主人的关系，以及主人对他的态度；又描述了后一场茶会拥挤的场面、客人的身份和他欲借茶会达到的目的。 以上三条记录就是曾氏日记中对“茶会”的全部描述。此后，日记中举凡涉及“茶会”处，就只剩下了“某时某刻偕某人至某处赴茶会，某时某刻归”一类的刻板记录了。然而，倘若我们从语词的角度去关注这些读来“令人生厌”的记录，仍然还是可以辨析出这样那样的法兰西形象。 几乎在所有相关的记录前，曾氏都会写上“饭后”两字。此即说，法国人的“茶会”基本上都是在晚饭后举行的。而通过“亥初”、“亥正”赴某某人茶会，“子正归”的反复言说，读者们也就了解到了此时法国人的茶会一般是在晚21：00至23：00间开始，23：00至凌晨1：00左右结束。若再补充上引三段描述中的若干具体细节，诸如“立谈”，“男女跳舞”，“人多拥挤”，“无立足处”，“……伯理玺天德、尚书……夫人皆在……”云云，一幅活生生的法兰西上层夜生活图不就已清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吗? 更有甚者，曾氏在某些记录上还特意标注上了“赴某某夫人茶会”[1：951，959，1148]。“夫人”原本只是个标注性别的词语，无甚特别，但与在夜间举行的茶会相连，就会产生出某种奇特的作用。在这个特定组合中，“夫人”一词不仅揭示出了法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且对于仍然秉持着“男女授受不亲”原则的中国文人而言，这是个可以引发出无穷想象的词，因而它也就起到了类似“幻觉词”一样的作用。 总之，曾氏对“茶会”看似刻板、平庸、琐屑的记录，却把法国上流社会喜欢举办招待会、酒会的习惯，把法国式“茶会”的时间、形式、内容等等一一做了详细介绍，因而也就起到了直接描绘、传递西俗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在反复使用“茶会”这个源自注视者国家的词汇时，曾氏实际上却扩大了原有的语义场，赋予了这个旧词以全新的内涵。传统语汇就这样经历了新的语义化过程，这个过程无疑为“茶会”的现代形式“招待会、酒会”的出现铺平了道路。(26) 比较文学形象研究一般认为：使用这些源自注视者文化的词语去描摹被注视者，往往带有“同化”、“归化”[9：130-131]被注视者文化的倾向。但这个一般性的规律却未必适用于清末民初中国人对西方的言说。曾氏笔下的“茶会”即是一个极好的反例。 曾纪泽不仅赴“茶会”、记录“茶会”，而且还亲自操办西式“茶会”。在光绪六年正月廿七日的日记中，首次出现了他与下属商议如何在使署自办茶会的记录。此后数天内的日记里均可见到“商议茶会事极久”的字样。二月初五日，茶会终于举办，且是与宴会连在一起举行的：“酉正，所请饮宴之客……先后来，戌初二刻入席，亥初散。送客至客厅后，即至客厅立迎茶会诸客一千二百余人。丑初以后，来者微稀，诸客跳舞甚欢，寅正乃散。”[1：963]我们看到，这场规模浩大的茶会不仅在时间、方式、内容上完全遵照西俗，而且对于前此曾氏颇觉“诧异”、甚至赞同刘锡鸿“讥讽”的“男女跳舞”也原样照搬了。可见在英法充任多年的使节后，此时的曾纪泽已完全接纳了这样的西俗，且视之为常态。这种变化，直接反映出曾纪泽个人文化身份的改变，它也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出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演变过程。 以往对曾纪泽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对晚清外交上的贡献方面。论及中法关系，也多讨论他在中法战争中因持论强硬、力主抵御外辱而被清政府免去驻法公使的史实，本文尝试着另辟蹊径，从比较文学形象研究的角度，通过对曾氏这部日记中某些语词的分析，初步讨论了他建构出了一个怎样的法国形象，以及为何会这样描述与言说。 这，应该就是曾纪泽们为中国语言、文化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另一个贡献罢。 注释： ①曾纪泽原定出使时间为1878-1886年，最初奉使英法，1880年又兼使俄国。1884年因在中法战争中力主抗法，受到法国政府的反对，被清廷免去驻法使节一职。 ②大陆通行的曾氏日记有两个版本：一是王杰成标点的《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收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日记起迄时间为：光绪四年(1878)元月元日——光绪十二年(1886)十二月三十日；二是刘志惠点校辑注的《曾纪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日记起迄时间为：同治九年(1870)正月初一日——光绪十六年(1890)闰二月十六日。本文所引曾氏日记，若无特殊说明，均出自刘志惠点校本。 ③如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黄河清编著、姚德怀审定：《近现代词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等。 ④仅列出词义的如刘正埮、高名凯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等。附加例句的如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统筹：《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 ⑤是书在其后又列出了李圭的《东兴日记》(1876)、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1877)等为例。 ⑥详见熊月之：《晚清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2012年刊于《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一书中的熊文《自由、民主、总统：晚清中国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基本上是对前文的重述。详见[德]郎宓榭等著：《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2年，第81-92页。 ⑦居蜜、杨文信：《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顾盛文献谈十九世纪中、美两国的文化交流》，《明清史集刊》(Bulletin of Ming-Qing Studies)第8卷，香港大学中文系编，2005年，第261-324页。