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与机会：论我国老年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必要性论文,可能性论文,老年论文,论我国论文,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794(2015)10-0020-06 doi：10.3969/j.issn.1001-8794.2015.10.006 一、转换：从量质分离到量质结合 1.人口老龄化的量化表征与一般对策 1999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社会老龄化的显著特征是老年人口数量多，规模大，来势猛，速度快，“未富先老”等。[1]来自民政部和全国老龄办等部门的资料显示，[2]从2009年开始我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老年人口年均增加800万至900万。截至2011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占总人口的13.7%；预测到2014年底将超过2亿，今年将达到2.21亿，占总人口的16%；到2020年将占总人口的17.2%，即平均每年增加近600万。预计到2050年我国会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将达4.37亿，约占总人口的30%。不难看出，“我国正在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速度和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老龄化呈现持续加剧之际，老年空巢家庭迅速增长。2000年，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的家庭中，空巢家庭占比已超过20%；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独居空巢家庭”占比达到16.40%，“夫妻空巢家庭”占比达到15.37%，二者合计达到31.77%。这意味着中国现在至少有31.77%的有老年人生活的家庭属于空巢家庭，这10年中空巢家庭的比重上升了8.93个百分点。“在人口流动成为常态的情况下，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老年空巢家庭的比重还会迅速上升。”[3]家庭居住安排，直接影响老人的照料需求及其对外部照料资源的依赖程度，家庭空巢化导致空巢老人的养老需求难以得到家庭的有力支持和帮助，从而带来各种家庭矛盾。 同时，我国人口高龄化也在进一步加速。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以及一系列助老政策的实施，老年人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高龄老年人口比重逐步提升，成为老龄人口中增速最快的群体，年平均增长率大约为3.5%。按此速度预计，到2020年高龄人口将超过3 000万，到2050年将超过1亿。[4]高龄人口需要更悉心的照顾，需要享用更优质的社会医疗与福利资源，这一群体是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难点和重点所在。 高龄化、空巢化已成为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态势。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指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历史欠账较多、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形势下发生的。这一突如其来的现象，不容人们对应对策略做更深入思考，而只能应付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故当前关于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老年人口的数量所带来的问题上，数量包括相对数量即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与绝对数量即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方面。与此相应，以数量来衡量老年人口问题的研究所提对策，主要集中于社会保障、医疗保健、社区服务、养老模式以及政策法规等外在途径上。 2.老龄人口质量显著的个体差异性 有研究指出，针对老年人口数量变化所做的研究一般存在一个潜在假设，即“老年人口问题是老年人口数量的函数：P=f(n)。通常情况下这种函数呈正比例关系，即老年人口相对或绝对数量越大，其所带来的问题也越大。”[5] “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下，老年人口数量与老年人口问题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同样数量的不同群组的老年人会带来不同的问题，或者所带来的相同问题的程度也很不一样。”[6]换句话说，老年人口带来什么问题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老年人口的数量，还取决于老年人口由什么特征或特质的个体所组成，即老年人口的质量。大量研究证实，老年人口区别于其他年龄群体最重要的特点是个体差异的显著性。[7]老年人的实足年龄与生理年龄、心理年龄和社会年龄通常具有非一致性，因此，他们在身体素质、照料需求、心理需求等方面悬殊，不能笼统地把实足年龄达到多少或位于同一年龄区间的个体视为相同特质者，由他们所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与程度上也不能看做一样的。 鉴于老年群体之间在科学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专业技术水平、管理经验等方面存在的较大差异，研究者认为有必要划分老年群体，[8]对不同群体采取不同的管理办法，于是他将老年人从年龄阶段划分为低龄老年人、中龄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从文化素质水平划分为经济老年人和知识型老年人，还有特殊老年人。这种划分揭示出老年人的类的差异性，开始从质的角度来考虑老年问题，分类型差异化地解决老年问题，而在同一类型内部，不同个体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同样需要我们区别对待，所以，类型化分类还有待深化，需要表征出每一位个体的差异化、多元化的需求。 3.量质结合与老年教育的出发点 按照年龄标准划分老年群体，并借此定义老年问题显然不够科学，而单纯按照人口数量界定老龄化问题也不合乎事实，因为，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或规模的扩大都只是人口现象，并不直接转化为人口问题。要想正确判定老年人口给社会带来的问题大小，不能简单考虑这个群体的数量，还要考虑这个人群的类型以及各类型中每位个体的质量。在数量不能减少的情况下，我们更多要从老年人口质量的角度寻找突破口，只有将数量、类型与质量同时纳入思考的范围，才能探寻出老龄化问题解决的合理、有效、经济之道。 在量质结合的语境下，老龄化问题并非等同于老年人带来的问题，而是指人口质量不高的老年人所带来的问题。如果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促进方式，适度提升老年人的素质，或者更进一步，开发老年人自身的潜能，那我们就可能整体缓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压力，为社会创造老年财富。