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的海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防论文,思想论文,王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海防问题日趋严重。踏入60年代，清廷开始了一系列的洋务建设，海防的建设也正式提上日程。寓居香港的报人王韬，以《循环日报》大做舆论，纵笔议政，又经常致书于清廷的封疆大吏，痛陈时弊，充分扮演着清政府洋务新政的谋士与智囊的角色。有关海防建设的问题，王韬可能是最早一位以在野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辩论，从而提出一整套海防思想体系的人物。
一、王韬海防思想的形成与分期
在19世纪60至80年代间，由于王韬长时间在香港生活，见闻日广而阅历日深，他的近代世界的观念便自然形成。对香港这块英国在远东唯一的殖民地同时又是重要的海军基地，王韬日夕耳濡目染，这对其海防思想的塑造，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王韬又曾有游历英、法、日本等国的经历，而在英国居住更长达两年多时间。这个19世纪海洋大帝国的军政之善、器物之盛，对王韬的思想冲击是不轻的。王韬对火器战舰知识之丰，对巩固海防建设的见解之精，恐怕与其日夕留心观察这个文明先进的军事强国的设施有关。（注：王韬游历英国期间，非常留心英国科技与海防设施，他在《代上丁中丞书》中说：“曾膺西儒聘，往英二十有八阅月，纵横三万里，周历四五国，泰西汗漫之游……足以荡其胸襟。飙车电驭，逐日而驰，火舰风轮，冲波直上，所见奇技异巧，格致气机，殆不可以偻指数。”见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102页。）。王韬在香港主办《循环日报》，广交中外博识之士，使其对世界最新的资讯的掌握，也非一般士人可比。王韬海防思想之能自成一体系，并不是偶然的。
王韬海防思想的发展，据笔者初步的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段时期，60年代中期为第一期，是王韬海防思想的酝酿阶段，比较粗略，重点在建水师，铸枪炮，造轮船和筑炮台；70年代中期为第二期，王韬的海防思想有进一步的发展，既注意到海防的主要建设，也重视巩固海防的辅助设施，他并且参加了1874—1875年间海防争议的讨论，提出海防建设的迫切性，同时指出了中国海疆的大敌有日俄两国；70年代中期以后为第三期，是王韬海防思想的成熟期，它包括了战术和战略两部分。战术方面，继承前一期而更为全面和深化。战略上的思维的展开，是此期海防思想的主要特色。王韬在海防上最重要的战略考虑是亲英、抗俄、保台、防日。
二、第一期的海防思想
王韬海防思想的产生比较早，他在1864年，即来香港后第二年在给李鸿章的信中，首倡治中御外之策。御外之道有二：一曰握利权，二曰树国威。在树国威方面宜办四事，一曰练兵、二曰精铸枪炮、三曰建筑炮台、四曰用轮船与开设船厂。凡此四事，均与巩固海防有关。他特别提到在“沿江滨海一带，当于要害设立炮台，一准以西人新法，所以扼险制变”。又谓：“开设船厂，雇匠构造，巡缉洋海，备御盗贼”。（注：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弢园尺牍》，第85页。）同年，他又向李鸿章、丁日昌进呈他与黄胜合著的《火器略说》，在书中除了介绍西方各国先进的枪炮制造技术和使用方法外，还特别提到训练能使用这些火器的将士与兵弁，说：“奏功者，器也，用器者，人也。使其善用其器不致于败者，是在良将哉。”（注：王韬：《火器略说·前序》（收入中国兵书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48册，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他又建议要仿制西洋船炮，为此， 他还对各国所制炮轮进行比较，以资仿制时参考。他说：“以此观之，胜负之数，了可观矣。船同以炮多者胜，炮同以获中者胜，炮巨而少与炮小而多，则巨者胜。巨炮一著，船必立沉，巨能击远，小则难及。船大而高，与船小而坚，则坚者胜。高易中炮，低能避弹，虽大，以当巨炮则立摧。惟坚即受小炮亦无害。新法之创，尽善无弊，故用小不如用大，中多不如中寡。”（注：王韬：《新法变通论》，《火器略说》，第41页。）
