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的贫困、高房价与社会公正——基于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年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公正论文,贫困论文,高房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0）12－0037－0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综合国力大增，成绩举世瞩目。不过，直面现实，中国发展仍面临很多矛盾与困难，其中，因贫富差距导致的公平问题尤为突出。贫富差距，近些年来一直表现为东西部发展差距以及城乡发展差距。尽管近些年随着国家政策方面的调整，特别是免除农业税政策、新农村建设计划以及不同种类的西部振兴计划的推行，对于在既有的发展格局下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促进农村的建设，产生了重大效应。但是，由于长期的历史积累，加之问题的复杂程度，牵涉面也相当大等原因，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以及农村发展，依然任重道远。本文特别讨论两类中国近年来新显现的贫富分化现象，即青年人的贫困与高房价。这两种现象，同样需要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公平理论进行分析批判。
一
在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及企业科层化、高校扩招以及毕业生数量骤增、城市高房价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加之近年来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中国青年人尤其是出生于低层的城市青年人群的生存处境日益艰难，受挫败程度愈益加深。沮丧、失落以及迷茫感，弥漫于众多青年人尤其是处于飘落状态的城市青年人群中。
今天中国的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大城市，流动性特征更加显著。大城市的流动人群，大体上有三类：第一类是常规性流动人群，客商、公务员以及各种各样来城市办事的外地人，这类人员只是同居留城市发生暂时性关系。第二类是来自于农村的城市建设者，如农民工，这类人员通常是、也只能是城市的匆匆过客，城市对他们没有“家”的意义，他们为城市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城市却以自身的方式疏离了他们。第三类流动人员实际上是希望到城市找到稳定工作并居住下来的外乡人，通常以大学毕业生居多。城市发展每年都要吸纳一部分大学毕业生。但大学扩招10余年来，中国生产出近以亿计的大学毕业生，从数量上显然远远超过了城市发展的需求。其中相当一部分大学毕业生群体因没有找到工作或没有相对固定的工作，从而漂流于城市各个角落。都市弥漫的浮躁、紧张、焦虑，与过量的流动性人口（包括大规模的农民工队伍）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人群过于集聚到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城乡发展差距及其不公的结果。由此，缓解目前城市化的压力，必然要求加强农村发展，尤其是新农村及小城镇的建设。
城市本身的扩张与发展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吸纳更多的人员尤其是知识人口。这是城市房地产发展的稳定的市场所在，同时也是房产能够不断增长的客观原因所在。但房价却以自身近乎于疯狂的逻辑，远远透支了人们的期望。如今，即使大学毕业生能够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作，但以其自身可见的收入并采取按揭方式，远远没有能力购到一处出行还算方便的住房。高房价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城市青年人群收入的可想象范围。“蜗居族”、“蚁行族”、“房奴”并非意识形态，而是一群城市青年人实实在在的生存处境。
实际上，昔日里听起来光鲜且优越感十足的外企白领，到今天已沦为背负沉重房贷、心灰意懒的“打工一族”。然而，尽管外企白领的地位今不如昔，尽管我们很多的大学生们都纷纷声称不去外企工作，但每年依然有一批批大学生还是进入了原本就机会有限的外企工作。青年一代的白领显然要面对较老一代白领而言更加严峻的现实，因为，相对于今日望“房”兴叹的新一代白领而言，此前那些在相对合适的时机成为“房奴”的白领，肯定是幸运儿。
在某种程度上，高成本的城市生活及其压力，也开始形成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二分。今天，城市青年人群与农村青年人群的生活方式已经呈现出重大差别。对于一般的农村家庭而言，供养子女上学、特别是上大学，无论就成本还是出路，都面临诸多困难。现实残酷而令人无奈。在高考改变命运的那些年里，常常有这样的样板故事：一家人省吃俭用、节衣缩食供一位甚至好几位子女考大学上大学，子女上完大学在城市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从而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并成为当地的教育佳话。如今，这样的故事已成了传说，人们反倒相信，读书会使家庭更加贫困。很多家庭因供养学生而使本已贫困的家境雪上加霜，即使怀揣名校毕业文凭，照样得做推销员、杂工、门卫、保姆，或者干脆什么工作也找不到。于是产生了新的读书无用论。