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成本观：科学执政的一个重要价值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个重要论文,价值取向论文,成本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世界各国执政实践证明，一种理性的执政形态，除了具有法治执政、集约执政、廉洁执政、人本执政这些内涵外，还必须具有重绩效产出的“成本执政”的品质，实现执政低成本与高绩效之间的统一。执政成本，由政治成本和经济成本两部分组成。执政讲究成效，这是每一个执政党所追求的目标，普遍关注和重视执政成本是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进步标志。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注重提高执政绩效、大力降低行政耗费。实现社会代价与社会收益之间、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实现执政目标和执政收益的最大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行科学执政的重要价值取向，也是当前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执政成本观是执政党科学执政应予高度关注的重大命题
执政讲究成效，这是每一个执政党所追求的目标，普遍关注和重视执政成本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进步标志。这是因为执政成本与科学执政，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直接关系到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认同性和稳定性。当今世界各国的执政经验表明，无论是公共执政还是公共行政，都要通过公共部门的科层结构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一般认为，科层结构具有缺乏竞争性、非利润化和敏感性迟滞等固有特点，使各种非绩效行为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扯皮推诿、腐败、劳民伤财的政绩偏好有可能大量产生。执政主体滥用公共资源，“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不计成本、不惜代价、不节民力的行政惯象，很容易构成公共运作中的“绩效黑洞”，造成执政低绩效甚至执政败绩。执政败绩是执政因出现伦理道义上的问题而最终翻船，亦即权力“合法性”丧失。任何一个执政党，都有可能出现败绩。世界上很多执政主体，都是因为执政败绩而走下政权舞台的。因此。增强执政成本意识，科学控制执政成本、提高执政绩效，重视成本理念下的执政产出、重视实现执政目标的最大化，这不仅是体现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中一种经济意义的价值取向，更是体现共产党人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承诺。历史上，一切非人民性的政权都是大量耗费民脂民膏、不体恤民情的。因此执政的成本和绩效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涉及执政正义的伦理问题。我们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党，提高执政绩效，降低执政成本，是我们党科学执政的题中应有之义。1871年，马克思在论述巴黎公社时，在热烈称赞巴黎公社精神的同时，曾深刻地指出，代表人民的政权，它的特质应该是低成本的“廉价”政权和“廉洁”政权。今天我们的执政领域，面临着日益繁重的任务和复杂多变的社会政治环境，但是立党为公的权力结构，无疑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倡导的轻质型结构，执政形态应该是重绩效的节俭型形态。
执政成本与科学执政紧密关联。坚持科学执政就必须讲究执政成本，讲究执政成本就必须靠科学执政来保证。科学执政在理论层面是执政理念，在实践层面是执政方式。所谓科学执政。就是自觉遵循客观规律执政，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科学制度、科学方法治国理政。科学执政的实质就是执政要讲成本讲效益，在执行中追求以低成本带来效益的最大化。科学执政必然要求降低执政成本与提高执政成效。执政成效是指执政党通过运用执政资源所达成的执政成果和效率。执政资源是执政过程中可供投入的部分。执政成效离不开执政党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的利用，这部分构成了执政成本。执政成果是执政过程中的产出部分，是执政党表现出来的执政业绩，构成了执政收益。执政效率即是执政成本与收益的比率。执政成效是衡量党的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是政党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基础。执政成效究其实质就是执政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认同度，是执政能力、执政水平的最终体现。执政成效所指向的目标必须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相统一。只有执政成效越大，执政成本所占比重才会相对越小；反之，执政成效越小，执政成本越大。提高执政成效，不仅需要整合行政资源、完善行政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同时还必须进一步端正执政理论、提高决策水平。一方面，要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不搞“政绩工程”，不做表面文章，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民执政。另一方面，还要提高决策水平，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处理好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不仅要避免决策失误带来成本损失，还要善于以最小的成本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加强的背景下，群众会用经济化的眼光看待和评价执政党政府如何使用纳税人的钱，这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比过去要高得多的要求。因此，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党的执政成本，重视保护党的执政资源，妥善处理好与民心之间的关系，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效益。提高执政效率，既是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体现，也是科学执政的重要标志。科学执政不能不提执政成本。执政不计成本，就不是科学执政。
二、新世纪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成本观的形成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进程中累积的大量实践经验和遇到的各种现实问题，使党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者所未曾看到的现实模型，大胆创新，与时俱进，在党和国家的建设方针和执政理念中提出了大量的新概念和新战略。在新时期，我们可以感受到“执政成本”在党的执政理念中正在日益成熟。
（一）“三个代表”思想确立了新时期我们党执政成本的目标指向