1864—1866年间，王韬仍有数次代人上书丁日昌及清廷地方官吏，提出御外之道，认为在海防建设和海军的操练上，要以攻势取代守势，改变了自魏源《海国图志》以来所主张的“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以守为战”的战略思想，他向丁日昌提出“以战止战”、“以兵弭兵”的主战观点（注：王韬：《代上丁雨生观察书》，《弢园尺牍》，第90页。），又提倡积极利用上海的优势，把它经管成为东南的商业重镇，利用其南北人才荟萃和华洋杂处之利，善用洋人助译西书以通夷情，悉夷事，尽得西学西艺之长，最后能做到“师夷长技以失其恃，明其所学以通其意”，说此为“御外不易之要法”（注：王韬：《代上丁观察书》，《弢园尺牍》，第92页。）。1870年，王韬上书丁日昌，进一步发挥其治中御外的思想。他向丁日昌说明内之理财足食，外之讲武强兵的道理；在讲武强兵方面，除了主张“一切战攻守御之法，枪炮舟车之制，悉心讲划，驾乎西人之上”（注：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第106页。）外， 还特别强调要注意水师操练之法，才能与列强在海上周旋。他说：“水师则重在制造驾驶，了望攻击，而其收功专在于炮。自有外洋轮舶激电追风，而觉一切之船可废，沿海疆臣所讲求，而尤必使其出入海洋，冲涉波涛，以尽其能事，而后战舰方非虚设。”（注：王韬：《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第111页。）进一步表明了海防上最好的守御， 便是能战能攻。
三、第二期的海防思想
1874—1875年发生的海防争议，直接原因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但客观上则是列强自70年代以来在中国展开新一轮的侵略活动所促成。当海防争议初起之时，王韬即撰写了多篇讨论海防的论文，其后收入《弢园文录外编》中，计有《练水师》、《设电线》、《制战舰》、《建铁路》、《兴利》等，由此多篇文字，可以见到王韬在70年代中期整套海防思想的体系。
在《练水师》中，他认为海防较陆防为尤重，而海防最切要的事，是整顿水师和购造铁甲战舰，以与列强战于大洋之中，不能只以守海口为满足。在整顿水师方面，王韬提出的改革方法有三：一是水师的操练，必须以能操炮为准。他说：“凡属水师，必精加遴选，虽遇风浪而不惊，震雷霆而弗畏，燃放大炮，具有定准，能随船之东西而为炮之转移。”二是要注重驾驶人才的培养，他说：“宜简老于航海之舵工，入西国塾中精加习练，而择其优者以备用。”三是船制亦须变更，他说：“凡所有一切炮船拖船，悉废为民船，而专用火轮战舰，其守口则用英国根砵之制，使大小互相联络。于沿海地方，设立水师馆、舵工馆，日加讲习，壮而用之，自不患无其人，而又何必取材于异地哉！”（注：王韬：《练水师》，《弢园文录外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4页。）王韬对西洋铁甲战舰，素有认识研究，他虽然主张造战舰，但深受英国议员布拉斯言论的影响，不以多造巨舰为然。他认为战船有宜于守者，有宜于战者。巩固高大者则为守舰，灵捷轻敏者则为战舰。泰西各国多以造炮少而巨的小战舰为计，因其作战能力强，他引布拉斯的话说：
