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认同：概念、测量、形成过程与行为模型_自我决定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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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8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0X(2014)12-0065-06

       自我概念不仅仅是一组评价性的自我描述，它也被组织进一个有限的、相对独特的系列当中，这个系列被称为自我认同过程[1]。身体自我是自我概念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往研究发现它是个体体质健康、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差异的决定因素，可以用来解释身体活动的维持、改变和退出。最近的理论模型开始聚焦于它的特定领域，特别是与体育锻炼和竞技运动等领域相关的自我描述或自我认同。在这些领域，认同被假设可以指向特定的自我属性(如竞技运动或体育锻炼)或社会角色(如散步者、跑步者、锻炼者或运动员等)，指向运动员的被称为运动员认同(athletic identity)，指向锻炼者的被称为锻炼认同(exercise identity)。有学者认为运动员认同和锻炼认同不再局限于身体方面的自我描述，而是从角色认同或社会认同的角度拓宽了身体自我研究的意义[2]。国外研究发现，锻炼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例如，锻炼认同程度越高或视自己为一位锻炼者比没有视自己为一位锻炼者的个体越经常参与体育锻炼及其相关活动，也更容易在退出锻炼一段时间后重启锻炼计划和执行锻炼意向等[3-4]。由于国内研究很少涉及锻炼认同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拟对锻炼认同的概念、测量、形成过程及其对锻炼行为的相关预测模型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锻炼行为的预测和干预研究提供参考。

       1 锻炼认同的概念

       Identity一词来源于拉丁文idem，英文中包含有身份、一致、特性等意思，在国内有多种译法，如身份、认同、身份认同、同一性、自我统合等[5-6]。本文延续国内学者对exercise identity的译法，将其翻译为锻炼认同[7]。根据国外exercise identity的研究指向，本文的锻炼认同指的是个体对锻炼角色身份的认同。

       1994年，D.F.Anderson和Cychosz为了理解企业雇员锻炼坚持性问题，他们根据认同理论提出了“锻炼认同”一词，并研发了锻炼认同量表(EIS)，用于测量个体将体育锻炼作为自我概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程度[3]。虽然在文中作者并未给锻炼认同下定义，但是后来研究者认为其与之前所使用的锻炼自我图式(exercise self-schemas)、锻炼自我定义(exercise self-definition)等概念有许多相似之处，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是一位锻炼者的认同程度[4]。锻炼自我图式来源于Kendzierski和他同事的研究，指的是个体对所拥有的锻炼者身份的认知概化程度，在他后来的研究中也常用锻炼自我定义来表述[8]。从概念上来看，锻炼自我图式或锻炼自我定义更倾向于认知方面的概括性评价，体现了“图式”与“定义”，属于一种群体角色水平上的认同；而锻炼认同不仅包括群体角色水平上的认同，而且还包括个体水平上的认同。自我归类理论认为，在社会自我概念当中，至少有三种抽象水平的自我归类是非常重要的，即人类水平、社会水平和个人水平；可以这么说，这些水平分别确定了一个人的“人类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的认同[9]。在锻炼这一具体领域，锻炼认同至少可以分为个人水平上的认同和角色水平上的认同[2]。个人水平上的认同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所拥有的锻炼者特质的认可程度，也可称为锻炼特质认同，如个体认为自己所具有的运动能力程度。角色认同是一种社会水平上的认同，指的是个体对锻炼者身份的自我定义，用于考察个体对自己锻炼者身份的认知概化程度，也可称为锻炼角色认同或锻炼自我定义，如个体认为自己是一位锻炼者的程度。

       在体育领域，还有一个与锻炼认同有着密切联系的词语，即运动员的运动认同(也可以直接成为运动员认同)，其与普通民众的锻炼认同可合称为运动认同。运动员认同指的是“个体对自己身为运动员角色的认同程度”[10]。从运动员认同和锻炼认同的概念比较可以发现，虽然两个概念有所不同，一个指的是运动员的认同，而另一个指的是非运动员的认同，但是二者所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样的，即都是对运动的认同。锻炼认同和运动员认同研究都发端于运动认同的研究，其后才形成了两个不同的分支。最早期的运动认同量表(SII)来源于运动员和非运动员群体的测试[11]，因此，其在运动员群体和非运动员群体中都得到运用。后来有研究者致力于编制在锻炼领域和竞技运动领域均能适用的运动认同量表，也有学者借助运动员认同量表的结构编制锻炼认同量表[12]，因此，运动员认同的心理结构对锻炼认同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 锻炼认同的测量

