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四六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轼论文,四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四六文在宋代文章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活动中，如科学考试、政府公文、交际书启等，仍然通行四六。但经中唐与北宋时期的两次古文运动之后，四六文接受了散文的影响，宋代作家在作四六文时，以古文的气势行文，加添古文的长句，多用成语而少征引典故，因而形成颇具特色的宋四六。吴子良《林下偶谈》卷二：“本朝四六以欧公为第一，苏、王次之。然欧公本工时文，早年所作四六见别集，皆排比而绮靡。自为古文后，方一洗去，遂与初作迥然不同。他日见二苏四六，亦谓其不减古文。”这里道出了欧阳修是宋四六的开创者，王安石与苏轼则是宋四六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然苏轼的四六文又有自己的特色，不仅进一步解放四六文体，而且文笔多变、舒展自如、意切语美、情理兼茂，其成就与对宋四六作家的影响，是在欧阳修之上的。
首先来看苏轼的制诰文。《苏东坡全集》有《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为其元佑间居翰林院时，代皇帝所拟的制诰。制诰文例用四六，谢伋《四六谈麈》：“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洪迈《容斋三笔》卷八亦云：“四六骈丽，于文章家为至浅，然上至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之简笺书祝，无所不用。则属辞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读之激昂，风味不厌，乃为得体。”苏轼的制诰不仅警策精切，而且感情充沛，气势宏伟。制诰虽为代皇帝所作，但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是苏轼制诰文的一大特色。元佑二年三月，文彦博累上表乞致仕，苏轼代用《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许批答》：
卿出入四世，师表万民，无羡于功名，而有厌于富贵。其所以忘身徇国，舍逸就劳者，岂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渊，光景不陈，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际，损益非轻。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而长者去之。卿自为谋而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药饵有间，时游庙堂，家导之乐，何异此？
文彦博为四朝元老，任将相五十年，元佑时宣仁太后命平章军国事，特许六日一朝，一月两赴经筵，思礼甚渥，盖当时朝廷颇需如彦博老成持重者。然彦博年老，亦倦于党争，无岁不求退。苏轼此作于挽留文彦博之际，可谓循循善诱矣。
苏轼所作除授之制亦充满感情，如《除范纯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封高平郡开国侯加邑实封余如故制》里评价范纯仁：“器远任重，才周识明，进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萧生之忧国。朕览观仁祖之遗迹，永怀庆历之元臣，强谏不忘，喜臧孙之有后。”范纯仁为范仲淹子，神宗朝反对新法，哲宗朝司马光为相，又不同意司马光尽改熙宁、元丰法度，政见颇与苏轼同。元佑三年四月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忠恕二字为座右铭，于尖锐对立的新旧两党颇多调和，并多次为苏轼、苏辙兄弟辩诬。苏轼此制写得热情洋溢，绝非一般官样文字。王巩《随手杂录》载：“……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口解酒。已而入时，授以除目：吕公著司空平章军国事，吕大防，范纯仁左右仆射。承旨毕，宣仁……曰：‘内翰内翰，直须尽心事官家，以报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莲烛送归院。”苏轼是抱着报答知遇之恩的心情撰写这些制诰的，其忠义赤诚，发自内心，正如李
《师友谈记》云：“东坡不惟文章可以盖代，而政事忠亮，风节凛凛，过人远甚。”故苏轼知无不言，其代撰制诰也绝非仅是朝廷的传声筒。《梁溪漫志》卷二：“元佑间东坡在翰林，当草文潞公（彦博）、吕申公（公著）免拜不允批答及安厚卿辞迁官、宗晟辞起复诏，皆以为未当，不即撰，进具所见，以奏朝廷，多从之。”可见他的制诰文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这是苏轼所作制诰也特别能感动人心的原因。
