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想与现实之间——“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四个世界”关系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农民工论文,现实论文,关系论文,梦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随着农民工的代际更替，“80后”进城打工/经商的农村青年——我们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了这一群体的主体。较其父辈打工者而言，“80后”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有其自身的时代印记和群体特征(两代农民工的差异比较参见江立华等著，2008：229-233；刘雅萍，2008)。学界的农民工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也提供了不同视野考察的丰富内涵与多元构架。然而，纵观过往研究特别是本世纪以前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调查研究针对的大多是整体意义上的农民工，较少有针对该内部不同类型农民工的研究。从年龄上来说，由于农民工代际之间的群体差异很大，不同年代的农民工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80”后新生代农民工渐成农民工大军的中坚力量，针对这一群体的专门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农民工问题的代际变迁，也有望增进社会对这一新兴社会群体的认识。本文是对以前定性角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四个世界”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定性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和行为实践被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四个世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形塑着。乡土世界是他们进城之前生活的农村世界，城市世界即是他们打工所在的城市，这两个世界都是客观存在、真真切切的世界；想象世界是进城之前对打工生活的憧憬，是一个不断调试的主观虚拟世界，实践世界即打工者在城市世界中具体的生活、工作和交往的空间(符平，2006a)。这项研究的经验资料来源于作者对研究对象的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勾勒出了形塑新生代农民工行为特征的四个世界及相互之间的动态关系，着重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实践世界里的行为逻辑，并从田野中提炼了有助于把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的新的若干重要概念，获得了一些新颖的观点和结论。然而，虽然定性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行为特征的刻画来得更为鲜活、细致，但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否具有在群体层面适用和推广的可能性，还值得商榷。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具体的方面，以及程度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定性研究力有未逮，需要定量研究予以补充、推进。
本文在定性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四个世界”的描述和分析基础之上，以“四个世界”为着眼点，尝试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探讨乡土世界与城市世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系，通过想象差异的概念范畴考察他们的想象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关系，以期拓展我们对“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四个世界”的认识，深化对他们的若干群体特征及其行为表现的理解。
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于第一作者负责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调查”。该项调查的对象是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拥有农村户籍、有过在城市打工或经商经历的农村青年，调查的问题涉及到留守经历、外出前状况与现今状况等方面。问卷是在2009年1月至2月期间，由华中师范大学学工部组织发给部分院系家住农村、且能做此次调查的本科生在寒假回家期间完成。本次调查发放问卷4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0份，有效回收率为67.5％。其中，填答了流动史部分的问卷有189份，占有效问卷中的70％。所有有效问卷遍及全国24个省/市，属湖北、湖南和河南的比例最高，分别占31.5％、12.2％和8.1％。由于访问员地域关系，来自湖北籍的被调查者数量偏多，产生了一定的偏向分布，但样本的覆盖范围很广，其中大部分为我国的农民工输出大省，被调查对象涉及到东中西部三大分布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偏向分布所带来的影响。需要检讨的是，本次调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抽样。我们从定量角度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的“四个世界”问题，亦可算是一项初步的研究尝试。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