此文为香港大学宋刚博士赠阅。复旦大学邹振环教授也曾提供其他相关著述书目，谨此一并致谢。 ⑧详见居蜜、杨文信文，第261、275、282、283页及附图2、5、6、22、23、31、32、33等。 ⑨详见居蜜、杨文信文，图5，顾盛致耆英函。 ⑩丁韪良1864年翻译出版了《万国公法》，书中使用了“伯理玺天德”一词(参阅熊月之上引文，第86页)。曾纪泽使法日记中多有阅读《万国公法》的记录。 (11)参阅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钟叔河、杨坚整理，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556-558、563-565、718、727-729、836、852、886-887、909页等。 (12)曾氏绝大多数时间称两院议长为“上议政院首领”、“下议政院首领”(见[1]，第838、844、937页等)。 (13)据居蜜、杨文信文介绍，时任顾盛翻译的既有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俾治文(Elijah C.Bridgman，1801-1861)等，也有若干中国译员。详见居蜜、杨文信文，第282-285页。 (14)首次递交国书为光绪四年十二月[1：829]，再次递交国书为光绪五年九月初一[1：919]。 (15)郭嵩焘日记中也记录了这段历史，但他其时身处英国，只是听人转述而已。参阅《伦敦与巴黎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885-887页。此外，黎庶昌《西洋杂志·伯里玺天德辞位》一节亦对此有介绍，但黎氏札记乃事后补录，虽远较曾氏日记详实，但面世时间理当晚于曾氏日记。参阅《西洋杂志》，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24-426页。 (16)也可参阅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第357页；还可参阅黄河清：《近现代辞源》，第1001页。 (17)经查，《申报》当日所刊《论泰西国势》文后还标有一行小字，曰：“选录香港循环日报”。可见“总统”一词并非在《申报》上首次面世。但究竟“选录”自何日的《循环日报》，尚待考。 (18)熊月之：《自由、民主、总统：晚清中国几个政治词汇的翻译与使用》，《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第84页。熊文随后又称：“1879年，随使法国的黎庶昌称法国总统为伯理玺天德或总统，两词交替使用。”熊先生1999年发表的论文并未注明黎庶昌在何文中使用了此称谓，而在2012年再版时则注明为“参阅黎庶昌：《西洋映像手记》”，后接以法文标注的法译本(施康强译，1988，巴黎)出版信息(详见《新词语新概念：西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书第86页注5)。令人费解的是，黎庶昌《西洋杂志》(即《西洋映像手记》)其实早在1985年就已被钟叔河先生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在岳麓书社出版了。 (19)曾氏赴任途经上海时还曾与美查(他称之为米查)本人面晤过[1：806]。 (20)此处所指，当为创立法国人种志学会(La Société d'ethnographie)并自任会长的罗斯尼(Léon de Rosny，1837-1914)，罗氏也曾担任巴黎亚洲学会(Société asiatique)的秘书长和理事。但曾氏所言之“巴黎学问公会”究竟指何而言，尚待考。按照曾氏日记的上下文推论，此处很可能是指“亚洲学会”。 (21)曾氏自踏上赴法旅途起，就屡屡在日记中留下了“练法语良久”、“钞法语数句”的记录(第811，818，820，821，822，823，824等页)，后来竟达到了能与法国翻译法兰亭“商法文公牍稿”的水平(第944页)，并对法国人日意格所译法文有“不惬意”之感(第1015页)。 (22)在曾氏之前，张德彝、郭嵩焘在各自的使法日记中也都有称第三共和国“国防政府”首领为“民主”的记录。前者见《随使法国记》：“……而民主执国政焉”(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76页)；后者见《伦敦与巴黎日记》：“前民主堪伯达……”[7：346]。“堪伯达”今译“甘必大”(Léon Cambetta，1838-1882)。但张、郭笔下的“民主”情况似较复杂。到底是指“民主国家之统治者”[4：231]，或“总统”(《近现代汉语新词词源词典》，第176页)?抑或如熊月之先生所言：“仅从字面来看，‘民主’一词固然可以被理解为‘民为主’，或‘民作主’，并与‘君主’一词形成鲜明对立，但事实上传统的意义常常掩盖了新理解”(上引文，第91页)?尚待商榷。结合张、郭日记的上下文，以及他们各自对法国历史、政制的认知程度，我以为他们的言说，恰恰反映出了“民主”一词的语义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内中新旧杂陈，交错勾连。而在郭嵩焘笔下，此词显然比在张德彝那里更偏向于新意义。囿于篇幅，此处难以展开，当另文讨论。 (23)参阅张德彝：《欧美环游记》，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758、761、762、766页。张德彝在此书中还使用了“晚茶”、“约茶”、“请茶”等词，但语义中并不含有“招待会”之意。 (24)例光绪六年正月三十日，曾氏记曰：“……亥初三刻，偕凯生、兰亭、春卿赴教部尚书佛尔利茶会、邮部尚书勾舍里茶会、工部尚书法洛阿茶会。子初二刻归，丑初睡。”[1：962] (25)该词条列举了唐代钱起的《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诗、宋代朱彧的《萍洲可谈》，以及巴金的《家》等[8：383]。笔者对唐宋语义与现代语义是否完全同义存疑。 (26)黎庶昌《西洋杂志》中有一段解释颇有意思，抄录如下：“英语谓茶会为‘阿托禾木’，意在家也。法语谓茶会为‘梭(苏洼切)尔利’，言消此夜也。余在伯尔灵时，数与英、法、奥等国茶会，见其兼请开色、开色邻暨卜令司等，以相酬答，此头等公使之礼。国使无家眷者，欲办茶会，亦可请素识有名位者之夫人代为出名延请女客，然不常行。”见《西洋杂志》：“8，公使应酬大概情形”，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