这种思维下的对策探讨，需要摆脱当前研究中唯数量指标与量质分离现象，探索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内在途径，提升与增进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建立内外途径相互关联、彼此渗透的应对方式。这既是老年教育的出发点，也是老年教育的根本宗旨。 二、挑战：老年教育的必要性 根据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界定，生命质量是指个体根据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价值体系对自身生活的主观感受，包括自然生命质量、精神生命质量、智慧生命质量和价值生命质量四个密切相关的方面。教育在提升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增进老年人的自养能力、落实老年人的权利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1.老年人教育权利需要保障 人们习惯认为老年人是“离退休人员”，是缺乏可塑性的定型人员，是创造价值和社会价值匮乏之人，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普遍认为老年人不需要也不可以实施再教育。庆幸的是，人们逐渐意识到老年人也需要教育，主要原因如下： (1)教育是帮助国家有效安置老年人的重要手段。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重，老年群体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如果不能将他们有效安置，势必为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压力。通过教育将他们组织起来，减少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做好老龄教育工作具有重大意义，自我导向的老年教育、有组织的老年教育和正规的学校老年教育正日益受到重视。 (2)教育是帮助老年人实现夙愿、学会使用现代化产品、养护身体、对抗老化、乐享晚年的重要手段。退休前，老年人作为各行业的专门人才，拥有行业内受人尊敬的知识与技能；退休后，很多人离开了工作岗位和原来的生活环境，为了再社会化，他们必须继续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特别是老年保健知识，以提高晚年的生活品质。 (3)教育是养老方式变革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退休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传统的“物质养老”退居二线，“精神养老”的需求不断提升。特别是在城市，相对物质提供与日常照料来说，老年人更需要社会和家人的情感支持，心理建设对于健康来说发挥的作用更大。老年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越来越迫切，为他们提供老年教育势在必行。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要“重视老年教育”。老年教育是实现老年人受教育权、受尊重权、受保护权等在内的老年人人权的重要渠道和手段。因此，老年教育具有双重属性，它既是终身教育的不可缺少的最后阶段，又是老龄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老年教育是贯彻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要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个体终身受教育权利的基本方式和实践方式。 2.老年人生命层次有待提升 我国是在经济尚不够发达的时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老龄化速度快于经济发展速度决定了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由政府包办养老护理福利事业。[9]同时，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素质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实施老年教育，提高老年人的自我保健能力，可以降低他们对老年照料资源的需求，同时，教育教学活动又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品味。 弗洛姆认为，人的心理需求由于受到个人性格及社会文化的交互影响，经常处于不可避免的失衡状态中。为了和谐生存，人类要满足五种心理需求： (1)关联需求：迫切期望与他人或某种势力建立关系，获得安全感和一致感。 (2)超越需求：期望超越物质条件的局限，进入有目的的自由领域，在精神层面上展现创造性人格。 (3)认同需求：逐渐发展自我身份，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和他人的差异，以确定自己的独特性。 (4)寻根需求：希望与社会保持接触，需要与他人产生友谊等亲密关系，个体需要与环境和自己的过去形成有意义的连接，归属于某种关系体中。 (5)定向需求：需要为自己确立一个目标，发掘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五种心理需求对于一个健康、积极的个体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能够满足得越多，则个体的生命质量就越高。 我国城市老年人在离退休后，由于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如果未能及时引导，大多会出现程度不同的消极心理。充实精神生活，安度幸福晚年，既是他们的普遍愿望，也是老龄化工作的价值追求。在此方面，弗洛姆的心理需求理论为我们正确识别老年需求、提高教育成效提供了深刻启示：老年人具有爱人与被爱的需求，希望认识别人，了解、关怀别人，并愿意对别人承担责任；老年人希望超越物质条件的限制，在擅长的领域继续奉献，在精神世界中发挥创造性的人格特质；老年人希望与别人、社会及与大自然亲密结合，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老年人追求人格统整，希望在世界上活出意义；老年人努力寻求生活方向从而获致安适的心境。老年教育使得老年人的自我整合、自我完善以及再社会化成为可能。 人的一生是社会化的一生。老年人退休只是工作阶段的结束，而不是社会化过程的结束。老年人参与学习活动，既能建立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的联系，增进人际交往，促进思想感情，又能从学习中获得新的知识技能，开阔视野，防止思想和心理老化，延缓智力的衰退；同时，老年人有丰富的经验和技能，可以继续发挥作用。通过教育提高老年人的健康意识，使之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让老年人参与自身保健，从注重老年人的健康问题解决演变到注重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管理，对于解决老龄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对老年人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政策教育、精神文明教育，防治和减少老年人犯罪，使老年人过好晚年生活。适应社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加强学习，扩大知识面，老有所学是基本要求。 3.老年资源有待教育性开发 当前，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突出表现在“积极老龄化”这一理念还不够普及，“老年无用论”和“老年负担论”还是社会中不少人的潜在观念。