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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日期：2014-09-01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14)09-0001-09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经历历史上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变[1]。社会变迁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刻，前所未有。在这一全面而深刻社会转型过程中，我国体育发展的内外环境均发生巨大变化。我们曾经熟悉的体育发展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遇到发展瓶颈。表现为，对群众体育的投入大为增加，而国民体质，特别是青少年体质的状态依然令人担忧；以功拳操为主的基层体育活动，吸引的依然多为老年人群，青少年鲜有参与；公共体育设施面向社会开放困难重重，百姓身边的场地依然稀缺；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体育服务依然缺失，体育社会位置日趋边缘化的状态仍未改观等等。所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体育遇到发展瓶颈。群众体育是体育的一个基本领域，要突破制约体育发展的瓶颈，群众体育的创新和改革势在必行。群众体育能否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决定的，群众体育能否繁荣，取决于它是否契合社会发展的主流议题，是否能进入社会发展的核心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布局也经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首先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坚定不移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此后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都延续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2004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后，总体布局由“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扩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10a来“社会建设”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一个核心领域。体育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我国体育，特别是群众体育，如果能进入社会建设这一核心领域，不仅能为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而且可以彻底改变其目前边缘化的状态，为自身的发展创造新的发展前景。 那么，我国的群众体育是否与今天的社会建设有关？如果有关，它应当如何服务于社会建设？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1 什么是社会建设 自从十六届六中全会社会建设纳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后，有关社会建设的讨论就成为学界热点，大家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认识，如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是指社会主体根据社会需要，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改善民生和推进社会进步的社会行为与过程”；郑杭生则认为，社会建设“可以理解为：在社会领域建立和完善对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合理配置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以及处理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创新机制”[2]。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社会建设的图景日趋清晰，任务也越来越明确。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要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等。 显然，社会建设的内容丰富，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核心目标是社会和谐与社会进步，而要实现社会和谐与进步，就涉及社会参与、社会包容、社会治理、社会服务这些关键词，而正是在这些方面，群众体育具有积极作用。 2 群众体育为什么可以促进社会建设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体育活动的本质功能就是促进和谐，即通过体育活动促进人自身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显然，体育活动固有的本质属性及内在机制与社会建设的需要高度契合。体育的独特性，使它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促进社会建设的特殊功能。 2.1 社会参与 2.1.1 体育参与的包容性 社会建设的前提是社会的广泛参与，只有全社会的成员充分参与，才能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体育是人类社会中少有的可以覆盖全社会的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层次丰富，类型多样，内容齐全，任何一个人无论其身体强弱、年龄大小、受教育时间长短、经济状况如何、技能水平高低，都可以在体育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体育是对参与者不设门槛的社会文化形态，雅俗共赏，具有其他任何文化形态所不具备的社会参与性。正是体育这种天然的社会参与性，使之成为人类社会中规模最大，包容性最强的社会共享平台。