基于表1，新生代农民工的以下基本特征值得注意：一是在教育特征上，他们中已经没有文盲，绝大多数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其父辈。二是职业类型展现出多元化特征，而且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正从事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职业，从事体力型职业的比例相对较低。此外，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仅为17.6岁，表明他们通常是在结束学业以后直接进城打工的。
三、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的关系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主要的工作和生活场所都在城市世界，他们要受到来自城市多方面的影响，其穿着打扮也极具城市气息，但乡土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属于“逝去的过去”。新生代农民工曾经生活和成长的乡土世界对他们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任何时候都与乡土世界有着各种各样千丝万缕的关联。
(一)外出打工/经商的原因
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外出打工/经商的原因很多。其中，学习成绩不好、没有机会继续上学占24.5％；自己放弃继续读书、想出外打工的占23.5％；家里经济困难、供不起读书而出外打工的占17.6％；在别人的邀请下选择外出打工的占27.5％(包括已经在外打工/经商的亲戚朋友邀请和在家乡的亲戚朋友邀请一起去)；父母要求的占5.9％。
有学者认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纯粹为了赚钱而选择外出打工的经济型转到为了追求城市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生活型或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王春光，2001)。我们认为，笼统地来评判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原因是值得推敲的。本次调查便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动机和原因实际上是很复杂的。尽管经济驱动的因素肯定不能被排除，但经济动机事实上无法成为他们外出打工的唯一甚或最重要的解释。从我们的数据结果以及个案访谈来看，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要么是对现实的屈服而不得已做出的选择，如学习成绩不好、没机会继续上学或家里经济困难、父母要求；要么是受到他人(在外打工的邻居、朋友、亲戚、父母)的影响而选择外出打工。相反，由于主体性因素驱动即自己主动放弃读书而外出打工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也就是说，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是由于一些外在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所致，即，外出务工是“结构迫使/诱使”情景下不得已的选择。①因此，农村青年选择到城市世界中寻求发展，主要还是他们所属乡土世界的社会结构施加于他们身上的强大推力的结果，而城市世界是否有同等强度的吸引力，尚且值得进一步考察。
(二)对乡土世界的态度及联系
表2考察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乡土世界的态度及联系，我们主要通过问卷中的四个问题来考察，即回家频率、与家人联系的频率、关注家乡新农村建设的程度与留乡意愿。可以看到，83.1％的被调查对象每年回家至少一次。在与父母的联系频率上，结果显示84.1％的被调查对象每个月和父母联系至少一次，34.5％每星期都会跟父母联系。新生代农民工的回家频率及与父母联系的频率都普遍很高的事实说明，他们对“家”和家人的依恋性很强。这还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一种具有典型性的态度上：春节放假除非遭遇非常情况，一般不管离家多远，也不管春节期间的加班工资有多高，都会选择回家过年。回家频率和联系频率的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与“家”的概念捆绑在一起的乡土世界仍然有着较深的眷恋，但这种眷恋更多的只是对父母和亲人的眷念。
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家乡新农村建设表示非常关注的新生代农民工只有一成左右。而选择一般、较不关心和从不关心的人超过了一半，高达56.6％。也就是说，对新农村建设表示出无所谓态度的比例是较高的。由此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家乡建设的关注意识较为薄弱。这一结果似乎与前面两个问题的结果存在相互驳斥的情况。我们对此的解释是，这两个结果应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乡土世界的依恋和认同是建立在作为私域的“家”的概念及其与父母的亲情关联之上，而对作为公共领域的“家”的范畴、对“家乡”作为一个整体的乡土世界则缺乏关注和认同。也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对“小‘家’”与“大‘家’”的认同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
