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营电影公司与当下中国电影的发展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营论文,中国电影论文,电影论文,公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0)03-0019-12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制作与生产深度挖掘与彰显了特色资源，激发了大众观看影片、关注中国国产电影的不断高涨的热情，呈现出电影产业的强大优势。但是，电影产业思想并没有能够有效地将这种强大的优势转换为中国电影产业在国际竞争中节节获胜的强大支撑力。中国电影如何寻求、获取和保持生机与活力，释放产业和市场内在的固有特性，促进中国民营影视企业的迅速成长，提高其电影生产与市场影响力，拓宽、延伸电影产业和市场变革，以更加多维、灵活的姿态与更宽广的襟怀走向世界，为现实提供补缺的无限可能性，在实施电影市场战略上壮大产业链，这些都成为电影产业、创意产业发展以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给人带来更多的期待。
不断被证实的所指
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之快超过许多人的想像，各种事件迅速交替。在此之前，电影环境同样具有了开放性本质。电影受到电视以及其他新兴媒体的冲击，电影生产日益转向，不断产生出新的银幕真实，也不断推进着这种真实的界线。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影业经济指标大幅下滑，要求其适应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1992年，全国放映收入从1991年的23.6亿元下降到19.9亿元；观众人次从1991年的144亿猛降至105.5亿。发行收入和放映收入较前一年分别减少17.9％和15.7％。1992年，与全国放映收入整体下降的格局一致，制片的收入只有1.68亿元，不足总收入的十分之一。接下来几年的情况也并不乐观。1999年7月30日，《文汇电影时报》以《电影市场情况严峻上半年票房下降》为题，披露了一个严重的情况：在前几年票房下降的基础上，1999年上半年的票房“再趋滑坡”，而且下降率不是十个八个百分点，而是“全国各地的票房收入平均下降50％左右”！其中下降最多的是四川省，达60％以上。上海也下降51％，广州的下降率是50％。2000年，“以全国最为举足轻重的北京市场为例，据说上半年票房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1]面对国内电影票房连年下滑的形势，中国电影产业政策加快了调整和改革步伐。
《电影管理条例》于2002年2月1日开始实行。在降低准入门槛和培育市场竞争主体方面，为民营电影企业大规模的参与电影产业和促进电影产业的开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众多业内外资金开始积极投入，从而激活了整个电影产业。据统计，到2002年底，民营电影公司和社会其他力量投资电影的比例已经达到1/3强。从2002年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院线制改革来看，这一趋势日益突显。院线制改变了过去按照行政区域的供片模式，变单一的多层次发行为以院线为主的一级发行。城市主流电影市场(三十余条院线)，远比过去的省电影公司所覆盖的范围要大得多。[2]42003年，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布了《外商投资电影院暂行规定》等多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行政法规，电影被明确认定为一种产业，民营电影公司和国营电影机构具有了同样的身份。电影市场、电影生产和电影产业化的需求被唤醒。
20世纪90年代，国营电影制片厂有17家，大体归宣传部和文化厅领导与管理，它们都有自己特定的路线和努力的方向。主要有北京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峨眉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以及地方省属电影厂，如湖北电影制片厂、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南京电影制片厂等(1992年后开始独立承担拍片任务)。每年的拍片指标是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下达的(北影、上影、长影等大厂分得18到20个指标，中等厂则是十个左右的指标，小厂则更少)。[2]2这种计划生产体制自新世纪以来，已经受到质疑和冲击，从而产生了不与传统形态发生对等关系的混合所有制的变化。民营电影公司的出现，改变了电影生产内部原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电影生产开始关注市场，而国营电影生产机构则也开始进行举步维艰的改变和革新。
