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批判——对批判发起人和发生时间的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庸俗论文,社会学论文,发生论文,时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7—0051—05
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苏联进行了难以计数的各种思想文化批判运动。这些批判运动以1928—1929年的反“右倾”斗争为界限，可分为此前和此后两个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即20年代，虽外有资本主义包围的恶劣国际环境，内有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但除了1922年进行过一场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外，内部思想文化斗争中基本上是反对“左”的思想文化倾向的；而后一个时期，即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虽然苏维埃国家的处境比之于20年代大大改观，但除极个别情况外，进行的斗争却主要是反对“右”的思想政治倾向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有悖常态的现象？这同列宁和布哈林在20年代对苏联整个思想文化倾向的估计，与斯大林在20年代末期之后对苏联状况的估计，存在着巨大反差有莫大关系：前者对“左”的危险估计较多，而后者却往往担心右的危险。
然而，在上述总的情况中，在20年代与30年代之交，并稍稍延伸到30年代中期，却发生了一场较为别样的、溢出上述常规的思想批判——是否可以将它称之为“运动”，还可以研究商榷，但确实还是波及到一定范围，持续的时间按一般说法，也有五六年、甚至六七年之久。这场批判就是反对庸俗社会学的斗争。
对于这场针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不仅中国学术界研究得相当薄弱，就是包括苏联和目前俄罗斯学术界披露的资料，对一些情况仍然说法各异，莫衷一是。比如，这次批判是怎么发生的，倡导者是谁，是何时、在什么场合开始的，具体发生的迄止时间怎么断定，等等，都若明若暗，不甚了了。
鉴于苏联的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像20年代大多反对“左”的文化倾向斗争一样，是苏联进行过的值得肯定的、有成效的思想文化斗争之一，因而，廓清上述这些问题，对总结这次思想斗争的经验教训，吸收其积极的思想成果，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一
有关苏联批判庸俗社会学开始的时间，目前看到的资料至少有三种说法：一是1929年底开始说；二是1928年春开始说；三是1929年初开始说。
第一种说法是苏联文学史学者斯·舍舒科夫在《苏联20年代文学斗争史实》一书中提供的，他说：“1929年底，开始对佩列韦尔泽夫教授的学派进行一场认真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整个1930年。”①第二种说法在《俄罗斯苏维埃期刊史纲（1917—1932）》中有载，其中是这样说的：“这场辩论是在‘瓦普’代表大会上，由卢那察尔斯基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批评状况和任务》这一报告纲要开始的。”② 这次“瓦普”代表大会召开于1928年5月，这就是说，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是在这时开始的。第三种说法，是我国学者李辉凡在《20世纪苏俄文学思潮》中提出的，他说：“在苏联，从20年代末就开始了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1929年初在苏联语文专家的一次会议上，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梁斯基第一次对彼列维尔泽夫等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提出了批评。1929年至1930年共产主义学院语文系专门举行了彼列维尔泽夫及其学派问题的讨论会。”③
从这些不太相同的说法中，表现出了对庸俗社会学批判是怎样发起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按照第二种说法，卢那察尔斯基是首先发起批判庸俗社会学的，按照第三种说法，对庸俗社会学进行“第一次”批判，是由“卢那察尔斯基和波梁斯基”共同发起的，而且时间晚了几乎一年。所以，弄清这些细节是必要的。
关于是谁首开了对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彼列维尔泽夫及其学派的批判，还有另一种通行的说法，认为是“文学岗位派”，即“拉普”首开了这一批判，④ 而卢那察尔斯基只是支持了这一举动。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对上述的说法是可以澄清的。实际上是卢那察尔斯基早在20年代中期就首先开始了同彼列维尔泽夫的直接论战。文学评论家Н．А．特里福诺夫在《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一书中提供了这一史实，其中是这样说的：“卢那察尔斯基本人曾在回忆中说到，大约是在1926年或者1927年，在一次国家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当讨论到有关中学文学教学特点的问题时，曾同彼列维尔泽夫发生过‘冲突’。而在1928年1月（不是像在《文学百科全书》中说的那样，是在1929年1月⑤），卢那察尔斯在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曾对彼列维尔泽夫的观点进行了批判。也就是说，这是发生在共产主义学院所有辩论之前；而这个时候，彼列维尔泽夫在报刊杂志上还享有很高的威望。正是在这年春天，卢那察尔斯基在确定高尔基创作的阶级实质问题上，也同彼列维尔泽夫发生了争论。”⑥
