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东亚经济发展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东南亚论文,金融危机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上的重大成就之一，就是亚洲的崛起，“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亚洲经济的飞速发展产生了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四小龙”，还有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等“五小虎”。这些地区近10年来，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令世界钦羡不已。然而，正当经济学家们议论纷纷，仔细分析东亚经济成功的“奥秘”时，一场遍及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暴爆发，导致这一地区出现了近30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汇率大贬，物价飞涨，股市动荡，人心惶惶。大批的企业倒闭，甚至连日本著名的山一证券公司也宣告破产。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不惜接受苛刻的条件，相继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紧急援助。直至今日，这场金融风潮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昔日的“东亚奇迹”是不是“神话”，东亚诸“虎”是不是“纸老虎”，更有人担心曾经创造了辉煌的东亚的未来发展和前景。
不可否认，东南亚金融危机是在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一手炮制下爆发的。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没有外在压力的情况下，习惯了冷战思维的美国垄断资本，又在寻找新的假想敌手，把攻击的目标瞄准了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的东亚国家，尤其是刚刚收回了香港的社会主义中国。它们知道，通过明火执仗的纯军事的或者和平演变的方式是无法迫使像中国这样的早已警觉的大国就范。于是，在西方国际战略专家的策划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本集团运用经济遏制战略，企图通过经济的手段，来搞垮在他们看来是不听话的国家，以迫使这些国家按照他们制定的发展轨道前进。
国际垄断金融资本集团从经济上遏制中国及东亚国家的发展，其最终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在政治上“要埋葬亚洲的价值观念”（注：1997年12月5日《亚洲华尔街日报》。），拼命证明东亚国家过去创造的高速发展是假的，告知这些国家的人民只有美国牌的民主资本主义是治疗“东亚疾病”的唯一良药。二是在经济上要迫使中国等东亚国家开放金融市场，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让这些国家把本国经济发展死死地套在美元体系的战车上，任凭美元的剥削。而他们利用的手段和工具，就是世界金融市场上规模巨大的四处游动寻找投机机会的投资基金，以及高达数十万亿美元之巨的被称为虚拟资本的金融衍生品。金融投机家利用东亚国家的人民对金融衍生工具还缺乏了解的弱点，肆意炒作，致使全球金融投机泛滥，东亚国家本来尚未完善的金融秩序发生混乱，金融投机家乘机火中取栗。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及被美国政府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拒绝管理投资基金，也拒绝公开投资基金的运作细节，而是隔岸观火，让金融资本在全球肆虐。可见，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为了实现其全球经济战略的一部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变动的直接结果。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英国《金融时报》1998年6月15日刊登托尼·沃尔克的一篇报道说，1998年上半年，美国用于购并亚洲企业的金额已达80亿美元，各公司从亚洲不断深化的金融危机中捞取了好处。因此，克林顿政府中主管经济问题、制定和执行政府政策的最有影响的主要人物、财政部副部长、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说：“亚洲金融危机是人们逃脱不了的。”（注：1998年5月24日《洛杉机时报》。）西方的一些报刊甚至公开载文称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了美国经济模式的正确性。他们说：“不论亚洲金融危机持续的时间有多长，不论它的结果如何……它打破了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即东亚的经济将永久的繁荣下去。”“亚洲金融危机缩小了太平洋两岸文明冲突的可能性。增长率的降低和对美元比价的下降损害了方块字世界领导人所需要的自信心和财力，假如他们想向西方挑战的话。”美国的观察家甚至带着幸灾乐祸的情绪宣称：“正如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证明美国的政治模式——自由民主——是正确的一样，1997年亚洲市场的崩溃证明了美国的经济模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明智的。”（注：[美]唐纳德·埃默森：《亚洲美国化了吗》，《外交》1998年6～7月。）日本评论家西部迈发表了一文章，题目就叫“照搬美国模式将使亚洲走向衰亡”，文章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经济全球主义。文章还援引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费尔德斯坦的话指出，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照搬美国模式的）全球主义。费尔德斯坦得出的结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给亚洲的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产生恶果。”实际上，有好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已经对这种照搬美国模式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经济学家塞缪尔森和克莱因早就警告说，机械、武断而又过分照搬美国的金融体系导致了亚洲金融危机。
但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除了冷战后美国经济政治战略的变化，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东亚地区强行推行以经济自由化为特点的全球化战略这一外因外，也同时暴露出了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本身存在的致命的弱点和缺陷。