在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改革占据了中心地位。2000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和建设，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02年10月，中共“十六大”召开，作为党的最高级别文件，“十六大”报告首次将文化区分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两个方面，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文化产业”作为概念和话语的言说，为电影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2003年9月28日，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同时颁布了三个自2003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新规定：《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中外合作摄制电影片管理规定》、《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而仅2004年一年就颁布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9项促进电影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
有了政府的支持和政策的保障，中国民营电影制片业在相对宽松的国内电影市场格局中迅速发展。2002年，由民营制作公司“新画面公司”投资的，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大片《英雄》，在一个多月的上映期结束后，全国总票房高达2.5亿元人民币。
《英雄》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同时也拓展了中国电影海外市场的国际化空间。该片在北美最终票房达5371万美元；在法国也创出375个拷贝的纪录，被国外媒体誉为“中国最成功的一次文化出口”。北美等国外电影市场上的成功让中国电影进入西方观众的视野，推动了国际电影业界及电影市场对中国电影的高度关注。作为为某种特定目的服务的、一个完整的符号体系之重要一份子，民营电影公司今天的成就在过去是难以想像的。
而令人唏嘘不已的是，就在民营公司全面发力参与到电影制作、生产和传播等整个过程中的时候，2002年前后，像长影厂、上影厂这样的国营大厂，每年摄制的影片竟然仅有1到3部，而且其本身意义定位模糊，生产也难以为继，众多国有制片厂因为缺乏强大的动力，几乎濒临终极性的停滞状态。国营、正统和官方文本的表面形式承载的深层权力关系遭遇解构和挑战，而民营电影生产作为一种表意实践，指涉明确，富有活力，不断指向新的所指，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联系得越来越紧密，产生了重要的价值。
实践、范畴和表征
《英雄》的票房不仅刷新了国内“大片”的记录，也证明民营电影制作公司务实、精明，且拥有具体而独特的敏锐性与初步的经验，能够捕捉到国内电影市场的契机。自2002年起，中国电影票房以平均每年超过25％的幅度高速增长，2009年增幅提速到40％以上，总票房、故事片产量、总收入、银幕数都出现明显增长，电影产业所保持的高速增长的趋势，令人刮目相看。中国电影业中的商业主流电影以及其他充满诚意的创新性影片，作为一种多面向的存在，逐渐形成当下电影实践和发展中的基本格局和趋向。这种基本格局及趋向的重要发展变化，体现在坚持改革、创新思维观念、创新传播途径等诸多方面，通过创新提高电影质量，呈现出一个争奇斗艳、开放包容而又富有实践智慧和唯实精神的电影世界。
国产商业大片几乎全部出自民营电影制作公司之手。《十面埋伏》、《天下无贼》、《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宝贝计划》、《墨攻》等等。到2009年，票房收入过亿的国产电影达12部，超过2000万票房的达27部。其中，《建国大业》达4.15亿，《十月围城》达2.73亿，《三枪拍案惊奇》达2.56亿，《风声》2.25亿，《满城尽带黄金甲》达2.7亿元，《夜宴》达1.3亿，《宝贝计划》创700万票房，《墨攻》达6700万票房。而《风声》、《夜宴》、《宝贝计划》、《墨攻》等多部大片，均出自同一家民营电影公司即华谊兄弟影业公司。