环顾世界，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体育。我国群众体育的参加者是生活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全体中国公民，这一巨大人口具有高度的差异性，如群体差异：民族、习俗、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兴趣、动机等；社会环境差异：城乡差别、社区差别等；自然环境差异：南北方气候的差别、东西部地理概貌的差别等。我国各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异性。这使得我国群众体育成为极具社会包容的宏大社会现象。 仅有社会参与，即使是达到全社会所有成员共同参与的规模，还不足以产生促进社会建设的积极作用。要使社会参与对社会建设产生积极性的作用，这种参与还必须是平等的。只有以民众的平等参与为基础，才能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从而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而平等参与，是体育最基本的特征。体育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体育将人类社会对公平、公正、公开的追求提高到极致，浓缩在人们自身参与或观赏的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中。从基层草根层次到顶端的精英运动，所有的体育活动，依靠体系化的规则确保了各个层次体育参与者的平等。参与体育的过程，在一定意义就是学习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参与体育的过程，也是培养我国数以亿计的国民平等参与社会建设的过程。在体育中人们形成的平等的参与意识、参与规范和参与行为，会对他们参与社会建设其他领域产生积极影响，既使他们有参与热情，也使他们有参与的理性。世界上许多国家正是利用体育的这些特点，从儿童少年时代就通过体育培养其公民健康而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行为的。 2.1.2 体育参与者的社会化 一个人成长为社会所需要的人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学习实现的。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化”。“社会化是人们获得人格、学习社会和群体方式的社会互动过程”[3]169。人的社会化过程始于其出生之日，继而持续其一生。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体育运动是围绕着人类社会多种基本社会关系构建起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参与体育的过程也是参与者社会化的过程。参与者在体育的场景中，意识到自己的社会角色，学习到处理多种社会关系的社会准则，如公平竞争、公正裁决、分工与合作、规范与自由、团队精神等等。通过良好的体育行为，促进良好的社会行为。更难能可贵的是，参与者通过体育进行的社会化，寓教于乐，将严肃的社会学习变得极具亲和力的游戏，通过参与者自愿参加的体育活动，将社会准则潜移默化于参与者的思想深处。 社会稳定取决于社会成员融入社会的程度，也取决于他们对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认同程度。体育的包容性参与及独特的教育功能，使得体育参与促进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2.2 社会融入 随着我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静态社会迅速转化为动态社会，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城镇化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在区域空间上的聚集，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4]1。 西方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经过了好几代人的努力。而非洲、亚洲、拉美发展中国家则试图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要在短得多的时间内取得同样的成就。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增长速度是爆炸性的[3]569。这种爆炸性的城市增长如果处理不当，会导致大量棘手的社会问题。与计划经济时代静止的僵化的社会格局不同，今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特点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开他们世世代代生活的乡土，进入城市，中国出现了历史上规模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城镇化的浪潮汹涌澎湃，2011年中国的城市居住人口数量首次超出农村居住人口。中国城镇化的重点是农民工的全面转型，农民工的市民化，使农民工及其家属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实质上成为城市社会的一员[4]15。要让人数如此众多的移民融入城市社会，关键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融入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频繁而广泛的良性社会互动。在互动中加深相互间的理解，信任和尊重。体育是社会包容度最大的社会文化活动，在体育活动中有频繁而多样的人际互动，涉及多种重要的社会关系。群众体育活动不涉及现实生活中的功利目标，对参与者有天然的聚合力。“通过文体活动建立起来的交往结构为社区构建提供潜在的社会基础”。体育活动通常是在相应的组织支撑下进行的，农民工进入城镇的社会体育组织，也就是进入了以体育为载体的社会网络，其社会参与、社会互动和社会学习有了稳定的组织支撑，从而加速了其社会融入过程(图1)。群众体育的这一重要作用，不仅可有效地用于农民工的市民化，而且可用于促进民族和谐。
