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小英[1]2008年在《媒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文中指出现代社会是一个为传播媒体所覆盖的社会,也是一个为传播媒体所呈现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事实上的媒体化时代。媒体化时代是对我们所生活其中的这个社会的文化生产、传播、接受与消费模式的一种命名,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文化运作方式与文化生活形态主要是由大众传媒(尤其是以报刊、影视、互联网叁个标志性媒体)的呈现与观看构成的。因此,研究文学批评的发展与未来,必须将大众传媒纳入学术视野。本文试图在媒体化视域中深入探讨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及其所掌握的话语权利对当前文学批评的重要影响与双方的互动趋势,阐释媒体化时代文学批评运作方式、创作过程、传播与接受等方面的嬗变。既肯定传媒与文学批评互动的积极方面;也客观而理性地分析了文学批评媒体化发展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对问题的解决提出几点建设性的构想,力图为新的文化语境下文学批评的健康、和谐的发展作一些抛砖引玉的尝试。考察当前文学批评的现状,“媒体”与“媒体化”毫无疑问地成为研究的切入点。从发展史的角度纵观媒体变迁与文学批评之关系,可以发现,媒体对文学批评的功能与形式等产生重要影响、制约作用,尤其是在媒体化时代,媒体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所谓“媒体化时代”,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一个由消费主义所君临的社会,也是属于一个图像狂欢的时代。它的商品意识、市场意识、消费意识、全球意识、娱乐与休闲意识,迫使文学批评的发展总貌与文学批评的传播载体大众传媒的积极介入休戚相关,从而使得媒体化成为文学批评发展的主导特性和最显着特点。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媒体化时代,用不可抗拒的技术力量扩张到文学批评领域,形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激荡、最活跃的媒体化发展趋势。大众传媒不仅以工具的形式为文学批评的生产、传播以及文本的转换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条件,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力量进入文学批评内部,以自己的运作理念、运作方式、审美导向、价值标准干预文学批评活动的全过程,迫使其烙下或浓或淡的媒介意识,促进其运作方式、创作过程、传播与接受等环节的媒体化变革。并且在传媒与批评的互动中,不仅拉近了批评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促使媒体提高自身的品味和质量,而且还有利于多元化评批评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文学批评的媒体化发展趋势,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已成为客观事实,这是大众传媒的文化权利衍生与绵延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否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媒体化批评的存在;否定媒体化批评对传统批评的解构与挤压;否定媒体化批评对文学消费主体审美取向的诱惑与牵引,这都是十分不明智的举措。它只能泄露批评家的讳疾忌医和在引导媒体化批评向着健康发展上的无能。因此,正视文学批评的媒体化发展趋势,直面这一发展趋势中存在的一系列顽症,才是正确的态度。媒体自身的商品意识、运作方式、审美取向、价值标准等特性,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文学批评领域的众声喧哗的杂语景观、唯利是图的商业情结以及审美评判的缺席等等问题,也在某种意义上使文学批评成为一种虚假的繁荣。鉴于此,重新张扬文学批评的主体素养、价值标准和审美诉求,并结合具体的批评实践对其提出新的要求,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引导批评正确健康发展的理性选择。理论同批评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传统批评与媒体化转型的批评作对比分析是本文的基本研究方法。广泛汲取和借鉴国内外前辈与同行们的知识成果,以便在更厚实的基础之上将“媒体化时代的文学批评”这一极富时代感的思考继续向前推进,无疑是本文的潜在价值所在;努力以一种举重若轻的姿态来体现严肃的人文研究,探索文学批评在媒体化时代的本体论变革,构成了本文的可能特色和亮点所在。
王蕾[2]2002年在《大众传媒时代下中国文学批评现状探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认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商品化性质，围绕这一论点通过对大量实例、理论的援用与分析，探究出：90年代以来中国大众传媒的变化是导致文学批评商品化的重要因素，大众传媒运行机制的改变，大众传媒所引发的大众文化的兴盛而导致的大众艺术欣赏风尚的改变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使文学批评商品化。同时，大众传媒的先进技术又为文学批评提供支持，使其商品化成为可能。 在对文学批评商品化原因分析之后，本文又用具体的实例论证出，文学批评在90年代以来的叁种趋势与走向，即：文化化、学术化与媒体化正是文学批评商品化的现实体现所在。