1998年，华谊兄弟影业公司才真正涉足影视界，开始把投资由电视剧转向电影。最初它与当时的华亿影视娱乐有限公司和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公司一起花高价买下了电影的内地市场发行权。1999年，又相继投资拍摄了《鬼子来了》和《我的1919》。之后，该公司将电影生产逐渐转向具有国内外电影观众的商业电影，1999投资拍摄了《一声叹息》，2000年投资拍摄了《没完没了》，2001年投资拍摄了《刮痧》、《大腕》、《天地英雄》、《寻枪》、《手足情》，2002年投资拍摄了《卡拉是条狗》、《我心飞翔》、《理发师》，2003年投资拍摄了《手机》。此后相继投资拍摄的《集结号》、《非诚勿扰》、《风声》等影片，影响巨大。在这个过程中，没有经验可取，完全是摸索。除了具有民营企业的勇敢、眼光和胆识之外，电影政治文化版图和社会形态变化所带来的共同进化、扩张、竞争与发展，也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2004年1月，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电影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新形势下电影产业改革与发展的新途径。电影被视作产业的思路，使得民营电影企业获得了从制作到发行的正式身份和待遇。2005年4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提出：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电影院和电影院线、农村电影放映、可录类光盘生产、只读类光盘复制等领域；允许非公有资本投资参股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的国有文化企业；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也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从此，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获得权威话语的界定和认同。华谊兄弟影业公司等民营公司生产的影片，在国内市场以至于在亚洲国家、欧洲及北美主流市场分别成功上映，创造了较好的票房，受到了观众的赞誉，充分显示了民营电影参与电影产业所具有的魅力和收获的成果。据统计，就电影合作、合资制作、拍摄活动而言，民营公司依赖于各种不同的条件，不仅参与的比例很高，状态趋于活跃，而且与国内市场构成互动性的良好态势，影片生产动力和盈利渠道不断被拓宽。民营公司的介入，在不同程度上带来了中国电影整体态势的提升和改变，这一点不容置疑。从近年来国产电影前十名投资发行情况看，中国电影产业已经凸显民营公司的优势，其中华谊兄弟影业公司、新画面影业公司、保利博纳影业公司表现突出，每年的票房成绩优异，上榜影片数往往居于前列。民营企业通过运作国产电影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2009年华谊兄弟影业公司在创业板完成上市。民营电影生产与更为广阔的经济、金融以及文化的伦理力量结合起来，由此形成了稳定的生产规模，为国产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008年，《赤壁(上)》、《长江七号》、《大灌篮》、《功夫之王》、《画皮》等8部民营电影公司主导或合作拍摄的影片创造了票房过亿元的成绩，其中《赤壁(上)》票房达3.1亿元。2009年伊始，民营电影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出现“井喷”现象，贺岁档大片当道，票房成绩不俗。由华谊兄弟影业公司等公司出品、冯小刚导演的《非诚勿扰》，跨年结束在贺岁档放映，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从投入产出之比例来看，用5000万的成本换到了国内市场3个多亿的票房，这的确是不俗的成绩，以至《非诚勿扰(2)》很快被列入拍摄计划，其后续的华章令人期待。吴宇森的《赤壁(上、下)》获得接近6亿的票房数字。《建国大业》票房创下中国国产电影市场的新纪录。《风声》、《三枪拍案惊奇》和《十月围城》票房也都突破2亿。同时《南京！南京！》、《花木兰》、《风云2》、《窃听风云》、《刺陵》等影片对票房的贡献可谓有目共睹。在这其间，香港地区及其他境外资金投入和创作机制的融合，表现出活跃的态势。华语合拍大片对自身的信心再现于电影发展的工业、经济和美学中，并且得到了民营电影企业和多元市场的充分肯定。电影创作与制作空间的拓展，电影宏大叙事和工业操作的复杂性及巨大耗资，对大片融资、生产成本扩大并保障制作及发行利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形势下，合拍片数量、规模不断扩大，香港电影和内地进行大规模的合作，不断刷新国产单片票房新纪录，打造出新的民营电影品牌，构成中国电影的新的表征和未来。
在2009年的电影市场上，票房过亿的影片很多，总票房达62亿。其中7部进口片，票房累计15.7亿。全年进口片总票房超过24亿。《变形金刚2》单日票房4000万元，总票房达4.3亿，《2012》的票房更是高达4，56亿元，位居2009年度中国电影票房排名的前二位。2010年第一季度的《阿凡达》的票房，直逼15亿，创造新高。虽然国产片票房连续7年超进口片，但好莱坞电影的市场强势，极大地增强了电影业的竞争：以民营电影为主的电影市场没有被完全占领，但也不能过早骄傲自满，放弃自己的责任。显然，进口影片所作的贡献不只是票房，还在于它所具有的对民营电影以至整个国产电影发展的反作用的力量。