图1 体育促进社会融入的机制 2.3 社会治理 处于全面而深刻转型中的中国社会，面临一系列复杂而尖锐的社会治理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制的社会体系在我国社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持了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解构了单位制的社会体系，人们走出单位，走向社会，成为失去社会组织依托的个体人。这种个体化、分散化的社会状态如“一盘散沙”，给社会治理带来极大困难。社会治理需要改变“一盘散沙”的状态，将个体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十八大要求的“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进而才能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而提出“社会治理”的理念，要求“创新社会治理，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社会治理的核心措施之一就是构建和完善社会组织。这是因为社会组织是政府管理的“减肥剂”。只有社会组织发达，为社会成员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满足其多样性和多层次的需要，才能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实行政社分离，管办分离，缩小臃肿的行政人员队伍；社会组织也是政府与社会的“黏合剂”，通过社会组织的中介机制，社会成员与政府之间相互影响，互融共生。社会组织还是社会的“安全阀”和“减震器”。排解社会怨气、释放社会压力，保证社会的稳定；此外，社会组织还以其宽容、互助、利他和公益精神，推进各项社会改革[5]。 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社会组织在我国一直处于发育不良状态，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在我国建立并非易事。其原因是社会组织的性质是非政府的，组织维度是重在人际横向关系的。在长达2 000多年封建社会中，这种横向联系的非政府组织为封建专制的社会架构所不容，其组织形态“社”为官方所排斥，多以秘密结社的形态隐于“江湖”。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体制也没有为社会组织留有必要的发展空间。社会组织是工业化、城市化社会中一个重要整合力量，而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与工业化国家相比，差距高达30多倍[6]。这样，今天的中国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起发达的社会组织网络，以应对社会治理的难题；另一方面社会组织生存与发展社会土壤贫瘠且缺乏经验。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面临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诸多问题。而这里也恰恰是体育可以发挥作用之处。在现代社会，体育在各个国家都是社会组织最为发达的一个领域，体育关乎民生，政治色彩淡，娱乐性强，具有自组织的内生动力。人们出于参与体育的个人兴趣，自愿组织起来，组成体育活动小组、运动队、俱乐部，继而各级体育项目协会(如健美操、球类、气功、太极等)或人群协会(如老年、妇女体育等)，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具有极强的自组织性。一些发达国家的体育组织已经形成一整套系统的协调、沟通、规范、操作机制，还有选举、议事、公开、述职、问责等组织机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覆盖面广、包容量大的群众体育组织管理网络，包括多种项目、各类形式、不同规模的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站)、群体协会、俱乐部和各种形式的基层体育组织。我国体育社会组织正在经历一系列社会化的改革，这些经验对于我国社会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社会组织的构建与运作具有借鉴意义。 2.4 社会价值 社会建设的根基在于有一个社会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成员只有在共同价值观念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社会建设的共识，整合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经济建设成就之大超乎人们预想，同时，社会矛盾问题之多也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两个想不到”是在中国进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工业化中期阶段后开始集中呈现出来的。表明当前中国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6]。道德下滑，价值体系混乱，改革进入深水区。在这一时期，构建一个具有共识性社会价值体系具有定海神针的重要作用。于是中央提出的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即：国家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体育是积极健康的社会文化活动，具有鲜明的人文价值取向，突出地体现为奥林匹克运动强调的3大价值：卓越(Excellence)，无论在运动场，还是在职业生涯中，都全力以赴。重要的不是取胜，而是投入，不断进取，享受身心和谐的健康状态；友谊(Friendship)，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鼓励人们将体育运动视为个人间及群体间相互理解的手段；尊重(Respect)，尊重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尊重他人，尊重规章制度，尊重体育运动，尊重环境。奥林匹克运动所代表的体育旨在“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以友谊、团结和公平的精神相互了解——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7]。 显然，体育所弘扬的社会价值不仅具有普世性，而且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3个层面高度契合。体育在传递社会价值方面的特殊功能，在国际已经得到普遍应用。如联合国认为“体育运动具有吸引、调动和激发人的独特力量。就其本质属性而言，体育运动是参与性的，关乎包容和公民认同。它代表了尊重对手、接受有约束力的规则、团队精神和公平性等这些人类的价值观，而所有这些正是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一些原则”。联合国进而指出“体育成本低而影响大。