王倩[3]2012年在《大众传媒语境下儿童文学传播障碍归因研究》文中提出近年来，文学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关注。较之现当代文学领域传媒研究的方兴未艾，儿童文学的传媒研究显得相对滞后和冷清。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作为现代文化权力中心的大众传媒裹挟着商业意识、消费意识、娱乐意识对儿童和儿童文学形成了包围之势。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媒体以其逼真的画面、虚拟的世界和交流的参与性、互动性与形象性等优势，吸引了儿童关注的目光，以纸质媒介为主要载体的儿童文学相比之下似乎显得过于“经典”和“精英化”。在看似繁荣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的背后，是传播的遇冷和遇阻，儿童文学在大众传媒语境中面临重重考验与挑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儿童文学传播中所遭遇的各种障碍进行调查研究和归因分析，进而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就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命题，这应该是传媒与儿童文学研究的关键问题和先在之点，有利于帮助儿童文学寻找到适应大众传媒时代的发展路径。绪论部分剖析了大众传媒对传统意义上的“儿童”和“儿童文学”的消解，并对研究所涉及的叁个重要概念“儿童文学”、“目标受众”和“传播障碍”予以厘清，在分析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研究的进展与不足的基础上，指出当下的大众传媒语境中儿童文学去向何方已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命题。由于儿童文学传播障碍的研究是一个具有跨学科性质的选题，各相关学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能解决仅凭单个学科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将儿童文学置于文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学科的交叉之点上从多学科角度对之进行透视。以归因理论作为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以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为互相补充的研究手段，全面观照和深入解读儿童文学的传播过程，从积极角度出发对传播障碍进行专门研究并探寻减少障碍的路径就成为本研究的最终目标，也是最具创新意义之处。绪论中阐明了相关理论在本研究中将如何应用并根据理论指引推出了若干研究假设，以期在后面的研究中予以证实或证伪。第一章对儿童文学传播的总体状况进行描述与分析，并依据问卷调查结果呈现其传播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指出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表面繁荣的背后是传播的受阻。本章以儿童文学的典型受众——小学阶段的儿童为研究对象，从儿童、家长和教师叁个角度调查分析小学生阅读儿童文学的情况，发现儿童文学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呈现儿童文学传播过程中障碍存在的部位，并在其后的叁章中分别从传播者与传播内容、传播中介与传播过程、受众的接受与反馈等几方面逐层分析儿童文学传播障碍产生的内因与外因。第二章指出，在儿童文学传播的链条中，起点是传播者与传播内容。对传播障碍进行归因研究，首先的一步就是到传播的起点去寻找原因。作为传播起点的作家及其文本创作，是决定着整个传播过程成败得失的第一个关键之点。其中，作家的创作观是文本的灵魂，决定了传播内容的立意、选材和文本建构，决定了传播内容是否受到消费者的欢迎；而文学形象独特性、文本艺术形式，则是作家创作观的具体体现。因此，从作家创作观、文学形象、结构艺术和文学话语等方面对当下儿童文学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是真正解决儿童文学传播障碍归因的重要一环。第叁章针对传播过程中的障碍进行分析，指出市场导向下儿童文学出版的功能发生了位移，已从文化、教育媒介转变为商业机构，文化媒体的“把关”权力日益凸现，对作家创作的制导力量越来越突出。出版资源无序竞争、儿童文学编辑整体素质欠佳、“山寨”现象等出版“大跃进”问题成为儿童文学传播质量提升的阻碍。与此同时，语文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不足、语文教材儿童文学选文的缺失、新课改要求与语文教师现状的矛盾以及作为“意见领袖”的家长的非科学引导等问题也是影响儿童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第四章对于儿童文学传播的接受终端——儿童受众的接受与反馈进行了研究，指出儿童受众的接受是儿童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也是儿童文学能否实现有效传播的关键之点。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认识到，儿童文学传播过程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循环的，儿童受众的反馈对于传播的整个过程至关重要，其本身已是传播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本章以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获得的数据和经验为依据，对于儿童文学接受和反馈过程中产生障碍的内因与外因进行了逐层解析。第五章针对前文所述儿童文学传播各环节存在的障碍及其根源，从文学生产、媒介组织、意见领袖和儿童接受四个方面探究实现顺畅传播的路径。本章提出了一系列减少障碍的构想：作为文学传播起点的作家关注传媒时代的儿童成长及其内在需求，构建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在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上大胆探索，追求文体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作为传播中介的出版组织努力改变传统出版观念，建立立体化运作模式，追求更高审美选择，树立图书“品牌效应”，探求图书营销策略和发掘儿童文学自身市场潜力；作为“意见领袖”的教师和家长提高自身儿童文学素养，发挥积极引导作用；语文教育相关领导机构完善语文教材选文思路，落实和改进新课改要求。同时，为消减儿童文学接受与反馈环节的障碍，应努力为儿童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开发儿童自身阅读能力、畅通儿童反馈路径。只有从以上多个环节着手，才能减少儿童文学传播中的障碍，使儿童文学真正走向儿童，在传播中实现自身价值。