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卒，司马光予吕公著简曰：“介甫文章节义，颇多过人，但性不晓事而喜遂非。今方矫其失、革其弊，不幸介甫谢世，反覆之徒，必诋毁百端，光以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以振起浮薄之风。”（《续资治通鉴·宋纪七九》）苏轼亦力主厚加褒恤，《王安石赠太傅制》即出自苏手，文曰：“将以非学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对王安石的事业、学术、文章表现了高度的理解与推崇，反映了苏轼秉心至公和胸襟的阔大。苏、王政见虽然不同，但私交始终不渝。王铚《四六话》卷下：“先子尝言王荆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学颂其道德勋业者，不可以数计也……然不若子瞻赠太傅诰曰：‘浮云何有，脱屣如遗’，此两句乃能真道荆公出处妙处也。世人谓中含讥切，恐大不然。”此论极是。
苏轼爱憎分明。心中之事，不吐不快，《曲洧旧闻》卷五载：“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同书卷七又载：“吕惠卿之谪也，词头始下，刘贡父当草制，东坡呼曰：‘贡父平生作刽子，今日才斩人也。’贡父急引疾而出。东坡一挥而就，不日传都下，纸为之贵。暨绍圣初牵复，知江宁府，惠卿所作到任谢表，句句论辩……使其得志，必杀二苏无疑矣。盖当时论列，多子由章疏，而谪词东坡当笔故也。”刘攽虑及个得失而不敢作，苏轼则毫不畏惧，责无旁贷，反映了他嫉恶如仇的性格。神宗朝，吕惠卿投合王安石，以安石之荐为参知政事，后力求擅权与王安石反目，极力排之，至发安石私书于上，是一地道小人，《宋史》列之《奸臣传》。苏轼于吕惠卿为人深恶痛绝，故行其谪词，义正辞严，痛快淋漓。《步里客谈》载：“东坡行吕吉甫责词曰：‘先皇帝求贤如不及，从善若转圜。始以帝尧子聪，姑试伯鲧；终焉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又曰：“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视。’既而语人曰：‘三十年作刽子，今日方剐得一个有肉汉。’”此制一出，“天下传诵称快焉”（《续资治通鉴·宋纪七九》）但苏轼因此制也被政敌抓住了把柄。绍圣元年，新党当政，虞策、来之邵言苏轼作制诰、讥谤先朝，便举行吕惠卿谪词“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为证，责贬惠州。苏轼一生得罪于文字之祸，即使所制诰文也不能免于罗织。
再来看苏轼的谢表。唐宋谢表多用四六，《容斋四笔》卷十四云：“郡守谢上表，首必云伏奉告命，授臣某州，已于某月某日到任上讫，然后入词。”可见谢表写法已形成定式，所以此类多为官样文章，少有真情实感。苏轼的谢表则不然，试看《徐州谢上表》：
伏惟皇帝陛下日月照临，乾坤覆焘，察孤危之易毁，谅拙直之无他。安全陋躯，畀付善地，民淳讼简，殊无施设之方：食足身闲，仰愧生成之赐。顾力报之无所，怀孤忠而自怜。
此表向神宗剖明心迹，言恳词切，希望皇帝理解自己反对变法是为国家着想的心意，突出表现了苏轼守道不回、耿直忠亮的性格。
乌台诗案后，苏轼贬黄州，所作《到黄州谢表》云：“伏念臣早缘科第，误忝缙绅，亲适睿哲之光，遂有功名之意。亦尝召对便殿，考其听学之言；试守三州，观其所行之实。而臣用意过当，日趋于迷，赋命衰穷，天夺其魄，叛违义理，辜负恩私，茫如醉梦之中，不知言语之出。虽至仁屡赦，而众议不容。”算是对李定、舒亶等弹劾自己罪名的检讨。五年后量移汝州，《谢量移汝州表》云：“虽蒙恩贷，有愧平生。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翠非人，章狂失态，亲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拼日，臣亦自厌其余生。”所述皆为贬谪生活的实际情况。《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东坡既迁黄岗，京师盛传白日仙去，神庙闻之，对左丞蒲宗孟叹惜久之。故东坡谢表有云：‘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拼日，臣亦自套其余生’也。”《春渚纪闻》卷六载：“（张）嘉父云：“公自黄移汝州，谢表既上，裕陵览之，顾谓侍臣曰：‘苏轼真奇才！’时有憾公者，复前奏曰：‘观轼表中，犹有怨望之语。”裕陵愕然曰：‘何谓也？’对曰：‘其言兄弟并列于贤科，与“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之语，盖言轼、辙皆前应直言极谏之诏，今乃以诗词被谴，诚非其罪也。’裕陵徐谓之曰：‘朕已灼知苏轼衷心，实无他肠也。’于是语塞去。”“憾公者”据只言片语、引深发微，犹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用心险恶，但其对苏轼的倔强性格却是于表中感觉到了的。《梁溪漫志》卷三云：“今日士大夫论四六，多喜其用事精当，下字工巧，以为脍炙人口。此固四六所尚，前辈表章，固不废此，然其刚正之气，形见于笔墨间，读之使人耸然，人主为之改容，奸邪为之破胆。”苏轼诸表尤其然。
哲宗绍圣元年苏轼贬惠州，绍圣四年再贬儋州，有《到惠州谢表》、《到昌化军谢表》。试看后面一篇：
伏念臣顷缘际会，偶窃宠荣，曾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以独来，恩重命轻，咎深责浅。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尧下炳焕，汤德宽仁，赫日月之昭临，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动，稍赐矜怜，俾就穷途，以安余命。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己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