       到目前为止，与锻炼认同相关的测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为排序法，源于Curry和他的同事于1987年对大学生运动员和非运动员群体的研究[11]。该研究根据Stryker and Serpe(1982)的认同显著性量表，编制由家庭、朋友、宗教、学业、恋爱和运动等相关的6种身份组成运动认同排序量表(排序式SII)。该量表要求被试按照重要性程度对6种身份进行排序，排序越靠前的得分越高，代表锻炼认同越显著。SII排序量表的克伦巴赫α系数为0.90。

       第二种为综合考察锻炼认同程度的等级量表，主要有三个版本。首先是Curry和他的同事对大学生运动员和非运动员群体进行研究时开发的运动认同等级量表(等级式SII)[11]。该量表由9个条目构成，克伦巴赫α系数为0.84，但没有问卷效度方面的报告。第二个版本是Anderson和Cychosz(1994)[3]根据宗教认同和献血者认同量表编制的由9个条目构成的1维锻炼认同量表(EIS)，但是只经过探索性因素分析而没有经过验证性因素分析检验，是目前为止应用最为广泛的锻炼认同量表。该量表在不同国家中得到了检验，大多数研究认为其为1维结构的量表。但是，Wilson和Muon(2008)对EIS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发现，9条目的锻炼认同量表包含了角色水平上的认同内容和个人水平上的认同内容，并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单因素和双因素模型的比较等对EIS进行检验，结果发现其为包括角色认同和锻炼信念的二维结构量表[2]。第三个版本通过改编运动员认同量表将其应用于锻炼领域和休闲运动领域[13]。运动员认同结构一直以来也是存在争议的，最早的研究认为其为1维结构，后来也有研究其为3维结构(社会认同、行为排他性和负性情感)和4维结构(自我认同、社会认同、行为排他性和负性情感)，最近的研究发现其为包括外在认同(社会认同和行为排他性)和内在认同(自我认同、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二阶结构[14]。该运动员认同结构在我国运动员人群中也已得到检验[10]。

       第三种为分别考察个人水平上的认同和角色水平上的认同。Kendzierski等人(1998)将个体定义自己是一位运动者(篮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一般锻炼者)的标准(即认为自己是一位锻炼者的原因)视为个体水平上的认同(包括知觉到的运动能力和知觉到的运动承诺)，将个体对运动者角色的自我定义视为角色水平上的认同，并针对不同的运动人群(篮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普通跑步者等)编制了不同量表。C.B.Anderson等人(2004)接受了Kendzierski等人对个人认同方面的理解，认为运动认同是每个人所拥有的一个相对稳定但又可潜在发生改变的运动者身份属性的程度。这与Baumeister所描述的普遍经验和人格基础的“镜中我”相似。他认为在标签或身份被赋予自我(我是谁？)之前，或在标签被自我或他人贴上之后，存在着一个标签构成成分的评价，个体可以以此来判断这一标签是否适用于自己。结果，他们发现个体判断自己是否是锻炼者的标准(标签成分)不仅包括自我标准而且还包括社会标准，其中自我标准包括体态、运动能力和重要性，社会标准主要体现在来自于他人的支持，也就是说要确认自己是否是一位锻炼者，不仅要自己认可也要他人认可。