余论以“传媒时代，儿童文学研究何为”为题，对于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研究如何拓宽理论视野，更新学术话语，使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重新走上儿童文学发展的前台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进行了思考和展望，期待儿童文学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文学研究或文化研究的“纯学术”范围，而是通过对儿童文化乃至与之相关的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思考和参与，实现对儿童文学的现实建设的努力。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应该敢于跳出“儿童文学”这个圈子，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当代传媒文化中去观照和审视，梳理与辩析。传媒与儿童文学是一个有着深远历史意义与现实关怀的命题，也是一个有着众多理论难点和言说障碍的艰难话题，这就注定这一话题的开放性和延展性。生长延展的传媒文化和儿童文学要求我们在对现实的密切关注中不断更新理论话语，对这一命题予以持久、延展性地探讨。
李春燕[4]2010年在《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文中提出本文是关于“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专题研究。陕西的文学创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与创作相对应的陕西文学批评在当代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均发出过响亮的声音,但关于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研究却显得严重匮乏。虽然,关涉这一课题也有少量评论文章散见报刊,但与整个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突出成就相比,就显得零散琐碎、不成气候,尤其是就这一课题的整体研究,至今尚属空白。本文认为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史上作用很大,它不仅仅促进创作和理论的双向度发展,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深远的影响。区域文学批评作为某一区域文化与文学的系统研究,对于这一区域文化与文学的发展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同时,作为全国文学批评整体研究的组成部分,区域文学批评这一切片具备透析统观全国文学批评整体风貌的文化功能。基于以上认识,将区域文学批评研究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也就具有了尝试的可能性。鉴于学术界存在一种空疏之风,本文尤其重视文学批评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就《陕西文艺》、《延河》和《小说评论》等杂志以及文学批评专着和散见于报刊的相关资料展开实证分析。因此,注重原始资料的归拢整理是本文的特色。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层次、内容、形式诸多方面的差异,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本文主要从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历史演变、格局建构以及精神内涵和文化心态四个方面展开论述,试图实现对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风貌的宏观把握和微观透视。第1章“绪论”阐释了选题的理由意义,介绍了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的研究现状与趋势,并对课题的对象和范围进行了界定。第2章“文学批评的历史考察”从历时角度观察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风貌。文革结束之后,陕西文学批评同中国文学批评一样在历史的重大转折中寻求突破的途径,70年代末期,文学批评以政治先锋姿态展开对文革的清算批判：80年代以来,随着全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笔耕文学研究组”在理论上追根溯源恢复十七年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传统,在实践上通过对柳青、贾平凹等创作得失的研讨探索陕西小说创作提高与突破的途径。第3章“文学批评的格局构建”。随着批评意识的觉醒,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在古今、中外文化资源的比照中,对印象主义、心理精神分析、文化批评多种模式进行理论与实践上的探索,形成了以现实主义理论和社会历史批评为核心,同时容纳其它批评理论与模式的多元新格局；而建构多元格局的理论基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第4章“文学批评的精神内涵”,时代性、人民性与西部文学批评意识共同构成其精神内涵。第5章借鉴布迪厄结构动力学中“生存心态”理论,阐述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家与乡土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透射“面子”文化与商业利益构筑的批评魔障,从而呼唤自由独立的批评精神。本文以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为个案,注重意识视角的审视,努力分析陕西以及中国批评的精神症候,剖析当代文学批评普遍存在的若干问题,以期探寻文学批评突围的路径,从而对中国当下文学批评的健全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认为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持有丰富的经验,在诸多批评者的努力下,培育了享誉国内外的一批作家,但是目前陕西文学批评与创作一样面临滑坡,出现了断代现象与诸多非批评现象,结语对此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固然,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是文学批评趋向健康发展的客观要素,在当下消费主义时代批评要走出困境,批评者主体素质的提高当是重要的环节。对于批评者而言,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敏锐的审美感觉和深邃的思想这些基本素养固然必不可少,但批评者葆有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省意识以及独立的批判精神却尤为重要,只有批评主体焕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批评才可能有真正的希望。
