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访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科研部主任李忠杰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科研部论文,互动论文,双向论文,中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献标识码] D[文章编号]1004—5961（2000）03—0004—07
记者：李教授，我们注意到，你在中央党校讲课中多次提出要“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很新鲜。因此，能否请你谈一谈，为什么要从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和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李忠杰：唐朝诗人王之涣有两句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要立足于中国实际，又应该有广阔的视野。什么视野？就是要站在时代的高度、世界的高度、战略的高度。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理解和实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很多事情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中的两种趋势
记者：双向互动，如何首先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呢？
李忠杰：双向互动，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社会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基本现象，也是人类社会相向运动的两种趋势的必然表现和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大师级的战略家，总是善于超越时空的局限，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和系统来加以研究，从世界历史的全局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经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思想进行唯物主义改造，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他们的世界历史进程观。黑格尔认为，历史的演进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规律性。冲破狭窄的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就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的外化。世界历史同太阳的行程一致，从东方的中国开始，经过希腊、罗马，到日耳曼结束，德国是“世界精神”的完善体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确实奔涌着一条世界化的洪流，这就是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但是驱动这股历史洪流的，不是什么精神和观念，而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分工和各民族的互相交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扩大，冲破了地域的壁垒，把各个民族推向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交往中。“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8页）
很有意思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阐明这一思想后，紧接着就在举例论证中提及了中国，并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19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1813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得出结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88—89页）
因此，我们可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从内涵上说，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从外延上说，则是人类不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冲破狭隘的民族、区域界限，一步步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相向的运动和趋势：一种是逐步减少民族特色的过程和趋势，一种是进一步展示民族特色的过程和趋势。具体地说，一方面，一个民族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吸收、借鉴别的民族的特色，不断融入整个世界的发展潮流，从而实际上减少了民族的特色。另一方面，在同样的过程中，一个民族必然不断展示本民族的特色，使本民族特色获得新的生命，达到新的高度。即所谓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民族的才更有生命力。整个世界的发展都是这种世界性与民族性双向互动的结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在把握这种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辩证关系基础上确立的基本命题和历史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结果，并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得到发展和完善。比如，“中国特色”，就是一个比较概念，它是在与世界的比较当中才显示出自己的特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在总结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中提出来的，同样，也是在总结时代变迁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特色，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比较中，才显示出了许多有自己特色的内容，如“一国两制”等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过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无论忽视哪一方面都是不完整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特别强调“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
记者：在这种双向互动中，如果站在世界的一边看，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有什么影响？
李忠杰：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邓小平有一段话，讲得很明确。他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8页。）
世界需要中国。世界的发展、和平、安全与稳定，都离不开中国。没有中国的参与，世界上很多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坚持的和平政策，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客观上会对他们起到帮助和示范作用，给他们以鼓舞，向他们提供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某些势力当然不希望看到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愿看到中国的强大。但从战略利益来说，发达国家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如果看不到中国这个大市场，对他们的发展也是很不利的。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如果中国搞不好，就会真的出现“谁来养活中国”这一世界性难题。如果中国出现不稳定局面，大批的难民出境，谁能承受得了？西方国家如果从这一大局出发来看中国，应该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记者：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有重大国际意义的。
李忠杰：是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好了，对整个世界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
第一，可以向世界展示社会主义对人类的价值。证明社会主义不仅能有效地解决公平问题，也能够解决劳动力和效率问题。人的本性，一则向往富裕的生活，二则需要一个安全的、和平的生活环境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中，这两者都有充分的展示。社会主义是符合人的本性和人民群众要求的。只不过现实的社会主义还没有搞得很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好了，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地位等，都有积极的影响。