       3 锻炼认同的形成过程

       3.1 Kendzierski等人的身体活动自我定义过程

       Kendzierski等人(1998)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法考察了人们对“运动者”和“锻炼者”的认同标准及其关系。在开放式问卷调查中，参与者被要求回答如下问题：你认为自己是一位举重运动者/篮球运动者/锻炼者吗？通过这一项目来检查他们“是”或“不是”。如果回答“是”，他们被要求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一位举重运动者/篮球运动者/锻炼者；如果回答“不是”，他们则被要求解释你与举重运动者/篮球运动者/锻炼者有什么不同？在研究中，他们根据被试所提出的各类标准，从运动动机的角度提炼了个体定义自己运动者身份属性的内容，结果发现其包括了知觉到的运动承诺(与运动承诺不同，其指的是锻炼对个体的意义，是一种价值承诺)和知觉到的运动能力的二维个人认同结构，并且认为这些个人认同促进了身体活动自我定义的形成。在讨论部分他们进一步推断了知觉到的运动欲望(与锻炼意向不同，它指的是个体想要或渴望参与身体活动的程度)和知觉到的运动努力是运动承诺的决定因素，从而构想了身体活动自我定义的形成机制模型。十几年后，Kendzierski和Morganstein[15](2009)在普通跑步者和自行车运动者人群中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在验证前，他们增加了原先假设模型中的两条路径，即知觉到的想去运动至知觉到的尽力运动和知觉到的运动努力至知觉到的运动能力，并将锻炼乐趣作为自我反思的动力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见图1)的可接受性。

      

       图1 Kendzierski等人的身体活动自我定义过程模型

       3.2 自我决定理论视角下的锻炼认同发展

       在自我决定理论中，首先与自我认同发生联系的是有机整合这一分支理论。有机整合理论认为行为调节(锻炼自我决定动机)包括了无调节、外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在调节六种有低至高的动机类型，其中认同动机与锻炼认同中的重要性维度有相似之处，指的是锻炼对个体的重要性。按照有机整合理论的看法，个体经历了无动机、外部调节和内摄调节后就可以产生锻炼认同。其次，从理论上来看，由于个体和社会环境的持续互动可以带来特殊身份的发展，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自我决定理论可以成为解释认同活动和维护的一个理论视角。自我决定理论创始人Ryan和Deci(2000)也认为，认同的获得和维护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认同的发展被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心理需求，同时，基本心理需求的满足也将促进认同的发展[16]。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基本心理需求理论架起了自我决定理论与认同理论关系的桥梁，它们可以用于理解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也可以整合用于预测人们的社会行为[17]。因此，在锻炼领域也有一些学者专题讨论了锻炼认同与自我决定理论变量的关系。如Vlachopoulos等人(2011)研究发现锻炼行为调节各变量和能力需求是锻炼角色认同的有效预测变量，而整合调节、认同调节和内在调节、能力需求和关系需求是锻炼信念的有效预测变量[18]。

       4 锻炼认同与锻炼行为关系的相关模型

       4.1 Patric和Fox等人的锻炼认同模型

       Lau\Fox和Cheung[19](2005)根据前人研究锻炼认同与锻炼行为的相关证据，整理了影响锻炼认同和锻炼行为的心理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其中心理变量包括成绩目标定向、自我决定动机、运动能力知觉，社会环境变量包括家庭资源、学校资源、同伴资源和运动的易接近性，并以此建构了学龄儿童的锻炼促进模型。研究发现，家庭资源、学校资源和运动的易接近性并未通过锻炼认同影响锻炼行为，其最后保留了7因素构成的结构模型(见图2)。该模型显示，任务定向通过自我决定动机和运动能力知觉积极影响锻炼认同和锻炼行为；自我定向通过自我决定动机负向影响锻炼认同和锻炼行为，通过运动能力知觉积极影响锻炼认同和锻炼行为；同伴资源可以通过锻炼认同积极影响锻炼行为。南于上述模型的被试来自于英国，为了进一步检验该模型在个人主义社会和集体主义社会的适用性和特点，Lau、Cheung和Ransdell[20](2007)增加了同伴资源至运动能力知觉路径后对中国和美国学生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新模型在两个国度的学龄儿童中均适用，并且其对美国学生的预测力大于中国学生。通过该模型的作用因素来看，其与自我决定理论的作用模型非常相似。任务定向和自我定向与自我决定理论的内在目标和外在目标相对应，而自我决定动机直接来源于自我决定理论变量，运动能力知觉与能力需求满足相对应，同伴影响包括了需求支持。