重新语境化
中国电影业卷入全球性发展和竞争的潮流之中，其中，民营电影作为一种基本电影范畴，具有明显稳定的特征，与此同时，民营电影直接面对电影业生产力的发展，也势必不得不面对诸多困扰和忧患。
中国电影市场持续繁荣，但也会受到各种局限，包括民营电影在内的影片文本生产和传播受到好莱坞电影等进口影片的严峻挑战。2010年1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电影繁荣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三分之二”，此举显然是为了保护国产片。每年的12月，内地不能有进口分账新片上映，其意在保护贺岁黄金档期国产电影的发行放映。但是，这样的保护还远远不够。一方面，要让国产电影能与进口片在这个黄金档期里达到共赢、多赢；另一方面，在类似贺岁档这样的重要电影放映时段，调整外片档期，让好莱坞电影这样的中国电影(首先是民营电影)的“公敌”(张艺谋语)受到制约，这是非常必要的。中国电影在海外市场上，其影响力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消解，这首先是因为影片自身内容和形式的局限：能够获得世界主流市场观众青睐，大规模进入国外(如北美)主流院线，并获得可观票房收益的影片，往往局限在功夫动作片等少量狭窄的类型样式。中国电影从全球市场得到的更多的还是合作拍片、版权销售，除少量影片以外，票房收入或合拍片收益毕竟难以令人满意。而面对小众的艺术院线的、走电影节路线的艺术片，进入国际电影市场消费空间的意义更小。民营电影处于所有关系的中心，这样的事实构成决定其生产体制和传播方式的特定意义和语境。
因此，民营电影业面临的更为复杂的情况和挑战，显然更多地来自于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背景。目前，中国的电影院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观看电影的需求，中国电影市场发展潜力非常巨大；但城镇电影院的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该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电影市场饱和度，而其发展重点应该放在何处，这是需要科学规划的。如果一个县级市出现了多家电影院则会带来恶性竞争。因此，在促成了大量民间资金涌向产业终端，让一度沉寂的城镇影院开始复苏的同时，情况仍然复杂。在新世纪到来之前，民营经济介入电影业前后长达十几年，伴随着电影改革的步伐，民营企业在电影行业逐渐取得了制片、发行、院线等各条产业链的“准入证”。2003年6月，北京博纳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上海金栋相影视制作公司、广东大和影业有限公司、成都峨影影视文化传播公司、北京联盟娱乐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亿音像实业有限公司等七家民营企业结束代理发行的局面，正式拿到发行执照。其中，博纳公司迅速成长为新兴力量，博纳公司几乎垄断香港影片在国内的大部分发行。1999年成立的博纳公司在2003年11月20日与中国保利集团旗下的东方神龙影业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成立北京保利博纳电影发行有限公司。历经11年创业拼搏，发展为国内最大的电影发行民营企业，并成为国内首家获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颁发“电影发行许可证”的民营公司。随着中国电影对于港资的放开，保利博纳经营范围从单一的发行商开始向制片、发行、院线垂直一体方向努力。以保利博纳为代表的民营企业投资电影蓬勃发展，成为从影片制作到城市影院建设的重要资本来源。在影院建设方面，“2003年成都紫荆影城、广州飞扬影城均投资3000万元以上，建成达到国内一流水准的现代化多功能、多厅、数字技术电影城。在浙江，横店集团于2003年7月以1600万元的竞标价击败竞争对手上影集团，购得杭州市电影公司39％的股权；横店集团亦参与了在中国电影市场有重要分量的院线之一——浙江时代院线的股份制改造。中信文化2003年率先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营电影院线——世纪环球电影院线公司”。[3]改革并非一帆风顺，市场主体的重塑以及被赋予更多的活力，取决于多种因素。
2001年8月，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强调改革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意见》强调改革需要充分考虑国情，充分考虑精神文明的需要。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或背景使得电影生产与意识形态相联系，意义生产过程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化的要求，电影业要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同时具有文化政治学的含义。
