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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技创新已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1]。当前，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拓展， 旧有的封闭式和模仿式的科研方式已逐渐瓦解。继之而来的是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日益呈现出全球一体化和知识产权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科技创新上，欧美发达国家已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少数几个发达国家已掌握垄断了80%以上的高新技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市场放开与“狼”共舞，在我国的关税递减的情况下，靠简单的模仿与引进已行不通[2]。科技史的研究表明， 一个国家经济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其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科技创新。而后发国家从技术引进为主转向技术引进与自主技术创新并重的时间大约也只有30年[3]。但是，由于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观念根深蒂固， 科技创新的政策还未真正形成，而对于这些障碍形成的认识，则成了本文的出发点。
一、职称政策
知识经济是一种以智力资源为基础的新型经济，在不消耗物质资源的前提下就能增加巨额物质财富，它的核心在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使用，其中人才选拔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职称政策作为我国科技激励和人才选拔的基本政策，它是一个专业人员资历、绩效、“人缘”（社会关系）和劳动报酬等因素的综合参数。如果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规定五年的绩效在三年内提前完成时，被视作不合格，严重地压抑了创造性人才的脱颖而出。长期以来由于科技管理部门、人事管理部门和经济管理部门的三足鼎立和各自为政，选拔过程也不完全遵循创新人才的成长规律，使职称政策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人才选择工作和科技创新的进程。
1.重视形式价值，轻视创新价值
我国的职称评审分作资历审查、能力审查和业绩审查三个方面，前两项为形式价值，后者为产出价值。目前来看，对于作为形式价值的资历和能力审查极为看重，缺一不可，并认为这些形式价值和创新价值能产生必然的联系，形成了严重的论资排辈现象。而对于创新价值却过于放松，科技奖励和论著等科研绩效缺乏科学的量化评估方法，只要挂上个名字就算主要完成人员。于是科技人员的主要精力都花在形式价值的实现上，而对于创新工作却较少付出。科学创新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在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有较高的正引证次数，并且得到国际科技界的承认；而技术创新的主要表现方式是发明专利、技术秘密和许可证。但现在的职称政策不是围绕着这几个主要创新方式，而是认为书比论文价值高，论文比专利价值高。在实际产出价值中，也追求花色品种的齐全，如把性质相近的论文和专著分作两个类别，任你发表100 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也不如发表几篇平庸的论文和拼凑出一部专著。于是大家争前恐后地将论文变成专著，变成鉴定成果，变成科技奖励，形成名词增长产量不增长的怪圈。最近学术界出现的“孟子变成门修斯”译著事件表明，高级职称评定中必须要有专著的规定，是高校青年教师普遍浮躁的根源之一，以致于造就了一批专著等身却写不出像样论文的“学者”，严重地违反了学术研究的规律，使创新成果的实现无从谈起。相反，国际科技界都将论文和专利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却极少用“专著”和“编著”等指标，这是由创新成分含量所决定的。
2.绩效评估重视数量轻视质量