一是依附性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的局限性。长期以来，美国出于反苏反华反共的全球战略的需要，对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等在资金、技术、市场等各方面刻意进行扶持，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依附于美国，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桥头堡。因此，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美国、日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从美国、日本进口生产设备和中间部件材料，通过加工，然后又向以美国为主的国外市场出口。这种两头在外的依附型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同时由于它具有严重的依赖性，因而致使其建立起来的制造业及电子电气业，既缺乏强大的配套设备工业和元件工业，又缺乏坚实的科研开发基础，根基浅薄。因此，当冷战结束以后，美国、日本将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产业大量推向出口，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全面取代东南亚国家在美国、日本市场的份额，在传统产品的出口方面成为它们的强劲竞争对手，全球生产能力供过于求，致使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
二是过早开放金融市场，金融体系监管不力，外债太多。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认为，银行系统陷入困境是这次金融动荡的最终根源。美国《亚洲华尔街日报》1997年11月27日的一篇文章也指出，“韩国的证券银行是这个国家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这些公司疯狂借贷，在海外进行高风险的投资，然后这些公司开始破产。”这次金融危机遭受打击最大的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国家，都是在本国金融监管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较早开放了金融市场的国家，它们对世界金融市场上巨大的金融衍生品的负面作用基本上缺乏认识，更谈不上去进行有效的监管。同时，这些国家的外债数额巨大，泰国在金融危机前的外债达到近900亿美元，韩国则达到了1200亿美元，印尼更多，有1361亿美元。韩国本国的外汇储备据官方统计，仅300亿美元，到底有多少，连韩国总统也说不清楚。因此，当以美国为基地的国际投机资本大举进攻这些国家，金融市场上本币充斥，外汇需求过旺时，这些国家的金融监管体系茫然无知，不知所措，无力调节外汇市场，看着本币大幅贬值，股市急剧下降，企业破产，最后只得接受秉承美国旨意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控制该国经济命脉的苛刻条件，向国际货币基经组织申请贷款。而相反，有近1400亿美元外汇储备、实行人民币不自由兑换、且对金融风险有一定防范的中国，则遭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有近900亿外汇储备、实行联系汇率制度、金融监管体系比较健全的香港，尽管国际投机资本多次施手，仍顶住了压力。因此，当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如意指挥棒行动，西方垄断金融资本的政治目的没有如愿以偿的时候，一些所谓的西方政治观察家仍在絮絮叨叨地叫唤：中国只有开放金融市场，让人民币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让外国公司参与竞争，参与监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危机。其用意何在，凡有一定常识的人自可分辨。
那么，东亚金融危机是不是就标志着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黄金岁月”的消失，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破产呢？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造成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不可否认，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和香港、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是美国冷战政策的结果和产物。但是众所周知，造成东亚经济高速发展和“东亚经济奇迹”产生的原因，如同造成这次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一样，除了美国冷战政策的外因以外，要主要的同样是东亚国家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因素，即重视团队精神的东方价值观、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及大企业集团发展战略。崇尚社会和公共利益，倾向于群体而不是个人，强调协调稳定而不是个人自由，勤劳节俭、重视储蓄等东亚价值观，比起一味地强调个人主义，强调唯利是图的西方价值观来，更加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对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更有促进作用；大企业集团同样是现代企业竞争的一种战略手段，当代世界500大企业无不是以“大而获得成功的；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战略同样是现代经济体制所固有的特征，国家干预是凯恩斯主义的精义，是现代经济走出困境、获得发展的必要手段。有学者指出，东亚经济奇迹的产生，不考虑经济增长的所有复杂性，则是劳动数量、有形资产数量、劳动质量和资本与劳动投入结合一起的效率，而东亚特别出色地把这4个增长的要素注入经济。很显然，东亚经济取得成功的这些因素，是东亚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贯奉行的方针，并非始于今日，而以前并未引发金融危机，自然与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没有什么联系。既然导致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没有什么因果关系，造成“奇迹”的因素又依然存在，可见，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有东亚国家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却并不完全是东亚发展模式造成的，更不会像IMF领导人所断言的那样：东亚金融危机标志着东亚发展模式的破产，“东亚奇迹”的消失。
那么，是不是可以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东亚经济仍然会如前一样，继续高速发展、保持原有的速度持续地增长呢？很显然答案也是否定的。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这场金融危机远没有过去，虽然国际上三次提供巨额紧急援助，但是还看不到危机结束的迹象。不但如此，日本出现了银行危机，灾难正从俄罗斯蔓延到南非等地。普里马克经济决策公司首席全球经济学家艾伦·赛奈说：“这是美国大萧条以来最不利的经济事件。它带有现实世界或者教科书里出现的各种金融危机和市场动荡的成分。”（注：1998年7月6日《纽约时报》。）而其中最关键、在目前又最不可确定的因素是日本。日本的经济是带头回升还是使痛苦加重，对此次金融危机的解决影响至关重大。虽然日本于7月2日推出了旨在促进金融机构尽快处理不良债权，推进金融改革，稳定金融秩序，加快金融机构的合并与集中的“金融再生综合计划”，7月8日又提出了减税政策，但日本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诸如泡沫经济、不良债权、经济衰退、日元贬值等，以及美国对日本经济的消极观望态度，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扑朔迷离。日本的经济力量在亚洲是最强大的，作为贸易受益国和提供资金的国家，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如果日本取得成功，它给金融危机的缓解可能带来好处；如果日本经济继续保持疲软，日元继续动荡，亚洲经济恢复增长将更加困难，并且将增加出现另一场危机的危险性，这场危机可能带有全球性。然而，正是这个日本，1998年的经济将出现零增长或负增长。