其实，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全是消极的一面，因为老龄人口中也蕴藏着宝贵的资源，含有对社会积极的一面。专家学者、国际组织开始不断呼吁，并致力于开发老年资源，特别是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的口号，它强调在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和保护、尊严和照料的同时，积极支持老年人充分参与社会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使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发展，推迟由生产人口转变为受赡养的消费人口”。[10]在我国“未富先老”的情况下，如果不能充分利用老年人资源，不仅将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养老压力，还将面临着巨大的劳动力短缺压力。 将研究的重点渐渐从社会保障转向老龄的社会参与，对人口的老龄化从消极老龄化转向积极老龄化，鼓励老年人社会参与，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的。现代医学界研究证实，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能力的发展与衰退是不同的，体力劳动能力在40岁以后便开始逐渐减退，而脑力劳动能力50岁才达到顶峰；到了80岁，体力劳动能力几乎完全丧失，但是80岁健康老人脑力劳动的能力并不一定次于20岁的青年。应该承认，老年人由于大脑中细胞的减少而会引起记忆力的渐退，但是，智力不仅只有记忆力，它还包括判断力、观察力、想象力和分析能力等，而这些功能则减退得较慢。另外，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文化教育的发展、学习训练技术条件的改善，使得人的智力主观能力比前人有了极大的增长，因而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提供了主观基础和客观条件。具备参与基础与条件的老年人，如果只让其享受而不让其工作，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痛苦，因为能力用进废退，适当的社会参与是维持其能力水平的基本条件。 “积极老龄化”不仅符合生命发展的自然规律，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老有所为是老年人自我实现方面的价值需求。老年人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知识面广、人生阅历丰富、时间充裕，参与活动机动灵活且热心公益事业，是社会重要的人力资源和宝藏。老年资源开发并不仅仅意味着必须使老年人再次进入工作岗位，而是让老年人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让他们意识到自身的重要性与被社会需要的自我实现感。[11]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积极老龄化”，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主要包括老年人对自身发展、家庭生活、社区管理、社会服务等相关领域的积极参与。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老年人可以发挥自身的作用，保持充分的活力，获得更加积极的自我印象，提高社会参与意识，进一步体现出自身的社会价值。充分发挥老年人能力和智慧上的优势和潜能，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不仅有助于老年群体的健康、尊严，更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社会参与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发展老龄事业过程中要注重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 通过老年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满足老年人社会参与心理，既是实现“成功老龄化”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老年人发展需求的重要路径。大力发展老年教育事业，是积极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庞大的“包袱”转化成宝贵的人力资源。因此，我们应该通过教育方式提倡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开发老年社会资源，让“老有所为”成为老年人自我实现的途径，成为社会财富创造的手段。 三、机会：老年教育的可能性 1.人的毕生发展是老年教育的基础 毕生发展观(life-span)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并以其理念的先进性与解释力，逐步成为毕生发展心理学中的主流趋势与主导观念。与传统发展心理学不同，毕生发展心理学关注从妊娠到死亡的整个生命历程中人的行为的成长、稳定和变化的规律，它认为个体心理和行为的发展并没有到成年期就结束，而是扩展到了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心理结构与行为功能在人的一生中都有获得、保持、转换和衰退的过程，因为它们的发展是动态、多维度、多功能和非线性的。毕生发展观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心理学家P.B.Baltes及其同事，他们提出的观点及多年的研究事实在该领域内具有重要的影响。[12] 毕生发展观的第一个要义是发展的连续性。传统发展心理学只注重个体心理发展的进步性与上升性，认为只有在青年期之前，人的心理才是发展的，而到了一定年龄后，心理发展就会走下坡路。与这种线性发展观不同，毕生发展观认为个体的发展是个体整个生命的发展过程，从生命的孕育到生命的晚期，每一个时期都可能存在发展的起点和终点，因为人只要活着就会受到各种生活事件的影响，就会产生心理上的发展和变化。人的心理发展既取决于先前的经验，又与各个不同阶段特定的社会事件有关，人的生命历程中任何阶段的经验对其一生的发展均有重要意义。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应该为老年人的继续发展创造教育性环境与发展性事件，以促进与提升老年人潜在的发展态势。 毕生发展观的第二个要义是发展内涵的多样性。传统发展心理学持单向度的发展观，认为个体的发展即个体心理功能的增强或行为技能的获得。与此不同，毕生发展观认为个体的发展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心理和行为发展的不同层面，甚至同一层面的不同成分和特性之间，发展的进程与速率都是不相同的。老年人在记忆力、想象力等方面的能力可能会逐渐减弱，但在智力的理解力、洞察力等方面，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增强。其次，发展并不意味着功能上的简单增加，生命历程中任何阶段的发展都是获得与丧失、成长与衰退的整合，只是得与失的强度与速率随年龄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这提醒我们在进行老年教育时，既要看到教育作为社会事件促进老年人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又要充分估计教育效果的复杂性与非积极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其行为或心理能力能够维持现状，则说明教育已经起到了预期的效果。 