当今之世，若装水师战舰，铁甲之外，以小者为佳。盖装大船则所费既多，以一大船之资，可分造小船数艘，驾驶既便，攻击复捷，其利一也。大船所发之炮，不能击尽小船，以数小船围攻大船，炮弹无有不中，其利二也。大船猝遇水雷，微有损坏即难御敌，小船为数既多，彼此可以互相救援，更番进战，敌计难以猝施，其利三也。小船所费既少，即有事亦易建造，其利四也。小船既众，置炮亦多，较诸大船倍能命中及远，其利五也。船小则食水亦浅，凡焚毁城廓，轰击炮台，大船不能驶进者，小船自可近岸，其利六也。两军接战，胜则可追击深入，败则可退守河汊，其利七也。若以水雷炮置于小船中，进迫敌船，又可乘机施放，其利八也。（注：王韬：《制战舰》，《弢园文录外编》，第77—78页。）
故王韬赞同布氏之论，主张战舰宜求精，不必求巨，应多造炮船，巨无霸的铁甲舰以少造为佳，谓：“但得镇守之效，助声势之雄，斯已足矣！”（注：王韬：《制战舰》，《弢园文录外编》，第77页。）
除了练水师、造战舰外，王韬亦提到敷电线、开矿山、建铁路等事，认为此亦与海防建设关系密切。譬如论到敷设电线为海防联络所必备的设施时，他说：
我国家近拟以于各省整顿海防，诚却敌之谋、安邦之策。然亟宜筹办者，则莫如电线。夫电线传递信息最为神速，尽人知之。然亦知海防非得此无以侦寇踪而集战舶乎？夫沿海险隘，有炮台而无战舶，则炮亦成钝物；有战舶而无电线，则战舶亦属玩器。何则？中国海疆辽阔，各省险要之区，即分兵驻守，而苦于势分而力薄。若与敌国构衅，彼得窥探我之虚实，猝采攻击，所恃者有战舶往来游弋，分途救护耳……苟无电线以报警，则各省无由得知，何能倍道来援？（注：王韬：《设电线》，《弢园文录外编》，第75页。）
又说：
且无电线，而敌舶窥探海道，倏忽出没，亦难以追踪而蹑迹。不能预约水师为遏防，阴有以销其觊觎之心，显有以沮其侵伐之计。又非所以弭患于无形，防害于已著也。（注：王韬：《设电线》，《弢园文录外编》，第76页。）
此外，王韬又注意到开矿与筑铁路对巩固海防建设的必要性。王韬指出，开矿的大利有三：一为掘铁之利，二为掘煤之利，三为开五金之利。三者几无不与海防建设有关。铁为造船制枪械火器的原料，煤为推动机器轮船运作的燃料，五金亦有益于民生日用，亦便于制械和筹饷。（注：王韬：《兴利》，《弢园文录外编》，第45—46页。）若此三者仍须仰给于外洋，则中国的海防建设，始终无法独立自强起来。至于建铁路，亦为国防不可或缺的大政，他说：
且铁路之所至，亦即电线之所通，其消息之流传，顷刻可知……且国于有事之时，运饷粮、装器械、载兵士、征叛逆，指日可以集事。何则？以兵警军情传递甚速，彼此应援，捷于呼吸也……英国、中土，易地皆同也。（注：王韬：《建铁路》，《弢园文录外编》，第87—88页。）
王韬在这场热烈的海防争议中，一方面强烈表明海防建设的迫切性，在战术上，提出了全面的布局；另一方面，也对日俄两国在远东的侵略扩张，表示关注与忧虑。他不但看到俄国在陆上对中国构成的威胁，更提出俄国将成为中国海上的潜在大敌，海防的建设，不但要针对日本，也要针对俄国。王韬的海防思想，因此进入下一阶段的战略性思维。
四、第三期的海防思想
有关王韬海防思想的讨论，台湾学者王家俭在《清季的海防论》一文中，介绍比较详明，他认为王韬在1874—1884年间的海防论，以制战舰、造火器、练水师三部分为主要内容，而其他如开矿产、筑铁路、架电线等亦为辅助海防建设的必要措施。（注：参看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5—269页。）其所讨论的王韬的海防观点，大体均为战术上的考虑，与当时清廷沿海督抚大吏如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等人所倡行的海防建设内容，差异不大。然而事实上，王韬在第三期，即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所形成的海防战略思想，更为值得注意，这包括了“以战为守”、“四洋论”和“亲英、抗俄、保台、防日”的战略构想，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学界几乎完全忽略了。
（一）以战为守