第二，中国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社会主义继承了东方文明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社会主义搞好了，也是对东方文明的一种强有力的弘扬。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社会弊端，如家庭道德沦丧、人际关系淡薄、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暴力犯罪增多等。而东方文明对改善人际关系、提高生活质量、促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睦相处等，都有独特的作用。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将进一步显示出东方文明的很多优势，当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第三，中国实行和平政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对世界和平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在当今世界，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因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好了，会更加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
记者：站在中国的角度，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际环境？世界能够为我们提供些什么？
李忠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在20世纪还是21世纪，我们的根本任务都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根据“三步走”战略，21世纪的前50年，要建设小康社会，到21世纪的中叶即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要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之后， 还要进一步向较高水平的现代化目标迈进。
要实现这样一个根本的国家发展战略，离不开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个环境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安全环境，一个是发展环境。安全环境，主要是指世界的和平、稳定以及关系我国安全与主权的外部条件。发展环境，主要指世界经济形势、各种资源及市场要素分布和流动的情况，以及外国与我国的双边经济关系等。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21世纪，中国的发展更离不开世界。没有良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在坚持自己的中心任务时，就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没有必要的外部条件，我们在实施自己的发展战略时就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中国对外政策乃至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以保证我们的国家发展战略能够顺利实现。邓小平早就坦率地表示：“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0页。）“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他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关系是不是更加突出了？
李忠杰：是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巨大改进、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的概念，就足以把人类相互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表达得淋漓尽致。加上中国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特别是加入WTO之后， 中国将更加紧密地参与到世界经济的大家庭中。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家利益已经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国境线之内，而是日益广泛地体现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需要更多地通过这种联系来谋取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将更加紧密，相互影响将更加广泛而深入，联系的渠道和方式也将更加多样化。
记者：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忠杰：总体上，当然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挑战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全球化主要是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所以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扩张，对社会主义造成很大的压力。第二，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不对称的地位，因而必然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产生很大的冲击。第三，由于信息交流、传输的规模、速度迅速扩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会全面扩散。
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主要表现在：第一，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更深入、更全面地融入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学习、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人类文明，利用世界的市场和资源，加速自身的发展；第二，全球化意味着人类生产、生活社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因而为人类生产方式、组织体系朝社会主义方向的重组、发展提供了更加现实和有利的条件。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是什么关系？我认为，第一，从现时段和较短的时段来看，社会主义受到压力，处于劣势；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过程来看，全球化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要求。第二，从国度单位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在一段时间里仍将处于少数并很难扩展，但从全面的历史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将在更广阔的领域里渗透和扩展。第三，从表现形式来看，传统观念中的社会主义将逐渐淡出，而多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将不断生长。人类历史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会按预言家预先设定的模式发展。未来出现的社会，可能是现在的人们谁也想不到、谁也不认识的婴儿，它叫什么名字，只能由未来降生之时的人们去决定，但肯定的一点只能是，这样的婴儿必然具有更多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由此，我们必须逐步改变对社会主义的机械观念。就像由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转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样。要更注重功能，而不必太看重形式；更注重发展过程，而不必太看重静态性质的判定。
科学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关系
记者：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怎样把握这种双向互动的关系呢？
李忠杰：科学地把握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坚持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把握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为此：
第一，必须面向世界，扩大开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开放性的、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和融合的社会主义。
开放干什么？一是利用外部资源，二是吸收世界文明，三是参与国际市场、国际舞台的运行和竞争。最终使中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更强有力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对世界的大门打开了。但还没有能够更大幅度地走向世界。比如，中国在国际市场占据的份额还比较小，中国在国外的企业还很少、很小，基本没有自己的跨国公司。中国开门引进来的资源还可以，但主动走出去利用市场和资源还很少。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鲜明地提出“走出去”的战略。
第二，必须通过自身建设和实施有效的国际战略，积极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并有效地发挥对外部世界的影响，推动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面对新形势，中国外交战略已经不是仅仅对国际上所发生的事件简单地加以表态，发表赞同还是反对的意见，也不是一般的政务交往，限于发展相互友好的关系。而是要全面分析世界形势的动态和走向，及时把握潮流，因势利导，采取各种可能的方式，促使其向着更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要综合判断世界上各种事件对我的利弊得失，不仅以适当的方式表明自己的立场态度，而且要酌情参与问题的解决过程，使我们的外交原则得以体现，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维护；要更加关注各种超越国界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发表自己的主张，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求使这类问题的解决方案更加公正合理，不仅维护自己的利益，也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积极参与各个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寻求全球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争取建立国际经济和政治新秩序，防止单纯由少数国家左右世界各种利益的分配。
