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六十年前的事——为三联书店八十年而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作论文,六十年论文,八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青年中产生过巨大影响，今天的读者也许已很难想象。
用一句老话来说：“余生也晚。”这三家书店在抗日战争前和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状况，我没有亲身经历。可是，六十五六年前，也就是我在国民党统治区进大学读书前后的情景，却宛在眼前。
那时候，我和周围许多同学几乎如饥似渴地大量阅读这三家书店的书籍，远比学校里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影响也要深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那确是社会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是因为人们头脑里积累了太多的问题，渴望能找到明白而有系统的解答。这三家书店的书籍正适应了这种需要。
拿我自己做一个例子。这就得把话说得稍远一点。我是在曾成为沦陷区的上海长大的。抗战胜利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也不那么相信共产党，倒是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抱着很大的希望。抗战一胜利，上海许多商店的玻璃橱窗里，都并列地排着蒋介石、杜鲁门、斯大林、艾德礼的照片，称为“四大领袖”，还用长管的日光灯摆成“V”字形，表示庆祝胜利。看到了心里真是兴奋，觉得中国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国际地位？真是扬眉吐气。蒋介石到上海，在跑马厅(现在的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演讲，我挤在几万人中去听。那时扩音机效果很差，一句话也听不清，但他挥动戴白手套的手讲话的情形至今如在眼前。但人们态度的变化太快了。国民党大小官员的“接收”成了“劫收”。他们有从天上飞来的，有从“地下”钻出来的，忙于“五子登科”(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可以说在短时间内就丧尽民心。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愿望发动全面内战，更使人们感到极大焦虑。多少人从对他们怀着满腔热望，到失望，再到绝望，这中间的反差实在太大，因而格外感到痛苦。中国的前途在哪里？民族的希望在哪里？这个问题成为许许多多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无法摆脱的苦恼，正在努力寻求答案。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出版的图书，正是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国民党统治区许多读者的这种迫切需要。
我在中学读书时，—直喜欢看历史方面的书。《纲鉴易知录》算是入门书。平时，除了跑四马路(福州路)的大书店外，更喜欢逛旧书店。那时在王家沙(今南京西路上)有四五家旧书店靠在一起，四马路和其他地方也有。有的路边还有旧书摊。那是我常去的地方。这是最大的乐趣。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陶菊隐的《吴佩孚将军传》、罗元鲲(后来才知道，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老师)的两卷本《中国现代史》、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前的蒋介石先生》等，都是中学时代在旧书店买来读的，激起我对中国近代史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那时在梦中(不是偶然的，而是许多次)常见到在旧书店的冷角落里忽然发现一本好书，就惊醒过来，可见痴迷之深。考大学时，明知读历史的将来很难找工作，“毕业即失业”，但那时年轻，顾不了那么多，还是读了复旦大学的历史系。
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对国家民族命运的焦虑，毕竟胜过了个人的兴趣。如果国家民族没有前途，还有什么个人兴趣可言？于是，读报纸和杂志的时间多起来了。报纸，读过《新华日报》(记得那时的发行地点是朱葆三路，现在不知道叫什么路名)但不久就看不到了；以后读《文汇报》，到一九四七年也给国民党当局封掉了；再后只能读《大公报》。杂志，读得就多了，如《文萃》、《民主》、《周报》、《时与文》、《观察》、《国讯》、《展望》等；到复旦大学读书后，还可以从进步同学控制的新闻馆看到从香港偷偷运来的、经过伪装(如封面是《茶亭杂话》等)的《群众》周刊。
报纸和杂志给了我许多知识，在思想上受到很大启迪，但它的篇幅终究有限，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寻根究底，读书的兴趣就转到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了。
抗战一胜利，生活、读书、新知这三家书店都从大后方来到上海。生活书店在重庆南路(原来叫吕班路)一处公寓楼租了它的底层作为门市部。那里比较宽敞明亮，书是开架的，我常去，有时可以拿本书坐在墙角处看上一天，店员也不会赶你。上世纪六十年代见到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蔡学昌，他说那时就在这里工作，只是当时彼此不相识。新知书店在四川路桥邮局对面，门面小得多，常挤满了人，那是我上学必经的地方，去得也多。读书出版社在上海没有门市部，但出的书还是能买到的。当时我所读的书，大多是这三家书店出版的，远比大学课堂上老师指定的参考书要多得多。
举例来说，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到“大学丛书”，新知书店的“新知丛书”，我大多读过。读书出版社的书也读了不少。许涤新、薛暮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胡绳、华岗、艾思奇、李达等，我几乎都是读这些书才了解他们并熟悉起来的。其中印象特别深的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胡绳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薛暮桥的《经济学》，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和《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第一卷，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这些书的重要内容以至封面样子，现在回想起来似乎还在眼前。