再从曾经造成东亚经济高速发展的本身条件来看，似乎也是时过境迁，昨日黄花。首先，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已不复存在。前已说过，战后日本、东亚国家经济高速发展是以美国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冷战战略的产物，美国为了遏制苏联、遏制中国，在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大力扶持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在长达8年之久的美国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中，日本、韩国以及台湾成为美国军需物资的供应基地，发了战争财。在日本，美国为了确保日本成为一个忠实的盟友，确保政治左翼永远不能掌权，采取振兴日本经济，扶持大企业集团，让政府官员放开手脚管理经济的政策；在华盛顿的默许下，印度尼西亚在反共大屠杀中建立了一个长达30年统治的军人政权；泰国也实行了军事统治；台湾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治，美国武装力量给予了大力支持：韩国的军队养育了土生土长的企业财团，而财团又反过来养育了军政府。今天美国的观察家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假想的敌人，“如果没有共产主义的威胁，亚洲今天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而今天，美国扶持起来的日本，不再是昔日的“小伙计”，而是一个敢在美国面前说“不”的竞争对手，是一条腾飞起来的“大龙”；韩国、印尼等东亚各国，现在也已成为“小龙”“小虎”，并与美国在资金、技术、市场等各方面展开竞争。再加上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各国竞争的重点由军事领域转向经济领域。面对世界各国强大的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美国也将其重点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和经过改造之后的传统产业大量推向出口，并取消对原来大力扶持过的东亚国家的普惠制，还单方面强行制定和实施形形色色的单边方案，诸如“301条款”之类，采用贸易保护主义为武器，压迫日本、“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放开商品市场和金融保险等服务业市场。同时，美国还通过受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的经济组织，推行全球一体化、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战略，实际上就是利用强权推行符合美国利益的美国化，力图打入和占领别国的市场，控制别国的经济命脉。在这种情况下，曾经依靠优越的外部条件成长起来的“小龙”、“小虎”，尽管翅膀已硬、羽翼已丰，但其过去发展的那种缺乏竞争对手的环境已不复存在。
第二，人口问题是制约东亚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瓶颈”。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潜在的巨大市场，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但过多的人口同时又是制约东亚各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而且自然增长率高。目前全球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有7个在亚洲，而东亚就占了3个，即中国、印尼和日本。全世界每年增加的9400万人口中，5700万出生在亚洲，其中东亚又占了80%以上。东亚各国大量增加的人口，既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又为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设置了重重障碍，从而形成东亚经济增长过程中所特有的就业压力，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据统计，韩国的失业人数在1997年以来几乎增加了2倍，印度尼西亚1998年将有2000万人失去工作，中国的下岗、失业人员也数目巨大。
人口素质低下是影响东亚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尽管东亚各国十分重视科技和教育的投入，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先天素质不足以及教育体制的缺陷，高素质人力资源相对不足困扰着东亚各国的经济增长。如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中所必需的各类专门人才供求缺口达43%，人才的缺乏绝非短期内所能解决的。尽管东亚地区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但今天人力资源的开发成本越来越高，而收益也呈递减趋势。在今天以科技竞争为先导的现代经济发展中，一个整体国民素质比较低的地区再想创造经济奇迹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科技落后、创新产品缺乏，是东亚各国难以创造新的“奇迹”的根本原因。过去“东亚奇迹”的创造，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属于“资源总动员”的增长，是依靠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取得的，而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依靠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提高来实现的。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无论是高出口增长率还是高经济增长率，都是靠低工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来支撑的。即使像起步较早的韩国和台湾地区，其在世界市场上所依赖的仍然是它们的低要素价格优势（注：Paul Krugman,"The Myth offsia's Miracle",Foreign Affairs,Nov/Dec,1994,pp,62～78.）。因此，东亚各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的发生。而在今天的经济发展中，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发达国家中占了80%～90%，而其中30%又是依靠高技术推动的。但在东亚，科技的贡献率却只有40%左右。在科技对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的今天，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来创造经济奇迹，终非长久之计，东亚各国只有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走依靠科技、提高经济效率为主的内涵型发展道路，才能保持经济增长。而在东亚，除了日本以外，又有多少创新性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争雄，又有多少大企业集团能在世界市场上与西方的跨国公司一争高下。在1998年全球最大公司的前20名中，除了日本的“电信电话公司”和“丰田公司”，其余皆为西方国家所有（注：1998年7月《商业周刊》。）。三星、大宇、现代、乐喜金星等曾经辉煌过的大企业，如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一蹶不振。而现代国际经济的竞争，有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米歇尔·波特在《竞争的战略》、《竞争的优势》两本书中所言，实际上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公司之间进行的。迄今为止，还不曾看到哪个国家或地区不拥有强大的公司却能在全球经济进行竞争的。既然如此，缺乏大公司、大企业和创新的名牌产品的东亚，又如何能再创辉煌、再创奇迹呢？