在此次调查中，我们还设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家乡有与城市差不多收入或者略低收入的工作机会，您是否愿意留在家乡？”在263个有效样本中，61.9％表示愿意留在家乡，其中16.7％留乡意愿非常强烈；而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占4.6％，不大愿意的为18.6％。这也就说明，很多农村青年选择长年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城市能够提供更高的经济收入。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在情感上并没有十分排斥乡土世界，一旦家乡具备较好的发展条件、能提供较好的工作机会，他们留在乡土世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此外，我们还在问卷中要求他们对阻碍他们在农村发展的主要原因进行排序，结果显示的主要原因依次是：农村没有好的就业机会或发展项目(50.6％)、缺少创业或做项目的资金(15.7％)、缺少市场渠道(13.0％)。而认为农村对其没吸引力的仅占8.2％，认为农村生活单调乏味的占9.0％。这一结果表明，当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或经商一段时间后，经济因素对他们进行各种选择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他们可能并不是因为厌倦乡土世界的生活而到城市中去寻找另一种生活方式，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农村不能给他们提供很好的就业、工作的机会和条件。因此可以说，他们在情感上并不对乡土世界非常排斥，反而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感，但乡土世界的机会和条件限制了他们在农村的发展，只能选择进城谋求发展。
(三)定居城市的意愿及其消费
在对“如各方面条件允许，您愿意在城市定居吗？”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明确表示愿意的比例高达68.3％，而不太愿意的仅占14.7％，还有17％的表示说不清楚。在性别与城市定居意愿的交互分析中我们发现，女性中愿意定居城市的比例(73.3％)要明显高于男性(64.0％)。女性中只有12.5％的人不愿意定居城市。根据调查结果，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中大部分人愿意在城市定居，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意愿更为强烈。新生代农民工在离开校园、进城务工以后，基本上就是在城市世界里生活和工作。城市世界与乡土世界的反差对比，使他们渴望超越其先赋阶层地位的愿望强烈，“落叶归根”的传统意识已经非常淡薄。
文化程度与城市定居意愿的交互分析表明，小学文化程度的被调查对象中有76.9％的愿意定居城市，不太愿意的只有7.7％；初中文化程度的有71.6％愿意定居城市；高中文化程度愿意定居城市的为61.7％；中专/技校的为62.9％；大专及以上的为71.4％。小学、初中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被调查对象中愿意定居城市的人比较多，而高中和中专/技校学历的愿意定居城市的比例相对要低一点。因此，可以认为愿不愿意定居城市与文化程度的高低没有关系。可以得出结论：是否愿意定居城市与文化程度关系不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之一是未婚者居多，只有少数已经结婚。在婚姻状况与城市定居意愿的交互分析中，我们发现已婚的被调查对象中68.5％愿意定居城市，这个比例与未婚、愿意定居城市的68.4％的比例相差无几。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定居城市的意愿与婚姻状况无关。虽然没有比较数据的佐证，但我们可以推断，在定居城市的意愿这一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是存在较大的差别。相比较于第一代农民工“生计窘迫—进城挣钱—回乡盖房”的生活轨迹，新生代农民工至少在意愿上倾向于单向而不是循环的人生轨迹。尽管他们最初或自主或被迫离开家乡选择外出打工，但在体验了城市生活之后，他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超越父辈的阶层地位：“脱根”乡土世界、“扎根”城市世界。需要指出的是，就这一群体的最终归宿到底是选择回乡还是定居城市的问题，撇开个人意愿和能力方面的考量，国家制度政策的安排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代农民工较为普遍地有着很深的乡土情结，他们把进城打工/经商作为谋求生存的手段，城市仅仅是他们赚钱而非消费的场所。但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生活在城市也消费在城市。此次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是1572元。但这笔收入邮寄回家和储蓄投资所占的平均比重分别只有21.63％和16.79％。他们在吃住(22.88％)、穿着(11.03％)、通讯(7.25％)和娱乐(6.94％)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占到了48.1％，再加上其他6.69％的不明开支，我们完全可以说他们至少有一半的收入在城市消费掉了。可见，他们不再仅仅充当城市的建设者和生产者角色，不再省吃俭用地攒钱寄往农村老家，而是较为注重自身的生活质量，这构成了两代农民工之间的显著差异之一。
