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资本的理性扩展与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文,理性论文,走向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1102－8862(2012)07－0014－06
社会资本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是目前社会科学研究中热点的领域之一。而“社会资本”范畴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之后出现的新概念。这一理论的出现，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资本内涵，更让学者们以为找到了试图超越过去理论的解释工具，把它看成是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新的解释范式。可以说，社会资本理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范畴随时代变化而发展的思想表达，是人类不断解构、批判原有理论和理性选择科学结论的共同结果，因此，对社会资本的考察，应放在马克思资本范畴的整个历史进程中来加以研究。
马克思的资本观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下，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建立起来的，而批判本身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本身是物，能够带来利润的积累。但古典经济学家仅仅把资本当成生产要素来理解，并没有回答资本是如何产生的。古典经济学对资本的认识源自重商主义，重商主义仅从流通领域认识资本，以货币作为资本的唯一形式，认为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金银，从而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亚当·斯密把资本的应用扩大到生产领域，认为资本是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分离时才产生的，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和生产资料作为剥削手段投入在生产中，使资本成为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斯密已经意识到资本是一种生产关系，这触及到了整个资本主义根基，但斯密仍局限于把资本作为生产要素来进行研究。大卫·李嘉图进一步把资本的物质形态和资本等同起来，而且认为生产资料就是资本，将资本的内涵由财产扩展到人类生产的一切生产资料，甚至包括原始社会的生产工具。可以说，虽然古典经济学不断丰富和拓展了资本的外延，但他们始终无法解释劳动创造价值的二律背反，即工人创造的财富越多，工人就越贫穷，其根本原因在于古典经济学并没有深入到资本的内在本质，只把资本看作是一种经验式的客观存在物。马克思科学地将资本从实体性概念变成一种生产关系和流动过程，赋予了资本深厚的哲学内涵和巨大的实践意义，使马克思的资本学说成为研究资本理论的圭臬。
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区别于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之处就在于，不仅把资本看作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一个哲学概念，而且把资本看成是一种社会联系的存在物。“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①马克思认为资本以物作为自己的感性表象，但从本质上说“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②。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资本的本质，已经原则性地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历史范畴。
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最简单的细胞——商品开始的。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货币就转化为资本了。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③“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④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研究，揭示了资本的剥削性质和资本增值的秘密所在，并创造了剩余价值学说，这不仅是对资本的科学理解，更是对资本理论发展的巨大贡献。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⑥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的本质’就是‘自相排斥’，也即‘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⑦马克思对资本的科学分析，实现了对唯物主义的历史超越，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其结果必将走向灭亡。
可以说，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旨在对资本所处时代的“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一种深刻批判。随着时代的变迁，马克思所开辟的问题域并没有改变，只是资本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相继成为资本演进中的重要表现形态，并在特定的领域或某一方面形成了积极的理论态势。
追溯资本演变历史的理论来源，早期的资本形态主要指两种类型：物质资本(实物资本)与人力资本。在古典经济学家视野里，生产的三个要素(土地、劳动、资本)中资本是物质性的，主要指的是像工厂、机械、建筑之类能够产生新的产品的具体物品的集合。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不仅包括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并且还包括交换价值。资本所包括的一切产品都是商品。所以，资本不仅是若干物质产品的总和，并且也是若干商品或若干交换价值或若干社会定量的总和。”⑧“人力资本”概念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将其引入到经济学中，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人力资本的提出主要来源于这样一个现实化工程，即人所具有的技术和经验逐步具体化，并且在经济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作为人体内所贮藏的一种资本已经变得和物质资本一样，对经济产出同样重要。“人力资本”的提出使资本概念向广义拓展，成为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
可以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最早从社会学意义开始了对资本的形态研究。布迪厄将经济学领域的资本概念转移到社会学领域，进而对资本形式存在的社会资源和权力及其再生产进行结构分析。一方面，布迪厄保持了资本的经济学含义；另一方面，又从社会结构配置的意义上将资本看作一种权力。布迪厄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⑨美国当代著名社会思想家弗兰西斯认为，文化资本是以财富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的积累，这种积累还会引起物品和服务的不断流动，其本身具有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也是一种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商品。文化资本的存在形式或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⑩可以看出，文化资本的提出，是当代资本统治深入文化领域的新趋势，表现为文化与世俗权力的结合，呈现“文化的总体化”的社会现象。在詹姆逊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一个特征就在于一切存在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出现了“泛文化化”。文化不再只是生活世界的某一部门、层次，而是生活世界的内在表征，在表征生活世界方面，文化又以种种物化的方式形成直接的在场物，支配着整个生活世界。这样，文化不再与物化分隔开来，它本身就是物化的在场形式，因而构成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关键词正是诸如文化工业、大众文化、文化资本、文化权力、文化霸权、文化全球化，等等。(11)伊格尔顿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化”一词的含义就已经与某种高雅的精神品性分离了，“它现在的意思是对一种特殊身份——国家的、性别的、种族的、地域的——的肯定而不是超越”。(12)因此，文化的资本化正在作为一种新的统治力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成为资本在当代社会的新的统治形式。