第四，东亚价值观念对经济持续增长的挑战。东亚价值观包括“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是社会的首要单元，秩序重于自由，公益重于个人满足，因而相当尊重权威；节约；相信教育和努力工作的作用。”（注：[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页。）前已述及，东亚倾向于群体而不是个人、强调协调和稳定而不是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念，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适应于现代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经在接受《福布斯》杂志采访时，分析了东亚各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原因是人民守纪律、重视教育和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应当说，尊重权威、尊重教育、尊重家庭、储蓄节俭等，确实是东亚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应当清楚地知道，东亚价值观的基础是中庸，“一是深深蔑视商业生活，一是认为不变的社会是自然之道。”（注：[美]吉姆·罗沃：《亚洲的崛起》，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8页。）这种价值观，虽然使得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有较强的协作精神，团队主义意识较强，社会和谐，但缺乏竞争精神和创新意识，扼杀制度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活力。如果说这种价值观在过去东亚国家普遍以模仿为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奇迹的话，那么在今天以创新为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就缺乏了竞争力。所以，韩国新总统金大中平步青瓦台时，面对遭受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韩国经济，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自由市场体制”，实现“经济正义”，整顿家庭制财阀的改革纲领。
节俭储备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一种共同的美德，也是一种价值观。东亚地区经济奇迹的创造，与东亚地区的高储蓄率有很大的关系。但是，经济学中我们必须永远警惕逻辑上的合成谬误，对单独个人有益的事不一定因而就对社会有益。在一个投资不变的乘数模型中，过度的储蓄会导致整个国民收入的大幅度减少。尤其是在受金融危机严重打击的经济萧条时期，各国外贸出口大幅度下降，都希望以扩大内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奉行节俭储蓄价值观念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即使有着巨大的储蓄存款，如中国居民手中的金融资产就高达7万亿元人民币之巨，但却“千呼万唤终不出”，造成消费滞后，严重地束缚了经济的增长。
可见，遭受了金融危机重创的东亚，再要保持过去经济增长那样的高速度，使“东亚奇迹”继续辉煌，显然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东亚经济就失去了信心，毫无希望。尽管东南亚金融危机给东亚各国的经济造成数以千亿美元的损失，使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倒退了十几年，但是仍然可以乐观地说，世界经济的发展重心仍将向亚洲环太平洋地区转移，东亚地区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热点。这一论断决非是没有根据的空想，而是建筑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1998年3月25日在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说，亚洲三年后将创造出新的经济奇迹。他还说，之所以称为“新奇迹”，是由于亚洲国家未来的发展将建立在新的基础上，即经济体制得到整顿，政府机构和金融系统增加了透明度，政策更卓有成效，教育水平提高，社会更趋稳定。他还特别谈到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影响有限，并正着手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下决心整顿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注：1998年3月26日《经济日报》。）这些措施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
199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虽然对东亚地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是东亚各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运作体系以及基础设施等并没有遭到破坏和丝毫的损伤。尽管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印尼的经济1998年将下降10%，但中国的经济将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泰国、韩国的经济将慢慢恢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也在调整中逐步回升。东亚巨大的经济规模依然是和北美、欧洲并列的三大经济中心，比起停滞老化的欧洲和缺乏活力的美洲来，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中比较有活力、欣欣向荣、充满生气和希望的地区，过去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它能自由地进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欧洲市场上，而如今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发展却越来越多地依靠与亚洲的贸易，以缓解衰退所带来的冲击和增加就业机会。今天的东亚市场，内部的消费水平和购买力迅速增长，像一块磁铁，对世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美国和欧洲对东亚的依赖日益增强。其原因在于，东亚地区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广阔市场。在当今全球生产能力过剩，对外贸易普遍衰退的情况下，各国都普遍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变单纯的出口导向型为出口导向型与扩大内需型相结合的发展战略。而东亚地区庞大的人口规模、落后的基础设施，本来是经济发展的“瓶颈”，现在恰巧成为内需的市场，发展经济的前提和动力。东亚各国正好可以利用金融危机对经济产生破坏影响的时机和暴露出来的弱点，变不利为有利，调整产业结构，改革金融体制，为经济的进一步腾飞、新的经济“奇迹”的创造蓄积力量。因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并不影响世界经济的活动重心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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