巩丰《后耳目志》云：“先生尝爱东坡过海谢表云：‘臣无毫发之能，而有丘山之罪，宜三黜而未已，跨万里而独来’，盖萧然出四六畦畛之外。”此次贬谪，是对元佑党人迫害的加重，苏轼的锐气虽有磨折，但顽强之志始终不渝。纵观苏轼的谢表，气节凛然，风格独具。大凡词人作谢表，因面对的是人主，或谀容取恩，或卑词求宥，不免丧失人格。苏表则不然。心好时，不妨言湖山之美景，如《诚斋诗话》云：“四六有作流丽语者，亦须典而浮。东坡谢知杭州谢启云：‘湖山如旧，鱼鸟亦怪其衰残；争讼稍稀，吏民习知其迟钝。’谢知登州文：‘宾出日出丽谯，山川炳焕；传夕烽于海峤，鼓角清闲。’”境况恶劣时，也绝不低三下四，《四六法海》卷四云：“苏公诸表，言迁谪处，泪与声下，然到底忠鲠，无一乞怜语，可谓百折不回者矣。”此论极是。
二
苏轼四六文的艺术特色，一曰长句为对，跌宕多姿；二曰用前人语，语典意新；三曰用事对偶，精妙切当。试分述之。
一般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为句，苏轼的四六文如行云流水，变化多端，不再拘泥四六句式。欧阳修《试笔》“苏氏四六”条说：“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文。自学者变格为文，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谢伋《四六谈麈》则云：“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体也。”其实苏轼已多有此类句法，如《乞常州居住表》：“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盛，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置之死。”《邵氏闻见录》卷三载：“神宗友爱，二弟不听出于外，至元佑初，宣仁太后始命筑宅于天波门外，既就馆，哲宗奉宣仁后临幸，有旨：二王诸子各进官一等。舍人苏轼行制辞曰：‘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义。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苏轼此制便纯为古文句法。《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云：“至苏东坡于四六，如曰：‘禹治兖州之野，十有三载乃同；汉筑宣防之宫，三十余年而定。方其决也，本吏失其防，而非天意；及其复也，盖天助有德，而非人工。’其力挽天河以涤之，偶俪甚恶之气一除，而四六之法则亡矣。”可以看出，苏轼四六之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多用虚词，语言质朴，叙事明白。《梁溪漫志》卷四云：“东坡之文，诰如河汉，涛澜奔放，岂区区束缚于堤防者？”道出了苏轼进一步解放四六文体的巨大功绩。这样做无疑扩大了四六文的表现力，也取得了摇曳多姿的艺术效果，增加它的感染力。正如陈振孙所云：“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汪藻《浮溪集》解题）
宋初四六受辞赋影响较大，陈师道《后山诗话》说：“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耳。杨文公笔力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习。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耳。”自欧阳修始已少用典故而多用成语，因为用典偏多而文义艰涩，妨碍意思表达。苏轼的四六文近承欧阳修，然在用前人语上浑如天成，绝无牵强附会之嫌，即使不知道这些词语的原始出处，也丝毫不影响对文意的理解，这是苏轼用前人语与他人不同之处。如《猗觉寮杂记》卷下云：“东坡黄州谢表云：‘天地能覆载之，而不能容之于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于死中。’至今脍炙人口，盖用后汉《袁敞传》传俟语曰：‘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当死复生。’”再如《四六谈麈》所举：“东坡岭外归，与人启云：‘七年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所儭字皆汉人语也。又黄门谢复官表：‘一毫以上，皆出于帝恩；累岁偷安，有惭于公议。’‘秋毫皆帝力也’，用张敖语。”上述诸例虽用前人语，却一如己出。叶梦得《避署录话》卷上云：前辈作四六，不肯多用经语，恶其近赋也。然意有适会，亦有不得避者，但不得强用之耳。子瞻作吕申公（公著）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乃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气象雄杰，格律超然，固不可及。”苏轼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其用前人之语，信手拈来，虽用却不觉其用，殆如天成。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云：“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苏文尤其如此。《诚斋诗话》说：“本朝表用四六，自熙宁至今，此文愈甚。有一联用两处古人全语，而雅驯妥贴，如己出者……东坡答士人启云：‘愧无琴瑟旨酒，以乐我嘉宾；所喜直谅多闻，其古之益友。’此虽增损五六字，而特圆美。”又说：“四六有截断古人语，而补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语，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而东坡谢表云：‘命寄江湖之上，梦游螺绁之中。’”这些评论不仅指出苏轼四六词语的出处，又颇能道它的妙处。