回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本身，我们必须注意一个中国特色与世界共性的关系的问题。一方面，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突出和展示中国的特色，走自己的路，既不要照搬过去苏联东欧的模式，也不要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另一方面，又要有世界眼光，注意向世界学习，到世界舞台上“博弈”。不要用“中国特色”四个字限制了自己的眼界和活动空间。
所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战略上认识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从世界大局看中国，在世界大局中发展中国。要实施正确的制导艺术，时时研究各种作用因素消长变化的特点，善于抓住有利的机会和条件，利用外部世界的资源，吸收世界文明的成果，同时，又巧妙地化解对我的压力和困难，积极占据国际舞台上的有利地位，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扩大对世界的影响。
记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内政与外交的关系就更加紧密了。
李忠杰：在新形势下，整个国家的对外事务有了更高程度的系统性、整体性、主动性和长远性。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家政府机关进行的政务性对外交往活动，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在内的全部对外关系和对外事务。外交的内涵进一步扩展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内政与外交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国家的发展、安全乃至生存，与国际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整个对外活动的方向、政策、策略都要服从和服务于基本国策，服从于国内建设的需要。对外事务的活动方向和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军事等所有领域的政策方向，都要密切配合，互相促进。
例如，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我们已经全面地权衡过对国家利益和内政事务的利弊得失；一旦加入，就必须承担其规定的国际义务，在有关的政策、活动方面加以调整，保证国内各有关领域都严格执行国际规则；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以及有关的条约、规则所带来的每一点权利和机遇，促进国内建设的发展，争取得到最大限度的收益。这样，国际国内就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内政外交也就要更加紧密地交融在一起。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战略，已经不是一般的外交战略，也不是一般的国际战略，而应该是与国内事务紧密结合，面向世界所有领域、所有区域，具有全球性特点的整体战略。这样的战略，要求有更广泛的外延，有更高层次的内涵，有全局性、整体性的谋利，有主动进取的精神，有所有相关领域的联系和配合，有更丰富多样的手段和方式。这样的战略，当然非全球战略莫属。
记者：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你形象地称之为“竞争磨合”，并提出中国要在这种竞争磨合中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请问怎么理解“竞争磨合”这一词？
李忠杰：“竞争”一词不用多说，“磨合”一词在北京的出租车上经常能看到。近年来，我常常把“磨合”这个词用于对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因为我觉得，“磨合”一词非常贴切地表明了处理双边关系的准则。在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既不是纯粹的斗争关系，也不是纯粹的合作关系。每个国家都需要交往、合作，同时也会有竞争和磨擦。在交往、竞争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出现矛盾怎么办？按以前斗争哲学的观点，有矛盾就斗，斗的结果必定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斗争必然有，但很少能是一方消灭另一方。大多是双方在磨擦的过程中，讨价还价，最后达成妥协。可能是双赢，也可能你让的多一点、我让的少一点，大家和平共处。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原则上都是竞争磨合的关系。我国在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时，与别的国家也会产生矛盾，会有斗争，但出发点不可能是绝对地我赢你输，而只能是适可而止。掌握这一点，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把原则性和策略性结合起来。
争取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记者：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会产生很多矛盾和冲突。这其中，也包括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鉴于此，你提出要正确处理不同文明类型的关系，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据我所知，“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一个新的提法，你能否作些阐述？
李忠杰：“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我1995年1 月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中提出来的。这些年来，我们常提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没有提国际文明新秩序。我认为，在当代世界，仅仅提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不够的，还必须加上一个：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为什么？随着世界各国交往、接触的增多，磨擦、碰撞也日益增多。这其中既有政治、经济的因素，同时也有文化的因素。如何处理好文化间的磨擦、碰撞？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代表性的就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的理论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冲突的根源是什么？他的结论是文明的冲突。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他的结论是不准确的。世界冲突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利益而不是文明。但亨廷顿理论也提醒我们，世界上不同文明类型确实存在着矛盾、磨擦和冲突。亨廷顿没有回答怎样处理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国内外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讨论不少，全都限于文明的冲突是否构成国际冲突的根源。我认为不能停留在这一点，而应进一步提出怎样正确看待和处理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
怎么认识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关系？世界文明是多样性的。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世界都不存在一个所谓大一统的文明，总有各种带有民族的、区域的、国别的特点的文明。文明类型的多样化既是客观事实，对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不同的文明，肯定有不同的特点。有差异，有矛盾，也就有磨擦。怎么来处理？这就要制定一个规则，使各种文明之间的磨擦和冲突减少到最低程度。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就是要建立一套处理不同文明类型关系的规则。
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很有现实意义。当今世界，经济、科技的发展使得各种文明交往越来越紧密、频繁。这就特别需要处理好不同文明交往的关系。既要做到不同文明的相互融合，又要注意尊重和保护文明的多样性。比如，仅仅就文化的交流而言，目前的问题就很多，矛盾也越来越大。举例说，法国人在美国迪斯尼文化大举“入侵”之后，毅然举起保卫法兰西文明的旗帜。法国政府规定好莱坞电影在法国上演必须限定在一定的比例之内，等等。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本民族的文化。而民族文化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因此，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离不开必要的规则。比较公认的规则有知识产权等等。其他许多方面，比如电视传播，电台播音等等，也都要有明确的规则。当然，文明新秩序并不限于文化的交流。国际政治、国际经济的背后都有一个文明问题。如何对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何对待文明的多样性的问题。所以，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就是希望国际社会不仅要注意建立政治、经济方面的规则，而且要进一步建立文明交流、和平共存的规则，使大家都能按规则办事。这样不仅能保护不同的文明类型，而且有利于文明的交流，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有好处。
两种社会机制的比较