“三个代表”思想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与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总要求相一致的，也代表了新时期我们党执政成本的目标指向。首先，执政成本的使用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我们党性质不同的其他执政党，它们的执政成本在使用上要么是为了实现利益集团的私利，要么是为了赢得选民的投票，最终的目标指向还是政党自身的利益。“三个代表”思想明确了我们党的性质，也就明确了我们党执政成本的行动目标。其次，执政成本的使用要维护本国文化上的先进性。和一些主张欧美化的执政党不同，我们党深切地理解到我国人民对于本国悠久文化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强势下，积极建设和保持本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和发展本国文化的先进性。“三个代表”思想明确了我们党执政成本的本土定位。最后，也是最为根本的一点，是执政成本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现为民所想、为民所勤、为民所廉。同一些国家执政党积极用国产填充党产，用民脂民膏提升自身福利的做法相比，我们党在建国伊始就明确了没有党产，自觉要求干部艰苦朴素，队伍精兵简政。“三个代表”思想更是将这样的执政传统明确为党新时期建设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确立了新时期我们党执政成本的增效原则
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深层次诸多矛盾，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我们党成本观认识深化的一个标志，为执政成本如何增效提出了四大原则。首先，执政成本遵循以人为本发展的增效原则。人的发展成为执政成本增效的最终目标，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或工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任何妄图以人作为发展的代价，都和我们党成本观的内核是不相容的。其次，执政成本遵循全面发展的增效原则。在发展中提高执政成本的效能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入手，绝不能单纯地提升执政成本在某一方面的效能，而无视执政成本在其他方面的低效能甚至负效能。再次，执政成本遵循协调发展的增效原则。协调要求执政成本的增效在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能够环环相扣、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循环推进，某一环节执政成本的增效如果超过了其他环节的发展速度，那么这种增效在整体协调发展中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如果为了某一环节执政成本增效而造成其他环节执政成本的减效和无效，那就实际破坏了整个社会协调发展的链条。最后，执政成本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增效原则。科学发展观明确了“可持续”作为发展的基本要求，为我们党执政成本实现跨周期、长效性的增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防止了对执政成本的爆发式运用和耗竭式支付，为研究执政成本精细控制和循环再生机制予以了执政理念和政策上的支持。
（三）建设“节约型社会”，扩大了新时期我们党执政成本的视域
2005年6月30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电视电话会上指出；“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并对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具体落实工作进行全面部署。这是第一次把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远期目标、近期具体工作安排、政策体制建设及协调保障机制等作为系统整体提出。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工作的通知》指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指导思想是，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方针，紧紧围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节能、节水、节材、节地、资源综合利用和发展循环经济为重点”。
“节约型社会”的战略举措第一次明确了我们党执政成本的视野规模，在我们党以往的工作安排中，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执政党对成本的考量中，往往将执政成本的视域主要投射在政党行为和政府行为上。这样的做法固然有身体力行的表率意义，但是往往造成的是降低执政成本流变为“面子”工程：一方面是政党和政府一味地将大量的成本支付转移给下级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形成数字上的虚低；一方面是执政党处理公共事务的效能下降，社会整体福利下降，大量的基层部门和非政府部门成为执政成本的最终负担者，而整体意义上的执政成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降低。例如美国1995年颁布的《无资金委托改革法案》（UMRA1995）就充分反映了：只是为了降低中央政府在执政成本上的数字，而不切实从整个社会发展运作的角度考虑，最终带来的只有苦果和冲突。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战略举措充分考虑了社会生产、流通、消费各个领域，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节约型社会的核心目标是降低整个社会资源消耗的强度，提高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这就为我们党在考虑执政成本时要放眼全局、关注民生做了最根本的要求，真正贯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四）“和谐社会”确立了新时期我们党执政成本的人性关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到党执政的主要政治议程，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胡锦涛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和谐社会”真正将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所关注的问题转化为我们党执政成本中六个方面的人性关怀：第一，以民主法治确立执政成本对人的程序规范。第二，以公平正义确立执政成本对人的分配公正。第三，以诚信友爱确立执政成本对人的信赖呵护。第四。以充满活力确立执政成本对人的生命关爱。第五，以安定有序确立执政成本对人的安全保障。第六，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确立执政成本实现人的自然回归。
上述我们党一系列承前启后的执政理念和战略部署，体现了执政成本观在我们党的实践进程中，从理论走向现实，从思想转化为操作，执政成本理论已成为共产党执政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执政成本观的内涵与目标取向