      

       图2 Patric和Fox等人的锻炼认同模型

       4.2 锻炼认同与约束协商理论的整合模型

       Jun和Kyle[13](2011)以Burke的认同过程控制模型为理论基础，结合休闲约束协商模型，探讨了休闲约束协商过程中高尔夫认同的作用，并建立了休闲约束与休闲协商的中介作用模型(见图3)。休闲约束协商模型由Jackson等人提出，是在谈判情景中建立起来的休闲运动模型。该模型认为体育参与不仅是因为没有约束(尽管这对某些人是正确的)，而且取决于约束与参与之间的谈判，而谈判有可能修改参与行为，甚至最后不参与[21](2006)。同时，他们将动机引入这一谈判理论，认为动机在约束和协商过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虽然这一模型得到了许多实证证据的支持，但是因其缺少更为宏观的和系统的理论支持，导致很难探讨其与其他理论和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诟病。正因为此，休闲运动认同研究者将角色认同理论引入休闲约束协商模型中，作为休闲约束协商过程中的动力因素和解释理论，并在几项研究中都得到验证[13,22-24]。

      

       图3 锻炼约束协商进程中锻炼认同的作用模型

       在他们看来，休闲约束过程中沮丧、失败感等不良心理状态是经常会被感知到的，而这些心理状态正是来自于输入与认同标准的距离。为了减轻这些不良心理状态，在协商过程中行为输出会在认同动机的作用下得到相应的反馈，并通过协商去修正社会状态，从而达到与自我意义相匹配，使自我认同得到建立，并发生与认同相一致的行为。当输入与认同标准不一致时，认同标准越高的个体，将会产生越明显的不良心理状态和环境障碍，也越倾向于采取协商的手段来达到自我认同的重构。每天个体都将扮演不同的身份和角色，如父亲、大学生、购物者、运动爱好者等等，不同的角色难免会出现碰撞。当个体当下的认同与自我意义不一致时，即不同角色之间发生了冲突，那么约束感随之也就产生了，而这种冲突越是剧烈，约束感将会越强烈，也越会感知到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途径越有限，锻炼行为发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4.3 锻炼认同与计划行为理论的整合模型

       在身体活动领域，Theodorakis[25](1994)是最早将锻炼认同变量引入计划行为理论的学者。他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计划行为理论的其他成分后，锻炼认同和态度强度增加解释了8％的行为意向方差，但是锻炼认同的作用并不显著；虽然锻炼认同没有提高对锻炼意向的解释力，但是，随着时间间隔的增大，其发挥的作用有增强的趋势。他还发现，在增加了这两个变量后，可增加解释3％的锻炼行为方差，而且两者均达到显著水平。Bruijn和Puttert[26](2012)综合考察了锻炼认同、TPB成分和相关锻炼目标对锻炼行为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锻炼认同对锻炼行为的预测仅次于锻炼意向，可作为锻炼计划行为理论的有益补充，提升了计划行为理论对锻炼行为的预测作用。Bruijn、Verkooijen、Vries和Putte[27](2012)探讨了锻炼认同与计划行为理论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高锻炼认同比低锻炼认同的个体拥有更高的锻炼意向(81.9％ vs.14.5％)；在高锻炼意向群体中，高锻炼认同比低锻炼认同群体的比例更高(45.5％ vs.18.2％)；锻炼认同可以作为锻炼动机和锻炼行为的有效预测变量，而情感态度和知觉到的行为控制是锻炼行为和认同发展的有效预测变量。Ries、Hein、Pihu和Armenta[28](2012)则直接将锻炼认同加入计划行为理论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锻炼认同至锻炼意向和锻炼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3和0.31，增加了锻炼认同后的模型比原模型提高解释了4％的锻炼行为方差。