王韬以战为守的战略思想，酝酿比较早，在60年代中期，他曾代人上书丁日昌，提出了“以战止战”与“以兵弭兵”的战略观点（注：王韬：《代上丁雨生观察书》，《弢园尺牍》，第90页。），力主在海防建设和海军的操练上，必须“使其能出入海洋，冲涉波涛，以尽其能事”（注：王韬：《上丁中丞》，《弢园尺牍》，第111页。）， 一改魏源《海国图志》以来所主张海防上应采守势战略的考虑。到了80年代，王韬以战为守的主张更为明确。他批评清廷过去海防建设皆以守而不以战为务，“但有海防而无海战”，强调“能守必自能战始”。（注：王韬：《上郑玉轩观察》，《弢园尺牍》，第141—142页。）王韬对战舰的性能素有研究，他反对购造大量以巡守为主的巨型铁甲舰，而主张多造以攻击性为主的小型炮舰，以攻势取代守势，这都是以战为守思想的反映。
（二）四洋说
王韬建设四洋海军的说法，具体见于80年代中期中法海战期间所发表的《言战》一文。他主张对法之战应以静制动，以逸待劳，以主御客；暂战中国虽然失利，但要争取常战的最终胜利；要达到这目标，便要积极进行四洋的海防布局。他说：
我中朝既出于战，必当持之以恒久，举之以全力，勿以小胜喜，勿以小挫惊。中国海疆，南北逶迤万里有余，备不胜备，防不胜防。宜区为四洋，而统之以四重臣，以节制而总辖之，寄以专阃之任，重其责成。辽东三省为一军，直隶山东为一军，江浙为一军，闽粤为一军。敌至则应，敌去勿追，守有一定之地，敌人入尺寸即治以重罪……一战不胜则再战，再战不胜则三战，务有坚忍不拔之志。（注：王韬：《言战》，《弢园文录外编》，第354页。）
自1874年清廷海防争议出现以来，丁日昌提出的分三洋以练海军、备战舰，似乎成了清廷海防建设上的共识，当时的战略考虑，似是以日本和英法等西欧海洋大国为假想敌。丁日昌的三洋构想是“创建轮船水师，分为三阃……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注：丁日昌之议见于《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原件于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初六日上呈湖广总督李鸿章，后又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月十一日由广东巡抚张兆栋代呈总理衙门。见张侠、杨志本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王韬的四洋论， 表面上看来似脱胎于三洋说，其实形式同而精神异。王韬的四洋观点，特别突出了东北三省应自成一洋，而与其他三洋平行，显然有其重要的战略考虑。
中国的东部海疆，自60年代起，虽然为英、法、美、俄、日等国环伺觊觎，但王韬认为只有日本和俄国，才是即将冒起的头二号大敌。关于俄国，王韬认为它不但在中国的东北、西北边疆有扩张领土的野心（详后），对中国的海疆，尤其是东北海疆，也构成极大的威胁。王韬因此提出了中外合力防俄的战略思维；在海防的考虑上，必须同时针对俄国在远东海域的扩张。王韬建设四洋的主张，要东北自成一洋的构想，由此而来。
（三）保台防日
日本威胁中国海疆，自70年代初已开始。1874年派兵犯台，1879年谋划吞并琉球。王韬在此期间，连番上书清廷大吏，又在《循环日报》撰文多篇，力辩保有台湾、经营台湾及防范日本的迫切性重要性。他呼吁清廷千万不要放弃台湾，使其落入日人之手。他在《循环日报》上撰文分析日本海军的战斗力，提出与日本作战的策略说：
今苟与日本交兵，上之则速购铁甲，巧用水雷；次之则用最巨之炮，从高击下；下之则集船于内港，控扼要害以制之。若夫陆战之法，则我固可以操胜券矣……联络生熟各蕃，以为犄角，内外合击，兵民同心，无不歼者。若久而顿师不进……坐失事机，任日本肆意蚕食沿海之地，尽为日据……则吾未见其为计矣。（注：王韬：《论铁甲战舰》，1874年7月9日《循环日报》。）
1877年9月， 王韬又在《循环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新疆台湾皆中国必不可弃之地》的文章，明确地指出控制新疆，巩固塞防，固属必须，而对台湾的经营，同样十分重要，他说：