张校博[5]2018年在《媒体批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媒体批评随着我国大众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而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文学界不可忽视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我们进入了一个以大众传媒为主导的时代,大众传媒通过制造“超真实”世界、提供新的消费“符号”、带来视觉刺激等方式,对我们的生活实施着全方位的包围,由此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在场。媒体批评在大众传媒语境中登场,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不得不将媒体批评纳入研究视野。新千年伊始,权威报刊、着名高校、专家学者纷纷组织策划以“媒体批评”为主题的研讨会议,期望对媒体批评有更清晰的认识,也进一步探讨媒体批评与传统文学批评、与文学界的关系问题。相对于传统文学批评,媒体批评呈现出大相径庭的特征。媒体批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必然带有大众传媒的特性。生长在大众传媒语境中的媒体批评具有鲜明的商业性色彩,这体现在媒体批评与出版业的结合、与媒体批评播发载体利益的连接。媒体批评的语言形式呈现出“短、平、快”的特征,尤其是在自媒体作为一种重要新生力量的当下,媒体批评文本更是鲜活生动。媒体批评的兴起虽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其间也存在众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媒体批评混杂的价值立场是需要我们去反思与批判的。媒体批评将传统文学批评中受压抑的个体话语带上了媒体的舞台,但由于媒介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受众在接收过程中受到媒体批评的影响与牵引。当然,我们现在要对媒体批评做出一个深度评判为时尚早。我们可以做的是竭尽所能地去认识媒体批评,以积极的心态,取媒体批评之精华,促进媒体批评与传统批评,与文学界的和谐发展。
鲍晓英[6]2014年在《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从传播学理论出发，以译介学为理论支撑，以莫言英译作品在美国的译介为例，探讨中国翻译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模式，以实现其在译入语文化尤其是西方强势文化的传播。译介学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通过翻译将中国文学推向世界不是简单的文字或文学翻译而是文学译介，“译”即翻译，“介”的主要内容是传播。翻译文本的产生只是传播的开始，在它之前还有选择译什么怎么译的问题，在它之后还有文本交流、影响、接受、传播等问题。译本的接受和传播受到国家外交关系、意识形态、诗学、翻译规范、赞助人、翻译政策、读者期待、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制约。文学译介要考察的不仅是翻译文本是否达到目标语国家的语言要求、文本内容是否符合目标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更要看文本的传播各环节是否有效，传播往往是文学译介成功如否的关键。如何实现有效传播一直是传播学研究课题，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对传播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总结，明确了传播过程模式和要素，是传播学理论经典，对实现有效传播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拉斯韦尔传播模式认为传播均由“谁”、“说什么”、“对谁说”、“通过什么渠道”、“取得什么效果”即“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大基本要素构成。文学译介是文化传播行为，同样包含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的五大要素，将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应用到文学译介，即是包含“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译介效果”五大要素的译介模式，对中国翻译文学的译介主体、内容、途径、受众和效果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有效译介模式。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译介中国文学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途径之一。通过翻译中国文学促使中国文化“走出去”一直是国家努力实现的目标。当前，一方面，西方文化霸权严重影响着中国国际形象和威胁着中国文化安全，中国文化迫切需要“走出去”，国家投入了巨大财力译介中国文学，设立了“中国文学百部精品对外译介工程”、“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出版工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工程等数十个重大中国文学译介项目工程，但是中国文学译介项目作品域外接受不佳、中国图书进出口贸易逆差严重，中国文学向西方的译介一直步履维艰，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译介效果。