在职称的业绩评审上，许多系列都将论文的数量作了明确的规定，而在质量上却较少规定。有的科技人员在国家一级学报上发表两篇独著学术论文无缘晋升；而有的互换署名，或在商业性论文集上发表几篇论文却照评不误，结果真的产生了庸绩驱逐良绩的现象。短径效应认为，如果运动员能够在较短的跑道上摘取金牌，那么较长的跑道上一定会长满荒草。近几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评奖中，一等奖多次出现空缺，说明我国在科学创新上并没有很多的突破。但在一些部门的职称评审中却出现了“车载斗量”的个人评审材料。因此说职称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偏离创新，直接催生了一批学术垃圾并不过分。创新是艰难的，如果职称政策不重视这个问题，则创新必定被抛在一边。同样，在绩效计量上国际权威学术刊物与商业性论文集的权重差距过小，仅有几倍、十几倍之差；省级鉴定的省级先进水平成果与授权的发明专利视同，结果使科技创新得不到应有的激励，被许多媒体广泛披露过的，我国近一半科研开发机构一年之中在“统计源期刊”上未发表一篇论文的事实就是证明。据报道，近几年来南京大学的SCI论文在国内遥遥领先， 其职称政策就规定了晋升副教授必须有SCI论文发表， 这样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创新能力。
3.严评束缚人材，宽聘产生惰性
我国的职称政策原则上是先评后聘，评聘分离，但由于又有指标限制，于是就出现了相互制约的冲突。指标的数量与聘任的数量一致，结果聘任几个就送评几个。“钉耙理论”认为，当钉耙挖下去的时候，是最长的一颗先挖到东西，其功效也最大。事实上，十项全能的人才是极为少见的，绝大多数的人才都表现为峰谷并存，有明显的特长也有明显的缺限。但是现在的职称评审都表现为各种资历和能力缺一不可，形成职称资历的怪圈。科技工作者的精力是有限的，若将有限的精力都用在“资历建设”上，虽然会出现整齐划一的“人才群体”，但在泯灭个性的同时，创造性工作也就被压迫到有限的空间内，这些众多的条框严重地束缚了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接下去是宽聘的弊端，只要是评审上了就能够被聘任，形成了事实上的终身制。据报道，北京大学一些教授五年之内没有第一作者的论文发表，广西一些高校发表论文的主力军是讲师，华南理工大学的硕士生导师三年内一篇论文也未发表的竟有28人（《光明日报》1998—09—29），使宽聘产生了严重的惰性。这样，在评审职称之前围绕着职称硬件工作，聘任之后又坐享其成，不思进取，而艰辛的创新被搁置在一边。试想，若能将“严评宽聘”改为“宽评严聘”，则有助于创造型人才的脱颖而出，并且使聘后能够产生激烈的竞争，创新的体制也就产生了。
二、科技奖励
1.项目奖励，指标失控
由于科技成果完成的质量与研究人员投入的数量没有必须的联系，形成了一部分指标富裕，奖励名额一拥而上，有的甚至在开题时还未到单位工作，然而只要是评奖时赶上了，就同样能够获奖；而有的指标不足，使很多做出贡献者不能领奖。再一是奖励不平衡，技术成果奖励层次多，理论与推广开发成果奖励少；科技类奖励多，人文社科和边缘学科奖励少；高职称和高年龄段奖励多，低职称和青年科技人员奖励少。改革这种弊端，目前有很多思考，一是直接改奖励项目为奖励个人，使奖励资源与主要创新者联系起来。二是实行名额递增制，一般讲成果质量愈高其难度愈大，所以奖励的层级越高名额也就越多，奖励层级越低名额也就越低，这样可以鼓励合作。三是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价体系，利用先进的绩效评估理论，对每个成员的工作业绩以分数的形式记录在案，在申请奖励时论功行赏，形成搭车挂名者越多，实干者的业绩就越少的非共享机制。
2.成果注水，庸绩驱良
当前的成果评审，十分推崇材料的多少，若是材料一堆，放在案上有一砖厚，则很容易评上。若是材料比较单薄，则极难评上。一篇数千字的论文也许能够荣获诺贝尔奖，但要申请地市级科技奖励却殊非易事。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字号放大，纸张加厚，将有用无用的实验材料都要全部加上，以追求“航母”效应。在基础研究上，没有取得国内和国际的同行承认，靠自我吹嘘和新闻炒作，结果比创新的成果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致使我国的一些科技创新停留在新闻价值和领导重视的追求上。再一点是许多项目和成果的查新，不注重国际专利检索机构的查新，而是采用局部的文献查新，或不查新也可以，使科技成果的水平定位在国内先进、省内先进水平等层次上。由于创新成份极少，“取法其中仅得其下”，而成果的转化率之低便可想而知了。
三、利益牵制
1.论资排辈，循序渐进