四、想象差异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走出乡土世界之前，通过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打工回来的亲戚朋友，会或多或少地了解到城市世界的一些信息。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在他们外出打工之前，就已在乡土世界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下，基于既有认知建构起了对城市世界及城市生活的一种憧憬与想象，即对打工生活形成了各自的想象世界。但这种想象无疑与现实存在差异。
(一)想象差异：打工前后对打工的看法比较
本文用“想象差异”这一概念来指涉现实而客观的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与他们的想象世界之间的关系，亦即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对想象世界的切合与否定的程度。当被问及“现在打工/经商的情况与您外出之前所想象是否一样”时，只有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现实的打工/经商的情况与外出打工之前所想象的一样，而39.1％的认为有差别但差别不多，48.9％的被调查者认为差异较大，10.5％的认为现实与想象完全不一样。由此可以初步认为，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至少在主观上较为普遍地承认想象差异的存在。
进一步地，我们设计了13项主观性的问题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之前和目前对打工的看法，用以分析他们对打工生活的想象差异问题。这13个问题分别是：(1)周围在外打工的人很风光，(2)打工比读书要“划算”，(3)打工的生活很充实，(4)打工的生活很精彩，(5)打工的生活比较自由，(6)外出打工能开阔眼界，(7)外出打工能锻炼自我，(8)外出打工会吃得比较好，(9)外出打工会住得比较好，(10)打工是一件幸福的事，(11)打工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12)打工是一件苦差事，(13)打工很赚钱。我们将选项非常同意赋值为2分，比较同意为1分，一般为0分，不太同意-1分，完全不同意-2分。在本研究中，笔者将想象差异界定为被调查对象打工前后对13项调查问题看法的差异。
表3统计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打工之前和打工之后对打工看法的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数据表明：无论是打工之前还是打工之后，对于“周围在外打工的人很风光、打工比读书要‘划算’、打工生活很充实、打工生活很精彩、外出打工会吃得比较好、外出打工会住得比较好、打工是一件幸福的事、打工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打工很赚钱”，被调查对象都不太同意(均值都为负)。打工之前或打工之后，被调查对象都比较同意“打工能开阔眼界、打工能锻炼自我、打工是一件苦差事”。打工之前比较同意“打工的生活比较自由”(得分为0.1962)，而打工之后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的均值为-0.2923。
我们从表3中的数据可以看到，打工前后认为“周围在外打工的人很风光”的均值差为0.5769。t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对应的双尾检验概率P值为0，小于显著性水平a(0.05)，所以认为打工前后对于“周围在外打工的人很风光”这个观点的同意均值差与0有显著不同，意味着打工前后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同理我们可以看到，在显著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被调查对象在打工前后对于“打工比读书要‘划算’、打工的生活很充实、打工的生活很精彩、打工的生活比较自由、外出打工能开阔眼界、外出打工能锻炼自我、外出打工会吃得比较好、外出打工会住得比较好、打工是一件幸福的事、打工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打工很赚钱”等观点的看法均值差存在显著不同，打工之前与打工之后对于这些观点的看法存在显著差异。而对于“打工是一件苦差事”的调查分析数据显示，打工之前与打工之后被调查对象对“打工是一件苦差事”的均值不存在差异，意味着打工前后对于这个观点的看法不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配对样本t检验的结果，我们做以下分析：(1)新生代农民工进城打工/经商之前对打工生活已经有自己的想象，这种想象不是盲目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幻想，而是相对比较切合实际，进城打工之前，他们对“周围在外打工的人很风光、打工比读书要‘划算’、打工的生活很充实、打工的生活很精彩、外出打工会吃得比较好、外出打工会住得比较好、外出打工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打工很赚钱”等观点都不太同意，新生代农民工对打工生活的艰苦有较为实际的认知。在打工之前就比较认同“打工是一件苦差事”，因此也比较倾向于对打工进行负面评价。(2)打工前后，新生代农民工都认为打工经历有助于自我锻炼和自身发展，表现为打工前后对于打工能开阔眼界、外出打工能锻炼自我的问题都比较赞同。我们认为，他们的这种认识一方面是建立在自我感知、自我反省以及获得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信息(即“镜中自我”途径)的基础之上；另一重要方面是建立对周围外出打工者的观察和交往之上的(尤其是打工之前的认识)，也即，其他打工者的实践世界的认知和体验，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重要参照，使他们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打工正反两方面的作用。