农村流行这样的说法：“上学也考不上，考得上也供不起，供得起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个打工仔”。说是新读书无用论其实并不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实际上是在完全知道知识有用的道理的前提下，因无法承担的教育成本，从而无奈而被迫地放弃了读大学。这一状况的后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些农村生活同外部世界尤其是都市生活的断裂。事实上，最近这些年来，西部地区农村特别是偏远山区同外部世界的发展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化为不同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强烈反差。与大城市青年人因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晚婚晚育、晚婚不育或者干脆放弃婚姻之类现象相比，如今，在一些看起来不那么偏远的农村，却仿佛一下子复原了早先早婚早育的传统。在很多农村地区，20左右、刚过甚至未到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人早早就结婚生子，此后的逻辑也不是像以前那样，到大城市打工，而是依然守在自己的家里，过日子，打发时间。如果说，先前的城市生活对广大的农村生活具有一种示范价值，如今，诸如高房价以及各个方面的城市压力，使得农村青年人已不再像先前那样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
由此可见，城市青年人群体贫困以及高房价问题，同时也表现在先前的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中，事实上也延伸到东西部发展差距方面。
二
高房价是目前贫富差距表现得最突出的方面，也是城市大多数青年人感到失望乃至于绝望的方面。近些年里，房地产领域雷人言论迭出，诸如“政府生产经适房，房产商就该生产高价房”、“同收入增长相比，房价等于没涨”、“买房就是最大的爱国”、“反对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高房价可控制人口的增长与素质”、“高房价是一个城市的品牌”、“年轻人就该买不起房”、“刚性需求决定高房价”，等等。在房地产方面，各种奇谈怪论、真假数据满天飞，但很多说法听来听去，且把听众当弱智。这样一来，倒不如直面事情本身，并运用日常的观察经验思考。其实，只要秉承公正与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场与原则，问题倒是很清楚的。
关于房产，有几个基本判断：（1）房价显然过高，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东部地区大城市的房价高得更是离谱离奇。数据最能说明问题。2009年10月，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当年9月份的新房销售中间价为每套20.4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40万元左右，这点钱，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大概可以买到非中心城区的一室一厅。去过美国的人都知道，美国人所谓一套房子，除非如纽约、芝加哥等中心城区，一般都是独立院落、地上一层或两层楼房、大阳台、地下室带大型车库，西部地区的房子还会带有游泳池，这样一套房子甚至于比我们的别墅还要阔气豪华。而且，因体制方面的原因，美国住房没有70年产权的限制，因而相对要值钱得多。就收入比较，2008年美国人均年收入为3.76万美元（世界排名第4）、中国人均年收入1100美元（世界排名第109位），美国是中国的34倍。再看房价与收入比例，依国际惯例，正常房价收入比是3－6倍，但中国目前北京上海大城市的房价收入之比已达30倍。这几个数据综合下来，大概没有几个人敢说中国房价不高了。
（2）贫富差距是高房价的真正的支撑。多数望“房”兴叹的人尤其是青年人，如果没有家庭的支持，是不可能付得起首付的。事实上，就连大多城市居民，也都买不起房。屯房者则是在以不断增长的财富与市场（即不断涨价）博弈未来。富人与穷人以及有房与无房之间形成了马太效应：越有钱的人越是买得起房子，越是买得起房子的就越有钱，而买得起房子的有钱人更是不断提升房产价格，最后结果，是房产高度集中于富人，穷人则可能永远买不起房。限制首付当然有益于一般有钱人炒房，但却限制不了特别富有的人炒房。限制一般人首付导致房价的相应下跌，反倒有益于特别有钱的人，他们可以在市场低价位时购进房价，以在下一个高房价来临时谋取更大利润。在目前这种房产政策下，对于特别有钱的人而言，限制房贷或许正中下怀。
（3）市场的刚性需求决定高房价实是欺人之说。房地产市场的确有刚性需要的一面，这就是住房的日用满足效应。但为什么诸如粮食等日用生活品不提那么多的刚性需求，偏就房地产领域特别厚爱“刚性需求”这个词。当然，粮食也有涨价的倾向，而政府有能力控制它，因而粮食需求便不成为刚性需求，而住房这一政府尚未发挥足够调控能力的领域，则成全了所谓“刚性需求”说。房产刚性需求的说法，反映出城市国土资源的稀缺性被大大地利用了，“地王”纪录的不断刷新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真要看刚性需求，就得看供求关系，还得看空置率，包括看时不时出现的购房表演，还要看房租金。在目前的城市贫富差距格局下，城市百姓当然有住房需求，这是基本的需求，但这一需求不能直接扩张为肆意提高房价的所谓刚性需求。
如何遏制高房价？也许就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硬的，一个是软的。