至于台湾，滨于南洋……与洋海各岛，实有辅车之依，足成犄角之势。泰西各国久已垂涎……日本藉口生蕃劫掠商船，兴师构衅，凡通商各国，已跃跃欲动，思为尝试矣。且全台之地，矿务既饶，土膏腴沃……力为经营，不及数年，便成乐土，赋税所出，定必不赀。故沈幼丹制宪……力主垦辟之议，力任其艰。复得丁雨生中丞，务期克收成效，前后渡台，亲巡各路……以讲求乎招徕整顿之政，盖以全台既成重镇，则不啻长城万里，足资屏翰也。由此言之，新疆无恙，而国家可无西顾之忧，台湾既治，而朝廷可纾南服之虑……两地之必不可弃，则一也。（注：王韬：《论新疆台湾皆中国必不可弃之地》，此文先刊于《循环日报》，后转载于1877年9月11日《申报》。）
关于对台湾的经营与防守的设计方面，王韬更作出详细的建议说：
台湾一岛，孤悬海外，而形势利便，足以控制及远……故防守之务，在所宜先，亦在所宜重。近日糖市隆隆骤起，已成财贿萃聚之区，若得其地，而于迤北之鹿耳门，浚深河道，则商船便于出入，必将辐凑麕至。又于迤西之长沙，筑为堤基，分浚港汊，俾海风陡作之时，船艘趋往停泊，又可免覆溺之患，由是通商贾、广贸易，而全台物产，悉到其中销售，所有利权，将全归掌握矣……全台税司，当移于安平〔即台南〕，全台防务，亦当先筹安平……若台北，尤不可或忽也。查各国商舶之赴台北者，共有四处，曰淡水、曰打狗、曰基隆、曰苏澳，而基隆、苏澳尤为煤矿出产之区，地方最属险要，其视全台有高屋建瓴之势，进可战，退可守。若奸宄谋为不轨，诱合外敌……据其土地，秉其厄塞，则便成一敌国……近闻当道已于淡水兴筑炮台，以壮声威，而资守御，然打狗、基隆、苏澳三处，当更仿西国款式，择于高山最当冲处，各筑炮台一座，购置利炮，简选精卒，以时训练，俾习攻击之法，以备意外也。（注：王韬：《论台湾防守》，1880年6月15—16 日《循环日报》。）
（四）亲英、制俄及备日
70年代后期，俄国乘新疆动乱，侵占伊犁，响起了中国西疆的警号。其后俄又借伊犁交涉事件，以清廷“悔约”惩办崇厚为词，积极备战，陈兵中国东北及沿海地区。这使王韬深深认识到，俄国才是中国海陆两疆的心腹大患，他指出：
俄国师船近多云集于珲春，其驻泊于日本长崎者，仅一艘耳。俄军门亦已移节珲春，意在经画东方，编立营制，慎严守备……其志固不在小也。俄水师久调于外，未得一战，勤而无所，必有悖心，故又有索高丽通商之举，示以不许，则当临之以兵，高丽蕞尔弹丸，讵敢逆命。俄若以高丽为北道之逆旅，一旦有事，即可鼓轮飞渡，夫岂我国之福哉？故以鄙见料之，俄事至后日为愈难也。（注：王韬：《上郑玉轩观察》，《弢园尺牍》，第171—172页。）
王韬认为，俄国将为中国至难应付的大敌，它不但侵扰中国西北的土地，对东三省的觊觎，更非一日，王韬说：
夫外患莫大于俄罗斯，尤莫急于东北。东三省根本重地，俄人心怀叵测，觊觎已非一日……我刻下西事方殷，若再以全力注于东南，三省空虚，该俄人之诡谋秘计，万一乘间窃发，尤为可虑。（注：王韬：《海防要策》，1878年1月26日《循环日报》。）
王韬提醒清廷统治者，对东北三省的防务，不能掉以轻心，俄罗斯海军的实力，尤不能轻视，他说：
今俄所恃者，惟巨炮铁船耳。兵法云：避其所长而攻其所短，破之不难矣。盖水战，似俄所长，而陆战，似俄所短……彼俄之所以觊觎夫中国者，特以中国土地辽阔未能兼顾耳。强邻压境，势处两难……此海防之筹，有宜亟矣！（注：王韬：《御外论》，1880年3月29 日《循环日报》。）
王韬抗俄的思想，极为明确。他分析19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认为俄国在远东构成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注：王韬：《俄人志在兼并》，《弢园文录外编》，第112—113页。）在亚洲方面，能合力抗俄的，王韬认为只有中、英、日三国。所以王韬曾提出过联英日以抗俄的战略构想，他说：
我中国如能结好英、日，以彼为援，互为唇齿，然后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盛兵备，厚边防，乃足以有恃而无恐。（注：王韬：《中外合力防俄》，《弢园文录外编》，第116页。）