(3)他们的城市生活实践和打工经历进一步地影响了他们对打工的看法，体现为打工之后对打工态度更趋向于负面评价，因此打工之前的想象与打工之后的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即想象差异明显存在。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于其中的真实世界，并不一定与城市世界一致，而是一个流变的实践世界，只有当他们完全转变为城市居民时，实践世界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城市世界才能相互契合(符平，2006a)。这也就意味着，实践世界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张力，这尤其体现在他们的梦想与生活现实的关系当中，也即想象差异的客观存在。因为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并不是十分顺意，进入城市世界之前的美好想象并不能完全实现。既然在城市世界的生活没有想象的那般美好，那么，他们目前如何看待当初外出打工这一选择的呢？我们在调查考察了他们对当初选择外出打工的态度。被调查对象中，只有15.9％没有后悔过当初选择外出打工，觉得现在挺好的；44.8％的偶尔后悔；15.6％很后悔；21.9％表示无所谓后悔，认为当时没有更好的选择。这表明，通过实践世界和城市世界的磨砺，他们中的大多数对当初选择外出打工有着程度不一的后悔心理，同时这也进一步表明了想象差异不仅存在，而且差异较大。②
(二)想象差异在实践中的表现
前面结果表明，对当初选择直接外出打工持后悔心理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较大，这种后悔心理是否与他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存在相关性？对此，我们将不同月收入段的被调查对象与当初选择外出打工的态度进行了交互分析。表4显示的结果表明，在259个有效样本中，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41人，2501～3500元的18人，而3501元以上的仅有5人，大部分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集中在801～2500元之间，占75.5％。由此可见，大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普遍不是太高。在月收入与对当初选择的态度的交互分析中，期望频数小于0的单元格数为0，适合进行卡方检验，卡方的概率p值为0.027(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可以认为不同月收入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对当初选择外出打工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月收入在800元以下的被调查对象中，26.8％的人对当初选择外出打工很后悔，觉得应该选择另一种生活方式，这一比例远远高于月收入在800元以上的被调查者。从表4可以看出，月收入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表示对当初选择外出打工很后悔的比例越低(由26.8％下降到0.0％)。收入相对较高的被调查对象，更倾向于选择没有后悔过，觉得现在挺好的或者是偶尔后悔过。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更确切地说是经济收入状况，对他们对当初选择外出打工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经济状况较好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外出打工的选择更倾向于持肯定的态度，而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后悔当初的选择。
我们在问卷中还问到“如果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您会怎么选择？”结果显示，只有12.2％的被调查对象选择跟现在一样：直接外出打工。超过一半的人(51.5％)选择争取读高中、上大学，20.7％选择学门技术后再外出打工，仅有0.7％的人选择留在老家发展。由此，我们认为，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对当初选择直接外出打工不是十分满意，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也极少有人愿意留在老家发展。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新生代农民工“脱根”乡土世界的愿望强烈。在重新做出的选择中，争取读高中、上大学的占了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超越自身的先赋阶层，但打工却很难使他们梦想成真。在当今中国社会，读书、上大学是农村青年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最佳也是相对通畅的途径，很多不得志的新生代农民工对这种途径比较向往，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很多人会选择读书的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他们向上流动的梦想。而由于想象差异的存在，即现实对梦想的否定，他们在实践世界里的现实生活就体现为不断地更换工作类型和场所，希望以此能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本项研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经历做了专门的调查。在收集得到的189个样本中，仅有16.9％的被调查对象仍然从事第一次打工时的工作，没有发生变动，其他83.1％的被调查者都经历了至少一次以上的工作变动。42.9％的人自外出打工以来，已经从事过三种以上的工作，最多的已经经历了15次的工作变动。这也印证了定性研究的一个观点：尽管新生代农民工在努力避免复制父辈的生活方式，争取实现代际的向上社会流动，但同时，他们在城市里又居无定所、漂泊变动(符平，2006b)。漂泊或者说频繁的流动，可以说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客观世界里较为显著的行为特征。