硬的办法，或许是最根本的办法：征收个人房产税。这是国外发达国家为遏制高房价的现成经验，也是中国曾经实行过的政策。只要形成买得起房未必养得起房因而未必使房子能够保值的制度与习惯，炒房的人自然就会减少。西方发达国家炒房者相对少不是没有原因的。美国次贷危机的确与投机炒房有关，次贷危机及其房价的迅速下跌，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其经济结构自行调整的一个结果，也是以房产为核心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关于中国房价大幅降价是否导致银行债务危机，好像不那么好下判断，但如果因为会导致银行债务危机反过来巩固高房价，这恐怕有些倒因为果，事实上也是在不断强化危机。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房价不是大降，而应该是缓降，而缓降是不可能导致银行债务危机的。缓降首先是抑制房价的继续攀升，而最有效的办法是逐步征收房产税。房地产属于不动产，涉及自然土地资源，而在中国又属于国有资产，因而对多套房产征收房产税，天经地义。目前反对征收房产税的声音很大，甚至于担心引发高的假离婚现象，其实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利益是个硬的东西，经常人们动用理论、逻辑甚至于学术，其实就是为了自身利益辩护，而一旦形成利益集团，便更麻烦。这正是近些年不少高房价高论的关键。但只要探知其利益立场，个中道理自然一目了然。说征收房地产税将导致资产流失，这听起来更像是威胁而不是道理，但事实上如果真拿私人利益同国家利益博弈，国家恐怕不可能坐视不管；退一步说，如果高房价的确是经济发展中的泡沫，也许只有忍痛挤出泡沫，才是真正负责任的。中国显然要从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中汲取教训。
事实很清楚，一个完全受制于房地产的国家经济结构，不仅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危险的。对中国这种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发展中的大国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国家应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措施确保房产的居住功能，而不是贮存性的消费功能。以有效的方式打击炒房屯房，才能确保房地产的健康发展。面对中国不断上涨而调控乏力的现状，恢复征收个人房产税势在必行。人们也许会对现在征收房产税感到缺乏信心，但当城市已无建房用地，而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也已不可能靠出卖土地时，改革的目标自然会指向屯房者，靴子也就自然落地了。到那时，也许依然有人手眼通天，逃过税收，但大多数屯房者还是不得不低价吐出房子。今日的房产政策，造成了屯房者的富足，但调整一种制度安排，屯房者同样会成为贫困者。历史上，投机者最后大多是倒霉蛋。
软的方面自然是观念。这些年来，中国无数城市百姓着着实实让一位杜撰的美国老太太的故事“忽悠”了。一个中国老人存一辈子钱买到房子，住进去不久便死了，一位美国老人年轻时就贷款买房子，在房子里住了一辈子，到死时也终于真正得到房产了。这个说法曾给缺房的中国百姓以强有力的住房消费观启蒙，但也生产了无数心甘情愿的“房奴”！需求产生市场，住房的所谓刚性需求，便产生刚性的高价格。人们也许没有意识到，正是人们对房产的欲望被所谓房产市场直接看成了高房价的理由或推手。因此，形成合理的住房消费观念，非常重要。无疑，经历了贫民窑、棚户区、筒子楼的中国城市居民，对住房有一种特别的期待，房子自然是越大越好。只是在经过很多年的居住经验后，人们才发现，200多米的越层楼房，其实不如120米的三房更适合于一家三口人居住。形成这样的判断原本不困难，但先前那种越大越好的住房消费观念阻住了合理判断的形成。从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看，就是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均住房居住面积其实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依2008年公布的数据：北京人均居住面积21.56平方米，广州：20.50平方米，上海：16.90平方米。随着城市飞速发展的房地产业，这一数据相信会逐年提高。就是说，只要形成健康的住房消费观念，加之强有力的住房政策，普通市民完全可以从先前那种糟糕的住房条件改善过来。如果住房消费观念健康一些，“生态”一些，房地产市场的心理预期也自然少一些，住房政策公平一些，高房价的借口自然也会少一些。
三
如何分析青年人特别是城市青年人日益加剧的贫困，需要引入“代际公平”以及代际分析视角。“代际公平”，通常是指当代人与后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谋求生存与发展权利上的均等要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原则；“代际”概念，本身也只是一个用以描述不同年龄段（通常即20年为一代）在心理、行为、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的社会学概念。但是，面对目前这种不断加剧的青年人的贫困现象，代际公平还应当从经济与政治意义上进行把握。事实上，目前，颇多领域的资源分配制度，都是以年龄为硬杠，制度设计方面，或因既定的制度惯性，或因利益机制，使得本处于利益低端的青年人越来越处于不公正状况。改革总是伴随着很多机遇，同时也会伴随利益调整，在此调整过程中，总是后来者处于相对不利的状况。目前的青年人群普遍感受到，无论在机会、过程、分配、体制化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他们感到自己不仅不是既定的分配制度的受益者，反而是倒霉蛋，是受害者，甚至于越是想紧跟并努力紧跟都市生活，越是体验到被抛弃。先前一代的青年人总会报怨：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但无论如何，他终究还是从利益机制的调整中得到一些福利。如今，在整个结构性并且也是以年龄为坐标的结构中，一些青年人更是感到，整整一代人已不能从近些年加剧的社会结构大调整中受益，而在诸如福利分房、不同的用工定岗制度，以及种种因年龄而设的涉及基本生存条件的分配制度方面，尤其如此，甚至于那些在先前看成是优秀的青年人群（诸如名牌大学毕业生），都在所难免。日益固化的社会结构尤其反映在代际方面，使得年轻人无望。