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理论研究成为时代要求，迫在眉睫。另一方面，国内对中国翻译文学在国外传播研究相对滞后。译介学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开始关注中国文学对外“译”与“介”的问题，然而该研究只是在外汉译“译入”研究数十年后的今天，在谢天振、许钧、吕敏宏、潘文国、马会娟等翻译研究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动之下才日益成为国内翻译研究热点。本论文研究契合了国内外研究热点、顺应了时代要求，首次提出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极具创新意义和现实意义。本论文采取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传播学理论出发在译介学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国文学译介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矛盾进行客观地分析和研究，厘清中国文学译介困境的实质。论文通过对莫言英译作品不同类型受众的问卷调查、借用国外EBSCO、WORLDCAT、OCLC等搜索系统、直接联系莫言作品出版机构等方法挖掘如收藏莫言作品世界图书馆馆藏量、莫言英译作品发行量、美国主流媒体莫言提及率等数据，在这些数据基础上进行推导、演算、分析、解释和判断，总结莫言英译作品“走出去”的经验和教训，就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译介受众和译介效果模式提出不同的观点，针对这五大译介要素所提出的观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具体内容为：一、译介主体：中国文学译介主体应该采取以非官方学术机构为平台和桥梁，中外合作译介主体模式，即国外汉学家或学者与中国学者优势互补，合作翻译，以西方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以精于中国文学翻译的中国学者为中文向导和翻译辅助，双方取长补短的模式。二、译介内容：中国文学译介内容模式应该是所选作品应避免与译入语意识形态诗学正面冲突、既具备世界文学的普适性又具有中国文学的异质性、基于古代文学侧重现当代作品、所选翻译策略以归化为主模式。叁、译介途径：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途径应采取加强国内外出版机构多种形式合作、加强优秀文学作品影视拍摄、利用国外书刊杂志媒体宣传、利用国际书展等国际销售平台、引入文学代理人制度、利用国际学术平台、增加政府对海外翻译家资助等多渠道译介途径模式。四、译介受众：中国文学“走出去”应确立以受众为中心、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并重、契合西方受众期待视野审美意识，顺应其心理效应、顺应西方语言习惯、采取民间姿态等译介受众模式。五、译介效果：中国文学译介应该重视译介效果，科学制定译介主体、译介内容、译介途径和译介受众模式，遵循传播规律，才能取得译介效果。就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化传播问题，歌德总结了翻译文学进入译入语文化的叁个阶段，即让翻译作品披上译入语文化外衣的起始阶段、吸收源文本思想将其伪装为译入语思想加以传播的渐进阶段、译文与原文完全一致的全译阶段。中国文学向西方的译介还处在最初尝试的第一阶段，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际上还是处于弱势地位，这些都决定了中国文学“走出去”所选译介模式重点考虑的是译入语语言文化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翻译文学对译入语世界普通读者的可接受性，帮助中国文学在译入语国家渐渐形成稳定的持久场域。针对中国文学“走出去”所提出的译介模式结论是具有开放性的，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文化和文学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研究的不断加深拓展，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会在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调整、改变和完善。
赵黎波[7]2007年在《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90年代以来，对文学批评的批评成为批评这个日渐冷寂的领域里一个热门话题。笔者认为，目前文学批评困境的主要表征即是文学批评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丧失了自己本应具有的判断能力，无法对文学的现状和走向作出自己的价值评判。文学批评的这种“阐释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时期“启蒙共识”的破裂所致。本论文从“启蒙”这个关键词入手，立足于90年代前后两个时期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变革，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整体转型和当下的价值危机进行分析，试图为文学批评走出困境寻求一种可能性。文章的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第一章：分析了启蒙话语成为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主流话语的成因。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思想解放大潮影响、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的推动、知识分子启蒙主体地位的确立以及文学创作中的启蒙色彩等。第二章：新时期之初，人道主义无疑是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聚焦点。