王韬对英、日两国，态度是有分别的。在他看来，英国是以通商为目的，只想维持与中国的贸易，决不会有领土的野心，更不肯无端启衅，破坏和平之局，有损自己通商之利，而且对于俄国咄咄逼人之势，也急欲谋求抵制之道。（注：王韬：《英重通商》，《弢园文录外编》，第110—111页。）所以王韬认为英国是可靠的友国，相信它会协助中国富强。但日本，在他看来，与虎狼的俄国相比，是一只狡兔，对中国始终是一个隐患。王韬认为，应利用日本朝野一片仇俄的情绪而拉拢它，促成中日结盟以抗俄，总好过日俄合谋以对付中国。有学者谓王韬颇有亲日的思想，盖由于他不少的日本友人如冈鹿门、西吉甫、曾根俊虎、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等都鼓吹中日和睦，联英以拒俄，王韬实颇受这些人士的影响。（注：参看张海林《王韬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8页。）不过，事实上，王韬主张联日的同时，也意识到防日是必不可少的。1879年，他致书于冈鹿门，强调“今日亚洲中惟中与日可为辅车之相依，唇齿之相庇”（注：王韬：《与日本冈鹿门》，《弢园尺牍》，第159页。）的同时， 在给丁日昌和闽浙总督何璟的上书中，便大谈防日的必要性。他一面说：“设使今日者我于琉球一事，仍以豁达大度置之，则其跋扈飞扬之状，不必俟诸将来，必又借别端以挑衅……故整顿海防，制造军舰，训练水师，决不可缓。”（注：王韬：《上丁中丞》，《弢园尺牍》，第140页。）另一面又说：“日本自步武西法以来，无事不加仿效， 自以为能尽西人所长，急欲轻于一试……顾日人之情形虽如此，而我之自备者，要不可不亟整顿。沿海水师非一时所能集事，要必尽除旧法，悉改新章而后可。军舰既成，水师既精，然后可以言战，可以言守……然后能一战以制其死命。”（注：王韬：《上何筱宋制军》，《弢园尺牍》，第146—147页。）他同时又向何璟指出，防日防俄都是当前国防外交上的急务。他说：“东顾之虞其小焉者也，西事之图其亟焉者也……今日要务先在取士储材，简官选吏，以治我之民；次在练兵教众，制舰厉器，以治我之兵。至于改易营制，讲求海防，演习枪炮……一切须以西法从事……而何患乎日？又何患乎俄？”（注：王韬：《上何筱宋制军》，《弢园尺牍》，第147—148页。）
或许可以说，从70年代末期开始，王韬海防思想的重点已从联日制俄向防俄备日转变。他说：
且俄欧洲虎狼之国也，即使我不欲与俄战，而俄犹必多方挑衅以出于一战……俄人兵舶现停泊我沿海近境者已十六七艘……我国家今时之水师战舰，无论不能纵击于大洋之中，即守内河亦虞不敌……故万全之策，不战为上。（注：王韬：《与方铭山观察》，《弢园尺牍》，第162页。）
然后又说：
日本自步武西法以来，跋扈飞扬，已非一日，其心轻视我中朝也甚矣……窃以为日人倔强如此，非可以情理谕，非可以口舌争，必先之以文告，而后示之以武功。不如以防俄之师，转而为备日之用，不动声色，严为布置，俟日人一旦变作，立即闭关绝使，停止通商。彼或以偏师闯入，则覆而败之……非有以挫之，其肯就我之范也哉！日人外强中槁，民穷财尽，而复不知自量，亦殊傎矣！”（注：王韬：《再呈郑玉轩观察》，《弢园尺牍》，第188页。）
五、结论
王韬的海防思想，在6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经历了1874—1875年清廷海防争议后，其规模逐渐形成，到了1884年中法海战之后，其内容和体系更显周密完备。大致上说，王韬的海防思想可分为战略的和战术的两部分。战略上，王韬主要考虑的是亲英、保台、防日、抗俄。王韬认定中国在海上的潜在大敌，北面有帝俄，南面有日本；在外交上，必须分化这两国的合作，在国防上，要抗衡这两国的扩张。亲英旨在牵制俄国，保台旨在防范日本。在战术上，王韬提出在沿海地区，设四个海防重镇，选购铁甲战舰、精练海军、择险筑炮台、分防巡弋驻守；又力主经营台湾，使当地生蕃归化内附，成为保护中国东南海疆的一座长城；王韬亦主张建铁路、设电线、开矿产以巩固海防建设的实效。凡此皆可见其海防思想体系的完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