       4.4 锻炼认同与其他锻炼促进理论的整合模型

       锻炼认同除了与计划行为理论整合起来预测人们的锻炼行为，还有学者试图将其引入健康行动过程取向理论(HAPA)模型中。Perrier、Sweet、Strachan和Cheung[29](2012)采用AIMS量表和HAPA整套量表对201位身体残疾人(其中124位当前有参加运动)进行测量，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HAPA可以解释15％的锻炼行为方差，在增加了锻炼认同对锻炼意向的影响后发现，整个模型可以解释18％的锻炼行为方差，提高了3％的增值贡献。董文博[30](2013)则是将锻炼认同和锻炼承诺加入到沈梦英的TPB和HAPA的整合模型中，研究结果发现在整个模型中锻炼认同与锻炼承诺中介了行为意向对锻炼行为的影响，整合后的模型比沈梦英原先的模型对锻炼行为的预测力提高了8％。

       5 小结与展望

       受运动员认同研究的影响，有些学者认为锻炼认同还可区分为锻炼自我认同和锻炼社会认同，前者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是一位锻炼者的认同程度，后者指的是社会对个体是一位锻炼者的认同程度。从心理测量的角度来看，社会认同其实也是自我认同的一部分。这种分类方法给锻炼认同与锻炼行为关系的深入研究造成了诸多困惑。传统锻炼心理学往往将这些社会认同作为影响锻炼行为的环境因素变量，而在锻炼认同这里，它们却成为锻炼认同本身的心理结构。这是今后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究和说明的重要部分。

       从Kendzieriski的身体活动自我定义过程模型的组成成分可以发现，其与锻炼认同的结构具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从不同学者对锻炼认同结构的研究可以归纳出其可能的成分主要有角色认同、积极情感、消极情感、行为排他性、能力认同等。这些成分与锻炼自我定义过程所包含的成分非常相似，其中锻炼自我定义与角色认同相对应，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体现了锻炼乐趣，能力认同与知觉到的运动能力相对应，知觉到的想去锻炼、知觉到的尽力锻炼和知觉到的锻炼承诺可以概化为行为排他性即与日常活动比较，运动的重要性，如“我仔细的安排每一天，以便有时间参加运动”，不仅体现了个体想要运动和运动努力的程度，也体现了个体对锻炼的价值承诺程度。从这个角度来看，Kendzierski的身体活动自我定义过程可能描述了个人水平上的认同对角色水平上的认同的影响。个人水平上的认同包括了锻炼乐趣、行为排他性和运动能力知觉。这一假设与社会认同理论和自我归类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一致，即社会自我知觉往往是沿着一条连续体——从把自我知觉为一个唯一的人到把自我知觉为一个内群体类别而变化[7]。有关这一方面的猜想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检验。不过，Kendzierski的身体活动自我定义过程模型缺少社会环境变量，这与认同理论所描述的某一特殊身份是在社会互动中发展起来的还有很大差距。社会环境变量一方面除了可以考虑Kendzierski在研究局限性中所提到的社会承认和社会行动两个方面因素外，还可以进一步考虑将自我决定理论与身体活动自我定义模型进行整合，以弥补自我定义过程模型中缺少社会环境变量的不足。

       现有的锻炼认同与锻炼行为关系模型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是一些整合模型，且各自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例如，Patrick模型中的锻炼自我决定动机和锻炼认同二者都可看作是“动机”变量，将二者同时考虑在同一模型中可能会出现“冗余”现象；并且，锻炼自我决定动机中的认同动机与锻炼认同也明显地出现了重叠。在锻炼认同与TPA、HAPA等理论的整合研究中也出现了重叠现象，如锻炼认同中的锻炼信念可能与锻炼意向有重叠的成分，而能力认同与行为控制感也有可能存在重叠的成分。这是今后研究应该注意的重要问题。

       锻炼认同研究最大的不足之处应该是未能在认同理论视角下建立起有说服力的锻炼行为解释模型。今后研究可以考虑通过增加社会环境变量来发展Kendzierski的身体活动自我定义模型，并将其应用于锻炼行为的预测与干预研究中。

       最后，本研究认为应该加强本土化研究。锻炼认同的结构与相关行为模型都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是否适用于我国不同人群的体育锻炼情况，也有待于本土化研究的证实与发展。

       收稿日期：2014-10-05；修回日期：2014-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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