本章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论述了人道主义之所以成为启蒙话语的理论资源的原因，并具体分析了文学批评中人道主义话语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构建上的不足。第叁章：“现代化”是新时期启蒙思潮的核心命题，新时期启蒙话语策略性地借用“五四”的启蒙资源，从而接续了被“中断”的现代化历史使命。本章以新时期文学批评中的“主题批评”为例，分析了启蒙话语的这种现代化特征，在肯定了这种现代化命题合理性的前提下，指出了由这种“现代化”迷思带来的启蒙者思维的偏激，它使得此时的文学批评不仅潜在地规约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丰富内涵，从而为启蒙话语和文学批评在90年代的合法性危机埋下了伏笔。第四章：在大规模的“反思现代性”浪潮中，启蒙作为一个与“现代性”相关的命题被质疑，“启蒙话语”在90年代重新遭遇困境。文化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左派”成为反思启蒙最为强劲的叁种文化思潮，这标志着新时期文学批评启蒙立场的分化。本章批判性地解读了后现代主义批评“启蒙终结论”，重申了启蒙话语的合理性及其意义。同时指出，后现代批评这种对启蒙话语的解构和对消费文化的认同，使得文学批评的价值立场出现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导致了90年代文学创作中的一些“个人性”、“消费化”、“市场化”特征的出现。第五章：本章主要分析“新左派”思潮影响下的文学批评对80年代启蒙话语“合法性”的解构。指出这些文学批评在呈现80年代文学批评启蒙话语的“盲视”和“偏见”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一种从方法论到价值论的误区。另外文章以当前的“底层写作”批评为例，论述了在“新左派”思潮及其他底层研究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批评者将“底层写作”批评的重点从80年代的“启蒙”转移到如今的“如何表述”的层面上，这种倾向潜在地解构了文学创作和批评中的启蒙倾向，使得知识分子丧失了对启蒙民众的合法性地位，也致使目前的“底层写作”陷入一种两难境地。第六章：上述从不同方面的解构使得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本章进一步指出，文学批评中启蒙话语的这种危机不仅与知识分子在目前启蒙身份的丧失有关，文学及文学批评在当前的边缘性处境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而文学批评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启蒙话语丧失后出现的价值取向上的危机。目前，重新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是90年代启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文学批评走出价值危机的一种可行性选择。文章肯定了90年代以来坚守启蒙话语的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但同时认为，这些批评暴露出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启蒙思想资源的薄弱。在目前的语境中，启蒙是一项未完成但又遭遇重重困难的命题，所以在确立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之后，文学批评还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在反思启蒙话语的同时，寻找捍卫和坚持启蒙立场的思想资源。
张春[8]2013年在《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1世纪初,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不断拓展和改写着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知。这一切对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全球化、传媒化和市场化的语境中,新世纪文学出版经历了深刻的观念变迁和全面的市场转型,迅速成为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主流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文学生态的整体样貌,使新世纪文学呈现出新的时代质素。针对上述社会文化背景,本文从文学出版的角度探讨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变化状况,对新世纪文学生态进行了重点研究。有别于传统的从作家作品、文学思潮与流派等出发进行探讨的文学研究范式,本文引入生态观念,并从传媒视域观照文学,将文学放在市场化、产业化、传媒化的视野下进行审视,通过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并重、宏观论述和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之间的多元影响与制约关系,进而结合文学出版在文学生产、传播和接受中的文化功能、媒介特点以及价值取向等,论述文学生产向市场开放的演变过程,阐明了在媒介力量的影响下,文学生产、文化传播、市场消费等各环节多元互动的生态状况。本文首先从时代语境出发,详细论述了新世纪以来多元共生的思想文化态势以及众声喧哗的传媒景观等社会文化环境特点,辨析了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时代变迁规律,全面阐述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回归出版本质,到90年代深入探索、促进出版转型,再演变到新世纪深化改革、出版市场化的历程,强调了文学出版观念对文学生产、传播和消费的形塑作用。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新世纪文学生产机制中“出版主导”的时代特征,集中论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功能调整,对编辑角色、作家心态、读者趣味等产生的重要影响;并以主旋律文学、通俗文学以及纯文学等文学空间的分化为例,深刻说明了媒介权力在文学领域的渗透与扩张。