2001年，随着中国进入WTO，中国电影市场面临着西方电影以成倍的规模进入中国电影市场的冲击。①美国不但会用几十部现成影片转移大量中国观众的视线，而且会有一个长期的扩张计划，即所谓的东方战略和反向创新战略，即在影片题材选择和表现上增加中国元素，抢攻中国庞大的电影市场，在中国开合资公司，建合资影院，开辟东方院线等。2004年，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布“43号令”，允许在中方控股51％的条件下，外资与境内民营电影公司成立合资公司。这是对国有、民营资本和外资在中国电影业中的角色、作用等进行的新一轮的定位。新规定激发了民营资本的投资热情。到2004年末，电影生产的国有企业投资比例已下降到50％以下，境外资本、民营资本联合拍摄的影片达到80％。
在制片方面，华谊兄弟、新画面、北大华亿、世纪英雄、海润影视等民营企业相继成立。其中，华谊兄弟太合影视投资公司、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作为卖座片的投资方，与中影、上影、西影既有合作，同时又展开竞争，并逐步成为电影市场的主角。其中，1995年成立的北京新画面影业公司是一家专门从事电影制作及发行的民营股份制公司，公司投资拍摄了由张艺谋执导的几部故事片，如1996年的《有话好好说》、1999年的《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2001年的《幸福时光》。该公司的影片尽管比较注重作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较多反映民俗与市民生活，但是，它在市场呈现的无穷的交互圈中进化、适应、探索，很快地进入了商业电影的制作语境。从《英雄》、《十面埋伏》到最近的《三枪拍案惊奇》，几乎每次都占据着全国各地影院的主要票房。与该公司长期稳定合作的是张艺谋。在张艺谋的创作史中，作品的创新性似乎包含着一些在精神层面做出的改变，而这种转型和改变又受到环境的约束。他的人生转折之路始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而1988年《红高梁》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金熊奖，也让他一再感念红色激情的内在意义(这在《三枪拍案惊奇》中还能看到残留的印迹)。一个时代的终结了，但是灵魂具有一种内在的光线，一切由此转化而来。因此，把问题引向与灵魂相对应的散文式的环境、产业结构和市场中去，在那里一切都获得了新的起源和意义。现在，社会的人文气息淡薄，面临深层次文化危机，影片的创作一旦沾染上经济以至金钱关系的议题和游戏化的气息，就不可能会超越“平庸”的形式和主题，这是我们不能不承认的。
张艺谋和新画面公司在这一次贺岁片大战中的出场，很特别。因为《三枪拍案惊奇》是张艺谋的电影，人们的胃口就被吊足了，充满了期待。“太雷人了”，观众看的时候果然没有失望，都乐翻了天，笑声不断！但是，网民观众斥其为民营公司的一场不折不扣的“圈钱运动”。这部搞笑喜剧片的票房收入4天过亿，并成为长达3个月的2009-2010年贺岁档国产电影票房之冠。张艺谋将电影小品化，进行了一次影史上真正意义的颠覆。张艺谋这种电影行为，其实没有令我们感到特别费解。他带一帮搞笑演员玩闹，拍出了一个加长版的小品，而且，与二人转结合的意识，让其带上了更多的互动性、即时性和大众化的特点。与科恩兄弟《血迷宫》里面的实验与先锋意识比起来，这要显得更为放松而更少严肃性。对小沈阳的表现，张艺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还刻意要让我们明白，他拍的影片，也就是一种普通的市场行为。《三枪拍案惊奇》作为网络时代的产物，未见得就对受众的价值观产生多少影响。“在网络中，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信息快速更新和淘汰，促成甚至支撑了即食即弃的快餐文化的盛行。观众通过掏钱买票来满足自己游戏和宣泄的需要，这表现了网络时代的民营电影消费的特定的形式与要求。
复数特征