当然，同样是青年人，如果其父辈的条件好一些，那么其自身的发展状况也会好一些。当代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发展的资源状况时，所谓“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区分便绝非空穴来风，它本身就是代际不公的反映，也是无数青年人的宿命。“富二代”承继的还是“富一代”的资源，“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区分，实质上是“富一代”与“穷二代”的代际不公。目前成年一代的中国人，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教育观念，即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然而，在财富积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今天，这正是无数青年人困惑无奈却又难以逾越的界限。事实上，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庭支撑，一位青年大学生要选择留在大城市发展，他多半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而且，在此，所谓足够的家庭支撑，很可能要动用父母一生的积蓄而仅仅只够大城市购买一套两居室甚或一居室的首付款，这样，选择留在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实在是太大了些。正是基于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去内地及偏远地区，其全部的原因差不多就在于在大城市会日益加剧的贫困及其发展限制。
代际只是分析青年人贫困现象的一个视角，当然不应该把青年人贫困现象全都归之于代际不公。青年人贫困其成因往往是综合性的。在既有结构体系中，人们发现，一方面是青年人发展机会匮乏，另一方面是事业发展后继乏人。显然，不同行业、职业，情况会有不同，而年轻人所感到的那些实实在在的压力，如高房价、高度的生活压力、科层化等等，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并非特别属于青年一代，而每一代人在其事业起步时期也都会碰到较成年人更大的生存压力，而近几十年来，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是在承受改革压力及其代价（如下岗）而过来的。而不同代际在实力、能力方面的不均等，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基本事实。
但年轻人的贫困状况的确在增加，特别是有知识的青年人难以发挥其才能，一代青年人因生存境况及压力而普遍存在着迷茫无望的情绪，却又是基本的事实。青年人的贫困以及高房价，所涉及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公正。这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观点。
从理论上说，社会公正是否实现，取决于相应的制度安排。无论是柏拉图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国构想，还是儒家大同社会的理想，其道德理想主义的确可贵。并且，其中蕴含的德性伦理观，虽然有益于分析今日社会公平问题，但恐怕难以成为校正社会不公现象的直接资源。依照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不公，必然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的反映。在历史资源方面，笔者以为还需要汲取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中产阶级构成的城邦必定能得到最出色的治理，这完全符合城邦的自然本性。”① 亚氏还提出了城邦中中产阶级应占社会阶层的比例，即中产阶级应“超过其余两个阶层（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引者注）之和”或“至少也应超过任一其余的阶层”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了基于中产阶级的小康社会理想③。