毕生发展观的第三个要义是个体的发展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强调人的心理与行为是“生物—基因”的和“社会—文化”的两种过程与条件共同建构的结果。[13]对于个体的身体机能或心理发展的全程而言，生命早期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生物—基因因素；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的生物功能开始下降。若要产生和维持高水平的功能水平，就必须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源来补偿。我国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也开始对老年人的认知能力的老化机制及其可塑性、可逆性进行了研究，[14]如许淑莲等(1993，2000)对老年人的认知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证实了文化资源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生物功能的下降，通过训练或教育，让老年人的认知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个体发展的这一事实，指明了开展老年教育的必要性，在他们的生物功能逐渐衰退过程中，及时适当地提供他们的继续发展所需要的文化资源，既可以巩固个体发展的成果，也是通过社会资源投入调控自然生物过程的积极举措。 毕生发展观使我们对老年人发展的认识从阶段性转向全程性，确认了人的发展过程中各阶段特别是老年期的发展潜力，从而为老年教育与训练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在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了老年人的发展过程与潜力后，老年教育就显得不够充足，而且可能，它为老年教育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教育作为社会参与方式具有多重功能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参与方式，对于老年人心理发展的重要作用，可以通过角色理论、活动理论和亚文化群理论得以证明。角色理论是社会老年学家解释个体如何适应衰老的最早尝试之一，它认为在变成老人的角色变化与调适过程中，会因为“角色退出”(如退休和丧偶)而经常遇到问题，所以老年人需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寻求新的角色。老年人在获得社会角色后，不仅能在角色中散发余热，还能获得精神的寄托。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应该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只有参与社会活动，才能使老年人重新找到自信，保持生命的活力。老年亚文化群理论指出，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老年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减少压力、获得快乐。老年亚文化群是老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最好方式，老年大学的发展，就是对老年亚文化群理论的实践。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参与方式，可以给老年人重新分配角色，通过各种活动，让老年人重新承担或扮演各行业的社会角色，减少因“角色退出”而造成的孤寂感；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参与，在态度上鼓励老年人积极参与他们力所能及的一切社会活动，并努力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提供条件，帮助他们进入新的社会角色；学校为老年人创造了老年亚文化圈，并通过各种活动的开展，不断提升文化品位。在老年学校中，学员之间容易形成良好的互动氛围，不仅能在个人的情感上形成一种好的交际圈，还能在社会参与中提高老年人的积极性；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参与方式，还可以实现老年人价值，满足老年人更高层次的需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既是老年人继续为社会做贡献的需要，又是老年人实现其价值的需要，满足这两项需要的最佳途径是参与社会发展，实现“老有所为”，保障老年人以多种形式进行社会参与。 总之，老年教育可以防止老年人边缘化，消除他者对老年人的年龄歧视；老年教育可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中满足老年人的心理需求、情感需求和深层次的自我实现价值的需求。 3.现实充足的条件保证教育的开展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老年人口问题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老龄问题亦被纳入全球议程的主流。过去20多年来，联合国的重大政策和决议中一直关注世界人口老龄问题和行动方案。在此背景下，我国政府、各界社会团体和专家学者也开始关注并着手解决老龄化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要“重视老年教育”，这就将我国开展“老年教育”，提升到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战略性高度，从而为后续的老年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给出了方向性的要求和指引。 同时，我国城市老年人文化偏低，程度参差不齐，较缺乏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在离退休人员中，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多，占离退休人员总数的70%—80%，他们尚有继续学习、劳动和工作的能力。[15]老年人他们乐于学习，有接受再教育的积极热情。老年人的这些特点既反映出老年人的深层次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为我们开展老年教育提供了动力以及研究与实践的方向。 四、结束语 老年人口规模的扩大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迅速攀升，并不一定必然会带来人们通常所认为的“社会问题”与“社会负担”，而取决于老年人的社会适应情况。[16]所以，社会适应好的老年人比适应差的老年人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会更小。提高老年人的社会适应能力，开发老年人的多方面资源，有赖于教育与学习过程，以增强老年人再社会化能力，进而提升其生命质量，实现积极老龄化。“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水平是实行积极老龄化的关键，也是积极老龄化的精髓。”[17]教育作为社会参与方式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以及老年教育开展所具有的良好条件，要求我们应该积极发展老年教育，发挥老年教育在人口老龄化工作征程中的预防、巩固与提升功能，变被动承受为主动应对，以实现对老年人的真正关爱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