然而，需要看到的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大众消费文化创造的对电影娱乐性的需求逐渐增强，中国电影面临从政治宣传向大众文化、由意识形态话语向艺术娱乐的转型；但电影进入公共消费空间，从来不是纯粹单一的，特别是就其整体发展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而言，电影的产业转型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实践上的关联性。众多分散的、小型民营公司出于生存、融资和赢利的需要，它们常常并不将电影作为自给自足的市场产品来对待。这就使得部分民营电影和部分国营电影制片单位形成互动，并逐渐脱离中国主流文化市场，形成以主旋律电影为主体的一种非大众化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大决战》(李俊、杨光远、韦廉、翟俊杰等导演，1991-1992)、《周恩来》(丁荫楠导演，1991)、《凤凰琴》(何群导演，1993)、《孔繁森》(陈国星导演，1995)、《大转折》(韦廉等导演，1996)、《鸦片战争》(谢晋导演，1997)、《横空出世》(陈国星导演，1999)等主旋律影片，还是特定电影生产体制、环境和接受语境下的产物。它们占据了当时中国电影的主导话语权，具有高度象征性。而由这些作品拓展并提出的电影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三性”统一的主流评价标准和权威话语，高度总结了几乎所有的主旋律作品的特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使其极具理论模式化的意义，而这对后来产业化环境下的民营电影/国产电影的形成与规范所起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一文中，提出文本的意义具有多重性的问题，他认为文本具有复数特征(plurality)。他指出，“作品”体现和创作者的关系，其意义是创作者赋予的，但“文本”的意义则取决于语境。[4]此种解释用来理解国产电影中的不同面向与复数特征，仍然适用。主旋律影片的取材、策略、模式和环境及意识形态具有的强烈而突出的互文特征，其所存在的意义取决于语境的情况，是十分明显的。
自产业化改革以来，中国的电影产业确实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有些影片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忽视了艺术性，缺少某种使影片从生活升华为艺术的支撑力量；把主旋律理解得过于狭隘，不去考虑影片的观赏和接受环节，于是大量“烂片”出现。将主旋律题材化，认为只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英模题材、国家重点工程题材才是主旋律，便将电影的主旋律价值取向和电影的公共再现以及开放性、多样化对立起来，把作品的内涵和精神本质与实用理论相联系，不同风格、带有导演个人艺术特质的电影、反映百姓生活的现实题材等类型的影片，在市场架构下的多元格局的空间会越来越小。民营电影制片公司生存的创作语境、起点和意义，因此也不复存在。
在这方面，2009年的电影及其创作选择与路线，作为非单一性的存在，富有标杆性的新起点的意义。我们看到的是，大片持续发展，带来电影市场一片红火的景象。在总体创作数量颇丰、票房成绩喜人的生产格局中，献礼片生产的有效动员，配合政治文化传播工作，为树立和展示国家电影的良好形象，营造客观开放的电影舆论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总体努力值得肯定。2009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和电影局联合举办了第一批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影片的推介活动，集中推出《铁人》、《南京！南京！》、《高考1977》、《大河》等影片。有关部门通过多种形式处理好协调好放映工作，扩大影片的宣传力度，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8月至9月间，第二批重点国产影片推介活动展开，《建国大业》、《沂蒙六姐妹》、《天安门》、《风声》、《惊天动地》等影片，陆续进入主流院线市场。有众多明星在片中亮相的《建国大业》、将谍战元素融入主旋律的《风声》，实现了主旋律影片更加有质量也更好看的目的，受到观众的欢迎。这些献礼作品，尽管质量并不十分整齐(有的明显缺乏竞争力或竞争力完全靠政策力保)，但大都时代感强烈，主题鲜明，思想较为深刻，以比较个性化的影像叙事方式艺术地再现历史、反映现实，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内涵，体现了某种叙事、故事、价值体系上的整合、回归与情感表达。作为献礼影片，其本身的拍摄和制作，能保证比较高涨的创作热情，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流化价值的建构，还是演员的表演、镜头的运用、影片画面和配乐等等，都体现了积极的自觉意识和比较认真的态度。
献礼片呈现出的思想和文化，在与经济生产和政治社会关系的关联中产生正面的意义，因此，我们也不能把献礼片的制作、生产和放映理解为听命于某种意志，一律给它随意贴上什么标签。在意识形态宣传与观众接受的结合上，在对时代的深层潮流的呼应、选择与契合上，献礼片其实也有相当大的空间。与合理的市场运作结合，把表现主流意识形态、宣传主流价值观的电影做得好看，献礼影片创作提高艺术质量，使主旋律电影在更大程度上回归到艺术规律当中，将我们当前的电影创作与生产的热忱，引向新的高峰，同样也可能产生具有本土化创新意义、能接受市场检验的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被编导主创人员称之为“英雄史诗片”的《建国大业》，是一次勇敢而成功的尝试，影响广泛。这部影片虽以国字号的龙头老大“中影”牵头拍摄，但参加投资、制作与出品的单位包括了数家民营公司。这是可喜的重要尝试。这显然是和题材、类型多样性拓展和艺术水准的提高有密切联系的。