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实现，依靠的是成就大小、资历和成果问世的早晚实现的，即是一个循序渐进、相互支持的过程。科技创新意味着否定前人，是踩着前人的肩膀向上攀登的，因而在客观上就要贬低别人的成就，形成一种后浪推前浪的机制。丁肇中教授也谈道，科学要有进展是极少数人把所有人的观念推翻，你要把绝大多数的观念打破的话，必然会受到别人的反对。如果创新者的资历较低，门第较差，否定的又是同时代人，或某个权威，则更易遭受到嫉炉和压制。所以，当一个活跃的创新分子试图打破这种论资排辈的限制，使交椅位置大跨度前移时，则形成一种“加塞儿”的现象，使别人的既得利益受到挑战，这时极易受到诋毁、诽谤。法拉第的创新超过了他的老师戴维，戴维便燃起了嫉炉之火，不仅一直不改变法拉第实验室助手的地位，还诬蔑他剽窃他人的成果，极力阻拉他进入皇家学会。梅契尼柯夫发现了吞噬细胞，权威们指责“他算老几？他连医生的执照也没有呢！”孟德尔作为一名修士，既没有生物学专业学历，也没有博士、教授的头衔，结果使他的成果被闲置了35年之久。改革开放以来，尊重科学、尊重人才的风气，使许多科技名人提升晋职，成了津贴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显著上升，这同样导致了一些专横平庸的领导的深深不安。比如国家“九五”重点工程在湖南开工以来，一些地段的干部索拿卡要，严重地影响了施工进程，朱总理一针见血的指出，“难道你们要湖南山区永远落后下去，维持你们土霸王的地位吗（《工人日报》1998—12—15）？”有的单位截用科技经费，不准科技人员在科研经费中报销版面费，说“你挣了稿费还不算，还想报销版面费？”同样是这种土霸王的心态的表现。
2.行业利益，体制堡垒
当一个社会转型之后，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各个群体的利益对比会有显著的变化。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总是强调自己的工作最为重要，自己的产品最好。学历不过是建立在考分高低之上的一种教育成本的体现，资历也只能说明过去曾拥有什么。但是在人才的政策上，我们国家赋予了学历众多的利益，只要你有一个好学历便可以在许多单位和部门丰衣足食高枕无忧，致使一些不法分子靠伪造文凭发了大财。綦江彩虹桥的承包商们的“博士”学位，就是用钱一夜成才的。据上海的调查，在职称评审的影响因素中，学历、领导的看法和资历分别被排在第一、 二、三位，而真正体现创新的业绩和能力却被排在第四、五位[4]。教育作为一种产业也需要放开搞活，然而目前这种官商一体的办学机制赋予了学历太多的利益，既助长了盲目攀高的风气，浪费了教育资源，又影响了教育改革的进程，有必要还其本来的面目。在科技成果的鉴定上，新的管理办法出台以后虽然规定了六个不鉴定，但搭车的比坐车的还要多。尽管许多科学家都认为成果鉴定水多实少，没有通不过的鉴定，但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鉴定地位，市场经济的大潮至今不能冲击它，形成一种强硬的体制堡垒和习惯势力。正如某省一位专利局长所讲，这中间出现的“赶不走的鉴定”一部分属于政策不配套外，但更多的是管理部门下不了决心，害怕失去自身的利益。
四、投入机制
1.科教经费投入不足
《教育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国务院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了国家财政教育经费要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 但实际情况却是，《教育法》自颁布以来，这一比例不仅未能提高，反而在逐年下降。R&D经费投入是评价国家科技实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首选指标。 1991年以来，我国R&D经费占GDP的比例逐年降低，从1990年的0.68%，降到1996年的0.48%，只是发达国家同期投入强度的1／6至1／4，而用于基础研究的投入相对更低，1995年在总经费中的比例仅占6.1%， 是发达国家的二分之一[5]。1998年韩国的R&D经费约为130亿美元， 而我国只有70亿美元，仅为一个亚洲小国的一半[6]。但另有资料表明， 近十几年来，全国各地盲目立项、上马投资的项目，以及重复建设的项目所造成的浪费达上千个亿， 仅是计划之中的国家大剧院的一个座位就是近50万元。 正如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指出， 我国在科技投入上不能实现占GDP的1.5%，不是因为财政缺了钱，而是对科教兴国的战略的认识跟不上去的问题。
2.公益知识与产权知识投入的颠倒