体育不再是任何社会的奢侈品，而是当前和未来的一项重要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因此，体育被广泛地用于联合国的各项人道主义援助计划中。2007年欧盟首次发表《体育白皮书》，全面阐述欧洲政府的体育观点，确认了体育在8个方面的社会功能，其中之一是“分享欧洲的价值观”；澳大利亚政府指出：“体育有助于传播重要的澳大利亚价值，志愿服务，合作，领导力，团队合作，迎接挑战，战胜逆境，追求卓越。体育在构建健康社区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不仅如此，体育在我国还具有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我国是一个有着5 000年不间断文明史的东方大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包括体育文化的积累，有着极为丰富的体育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和活动内容。如各种各样的球类活动、岁时性的节日民俗体育、源远流长的导引养生、流派多样的武术等等。这些活动极具特色，有着鲜明民族特点，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伦理道德、审美观等结合得十分紧密。因此，参与中国传统体育的过程，也是大众学习、领悟和传递中国文化的过程，也是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维护中华民族文化文脉，保持文化自觉和自信的重要措施。实际上，在体育中，社会建设与文化建设是融为一体的。 2.5 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体育在社会参与、社会融入、社会治理和社会价值等各个方面发挥着独特而有效的促进作用，体育带给人们的是和谐的社会秩序。于是一些国家将体育作为防治青少年犯罪、解决外来移民的社会融入等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加以利用。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通过体育促进社区和谐，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单位制社会的消解，社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细胞。只有社区稳定，社会才能稳定。然而，由于社区具有鲜明的异质性和社会性，如何建设社区、治理社区，是我国社会建设的一个新课题，体育由于其包容性参与和社会化等的特点，为社区内外各类居民交流、沟通提供了可操作的手段。社区体育产生积极影响的不仅是居民的健康，还有良好的邻里关系，社区的认同感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以体育促进和谐社区，进而促进和谐社会，并非只是说说而已的空论。 3 如何使群众体育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作用 尽管群众体育具有促进社会建设的诸多功能，这些功能不会自然地发挥其作用。要激活群众体育的社会功能，使之在我国社会建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需要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3.1 转变观念 3.1.1 确认群众体育的社会性和社会功能 人们对体育性质及功能的认识，决定着对体育利用的方向和范围。长期以来，我们将竞技运动的功能限定于争光，将群众体育的功能限定于健身，大大束缚了体育的社会功能，将体育的应用压缩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 群众体育的社会性首先与体育的性质有关。体育就其本质而言，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这是由人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早在2 5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人是社会的动物”。马克思更是说过，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8]，“人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来获得自己的发展”[9]。人不仅是自然的人、生物的人，更是社会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体育作为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身体活动，其目的不仅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身体、心理和社会健康，而且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不仅可以作用于一个国家的国民体质，从而直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且在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善、道德品质的培养，社会秩序的稳定等方面起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3.1.2 确立群众体育发展的“社会本位”观 认识和开展群众体育可以有3个不同的立足点，即“政府本位”、“个体本位”和“社会本位”。改革开放以来，由我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发展群众体育的基本立足点亟待由“政府本位”和“个体本位”转向“社会本位”。这是因为： 3.1.2.1 政府本位的无效 长期以来，在我国发展群众体育的基本观念是“政府本位”。政府本位认为“只有政府，也只能政府，才能管理，只有政府，也只能政府，才能管理好”[10]。其特征是政府一家独大，垄断资源和权力，社会和个体依附于政府。 从公共体育服务的角度看，政府长于提供资源性的体育服务，如体育场地、设施等，而短于提供公共体育服务的核心内容——百姓身边的体育活动。于是，在“政府本位”观的指导下，我国群众体育是围绕着资源性的硬件设施建设展开的，呈现出鲜明的资源驱动型。体育部门实施的“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全民健身路径工程”、“雪炭工程”、“全民健身活动中心”等各级政府的“实事工程”、“惠民工程”都属于资源投入型。体育健身场地设施数量和面积显著增加。截至2010年，各类体育场地超过100万个。共建设全民健身路径16万多条，农民体育健身工程23万余个，全民健身活动中心近3 500个，“雪炭工程”400多个，各类体育公园、体育广场、户外营地共6 000余个。 