可见，中产阶级是一个描述性质的概念，是相对于富人与穷人而言的，表明其有关社会稳定的一个基本构想，表征了一个常态性的社会结构。常有人把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等同起来，甚至认为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资产阶级概念。这是不对的。资产阶级虽然包含着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上的合理性，但这一随着近代市民等级以及第三等级而兴起的概念，其政治性质是完全不同的，这是一个特属于近代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共同体中，商人仍然是普通的劳动者，同农民、工匠属于同一个阶层。这当然是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本身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足以统合和垄断社会总财富的富人阶层及利益集团的形成。在这一意义上，资产阶级的兴起恰恰埋葬了中产阶级。事实上，在埋葬中产阶级的同时，资产阶级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土地，形成了其数量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的城市流浪者及无产者。而当中产阶级消失，整个社会结构越来越呈现为少数资产阶级与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城市无产者的对立时，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多样化的阶层，在市民等级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形成过程中，逐渐窄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冲突。换句话说，如果现代社会缺乏一个稳定的中产阶级，而任由贫富分化发展，将是危险的。
马克思不满于资产阶级执政，而且在其共产主义构想中，并不承认中产阶级之说，但在其社会主义构想中，是承认至少默认中产阶级存在的。马克思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判据，就是维持着社会平衡基本力量的中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形成过程中消失了，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的阶级基础。换句话说，要保持社会的基本平衡，无论在资本主义体制，还是社会主义体制，都是要尽可能以中产阶级为平衡的基础，进行利益及制度机制的调整。资本主义在走向福利国家路线，马克思构想的共产主义，也明确提出征收累进税，以限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扩张。限制个人的过度富裕，是现代国家进行社会调节的基本手段。税收调节，作为二级分配的主要手段当然是有必要的。国家社会的发展，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显然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农民免除农业税不仅应该，而且功莫大焉。目前的情况是，一个庞大的由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成员、事业单位成员以及外企白领构成的可能的中产阶级，构成了交税的主体。而少数巨富、暴富者、贪官污吏、企业高官高管以及各色明星人物，总可以、且有门路与手段，少交税甚至于偷逃税。有可能通过发展提升为中产阶级的青年知识群体，在高房价及城市压力下，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已经成为城市底层的贫困者，这不能不说是城市发展的一种不幸。当然，一个城市还应当让诸多诚实劳动的市民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当然会有人指出来，房地产本身就为城市及地方的财政税收作出了巨大贡献。这当然是对的。但这些税收总是要转嫁到购房者身上的。无论是高房价还是高税收，都要由购房者买单。而且，作为贫富分化的结果，高房价反过来巩固了贫富分化，加剧了底层百姓尤其是出身低层的青年人的绝对贫困，也加剧了脆弱的中间阶层的相对贫困。
中国目前GDP已达到全球第二，改革开放及其社会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现在的关键问题，除了保证GDP的适度增长外，便是如何让尽可能多的中国公民受益于社会发展的成果。就住房而言，看起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均住房面积已不算小，并且总量仍在持续增加，但其中大量的炒房屯房占去了相当大的比例，事实上，低层城市居民的住房条件仍然很差。满足城市居民特别是低层民众的基本的住房需要，实际上已成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公正的制度安排至关重要。不公正的制度安排一旦固化，最后会形成不同的且断裂开来的生活方式，前述农村青年同城市青年生活方式的迥异即是如此。大体说来，今天的中国发展，已经到了必须告别功利主义模式、全面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时候了，其中公正问题应当有理由成为制度安排的核心理念。今日社会发展所需要，应该是以公正为主导的效率激励模式；代替功利主义的，应该是结构功能主义。
注释：
①② 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2、142页。
③亚里士多德引弗居里德的祷词证明中产阶级执政的社会结构：“家道小康、其福无量；栖身斯邦，但求安康。”同上，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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