其实苏轼四六不仅用古人语，本朝人名言好语，亦径用不辍，因而文章不仅清新生动，亦含意无穷。周密《齐东野语》卷一指出：“文正范公（仲淹）《岳阳楼记》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后东坡行忠宣公（范纯仁）辞免批答，径用此语云：‘吾闻之乃烈考曰：“君子先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卿将书之绅，铭之盘盂，以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欤！则今兹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艰而已，又何辞乎；’”再如赵令畦《侯鲭录》卷一所举：“东坡年十余岁在乡里，见老苏诵欧公谢宣召赴学士院仍谢对衣并马表，老苏令坡拟之，其间有云：‘匪伊垂之带有余，非敢后也马不进。’老苏喜曰：‘此子他日当自用之。’至元佑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枯羸之质，匪伊垂之带有余；敛退之心，非敢后也马不进。’”欧阳修《谢对衣金带鞍辔马状》云：“载厚宸慈，式重宠赍，兼金锡带，荣逾廓落之名；在笥颁衣，愧甚曳娄之刺。”苏轼即拟此。前例，范纯仁为范仲淹子，用仲淹名言，正可父子相彰；后例，欧阳修曾为翰林学士，苏轼拟其语意，示踵前贤光彩，可谓妙用。《晁氏客语》亦载：“邵成章云：元佑中太母下诏，东坡视草云：‘苟有利于社稷，予何爱于发肤。’纯夫（范祖禹）云：‘此太母圣语也，子瞻直书之。’”苏轼用语不拘一格，然精当奇妙无比。当然，善用他人语并不妨碍苏轼自铸新词，正如《诚斋诗话》所云：“有客在张钦夫座上，举（王）介甫贺册后妃表‘关睢’‘鸡鸣’之联，以为四六之妙。钦夫举东坡联曰：‘上符天运，日月当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妇无有愁叹’，曰：‘此联不用古人一字，而气象塞乎天地矣！’”
苏轼四六也用典故，但有一个特点，即喜用同姓人的典故，如《答新苏州黄龙图启》：“偃息均劳，叔度莫窥于万顷；治行称者，次公行践于三槐”，用黄宪、黄霸事；《苏颂刑部尚书制》：“与其逐曾闵之私衷，顾怀坟墓；曷若蹈威绰之前轨，显扬君亲”，用苏威、苏绰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云：“东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仿佛，尚陈中圣之饬；后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剑。’因其姓而用事，尤为中的。”便是用徐邈私饮酒、延陵季子挂剑徐君墓之事。此种用典方法谓之用当家事，苏轼作诗亦喜用之，《侯鲭录》卷七：“张子野（先）年八十五，尚闻买妾，陈述古作杭守，东坡作倅，述古令东坡作诗云：‘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鬓毛苍。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紧来燕燕忙。柱下相君犹有齿，江南刺吏已无肠。平生谬作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后堂。’诗人谓张籍，公子谓张祜，柱下张苍，安昌张禹，皆使姓张事。”《梁溪漫志》卷四亦云：“东坡词源如长江大河，汹涌奔放，瞬息千里，可骇可愕。而于用事对偶，精妙切当，人不可及。如张子野买妾诗，全用张氏事；祭徐君猷文，全用徐氏事；送李方叔下第诗，用《古战场》（李华）、《日五色》（李程），皆当家事，殆如天成。徐君猷、盂亨之皆不饮，作诗戏之，用徐邈、盂嘉饮酒事，仍各举当时全语以为对。”早在苏轼之前，范仲淹亦用之，亦极妙。《中吴纪闻》卷二：“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从其姓，登第时，姓名乃朱说也。后请于朝，始复旧姓。表中改用郑准一联云：‘志在投秦，入境窃同于张禄；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为切当。”后来秦观又效之，尤不愧苏门学士之称。《四六话》卷下载：“秦少游观在元佑诸馆职最后，自校对黄本书籍，方除正字，以启谢诸公，当时称之。用《三国志》蜀秦宓博识，诸葛孔明呼为学士；唐诗人秦系自号东海钓鳌客，张建封始署为校书郎。少游用此当家二故事作启，略云：‘切观前史，具见鄙宗：西蜀中郎，孔明呼为学士；东海钓客，建封任以校书。虽为将相之品题，且匪朝廷之选用，夫何寡陋，遽尔遭逢。’”