具体而言,本文以文学畅销书生产和纯文学生产作为实践研究领域,开展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在文学畅销书生产领域,本文通过大量文学畅销书的市场运作案例,论述了文学畅销书生产机制走向成熟的特点和表现,并以趋附影像的影视化写作、追逐时尚的类型化写作以及注重市场效应的名家写作等现象,分析文学畅销书生产从独立的个性化创作走向社会化、潮流化的商业化书写的趋向,论述了通俗文学繁荣发展中的大众化、娱乐化、快餐化等创作和阅读风尚;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民营书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畅销书运作策略,对民营书业在新世纪畅销书市场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有价值的分析和思考。在纯文学生产领域,重点研究相对小众化的纯文学的创作和出版状况,通过都市写作的繁荣、乡土咏叹与“民间叙述”、宏大历史的“日常叙事”等纯文学的审美探索,分析了文学出版对纯文学生产的现实规约,并重点阐述了新世纪富有代表性的长篇小说出版潮流与文学“年选”现象。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以畅销书和长销书的关系为例,深入分析了新世纪文学生产、传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认为品牌战略是文学出版建构市场形象和提升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强调文学出版应坚持“内涵式发展”,努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并从文化自觉与文学编辑的价值引领、文学出版的“双赢”策略入手,阐明了建构健康文学生态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的途径和方法。文学出版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之路,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必然选择。在文学市场化、产业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学出版体现了市场的浮华和喧嚣,又容纳着多元艺术的自由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学出版不能单纯用市场的标准来衡量文学,而应着眼于当代文化的发展与大众审美的需求,大力支持文学精品的生产,不断提升通俗文学的文化品位,积极引领文学走雅俗共赏的道路,从而实现“雅”与“俗”、艺术价值与商品价值、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以高品位的文化产品建构和发展健康的文学生态环境。
李静[9]2013年在《“空间转向”中的当代中国小说研究》文中提出“空间转向”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仅突破线性时间——历史的束缚，引起当代文化思维范式的转型，同时也为文学空间书写和空间批评开启了广阔的道路。本文研究的基本思路是运用空间理论和空间批评的方法，以1990年代以来中国具有明显空间意识的小说为文本分析对象，以文学和社会形态在地理层面、文化层面、社会层面等契合为切入点，回到历史具体语境中探寻文学如何运用独特的空间书写方式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参与中国特色的文化自觉的实践，进而探究文学空间与社会各层结构的互动（审判、革命、激活）关系，最终在1990年代以来文学律动的轨迹中建构中国本土化的空间理论，并且洞见21世纪文学空间书写的发展态势。重点讨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如何认识空间理论视域下的19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语境。空间理论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践，全球化本质上是晚期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力量在空间的分化和重组，随之而来消费主义的逻辑也是社会运用空间生产和消费的逻辑，并深入到日常生活，逐渐形成一种“全球消费文化”，要警惕其背后“文化霸权”和线性历史的逻辑本质。我们注意到1990年代以来中国也迅速卷入到全球化浪潮中，西方消费社会的空间理论可以有所借鉴，但不尽适用于当代中国复杂的多元文化语境，因此需要批判吸收、转化创新。相比较于西方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后工业的发展阶段自然孕育出的景观化、冲突性的消费文化空间，我国目前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建设仍是长期以来的中心任务，仍要在“和合文化”理念指引下朝着多元共生而非“斗争性”方向发展。中国特色的空间生产正在由发达的都市、向中等城市、城镇、广大的农村扩散和蔓延，在城市和村镇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呈现出中国特色的以消费文化为主体的多元运行机制和空间权力。我们要逐步改变西方帝国为轴心的文化结构，在历史间距（而不是线性）的坐标中，构建面向全球的多元主体、和平交往、文化自觉的实践之路。第二、如何认识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对文学空间生产的整体渗透，文学空间成为消费文化的一个“符码”，开始逐渐商品化，它参与着消费文化的生产和消费。首先，消费社会的商品符号和消费文化的生产体系的建立，都需要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的特殊角色得以实现，媒介作为符号具有空间性、权力性和认同性。基于中国消费文化“后发速生”的特点，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众传媒分布表征出自身的特质：在改造吸收西方消费文化的同时，又努力为中国文化传统争取更多话语权，为中国现代化复兴之路提供机遇。其次，文化市场本身为文学空间构建一个平台，而且它对文学空间乃至文化空间的功能实现具有决定的作用。再次，1990年代以来，我们国家对出版领域逐步进行市场化改革，出版媒体成为文学空间生产方式的主导者。