体育总局和各省用于全民健身经费统计表明，2013年，全国用于全民健身经费共197.59亿元。其中用于场地设施147.24亿元，占74.51%；用于组织建设8.38亿元，占4.24%；用于开展活动33.27亿元，占16.84%；用于科研和宣传及其他8.70亿元，占4.40%。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财政投入中用于场地设施均占据很大比例，达70%以上或更多。特别是公共财政预算，安排用于群众组织建设、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和全民健身科研与宣传的经费相对较少。其结果是，我国群众体育显示出鲜明的“重硬轻软，重设施轻活动”的状态。尽管这些切切实实的“民生工程”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但是，这些设施难以回避的问题是使用不足、维护不易、标准整齐、设计统一，难以适用于社会的多样性的体育需求等。 政府本位对社会体育需求的理解，主要基于国家的需要目标，因而难以准确地判断社会的真实的体育需要，造成目标设置不当。此外，面对13亿人口的超大规模群体，以政府一己之力无法提供社会需要的体育需求，只好聚焦于少数大型的体育活动，导致大型活动多、而中低端普通民众参与的活动少的结构性缺陷。 不仅如此，“政府本位”将管理和服务建立在政府需要的基础上，包括对经济指标和政绩的追求。在缺乏必要的监督和约束机制条件下，出现“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习惯化”等问题。“政府本位”的管理体制追求全能而效率低下，控权缺失而导致腐败，与民争利而失去公平[11]。这些现象也出现在我国体育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的职能作清晰的表述：“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加强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但是，“政府本位”使这政府本应承担的这些职能无法落到实处。 3.1.2.2 “个体本位”的无能 与“政府本位”的无效相对应，群众体育的“个体本位”则呈现出无能的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单位人过渡到社会人，人们的自我意识日益彰显，权利意识增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下，体育需求的个体差异性日趋显著。 但是，随着单位制的衰落，普通民众体育参与的组织支撑迅速消失，实际上经历了去组织化的过程，民众再次成为“一盘散沙”。于是一方面民众在抱怨政府提供的体育服务太少，太单一，无法满足其日益增加的体育需要，而民众的松散状态又无法自我提供服务；另一方面，当政府面对着由一个个孤立个体组成的汪洋大海时，也确实无法满足如此多样性的需求。于是“政府本位”和“个体本位”的结合，只能牺牲群众体育丰富的多样化的社会功能，而聚焦于单一的健身功能上。这是因为，对个体而言，在众多的个人体育需求中，健身是其最大公约数；对政府而言，通过健身培养合格的劳动者，降低医疗费用等，也正好是政府本位的需要。于是，健身成为个人体育需求与政府公共服务的的结合点。然而，如此行事的代价是使群众体育退出需要它发挥更多作用的社会领域，而仅仅围绕着人的自然属性，沿着狭窄生物改造方向发展，路子越走越窄。由于人和体育的本质属性都是社会的，当群众体育偏离了这一基本属性时，其健身的目标也难以达到。20多年来，我国青少年体质水平的持续下降及令人担忧的国民健康状态，不仅说明了狭窄的“健身”效果有限，也说明群众体育立足于“政府本位”的权力，或“个体本位”的权利，都无法达到我们期待的目标。发展群众体育的立足点必须转向“社会本位”。 社会本位是指社会在群众体育发展中居于中心位置，社会与政府、公众平等合作，优势互补，以治理而非管理或管制的方式来运作群众体育。“社会本位”将“以人为本”作为群众体育的价值导向，将政府由上而下的行政推动力与社会萌发于草根层次的向上生长力结合起来，形成我国群众体育新的发展格局。发展群众体育的社会本位是人的社会性和体育的社会性决定的，也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体育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本位在认识上让体育回归到其固有的社会属性，使体育的多种社会功能得到彰显，从而使体育得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和谐与进步。不仅如此，社会本位还解决了社会体育“无社会”的主体缺失问题，将体育社会组织置于群众体育的主体地位。这就将一盘散沙状态的体育个体参与凝聚成多类别、多层次的群体参与，为社会成员的体育服务提供稳定的组织化的支撑，使社会成员的体育参与有了组织保障。依靠体育社会组织来发展群众体育，也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了条件，使政府转移出的职能有人承接，政府的指令有人执行。我国群众体育“重硬轻软，重设施轻活动”的状态也会在根本上得到改观。 3.2 以群众体育促进社会建设 3.2.1 以包容性的体育参与促进社会参与 如前所述，人们参与体育过程也是社会参与的过程。体育参与的人越多，也意味着社会参与的人越多。从这一点出发，应当强调体育参与的包容性。 首先体现在对参与动机的包容。由于群众体育活动参加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个体差异，人们参加群众体育活动的目的是沿着生物的人、精神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多重维度和多种需要展开的，人们通过参加体育活动试图达到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反映了其鲜明个性特征的体育需求。因此，社会成员参加体育的动机呈现出鲜明的多样性，如改善身体机能、放松紧张情绪、进行社会交往、追求自我完善，还有的只是为了打发闲暇时间。当我们将体育参与动机限定在某一方面，如健身时，实际上缩小了群众体育的参与口径。因此，体育管理者要做的是为体育参与创造机会，而不是确认参与的动机，从而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地动员起来，使基层的创造性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形成百川注大海、殊途同归的局面，让广大民众通过不同的渠道，以不同的动机进入体育人口的行列，将各类人群聚集在群众体育的大旗下，进而在体育活动中提高其体育参与及社会参与的质量。 其次，要强调对体育参与群体的包容。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了人人都有参与体育的权利，但是在实践中，依然存在体育参与的不公平现象，体育参与的均等化常因性别、年龄、健康状况、体育技能等种种因素干扰而难以实现。