四六须用对偶，苏轼四六于对偶方面并不刻意求巧，但精当自然，工而不滞。《复斋漫录》云：“文之所以贵对偶者，谓出于自然，非假于牵强也。”《吹剑三录》则说：“作文援经须对经，史须对史，三代对三代，汉唐须对汉唐，荆公诗：‘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护田、排闼皆汉事。东坡诗：‘嵇绍似康为有子，郗超叛鉴似无孙’，皆晋人。……若乐天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古时’，则非类矣。”《寓简》卷五云：“前辈谓今古文章，无不可作对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国乎’对‘长为农夫，以没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对‘亿载万年，为父为母’。予试宏词表有云：‘有文事有武备，与神为谋；无智名无勇功，惟圣时克。’此四六集句，其可以为戏笑。东坡表启乐语中有全句对，皆得于自然游戏三味，非用意巧求也。”苏轼平常便十分留意词语的对称性，如《侯鲭录》卷一载：“东坡云：‘世之对偶，如红生白熟、手文脚色二对，无复加也。’又云：‘与我周旋宁作我，为郎憔悴却羞郎，亦的矣’”《冷斋夜话》卷一：“东坡曰：世间之物，未有无对者，皆自然生成之象，虽文字之语，但学者不思耳。如因事，当时为之语曰：‘刘贲下第，我辈登科’；则以前有‘雍齿且侯，吾属何患’。太宗曰：‘我见魏征常妩媚’，则德宗乃曰：‘人言卢杞似奸邪’。”可见苏轼四六对语之精当，得于平常之深思熟虑，故作文时随手拈出，自然贴切。
苏轼性格开朗，喜好戏谑，常以文笔游戏三味。《渑水燕谈录》卷十载：“子瞻通判杭州，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养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为良。公即判云：‘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冷斋夜话》卷七亦载一事：“东坡镇维扬，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长老遣待者投牒求解院，东坡问长老欲何往？对曰：‘归西湖旧庐。’即令出，别候指挥。东坡于是将僚佐同至石塔，令击鼓，大众聚观，袖中出疏，使晁无咎读之，其词曰：‘大士何曾出世，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戒公长老，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亦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稽首，重听白搥，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声。谨疏。’余谓戒公甚类杜子美黄四娘耳，东坡妙观逸想，托之以为此文，遂与万世俱传也。”如果说，上述仅是做州官时所为，开开玩笑自然不妨，那么在京任翰林学士时所作制诰，该是严肃认真之事，但苏轼也时发戏语。《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六引《东皋杂录》：“东坡喜嘲谑，吕微仲（大防）丰硕，每戏之曰：‘公真有大臣体，此《坤》六二所谓直方大也。’微仲拜相，东坡当直，其词曰：‘果艺以达，有孔门三子之风；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微仲不悦。”至于朋友间一般文字往还，更是畅其言笑。同书前集卷三八引《漫叟诗话》：“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贺人洗儿词云：‘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深愧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侬。’南唐时，宫中尝赐洗儿果，有近臣谢表云：‘猥蒙宠数，深愧无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尤为亲切。”同书后集卷三十胡仔又曰：“东坡作惠州白鹤新居上梁文，叙幽居之趣，盖以文为戏，自此老启之也。其后叶少蕴（梦得）作石林草堂上梁文、孙仲益（觌）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体格，然不能无优劣矣。余亦尝效之，有云：“春风雨足，耕陇首之晓云；秋日鲈肥，钓波心之寒月。’”可见苏轼文体影响之大。《师友谈记》载：东坡先生近令门人辈作《人不易物赋》，或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为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士大夫近年效东坡桶高詹短，名帽曰子瞻样）”有其师必有其徒，真可谓将苏轼精神发扬光大了。
总之，苏轼的四六文别具一格，《四六丛话》卷三三云：“东坡四六，工丽绝伦中笔力矫变，有意摆落隋唐五季蹊径。以四六观之，则独辟异境；以古文观之，则故是本色，所以奇也。”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则说：“皇朝四六，荆公谨守法度，东坡雄深浩博，出于准绳之外，由是分为两派。近时汪浮溪（藻）、周益公（必大）诸人类荆公，孙仲益（觌）、杨诚斋（万里）诸人类东坡。”道出了苏轼四六对南宋诸家的影响。苏轼的四六文是其文章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苏轼四六，不仅可以欣赏其作品的精美绝伦，而且可以领略其鲜明的个性和过人的才华，从而加深对苏轼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