从А．特里福诺夫在这里提供的细节，再参照上述三种说法加以比对，基本上可以确定以下事实：是卢那察尔斯基于1928年1月在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代表会议上，也在同年5月在“瓦普”代表大会上，开始了对彼列维尔泽夫的批判。至于说是“文学岗位派”首开对彼列维尔泽夫批判的说法，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对“拉普”研究有素的专家斯·舍舒科夫教授，在《苏联20年代文学斗争史实》中明确断言：这场与彼列维尔泽夫的辩论，“同‘拉普’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虽说它的领导人也参加了”⑦。而且，这位学者还言之凿凿地说：“‘拉普’人士是从1929年起开始发表批评彼列维尔泽夫学派的文章的。”⑧ 由此可以判断，那种有关“文学岗位派”是首开批判的说法，显然是对卢那察尔斯基在“瓦普”代表大会上作报告，首开对彼列维尔泽夫批判这一事实的错误判断。⑨ 而且这一说法，是在1930年共产主义学院一次内部会议上出自“拉普”成员C.季纳莫夫之口，⑩ 这显然有抢批判“头功”之嫌。
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特里福诺夫带有结论性的说：“卢那察尔斯基完全有权利这样说，他对彼列维尔泽夫的批判‘不是听命于任何人的’(11)。他在1931年的一次学术辩论会上曾说：‘彼列维尔泽夫的错误对我来说，好久以前就是一清二楚的。我在他最活跃、威望最高的时候就是反对他这些错误的。’(12)”
至于批判彼列维尔泽夫及其庸俗社会学派开始于何时，我们既然根据上述史实可以肯定卢那察尔斯基是这一批判的首倡者和发起人，那么他作为苏联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人、著名权威文艺理论家，于1928年1月和5月，分别在两次重要会议上就批判庸俗社会学做报告，倡导并发动这一批判，自然可以看作这就是这次批判开始的时间；这同《俄罗斯苏维埃期刊史纲（1917—1932）》提供的开始时间是完全相符的。至于此后在1929年把辩论扩展到《真理报》上和共产主义学院内，那是批判规模扩大以后的事情。正如斯·舍舒科夫教授在书中所说，这场讨论一直“持续了整个1930年”。这表明，批判的第一阶段是在1928—1930年期间进行的；而第二阶段的批判，正像我国学者李辉凡在其著作中所说，“从1932年起，苏联文艺界重新展开了对庸俗社会学批判。这次批判一直延续到1936年。”(13) 正是在这次批判的第二阶段，把先前正确的学术批判扩大成了政治批判，只着眼于政治上的论罪，而忽略了理论是非的清理和划分。
二
从上述披露的史实和细节，可以充分证明，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国家负责文化教育的重要领导人之一、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著名的权威文艺理论家卢那察尔斯基，倡导并发起了对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这一事实，也同历史的逻辑，与当时的整个政治情势，与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思想完全相符。
先说历史的逻辑。我们从研究俄共（布）中央1925年6月18日《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的制订过程得知，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是这个决议的主要制订者，而在“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也就是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贡献给这个决议的理论思想尤其要多，这是与卢那察尔斯基作为文学专门家的理论特长、理论修养紧密相关的。而在制订和贯彻这一决议的过程中，卢那察尔斯基特别强调文学艺术阶级性的无比复杂多样，因此，其针对的具体目标，自然就是“拉普”和彼列维尔泽夫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所以，卢那察尔斯基说，“彼列维尔泽夫的错误对我来说，好久以前就是一清二楚的”，这是合乎实际情况的；所以，早在20年代中期他就开始了与彼列维尔泽夫的“直接论争”。十月革命后，特别是20年代，从А．波格丹诺夫到В．М．弗里奇(14) 和彼列维尔泽夫，从“无产阶级文化派”到“拉普”和“列夫”，庸俗社会学思潮在苏联学术理论界和文艺界严重泛滥。从这种情况看，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在贯彻1925年《决议》的过程中，特别着意于克服庸俗社会学观点，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此，从历史逻辑看，卢那察尔斯基作为苏维埃国家文化教育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作为党中央文艺政策决议的制订者，作为当时党的主要文艺理论家，由他倡导并发起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是责无旁贷的，十分自然的。