这就使通过体育促进社会参与的效果大打折扣。在当前，要特别关注农民工等流动人口，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体育参与。还要对促进民族间和谐的体育活动以特别关注，以促进我国社会的包容与和谐。 3.2.2 以多样性的体育促进人的社会化 这需要着眼于体育社会功能的发挥，重新权衡群众体育的活动内容。大力开展社会功能强的运动项目和体育活动，如针对青少年的集体性球类活动，针对社区居民的互动性强的健身娱乐项目，促进社会融入的参与者异质性高的活动，吸纳志愿服务多的活动，跨界性强的体育活动，如学校—社区—体育协会联动的活动等。 同时，在体育场地和设施的设计与建设中，纳入对体育社会功能的考量，如建设多功能的活动场地，为体育社会功能的发挥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3.2.3 以体育组织建设促进社会建设 3.2.3.1 促进社会组织的建立 十八届三中提出：“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社区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社会单位，如何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组织，无论对社会还是对政府都是一个新课题。体育社会组织的业余性与公益性，使其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自我服务的社会典范，世界上许多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整套民众在体育中自我管理、服务、教育和监督的制度措施。我国草根层次已经涌现出一大批自发的社区体育组织。近年来，随着社会建设的进程，这些非正式的基层体育组织正在经历一个再组织化的过程，成为社区组织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2.3.2 促进社会联系的开拓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从社会各个部门开拓资源，形成群众体育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资源流通的网络。这就需要寻找社会各部门与群众体育的利益结合部，如果找不到这些结合点，或是找错了这些结合点，网络不会形成，各种资源也难以流动，是一盘死棋。因此，群众体育以体育的社会功能，如体育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功能为依据，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机制和互利原则，抓住群体活动与社会各有关部门的利益结合部，对参与各部门应给以不同的动机激励，以明白无误的事实告诉它们各自在开展群众体育的受益状况，与这些部门分别建立起新的互动机制，激发社会各部门根据自己的特点，主动对群体管理体系给以不同方向和内容的投入，从而使这一组织体系的各种资源如人、财、物、信息和时间流动起来。如通过群体的经济效益，沟通与社会经济部门(如生产、商业等)的联系；通过群体的健身效益，沟通与社会的福利、卫生部门的联系；通过群体的社会效益，沟通与社会行政部门和工、青、妇社会团体的联系等。显然，体育组织的跨界特点，促进了社会各部门丰富而多样的社会联系的建立，而这些横向的社会联系正是社会建设所特别需要的。 3.2.3.3 促进社会机制的改善 社会建设需要一套社会机制加以运作，如参与、协同、监督、反馈等。体育社会组织在本质上是由社会运作的，其所涉及的组织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社会机制。由于体育的特性，体育组织在构建社会机制的一些方面有其得天独厚之处，特别是在“建立社会参与机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方面，在社会各方的协同合作的社会协调机制方面摸索和积累了可资社会建设参考的经验。 群众体育涉及社会各个部门和各种因素，各种类别和规模的群众体育组织都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人们合作才能完成，其决策的特点是协商式的。因此，协调各方的行为，使之朝着计划确定的目标前进，成为体育社会组织的重要职能。这就要求对组织成员、组织管理者及组织相关的外部各方的利益进行仔细的了解和分析，通过一系列耐心、细致的工作，将各个方面努力整合起来，形成合力，完善各种社会机制。 3.2.3.4 促进社会工作骨干的培养 社区是一个小社会，浓缩了当今社会基本矛盾关系，要做好社区工作需要综合性能力，因此，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注重培养选拔熟悉社会建设和管理的优秀干部”。“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造就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基层体育组织的工作头绪多，矛盾复杂，可以有效地锻炼人的社会大局观，社会协调能力及矛盾处理能力。从这个意义讲，群众体育组织也是社区工作骨干的孵化器。还应看到，群众体育组织涉及的人员不仅是群众体育组织内各类人员，还包括与群众体育活动有关的社会部门和团体的人员，通过群众体育组织提高这些相关人士的合作意识及协同能力，对社区建设的人员具有辐射效应。 3.2.3.5 促进社会志愿服务的提升 群众体育组织开展的是规模最大的民生型的公益事业，世界各国的体育实践都在证明，群众体育是容纳志愿服务人数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领域。在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群众体育组织中，有一大批骨干分子作为组织的基石，参与组织的各种活动。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不计私利、不辞辛苦、长年累月地为社会服务。没有这些人，体育组织无法存在，体育活动也无法实施。他们实际上是体育公共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为其他领域的志愿服务提供了经验，培养了一支宏大的社会队伍。不仅如此，由于体育中特有的德治与法治，体育志愿服务还涉及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公民意识及公民行为。 3.2.4 以公共体育服务促进社会发展的新格局 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是今天体育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国策。公共体育服务的基本内容属于群众体育领域。