我们主要通过工作的变换来考察“漂泊”的问题。表5统计了被调查对象的工作地点变换，我们对前四次工作变换地点进行分析(其中，第一份工作收集到样本数是189个；第二份工作是157个，第三份工作是81个；第四份工作是38个)。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份工作有13.2％的人是在本乡，45.5％选择的是在外省打工；第四份工作只有5.3％的人仍然在本乡工作，有65.8％的人流动到外省。我们认为，当新生代农民工刚进入社会、踏上外出打工的旅程时，由于对家和父母还有一定的依赖，他们会选择离家、离父母近的地方，而随着阅历、经验的增加，更多的人选择到外省寻求发展的机会。因而，新生代农民工打工初期换工作带有比较任性和随意的因素在里面，由于太辛苦或是不喜欢而放弃原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收入低对换工作的影响在打工初期也表现明显)③。而从其整个流动史可以看出这样一个迹象，后期的工作变动主要还是从自身发展的角度来决定换不换工作，如果目前的工作不能满足他们自身发展的需要，而又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他们就会选择换工作。这也许可以部分地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践世界实现了越来越多来自于想象世界的梦想，而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期盼也越来越高。
将被调查对象进城务工的第一份工作与当前的工作类型进行比较的结果发现，从事技术型职业的比例由原来的23.9％提高到了28.7％；从事销售、普通文员、管理类、个体户或做小生意等的比例也都有所提高(从12.7％提高到了19.2％)；而从事体力型职业的比例下降明显，从31.9％下降到了16.5％。此外还有11.2％处于暂时没有工作的状态。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第一次工作流动的主要原因是收入低，所占比例为40.7％；其次是太辛苦14.5％；10.5％的人是因为不喜欢原本的工作。在被调查对象的整个流动过程中，换工作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收入低(27.9％)；其次是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18.9％)；最后才是太辛苦(14.5％)。将当前工作类型与第一份工作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收入低而换工作的比例降低了，而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的比例，由第一次的9.9％上升到18.3％。此外，辞职参加培训或学技术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表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基于实践世界里的境遇，已经开始倾向于越来越合理地谋划自己的未来。
以上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已不能安分守己地从事那些在他们看来“没出息”的工作岗位。由于他们在想象世界里的梦想大多在客观的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里遭受种种限制、难以实现，他们便试图通过频繁的工作变动——不断地更换工作地点和职业类型来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以争取实现打工之前的梦想。事实上，不断更换工作的过程也是他们调试自己的想象世界与城市世界、实践世界关系的过程，而每次新工作的选择也就意味着对新的机会充满了新的憧憬和梦想。但可以预料的是，新的难题和困境也会继续摆在他们面前。尽管前文的结果表明其想象差异并不太大，但如果想象世界(包括他们的一些基本权益诉求)遭到现实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的彻底否定和拒绝，不仅会给新生代农民工适应和融入城市带来极大阻碍，而且极易形成社会冲突和矛盾，有造成该群体整体“问题化”的危险。因此，对于国家来说，如何通过各项有效的制度安排来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资本，协助他们实现切合实际的理想和抱负，对促进社会结构优化和维系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发现，客观而外在的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交互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与行为逻辑，这两方面施加的影响不是“非此即彼”或简单的“此强彼弱”关系。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世界的关系复杂，又深受城市世界的现代性影响。而乡土世界对他们的影响体现出了深刻的“悖论”：他们一方面对作为“家”的乡土世界有着割舍不了的情感——尽管这也还只是停留在“小‘家’”的层面上，但他们又对家乡的集体事业漠不关心，对农村表现出一定的疏离心理；他们既受到在乡土世界的成长经历的影响，又具有现代特征的消费观念和行为模式，对城市有着较大的亲和倾向。也就是说，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当前的尴尬处境，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许多看似悖论和矛盾的事实，恰恰是他们最大的一个群体特征。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各种机会的选择上应该要比父辈有更多的灵活性和更大的空间。但我们也认为，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和各种排斥性制度仍然客观存在的背景下，选择的机会空间对于他们来说，至少现在看来仍然是相当逼仄的。