意义的定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2009年的电影生产中，数字电影/电视电影整体水平和层次得到提升，在民营电影生产乃至整个国产电影创作和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像《铁流1949》，就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它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故事。关于开国大典的戏很多，但这部影片视角非常独特、新颖，剧本基础扎实，编剧和导演显示了比较好的掌控力和把握力。刘铁柱担任连长的九连是英雄连，自建连以来有4000多人英勇牺牲，现在这个只有143人的队伍，奉命从南昌城外烽火连天的战场调到北平，参加开国大典受阅部队训练。他们离开战争前线，来到北平。影片在人物塑造和情感表现方面颇有特色。刘连长、冷院长、吴金贵、赵保佑、孔祥文、赵团长、高参谋、贾根财等，形象鲜明生动，演员表演非常出色，不少地方和细节都非常感人。在训练场上，以前的战斗经验全都没有用了，他们面对全新的考验。“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的法则！”(高参谋)连长和他的兵，“到了哪个山，就唱哪个山的歌”，却仍然饱含激情。此外，工业题材影片《百炼成钢》、《铁胆雄心》、《我的中国芯》，公安题材影片《疯狂的玫瑰》、《秋风行动》、《边检站》，军事题材影片《方队》、《我要飞翔》，农村题材影片《绿野飞花》、《骆驼圈》、《玛依拉的天池》，现实题材影片《谁动了我的幸福》、《前妻》、《开头那些日子》、《无蝉的夏天》、《独当一面》、《歌舞日记》、《从原点开始》，等等，都具有比较细致的影像表现，给人印象很深，并且角色性格鲜明，形象富于个性化，让观众看了感觉比较真实。这些影片，全部是中小规模的民营电影公司拍摄的，在相当丰富的层面上体现了当下中国电影的成绩和趋向。喜欢贪大舍小的大片容易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尽管大片蓬勃的生命力注定是未来主流，但改变大片一统市场的格局，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上述这些影片的生产，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所起的组织作用非常重要，其所体现的新的意义和定位，让人再次看到电影生产潜存的开放的可能性和广阔的空间。
同样令人感到振奋的倾向还有，继《梅兰芳》在2008年岁末取得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之后，《铁人》、《邓稼先》、《潘作良》、《袁隆平》、《孟二冬》等影片，触摸时代脉搏，感受普通大众的情感、思想和心理，闪耀出人性的光辉，在2009年影坛上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从而提升了国产电影的整体水准。《白银帝国》、《熊猫回家路》等影片是由民间资本投资，作品本身注入艺术“气场”，充满人文色彩。而极具后现代风格的黑色喜剧《疯狂的赛车》、《三枪拍案惊奇》、《夜·店》、《大内密探零零狗》、《熊猫大侠》等影片则追求娱乐的主调。这种以搞笑为卖点的喜剧电影，票房成绩大都不错，以至出现轻松过亿元的情况。章子怡担任制片人的爱情轻喜剧《非常完美》，也成为市场亮点。在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华语大片主导电影消费市场的情况下，体现电影复杂多维美学表现的中小成本的民营电影，虽然在票房大战中没有和大片构成正面交锋，但是像《斗牛》、《倔强萝卜》、《高兴》、《我的唐朝兄弟》等片，投资不高，但影片小人物史诗的定位及其精心的制作，使其生命力同样旺盛，并获得上佳的口碑。动画片《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牛气冲天》、《虹猫蓝兔》、《喜羊羊和灰太狼之虎虎生威》等的制作与推出，也富有创意价值。作为内地本土化动画电影制作代表的《喜羊羊和灰太狼》系列，一路火爆，分别以8000多万元和近一个亿的票房取得胜利，成为民营公司生产的电影的突破之作。这些影片注重创新和弹性，努力积累非主流剧情片运筹市场的优势，对目标观众的心态把握比较成功、到位。作为本土电影差异性制作的重启以及多片种、多类型影片市场的拓展，民营电影公司在题材类型挖掘、市场趋向捕捉定位以及选择精神上显得与众不同，独一无二，这对于分享经验，寻找对策，夯实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实力，是非常有意义的。
从中心到多元