知识经济的观点认为，知识可以分为信息类和隐含经验类两大部分，前者又可称为公益知识，后者又可称为产权知识。按照谁投入谁受益权责均衡原则，公益知识的生产应当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产权知识的生产应当以企业投入为主。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研究人员也认为，政府对创新的支持只能集中于基础研究，而不能直接支持企业的技术开发活动，否则会由于资助企业的不均等而导致不公平竞争。但现在的投入却正好相反，产权知识以政府投入为主，公益知识以社会投入为主。据统计，1996年由国家级、省部级基金和海外基金资助出版的论文为28830 篇，除去海外基金之外，政府类的资助占全部论文的不足20%[7]。 可以说公益知识的绝大多数都是非政府经费资助的。那么这种绝大多数的经费投入靠的是一种什么机制呢？靠的是一种职称政策投入，是职称的硬性规定，必须发表多少篇论文才能晋升什么样的职称。然而一旦晋升到满意的职级之后，靠职称政策支撑起来的论文产出就要停止下来，从而造成科研活动的低水平和周期性重复，科技创新也就很难有所突破了。其次是产权类知识的投入，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R&D 经费来源于企业，如韩国1993年来源于企业的资金占83.1%，这与企业R&D 经费投入的丰厚回报是分不开的，而我国1995年R&D经费企业仅占35%。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缺乏资金上的主体投入，科技创新从何而来？
3.重视有形技术，轻视无形技术
在技术开发和技术引进上，1994年和1995年，我国大中企业技术消化经费仅占技术引进经费的3.5%和3.6%。1999年美国、日本用于开发引进的费用比例为1∶0.04，德国为1∶0.3，而中国是1∶12。如果说中国引进技术是技术追踪的需要，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那么发达国家在引进先进技术时，大多是专利、许可证和核心技术等无形技术，而我国的引进主要为有形技术，如仪器设备、生产线和工厂等。我国企业技术开发与技术引进的比例如此悬殊，不仅导致了企业不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也导致了资金的大批流失国外，形成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科技人员的隐性失业。1997年我国VCD生产厂600多家，就是核心技术盲目引进的案例，导致产业雷同和恶性竞争。这种结果表面上也许是企业技术引进的方式不妥，是不是还有其它原因呢？据德国政府估计，德国公司每年在国外付出的酬金和手续费达30亿美元，一些研究人员讲这两者不无关系。
五、教育因素
首先是我国创造性教育的落后，直接导致了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出的留学生有30万，他们与国外同期的学生相比，一方面是他们在当地高校的课内成绩大大地超过了当地学生，而另一方面他们在实践动手上的能力极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教授认为，中国学校过多强调学生的书本知识和书面应试能力，而对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则明显不足。丁肇中教授讲道，会考试不一定是个好现象，因为考试是考前人所做过的，科学的发展却是要把前人做过的东西推翻。科学史上有很多例子都表明，创新精神强而天资差一点的学生往往比天资强而创新能力不足的学生能取得较大的成就。据报道，美国加州中学生的平均考试成绩在50个州里倒数第几位，但加州科技人员的发明和专利总数却位居全美的第一位，近十年来的经济增长率也一直远远高于其它各州，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加州的教育制度更注重鼓励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受“出国热”的影响，将外语视作重中之重，连做毕业论文都是次要的，然而并不实用。正如一位华裔教授所讲的那样，托福分数考得很好，谈话都是一个模式，让人感到吃惊，这只能说明我们的教育制度在应付考试、应付政策上“高人一招”，但并不能说明掌握知识的质量，更不能代替创新能力的培养。
其次是人才标准学历化[8]， 把知识经济中的知识看作是书本知识，以学历的高低代替创新能力的高低。据专家研究，一个人一生中在工作上所运用的知识，90%左右是在离开学校之后取得的。这一方面说明了学历中所含的知识量的有限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终身教育和自我学习能力才是创新人才成长发展的关键。当今世界，知识的容量巨增，更新的速度逐渐加快，正如丁石孙教授所讲：“我们今天教的知识也可能半年后就没用了，我们应该预见到这一情况”（《人民日报》1998—05—22）。摩尔定律即是一个前奏。教育若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则一个民族很难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