其次，再看倡导并发起庸俗社会学批判时的政治情势。1928年上半年，这正是斯大林准备终止新经济政策、准备向资本主义“全面进攻”的开始阶段，也是准备全面反“右”，酝酿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大转变”开始的时候。这个时刻，斯大林是不可能、也不会批判庸俗社会学观点这种“左”的倾向的；关注对这种“左”的倾向之批判的，惟独只有还在为贯彻1925年《决议》而倾注心血的卢那察尔斯基（布哈林这时已卷入同斯大林的政治论战）。要继续贯彻这个《决议》，就要继续批评、纠正“拉普”的错误倾向；而斯大林在1929年初在《给“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中，已经在维护“拉普”的基本路线了。所以，卢那察尔斯基批判庸俗社会学的这一举动，与斯大林向“左”“大转变”的方向是不合拍节的。但由于这一举动在当时仅仅局限于文艺学领域，还不足以影响斯大林从政治上反布哈林“右倾”之大局，更不可能有碍于斯大林即将到来的“大转变”，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在斯大林这场反“右倾”，即向“左”大转变中，进行的反“左”，即批判庸俗社会学的斗争，并没有受到斯大林党的高层的阻挠。所以可以说，卢那察尔斯基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起初是在斯大林反“右倾”、向“左”转的缝隙中进行的。而在1932年之后，“重新”展开的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又纳入了对“拉普”的批判和清算之中，因此，虽然总的来说斯大林是忌讳反“左”的，但在其大举批右向“左”的运动缝隙中，卢那察尔斯基发起的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还是赢得了存在的特殊空间。所以，在从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一连串的反右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这场庸俗社会学批判作为斯大林时代极少有的指向“左”的思想文化批判，才得以有可能进行。
第三，这场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完全与卢那察尔斯基一贯的文艺思想相一致，也基本上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轨道内进行的。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庸俗社会学意味着把社会意识形态，特别是把有关哲学、文学和艺术的思想形态，只是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表现，作为经济和技术作用于一定阶级利益的直接后果，进行简单化的、直观的解释。或者按照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就是，由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简单化和公式化，因而把有关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将其阶级制约性原理往往做出片面的、简单的解释，这就是庸俗社会学观点。(15) 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的理解，往往把社会阶级看作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认识论上陷入了主观主义而否定客观真理，否定人类共同的真、善、美的价值趋向。
把这种庸俗社会学观点运用在文学艺术中，就是以简单化、公式化的方法冒充马克思主义，用以解释作家的艺术创作和各种文艺现象。文艺创作被看作直接地、直观地、没有任何中间环节地决定于经济，每一个作家都一劳永逸地被其阶级本质所决定，好像永远要被牢牢地钉死在自己阶级的机体上，在所有的作品中注定是只能描写自己，只能描绘自己本阶级和社会集团。20年代苏联文艺学中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彼列维尔泽夫，就是这样用这种理论解释作家及其艺术创作的。卢那察尔斯基对这种理论观点进行了坚决的驳斥。
对卢那察尔斯基这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来说，上述理论观点之所以不能接受，首先是该理论是同党的文艺政策背道而驰的，因为它意味着对作家不能进行再教育工作，对作家也不能施加什么影响。正是彼列维尔泽夫理论的这一特点使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位庸俗社会学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固有一种宿命论的特征。