这些书的作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各个领域的大师，但文字都明白如话，深入浅出，循序渐进，使青年人能够读懂，就像听长者在同你敞开胸扉谈心。胡绳后来对我说过：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办报办杂志，写文章就得和读者处在平等的地位讨论问题，如果写得干巴巴的或者居高临下地教训别人，谁还会看你所写的东西？他所说的实在是很好的值得提倡的文风。
这些书在我眼前打开了一个新天地。比起报纸和杂志上的文章来，它给我的知识更加系统，告诉我许多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许多基本的道理。那时，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有朦胧的向往，但只是一种追求美好事物的愿望。系统地读了这些哲学、经济学、历史方面的书，深信它有着严密的科学作为基础，这种信念才会在头脑里扎下根来。
回想起来，我懂得的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科学各方面的基础知识，最早主要是靠这三家出版社那些书打下的基础。接受这些，不是别人硬灌输给你，而是自己经过摸索、比较后选择的。由于那时正处在青年时期，如饥似渴地读这些书，它的影响可以说在自己头脑里根深蒂固，终身受益。
这里说的，绝不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在我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区进步青年中可以说相当普遍。我进大学的第一个冬天，就和同年级的合作系同学李正开(到解放区后改名戴云)、汪巽人组成一个读书会，各自阅读后逐章逐节地讨论罗森塔尔著、李正文译的《唯物辩证法》(读书出版社出版)。后来才知道，这种读书会在学校里很普遍，是地下党在学生运动高潮的间歇期团结教育进步学生的重要方式。
还有两件事应该说一下。
一件是新知书店出版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著、梅益译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在青年中的影响大极了。主人公保尔·柯察金有一段话，许多同学都能背诵。那就是：“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另一件是生活书店创办人邹韬奋那时虽已逝世六七年了，但他在国民党统治区进步青年中的影响依然广泛而强烈。他写的《经历》、《抗战以来》、《患难余生记》、《与反民主的抗争》那些书，我都读过不止一遍。读他的书，仿佛能触摸到他那颗烈火般的心。他的真诚、刚强、正直、坦率，他那愤怒的抗议、幽默的嘲弄、辛辣的鞭挞，处处能打动你的心。前面说到我最初对共产党没有多少了解，有时还想共产党说要依靠工农，难道缺少知识的工人农民能够治理国家？韬奋是我心目中肃然起敬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书中处处流露出的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尊敬，也一步步地拉近了我对共产党的感情。
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思想的嬗变，也只能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可能一步完成。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的许多书，对我说来正好起了这种阶梯作用。有了这样的基础，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的著作也就容易被接受了。
抗战胜利后的初期，我在报摊上还买到过毛泽东的《辩证唯物论》(丘引社出版)。但到那时，毛泽东的著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已不能自由流通。我第一次看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伪装的，封面上是叶圣陶著的《文章讲话》，遇到国民党那些无能的检查人员时也容易混过去。更多的是油印后秘密流传的，看过这种书后把它放在学生宿舍楼道中厕所的水箱盖子上，被学校训导员搜出来也无法判断是谁放在那里的。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本来，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也从不同角度接触到不少，但印象是零碎的，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理解。一读这本书，就像触电一样：中国社会是怎样的，有哪些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他们的社会地位、政治态度和作用是怎样的，中国革命的目标是什么，这条路应该怎样一步一步走，这些头绪纷繁、本来在自己头脑里一团乱麻似的问题，顿时变得井井有条、清楚明白。这种感觉以前没有遇到过。现在的读者如果看毛泽东这篇文章，也许会以为不过是老生常谈，而对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初读到它时那种震撼心灵的感觉大概很难体会到。
本文是讲对三联书店的回忆，还是得把话说回来！夏衍在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时写道：“一看这三家书社的名称，就会使人想到，它们希望人们要面对现实的人生，正确理解生活的意义和目的，要为人类创造新的、更美好的生活而努力……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个宗旨还是严肃的、正确的、进步的。”胡绳在三联书店成立五十周年时说：“三个书店的规模，跟现在的书店、出版社比起来，应该说是很小很小的。但它们对于推进革命文化事业，却是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我多少可以算作现在还在的见证人之一(尽管知道得还不够多)，深感夏衍、胡绳这些话说得十分中肯。
拉拉杂杂写了很多。这些陈年旧事，不少还是身边小事，本来不值得再提。在三联书店成立八十周年的时候，书店副总编辑潘振平同志一定要我写写当年的一些零星感受。后来想想也好：一来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了解一点三联书店在当年那样艰苦险恶的环境中曾起过那样巨大的作用，这是不应该被忘却的；二来也可以使今天的青年多少了解我们这一代人怎样走过来的经历，增加一点彼此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