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之后，新的资本形态——社会资本呈现在新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中，“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3)可以看出，“社会资本”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视域下，通过对资本本质的认识，提出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概念。“社会资本”的提出既是资本范畴按照其自身历史逻辑发展的结果，又是人类不断批判与理性选择的结果。
社会资本在本质上具有同资本范畴相同的属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生产性、社会性和历史性三个方面界定了资本的范畴。在“生产性范畴”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增值的手段。非生产性的不能增值的钱和物，只是一般的货币和物品，而不是资本。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物，产生于社会实践且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化，它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地丰富和变化，它会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相互独立的个人和团体，以某种目的性的方式联合起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其给人们带来的回报不仅是物质的、精神的，还包含更多的社会效益。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4)
在“社会性范畴”方面，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它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一种个人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力量。”(15)“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16)社会资本产生于人们之间的实践活动，人们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还同其他人产生联系，因此，社会资本是普遍存在的，它的存在与人的存在及其本质属性是一致的，都是社会存在物，都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在谈到人的本质时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7)这里提到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是指一种客观存在物，就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源。同时，作为社会资源的社会资本的存在也就随着社会历史阶段的发展而变化。
在“历史性范畴”方面，马克思既反对把资本一般化为商品经济的范畴，更反对把资本一般化为人类一切生产的范畴。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曾批评过蒲鲁东关于社会关系的历史性的论述，蒲鲁东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当成了一种永恒的历史现象，其最终的结果走向了唯心主义。“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18)正是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使社会关系具有了历史性特征。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物，又是一个产生于实践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性存在物，因此，社会资本的发展是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同步的，人们实践活动的不断变化促使了社会关系的改变，其结果促进了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发展。“正如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样，社会资本的发展也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19)
一般来说，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从马克思到马歇尔(Marshall)、贝拉米(Bellamy)是从社会的意义上看待资本，而今天的社会资本学者们则往往更倾向于从资本的视角看待社会。社会资本一方面明确反对对资本做非社会视角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暗含了对社会做非资本视角理解的反对。(20)最先以社会学为视角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形态研究的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1980年《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了“社会资本随笔”的文章，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21)“它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22)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是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他先后在《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和《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了较为系统的阐述。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许多不同的实体，它们有两个共同点：都包括社会机构的某些方面，都有利于处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或全体的某些行动。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23)。此时，科尔曼的社会资本概念是一种中观层次的定义，其目的是解决和实现微观与宏观之间的过渡。将社会资本理论运用到政治领域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他在其《使民主政治运作起来》中提出要“大力发展社会资本”。普特南认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他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24)20世纪90年代以后，福山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资本思想，他在1999年出版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中提出，“社会资本可以简单地定义为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和准则。”(25)随后在《第三世界季刊》中定义：“社会资本是一种有助于两个或更多个体之间相互合作，可用事例说明的非正式规范。”(26)可以看出，福山的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而信任又以文化作为基础，因此，文化成为社会资本深层的决定性条件。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价值指向和行为目的都顺应了社会发展的主流，都把“社会资本”看成解释社会发展的“第三条道路”。正如武考克所说，社会资本的最大价值在于，针对当代某些最迫切的问题，它为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进行广泛探讨提供了可靠起点。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社会资本界定为：在社会生活领域中能够为行为主体带来效益的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的总和。这一定义，既体现了资本特性——人不断追求的物质利益和满足其自身需求，又打破了资本界限——人朝着真正生成人的本质方向迈进，人开始追求真正的自主性和自由个性。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人类的进步与和谐，资本发展的目标是扬弃和消灭资本崇拜的异化形态，而社会资本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人类的终极关怀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无论社会资本在社会生活领域中以何种形式存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思考，也是对人自身发展的一种思考。