科学执政，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执政成本核算，是顺应世界政党现代化的潮流而提出的新的执政理念与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就必须讲究执政成本。讲究执政成本就必须靠科学执政来保证。科学执政在理论层面是执政理念，在实践层面是执政方式。所谓科学执政，就是自觉遵循客观规律，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科学思想、科学制度、科学方法治国理政。科学执政的实质就是：执政要讲成本，要讲效益，在执政中追求以低成本带来效益的最大化。当前，世界各国的执政党都十分重视执政成本问题的研究与应用，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阶段，尤其应当强化执政的成本意识。对于自己的每一个决策、措施，都要自觉地从成本与效益的角度去衡量取舍，进行成本分析，将科学成本观渗透于执政的每个环节和全部过程。否则，科学执政就无法落到实处。
1.注重执政成本，必须依照科学执政理念规范执政成本运作。执政成本与执政方式密切相关。科学、民主、法制的执政方式，必然在执政成本的运作上也是科学、民主与法制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执政成本运作要科学。即按照科学的理念、理论和科学的制度与方法来运作，千方百计降低执政成本。二是执政成本运作要民主。不仅要广泛听取民意，决策者和实施者有民主作风，最根本的在于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公开，接受人民监督。三是执政成本运作要法制化。首先，执政成本的取之与用之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可依。要考虑在条件成熟时制订专门的法律（法规），使执政成本（包括行政成本）依法运作并接受法律的约束与监督；其次，执政党要带头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执政成本用好。在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执政成本的运作至少要遵守相关的财务制度，对于挥霍浪费贪污挪用执政成本的行为，要按照有关法律给予严惩；再次，要下大工夫解决目前执政成本运作的“人治”现象，使执政成本的运作纳入法制化轨道，克服因领导人的更换或领导入水平、看法、注意力变化而任意改变执政成本的方向、用途、数量的不良倾向。
2.注重执政成本，必须整合优化执政资源。任何制度下的政党运作，都需要一定的资源相匹配。政治资源是政党能否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决定性因素。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则是政党能否执掌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三大基础性因素。执政资源的流失，会降低或丧失一个政党的政治凝聚力、社会控制力和政治动员力。科学执政，必须要加强对执政资源的保护、运用、开发和优化。首先，倍加珍惜执政资源。资源是有限的，有些是可再生的，有些还是不可再生的，容易流失。因此对已有的历史资源、权力资源和理论资源，必须充分珍惜，精心保护，防止执政资源的流失，这是科学执政的基本要求。其次，要充分珍惜执政资源。执政资源是一个系统性的和动态存在并不断发展的整体，执政党就要充分利用自己掌握政权的地位来好好地利用可以控制和支配的执政资源，使其作用最大化。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能够合理使用执政资源，就能降低执政的成本；降低执政成本就是提高了执政能力，增强了执政的合法性。因此，必须制定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科学配置执政资源，把现有的执政资源合理安排，充分利用，使之发挥最大的效能，并运用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有效制止不计成本的执政行为。再次，大力扩充执政资源。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总是在不断地消耗已拥有的资源，因此，我们不仅要珍惜、保护利用资源，还要更多地创造资源、扩展和累积资源。一般来说，党的执政资源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党的先进性。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而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判断党先进不先进，要看它是否能够推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是否能够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归根结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二是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脱离群众，失信于民，必然会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保持先进性的同时，必须保护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厚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在新的领域扩大执政资源。只有使这种执政资源与时俱进，常在常新，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坚如磐石，永不动摇。
3.注重执政成本，必须建立健全执政成本科学评估机制。长期以来，在干部政绩考核中没有成本意识和成本指标，对干部政绩的评价一般不计行政活动的成本，主要是看行政活动的结果和效果。这种不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是执政成本过高的制度性原因。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一些领导干部对政绩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把“发展就是硬道理”，片面地理解为“以GDP为中心”，讲经济总量就是讲“GDP”，讲发展就是讲百分比，等等。注重执政成本考核，必须建立和完善符合科学执政要求的评估机制。首先将政绩成本过高纳入领导干部问责的内容。对政绩成本过高、绩效较差或严重违反财经纪律，影响较大的主要责任人予以问责。从制度层面在官员政绩考核标准中加入“政绩成本分析”内容，有着重要的导向意义，其直接针对的是很多地方官员延续多年的那种不计成本的政绩观念。其次，民主执政，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和社会的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尊重公民的个性和权利。同时，规范和引导政协和各种社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加强舆论评估的作用，利用民意调查等手段，适当地、制度化地对执政活动做出评价。这既可以通过人民群众和社会团体来分担党的执政负担，减少党的执政成本，又能够利用这些方法来整合社会，减少利益冲突，化解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与统一，从而大大提高执政成本投入的效益。再次，充分发挥各级人大领导、监督、组织、协调作用。建立由党和国家机关公务员、专家学者、群众代表组成的相对稳定的评估队伍。
总之，“科学执政”形态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注重提高执政绩效、大力降低行政耗费，实现社会代价与社会收益之间、执政成本与执政产出之间的平衡，实现执政目标和执政收益的最大化。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锻铸执政新伟业、创造执政新辉煌之必需，也是当前建设节约型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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