在当前应高度关注体育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的政府购买，不仅关系我国体育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且关系体育发展的体制和机制创新。由于政府购买体育公共服务，涉及政府、企业和社团三个主体，及行政手段、市场机制和志愿服务三种机制，这一新生事物中隐藏着体制和机制创新重要价值。正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所指出：“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是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服务业发展、引导有效需求的重要途径，对于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整合利用社会资源，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激发经济社会活力，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12]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有助于促进社会服务组织不断提高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方面的主动性，而不是使其只是被动地完成政府部门交办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的格局[13]。 3.3 充分发挥体育小团体组织的社会功能 我国群众体育活动有大大小小、多种多样的组织，其中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着最经常和最直接联系的是大量的体育小团体，如健美操队、秧歌队、锻炼队、长跑队、晨练点、辅导站等。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类自发的群众体育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由于它们贴近生活、业余、小型、多样、灵活，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发展极为迅速，是我国群众体育的重要支柱。群众体育小团体由于其融洽的人际关系和平等的人际沟通，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也不可小视。 群众体育小团体的成员往往有相同的体育爱好和体育动机。共同的体育兴趣爱好使其成员得以超越各自在教育、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参与同一个运动项目或体育活动。参与者在其共同参与的体育活动中超越了业缘关系，而体会到社会包容性。体育活动的趣味性，活动目标的公益性，为异质性的参与者提供了互动平台。在这里，“人们将平常生活暂时悬置”[14]，不再为功利性的利害关系所束缚，于是更能以自己本色示人。在体育活动中，参与者间的沟通是面对面的、完全平等的平行沟通，因而较为容易协调人际关系，加强成员间的友谊、形成较强团体内聚力。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和人际沟通不仅协调了成员间的情感和行为，而且使成员之间在思想情感上有充分的交流。体育小团体组织中的社会互动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易使其成员相互间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社会学界有学者提出“通过文体活动建立起来的交往结构为社区构建提供潜在的社会基础”[15]。 目前我国这类群众体育小团体组织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其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组织不稳定。从组织性质来看，它们大多具有非正式的组织特征，即大部分是自发产生的，没有明确规章制度，组织中成员的地位与角色、权利与义务都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组织常常因为骨干分子的变动等原因，不能继续维持活动。许多体育小团体缺乏长期的目标和计划性，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要这些群众体育小团体在我国体育和社会建设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必须提高其组织的稳定性。这就需要将草根层次的非正式的体育小团队纳入到更大的组织体系网络中，以获得稳定的组织支撑。具体来说，就是让这些草根组织与我国既有的正式体育组织，如各体育项目协会及人群协会进行组织对接，获得正式身份，获得稳定的各种资源。 4 结束语 社会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以人为本”作为价值取向的新阶段。十八大提出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又将社会建设的战略意义提到一个新高度。由于体育与生俱来的人文精神，使之与社会建设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由于体育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使之在扩大社会参与、促进社会融入、改善社会治理、传播社会价值等诸多领域具有促进社会建设，构建社会和谐的独特功能。因此，以群众体育促进社会建设，是我国社会进入这一发展时期的现实需要。群众体育与社会建设结合，也为我国体育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但是，由于我国体育的基本样式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其体育理念、组织体制与运作机制还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建设的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将群众体育的基本目标由强调人的自然属性的健身，转向强调人的社会属性的全面发展；将发展群众体育的“政府本位”转向“社会本位”，寻求群众体育与社会建设的结合点，通过群众体育与社会建设的互动，达到以群众体育促社会建设，以社会建设促群众体育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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