在这一思维起点上，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阐释。
第一，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层面上，社会资本实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27)，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样的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在这里，马克思已把“社会关系”看成人们“生活的生产”的一种表现。更确切地说，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关系就是人在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共同活动，而这种活动就是“生产力”。“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28)但资本主义发达的社会关系并未成为人类解放的社会生活条件，虽然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力发展了，但却脱离了人类的现有生存状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是资产阶级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无意识创造的，正像资产者的工业创造出无产阶级，创造出由无产阶级所体现的新的社会制度的力量一样。因此，社会资本要实现的就是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只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一致了，社会才能遵循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实现真正的进步与和谐。
第二，在人的自身发展方面，社会资本更加注重体现人的自主性、丰富性和自由个性。人在社会关系中的自主性是衡量人的发展的根本尺度，是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人的自觉、自为、自主状态，意味着人对社会关系的全面占有和自觉控制。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具体阐释了人的发展所经历的“三大形态”，即“人的依赖性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9)在最初的“依赖关系”形态上，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隘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人只是单纯地存在着，没有独立性。在“人的独立性”社会形态上，正是由于资本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为人的独立性创造了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虽然人获得了独立性，但人并未获得彻底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自由个性”阶段是马克思一直追求的，能够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即“自由人联合体”。可以说，马克思全部思想的落脚点在于人的发展，“迄今为止，没有一种理论对资本在人的属性方面的培养和创造的揭示，能够达到马克思的水平，包括那些苍白地为资本主义歌功颂德的理论”(30)。“资本”概念使“社会”变得更加市场化、理性化，而“社会”范畴又使“资本”变得人情化、网络化、关系化、政治化。社会资本在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更加关注的就是人的发展。但马克思也清醒地认识到，人的自由解放的实现也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是与社会的发展进步程度相适应的，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人的发展，人的自由与解放又促进和推动社会历史的步伐，因此，马克思的社会资本思想实现了人与社会的辩证统一。
总之，今天我们仍然处在资本异化的现实阴霾下，并且资本的统治继续向日常生活内部渗透，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现实意义上的马克思时代。如何从理论上寻求解决克服资本崇拜的日常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挖掘出社会资本的内在结构和批判性的生产方式，是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重大问题。
注释：
①《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878页。
②③④《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922页；第171页；第927－928页。
⑤⑦(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第392－393页；第408－409页；第104页。
⑥(14)(15)(17)(18)(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7页；第344页；第287页；第56页；第345页；第345页。
⑧(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第487页。
⑨(22)皮埃尔·布迪厄：《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包亚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192页；第202页。
⑩戴维·思罗斯比：《什么是文化资本？》，《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年第1期。
(11)邹诗鹏：《“西马”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文化及历史哲学检视》，《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12)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3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516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第88页。
(19)卜长利：《社会资本与社会和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46页。
(20)James Farr,"A Conceptual History",Political Theory,Vol.31,No.28,2003.
(21)P.Bourdieu,"The Forms of Capital",In John G.Richardson(ed),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Westport,Conn.,Greenwood,No.248,1985.
(23)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第354页。
(24)Robert 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35-36.
(25)弗朗西斯·福山：《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刘榜离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18页。
(26)曹荣湘编译：《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2003，第72页。
(30)邵腾：《资本的历史极限与社会主义》，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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