对分析文艺创作、研究文学史而忽视作家个性的现象，卢那察尔斯基也是无法容忍的。他说：“有种说法，好像社会存在反映在文艺作品中，似乎是除却意识、除却个性特点似的，个性特点在这种论者看来，充其量在其中也只是起某种中性介质的作用。这种言谈，真是离奇古怪得很。”(16) 卢那察尔斯基屡屡教导人们，要真正理解一部文学作品，必须研究作家的传记资料，必须了解作家的心理个性特征；分析一部艺术作品，而“若忽视作家的思维方式，忽视其鲜活的激情和生平状况，漠视作家对待各社会阶级的真实态度，那是极其困难的”。(17)
卢那察尔斯基十分不满于庸俗社会学派方法论的一种倾向，就是把文艺学的任务仅仅归结为确定文学作品的社会根源，归结为去说明它属于什么样的阶级派别以及阶级发展状况。他认为“考察一部文学作品，我们必须从这一观点出发，看它隐含着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动机，它教育人们些什么，它的导向是什么……它在其产生的那个时刻具有什么地位，以及为什么它直到今天还富有生命力，而在何种意义上它是有生命力的……而如果这是类乎像《战争与和平》或者普希金那样的生命力，那它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善还是恶，而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善，其表现是什么，又是什么意义上的恶，其表现何在？”(18) 卢那察尔斯基在批评实践中，就是这样考察文学作品的。他不仅考察作家和作品的社会阶级特质，还考察其形象性格的个性特征；不仅考察作家作品所处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内容，而且考察他们在各个时代、各个阶级人们中间富有生命力的内容，即人类所共同珍视的真、善、美的价值内容。所以，卢那察尔斯基对待各个时代的艺术作品，不是简单的否定和禁止，而是极其慎重地加以对待。
这位文艺理论家在这里坚持的是列宁对待艺术作品的反映论思想，认为艺术反映的阶级性较为复杂，“反映论所应注意的，与其说是作家隶属的家系，不如说是他对社会变动的反映；与其说是作家主观上的依附性和他同某种社会环境的联系，不如说是他对于这种或那种历史局势的客观代表性”。(19) 他说：艺术家是特殊类型的人，他们“是用和政治理论不同的方法组织他们的材料的”，“我们决不能要求艺术家的多数同时又成为政治家”；“任何艺术作品，只要它具有才华，都能独特而鲜明地反映社会，因此对我们都是有益的，我们不能因为它和我们的倾向不一致，就马上认为它是有害的”。他说，一部作品只要没有反革命性，而只是有几分不大好的倾向，或者比方说只是不关心政治，那么我们就应当允许这样的作品存在。(20) 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反对用“纯政治”的观点看待文艺作品，警告人们不能轻易采取禁止的作法。
正是同卢那察尔斯基这一思想相联系，俄共（布）中央1925年《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指出：“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21)
卢那察尔斯基正是坚持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为贯彻俄共（布）中央决议的精神，同以彼列维尔泽夫为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坚持了不懈的斗争。他晚年为此写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打开他的八卷本文集，在最后第8卷中，从卷首《马克思主义批评论纲》、《文学与政治》，到卷尾《列宁与文艺学》、《马克思论艺术》等等，无一不是通过深入阐述马克思和列宁的文艺思想，同庸俗社会学及其代表人物进行论辩的。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的庸俗社会学批判，是由卢那察尔斯基这位苏维埃国家文化教育的领军人物、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一手发起和主导的。他在1933年逝世之前，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应该说力图限制在学术批评范围之内，从来不对彼列维尔泽夫及其弟子们做政治指责，而且并不阻塞他们的言路和剥夺他们发表文章的权利。
有一件重要史实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苏联科学院档案馆中曾保存着由卢那察尔斯基和沃隆斯基签署、给时任联共（布）中央文化宣传部部长А．И．斯捷斯基的一封信。卢那察尔斯基和沃隆斯基是分别作为《陀斯妥耶夫斯基选集（一卷本）》的编者和国家文艺出版社资深编辑的身份签署的。信中表示反对对出版社工作行使检查的一个小组所做的结论——认为在这部一卷本文集中刊印彼列维尔泽夫的文章（《在评论界的陀斯妥耶夫斯基》）是不适宜的，因为此人的错误在党刊上已受到了批判。
卢那察尔斯基在这封信中说：“彼列维尔泽夫在文艺学中虽然有一系列严重错误，但是这不足以剥夺他发表文章和参与文学活动的权利：任何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22) 最终，在1931年出版《陀斯妥耶夫斯基选集》时，编者仍然坚持把彼列维尔泽夫这篇文章刊入这部一卷本集子，只是加了编者注，指出彼列维尔泽夫过去在评论陀斯妥耶夫斯基时所犯的错误。
应该指出，卢那察尔斯基这一有分寸的、严格把彼列维尔泽夫的错误限制在学术争论范围处理的立场，并没有削弱对彼列维尔泽夫庸俗社会学观点的批判。他在30年代初，直到1933年逝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回到批判庸俗社会学的题目上来，不断批判这位庸俗社会学论者的错误。