本文的一个主要方面是通过想象差异的问题来考察作为主观虚拟层面上的想象世界与客观的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的关系。而这种憧憬与想象虽然在他们进城之前已经形成，但却并不是盲目乐观和无边幻想的。进城以后，想象世界被客观的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或批判、否认，或印证、确认。不过，尽管想象差异仍然客观存在，但却没有定性研究结论所暗示的那样大。新生代农民工恰恰是在对自身与乡土世界、城市世界与想象世界的关系的理解逐渐深入的基础上，不断建构起实践世界里越来越务实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城市世界既给他们提供了奋斗的场所，也限制了诸多他们实现想象世界里的梦想的机会。当然，实践世界与想象世界之间的想象差异总会存在差距，这对其他社会群体来说同样存在。但想象差异之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特殊性在于，它源于一个群体试图跨越城乡二元结构的理想和抱负，但他们基本的权益诉求和梦想在城市世界里却大多难以实现。这不是个体层面的困境，而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社会群体所普遍面临的问题。可以说，城市世界的境遇与想象世界里的梦想表现出种种张力和冲撞，正是他们实践世界中的现实生活的基本特征。而“漂泊”生活的本质，则是一个试图缩小想象差异、实现梦想的过程。
我们认为，鉴于两代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的社会事实，今后可以深入对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比较研究，譬如两代人不同的想象差异、行为逻辑、价值取向、社会认同与归属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此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进行专门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大多从静态结构的角度分析，而忽视了作为他们基本特征的流动问题，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注释：
①在这里，“结构”概念沿用斯维尔(H.Sewell)的定义：“结构”同时由互相支持的文化图式(虚拟的)和资源(真实的)构成，对行动兼具使动性和制约性而又经由行动再生产出来。在他看来，“结构”始终来源于资源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角色和分配，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逐步展开的结果和矩阵。机敏的能动性(resourceful agency)能维持结构的再生产，也有实现结构转型的可能—通过图式的变换和资源的重新调度(参见Sewell，1992)。新生代农民工对其赖以做出选择的外部条件及其与自身的关系的知觉(knowledge)，与其实际可用的各种有效资源，构成了他们当初做出外出打工选择时所处的“结构”背景。具体来说，我们这里所说的“结构迫使”主要涉及到两种情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学习成绩在同龄群体中的位置以及升学几率的倾向于消极评价的自我定位和认识，二是家庭能够支持他们继续读书的物质资源的匮乏。“结构诱使”主要涉及的是给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了打工信息和印象的亲戚朋友或街坊邻居，他们作为一种社会网络型的资源，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外部的另一种“结构”背景。新生代农民工在他们有意或无意的积极影响下建构起他们对外出打工的意象和知觉，并由此通过对比权衡做出自己的抉择。
②这里值得反思的一点是，在样本的收集过程中，由于调查员没有进行过专门培训，在问卷的填写指导中，有可能未提示被调查对象严格区分打工之前对打工的看法和打工之后对打工的看法。这可能对调查结果产生了影响。此外，由于被调查对象对打工之前的看法是凭记忆填写的，可能会受到当前对打工看法的影响，近因效应较显著。如果剔除这两方面的影响，我们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打工之前对打工生活的想象均值要更高一些，实际的想象差异应该比本次调查结果所显示的要大。
③这可能与他们初始工作的“质量”不高有关系。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找到新工作、第一次流动的途径，最主要的是通过家人和亲戚帮忙(46.0％)；其次是老乡、同学或家乡朋友的帮忙(23.9％)。在整个流动过程中，尽管通过在外认识的朋友帮忙找到新工作的比例有所增加，但最主要的途径还是通过家人和亲戚帮忙，其次也是老乡、同学或家乡朋友帮忙。根据格兰诺维特的“弱连带(bridging weak ties)优势”命题(Granovetter，1973)，由强关系带来的工作机会往往没有经由弱关系途径获得的工作好。在打工初期，当新生代农民工失去一份工作时，迫切希望能很快找到另一份工作以维持生计，因而对工作本身的要求并不太高，这时强关系的作用就很突出。由于弱关系提供的信息往往具有非重复性的特点，这对他们找到新的更好的工作具有重要作用。也因此，在他们后来的流动过程中，通过在外认识的人等弱关系找到工作的比例开始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