第叁、如何认识1990年代以来小说文本空间所呈现出的符码。199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提供了新的社会空间，空间的转换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生存方式。与之相应，文学及时捕捉到了这些更新或者创新的空间，以审美的方式表征着消费文化的种种印迹。但需要强调的是消费文化对文学空间的生产不仅仅是一种导向和挤压，文学空间也正在逐步调节自身的存在形态，以各种方式参与并影响着消费文化空间的建构。由此论文第叁章到第五章选取了消费语境下当代小说在地理层面上的城市/乡村（怀旧空间、景观空间、隔离空间）、文化层面上的国家/异国/边地（仪式、异国、边地）、社会层面上的公共/私人空间（生存空间、私密空间、日常生活空间）等小说文本几种具有明显空间意识的意象或者景观来进行的解读，试图从中分析文学文本是如何审美地对空间读码/解码的、以及消费文化与各个空间想象之间的复杂纠葛。最后论述空间批评——通往文学空间的旅途。文学空间的生产和消费意味着给人类智能化调整和适应后现代空间秩序提供一个诗意的力量和方式。空间批评是在“第叁空间”思维观念与文学研究、文化转向的互动下催生出来的。全球化时空转换背景下的中国空间批评与传统文学理论相比，已经出现一系列的研究范式的转换。文学具有以文化表征的方式建构异质空间的内在动力和审美诉求，借助空间批评，文学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量在多重阐释中最终得以实现。
韩伟表[10]2006年在《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文中认为本文旨在从学科发展范式的角度，对自1840年至2005年学术界关于近代(1840-1911)小说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进程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希冀为新世纪的近代小说研究提供借鉴，也为今后建立“近代小说研究史”这一小说研究史的分支学科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本文分四章予以阐述。 第一章“承绪与萌新”，评述20世纪20年代以前的近代小说研究。从学科建设考察，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发展的酝酿萌芽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800篇(部)左右。其中传统形态的序跋、评点是最主要的评论形式。从评论的内容而言，19世纪4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的序跋和评点在观念、旨趣、视角等方面基本上与此前一脉相承。但从19世纪70年代，尤其是19世纪末开始，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频繁、各种新思潮的迭兴、文艺报刊的涌现、新小说的产生，评论的形态和内涵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与新小说、新思潮等互为表里，评论者在序跋、评点中大量表现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术语。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主要的评论形式的专题论文开始出现，虽然数量还很有限，篇幅也还不长。这一阶段，从总体特征考察，在近代小说研究史的发展历程中，还算不上真正自觉的近代小说研究。但其在学术和学术史上的价值与意义并不能因此而轻忽或低估。要言之，主要有：首先，这一阶段大部分的序跋、评点等评论文章与具体作品的创作时间相距不远，有些甚至基本上与创作同步，因此保留了许多有关创作经过、作者身世、作品意旨、版本演变、本事源流等方面的原始资料，有些本身就是极其宝贵的史料。而这些正是研究赖以进行与深入的根本基础。其次，这一阶段的序跋、评点中对新观念、新思想、新术语等的尝试与运用，孕育了学术研究新范式的萌芽，成为20世纪20年代小说研究现代转型的先导。还有，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近代小说研究奠基期的许多研究者，有不少是在这些序跋、评点的“浸润”中成长起来的，这对他们今后的学术观点、思想和成就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等等。 第二章“初创与杰构”，评述20世纪20至40年代末的近代小说研究。该阶段是近代小说研究学科建设的奠基时期。该阶段的各种研究文章共700篇(部)左右。其总的特点是，在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背景中，鲁迅、胡适、阿英等，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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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众传媒时代下中国文学批评现状探究[D]. 王蕾. 四川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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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时期30年陕西文学批评研究[D]. 李春燕. 陕西师范大学. 2010
[5]. 媒体批评研究[D]. 张校博.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6]. 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D]. 鲍晓英.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7]. 新时期文学批评的启蒙话语研究[D]. 赵黎波. 复旦大学. 2007
[8]. 文学出版与新世纪文学生态研究[D]. 张春. 南京大学. 2013
[9]. “空间转向”中的当代中国小说研究[D]. 李静. 苏州大学. 2013
[10]. 中国近代小说研究史论[D]. 韩伟表.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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