电影产业在当今世界，超越了理性纯粹主义的想像性，带来了巨大的现实效益。民营公司的电影生产，将电影视为文化产品，其发行方式、市场开拓等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与灵活性。民营电影业不能脱离电影产业整体的存在，从本质上说它不能脱离生成性的考察方式，民营电影作为电影产业的主体之一，易于同新思想、新技术和新的社会化个体的认知潜能对接，具有较强的创新应变和主体生成能力。民营电影公司的融资方式涵盖了预售发行权和版权、投资基金、银行贷款、抵押版权、海内外的企业投资、风险投资、金融贷款、广告投入、版权预售、个人融资等多种方式。民营电影制作寻求强强联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市场共同开拓，这是自然的。因此，包括不同所有制经济主体及制作机构间的合作、合拍成为目前最成功的制作方式。其中，内地—海外—境外资金的形式，比重快速上升，掀起新一波市场行情。而且，投资规模越大，合拍的比例越高。融资合拍，不仅聚集了制作资金，也传达了合拍方面的多元讯息，同时还是一个借助合拍方的力量在做着营销的初始工作。民营电影公司的私人性与合作的多维形式，使得影片制作与生产存在投资盈余、规避风险与破产的压力，这就要求民营电影制作公司在电影制作上，必须站在票房盈余的基础上进行制作和探索，关注产品从生产到消费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诸多因素。如此直面市场和重视票房的结果，便是带来两极的观影态度和看法，饱受争议。来自于社会、舆论和业界的诟病，给包括民营电影在内的中国电影业带来不少纷扰。票房火但口碑差的困扰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电影创作和生产之中。近期银幕上出现比较多的恶俗、低级搞笑或暴力、血腥的镜头，引起了一些观众的反感和舆论的批评。创意少、跟风多的单一、重复的电影，不能完全紧跟观众的需求，票房和口碑的矛盾关系，成为一个难题。而一些著名电影人正在沦为边缘人，放弃自身的责任。不少大片一味为商业利润所吸引，名实不符，引发了电影拍摄者为追求短期目标而不择手段的恶果。走市场的道路虽然能带来可观的利润，但过于依靠电影市场来拉动电影业的增长无疑是饮鸩止渴。
中国电影是否要进入一个盘整期，以迅速提升电影创新能力，拥有更强的影响力？尽管中国电影的发展不能像“玻璃”一样，平滑、冰冷，毫无暇疵，但矛盾解决之道，还在对由民营电影出演主角的基本电影模式给出合理而清晰的定义，同时踏上当代最具共识性的创新之路。基本电影的迁徙、竞争和升华需要启迪思路，以此改变、调整我们对未来电影的认识。中国电影和社会现实以及这个世界有什么关系，对世界、社会、时代以至人心有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很重要。电影家将自己无保留地交付市场，为某个公司、某个方向服务而完全丢掉社会责任感，这是步入了误区。用情感性的审美方式把握世界、感动观众，以此净化环境、净化人的心灵，对这个世界进行表达，这才是更加重要的。电影家并不能与企业家划等号，他的使命在于要在影片质量上下功夫，将艺术向前推进，让许多人看了影片以后感到眼前一亮。当然，创造电影与电影传播、电影市场营销有区别，基本电影具有多样性，同时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不是只有一条主线，一个意义。从现实发展的全球性视角出发，对电影产业要求与有效性要求的融合作单纯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意义已经大为减弱，电影等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与面向世界所形成的理智的绝对解放力量相联系，并成为了必要条件。走向世界，建立普遍的价值和规范，积极创新内容和形式，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及其影响，拓展国产电影新的空间，加快实施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适逢其时。对此应给予正确的认识、看待和把握，对于当代电影创作重拾远见，走向成熟，并进而摆正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格局中的位置，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在中国加入WTO的条款中，中方承诺：(1)加入WTO后，在与中国《电影管理条例》相一致的情况下，中国将在现在每年进口10部左右影片的基础上提高到20部，在3年内达到50部；其中20部电影将采用分账制。(2)中国将在3年内进一步放开外资建设、更新、拥有及经营电影院。中国允许外方拥有不超过49％的股权。(3)录音、录像带等视听产品，中国允许有49％的外国股权，参与合作经营录像和录音带等视听产品销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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