记者：在中国与世界双向互动的过程中，不能回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在世界性、世纪性的现代化大潮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不是两个阶段的竞争，而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之间的竞争。请问你怎么看？
李忠杰：当我们从现代化的角度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时，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两条不同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也是可以的。但是现代化潮流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不是先设定了一个现代化的目标，然后才出现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价值目标。资本主义在发展物质文明方面，处在领先地位，也就是“现代化”的状态，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抓紧实现现代化。这才给人以好像双方都是在朝现代化目标互相竞赛的印象。
双向互动，涉及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问题。以往人们对这两者的差异作了大量论述，但我觉得，恐怕还要把问题说得更准确、更深透、更有道理一些。所以，我尝试从“社会运行机制”的角度来加以比较。一个社会，既要发展，又要稳定，也就是既需要动力机制，也需要平衡机制。两者缺一不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根本上都在社会运行机制中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由于追求最大利润的本性，较多地关注社会动力机制，但是忽视社会平衡机制。而社会主义一出生就更多地关注社会平衡机制，但也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动力机制。现在，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还没有能很好地解决这两种机制协调和平衡的问题。说到底，我们的改革就是要解决社会运行机制中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的相互平衡问题。
记者：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问题上，毛泽东和邓小平各有侧重。借用两个哲学术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有观点认为毛泽东侧重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性，所以他把社会主义与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联系起来，而邓小平侧重社会主义的工具理性，所以他把社会主义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邓小平更多地是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方法和途径。请问你怎么看？
李忠杰：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关系，我可以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加以说明。人们造房子，必须先设计。如，面积多大？外形怎样？风格如何？长、宽、高各多少？等等，这些都是房子的形式问题，必须事先确定下来。但事实上，在搞清楚所有这些形式问题之前，还必须先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座房子是干什么用的，即所谓房子的功能和对于使用者的价值问题。这个功能和价值性的问题不确定，房子的形式也就无从确定。所以，在这里，价值当然是优先的。形式服从于价值。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同样道理。社会主义有它的形式，也有它的功能、价值和作用。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的形式本身当作了它的最高价值，把形式当作了目的。苏联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和中国50—60年代的人民公社化，都是把社会主义的形式当作价值、目的本身的典型代表。其实，公有制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制度形式，还不是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身。社会主义的价值在哪里？本质论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邓小平提出本质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的形式和价值区分了开来，把社会主义的各种具体制度看作是实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价值的方式，也就是你所说的工具。制度、政策、措施可以多种多样，关键是能否实现最终的价值。什么样的形式最有利于实现其对于我们的价值，就应该采取什么形式。
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记者：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和重要的词，叫“跨世纪”。我们怎样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新的世纪？
李忠杰：公元纪年，从科学的角度看，只是一个纯粹的符号，2000年和1997年、2005年等一样，都是表明时间的延续性，无任何特殊意义。但既然作为一种标志，人们有时也可以赋予它特殊的意义。客观上讲，世纪之交，世界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新的课题。主观上讲，既然是世纪之交，就像年终总结一样，我们可以通过回顾过去百年、千年走过的道路，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动员、团结、凝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的目标而奋斗。正因如此，人们才赋予它以标志性的特殊意义。当然，在这个时候，世界上的问题也很多。比如布热津斯基就把20世纪末的世界描述成“一架高速飞行的，但是没有方向的飞机”，需要寻找一种目标，才能防止世界出现更大的混乱。所以，面对新的世纪，有人充满希望，也有人流露出悲观情绪。这是正常的。世界的希望不在“世纪”本身，而在于我们自己。
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好地推向新世纪，就需要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更好地坚持、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从中国最近20多年的发展经验看，邓小平理论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时代的潮流，因此受到了世界的高度评价。尽管也有人对这一理论持有异议，但谁又能提出一套比邓小平理论更科学、更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理论呢？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这个理论并不仅是一个人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结果，是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产物。邓小平理论给中国社会的发展指出了一个大的方向。不是说实践中的所有问题都能在邓小平理论中找到现成答案，而是说这样的理论给我们提出了一套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原则。比如说，邓小平肯定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和贡献。至于怎么搞，他没有多说，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加以探索。所以，对邓小平理论，不仅需要坚持，也需要丰富和发展。世纪之交，世界形势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特点、新趋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也在不断深入。所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在很多方面对邓小平理论作出了丰富和发展。
记者：一种理论，一门学科的生命力除了内容的不断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你认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在方法上应有哪些创新？
李忠杰：我们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研究国际政治，始终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只要坚持这一原则，就能发现许多新的课题、目标，也能形成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琢磨出一些新的认识、新的规律，提出一些用以解释新的现象的理论视角。前面提到的“双向互动”、“竞争磨合”、“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概念，就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琢磨新现象、新事物而作的一种尝试。“在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互动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一个新的视野，也是一个大的课题。方法的创新很重要。我们理论工作者，思考和研究问题，视野一定要开阔，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敢于创新，不要保守。当然探索也是很严肃的，要以实践和科学为根据。
记者：好，谢谢你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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