但是，卢那察尔斯基去世之后，在30年代中期对彼列维尔泽夫及其学生们的批判，却严重地混淆了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限，开始对他们进行政治挞伐，甚至施行政治镇压。由于斯大林对“拉普”实行的是批其头目阿维尔巴赫的“右倾投降主义”，保护“拉普”“基本正确”的路线，而在解散这个组织之后，有关当局在文艺上执行的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所以又把“拉普”原来遗留的庸俗社会学观点保留了下来；加上30年代联共（布）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并未同庸俗社会学严格划清思想界限，(23) 这就使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化、庸俗化歪曲，程度不同地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不断延续了下来，一直影响后来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而造成了长远的严重后果。
收稿日期：2009－04－22
注释：
① 斯·舍舒科夫：《苏联20年代文学斗争史实》，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页。
② 《俄罗斯苏维埃期刊史纲（1917—1932）》，莫斯科1966年版俄文版，第417页。
③ 李辉凡：《20世纪苏俄文学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④ 参见《反对机械论文艺学·关于彼列维尔泽夫理论的争论》一书（共产主义学院出版社1930年俄文版）第27页；转引自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莫斯科1974年版俄文版，第526页。
⑤ （苏联）《文学百科全书》，第9卷，莫斯科1935年俄文版，第502页。
⑥ 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27页。
⑦⑧ 斯·舍舒科夫：《苏联20年代文学斗争史实》，第295、297页。
⑨ “文学岗位派”、“瓦普”（“全苏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拉普”的同一称呼。
⑩ 参见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26页。
(11) 参见《文学遗产》，第82卷，第76页；转引自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26页。
(12) 苏联科学院档案馆：ф．358，оп．1，ед．хр．402，л．5；转引自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26页。
(13) 李辉凡：《20世纪苏俄文学思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页。
(14) А．波格丹诺夫（1873—1928），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内“前进派”的代表人物，十月革命后是“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精神领袖。В．М．弗里奇（1870—1929），苏联文艺学和艺术学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这两人都属于苏联庸俗社会学学派。
(15) 参见《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页。
(16) 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27页。
(17) 原载卢那察尔斯基：《批评方面的一些探讨》，第4—5页；转引自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28页。
(18) 原载《劳动学校的国语和文学》1928年第1期，第70页；转引自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28页。
(19) 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页。
(20)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163页。
(21) 《“拉普”资料汇编》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17页。
(22) 原载苏联科学院档案馆：ф．358，оп．1，ед．хр．402，л．4；转引自Н．А．特里福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与苏联文学》，第529页。
(23) 从30—50年代初，把语言视为“有阶级性”的马尔语言学派，一直在苏联大行其道；同时，苏联在50年代以前一直把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也看作“有阶级性”，甚至把“相对论”称作“资产阶级伪科学”，——这一切，都说明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