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十四行诗的主题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形态论文,四行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四行诗在中国新诗史上至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它在中国新诗坛上的发展命运和历史，本人曾著文钩沉了一番。（注：参见拙文《论中国现代十四行诗的发展历程》，载赣南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4期）这里， 我想就中国现代十四行诗的主题形态作一番阐述和探索。
十四行源于意大利，最初为一种抒情诗体裁，主要是爱情抒情诗体。诗人彼特拉克就用这种诗体写过不少情诗。十三世纪末后，这种诗体的运用由抒情领域扩及叙事、教谕、政治、 讽刺等方面。 诗人塔索（1544—1595）就把自己创作的十四行分为爱情的、英雄的、宗教的和道德的等几类。（注：参阅《The Sonnet 》p7.JohnFuller
著，Methuen &Co Ltd1978年版）十六世纪初，十四行起初也是作为抒情诗体被介绍到英国，到了伊丽莎白时代，这种诗体运用到政治诗、宗教诗、鹰猎诗和警言诗等领域。十六世纪末，爱情和宗教题材的十四行在英国至为流行。（注：参阅《The Sonnet:An Anthology》， Robert ·M·Bender and Charles L·Squier编）十七世纪，诗人弥尔顿把十四行扩大到了政治抗议、讽刺感叹和富有自传色彩的题材，或对英国革命英雄人物的赞颂、对故旧的酬谢，或对个人情怀的抒发。他的十四行诗风对后来的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等人的创作影响很大。到了近代，霍普金斯、奥登等人对十四行又有了发展。此外，十四行发展的另一分支法国体，内容在马拉美、里尔克等人手里，则被赋予了现代主义的色彩。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十四行被闻一多、徐志摩、罗念生等人介绍过来时，在表现领域方面，主要是古典式的。随着中国现代诗人们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十四行的主题形态也在不断地拓展、流变。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来展现它的风貌。
一、在希望与幻灭的搏斗中去追求永恒的爱。十四行作为一种抒情诗体，在被介绍之后，自然容易被青年诗人当作吹咏爱情的芦笛。曹葆华、梁宗岱、柳无忌、李惟建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梁宗岱的《商籁》、（注：分别载《大公报》1935年12月23日和《新月》第三卷第10号）曹葆华的《死决》（注：分别载《大公报》1935年12月23日和《新月》第三卷第10号）就入神地表现了抒情主人公对待爱情来临时的激动和全身投入的体验心境。事实上，“五四”退潮的黑暗社会现实并未给青年们提供实现理想爱情的历史条件。严峻的现实迫使那些爱情至上色彩较浓的诗人注定要经过一场希望幻灭过程中痛苦的洗礼，如曹葆华的《十四行》。（注：载《灵焰》，新月书店1932年11月版）一般说来，不少诗人所表现的爱情较为抽象，或仅停留在爱情的表面现象上，对爱情的内蕴却缺乏挖掘，不免给人一种为爱而去爱之嫌。当然，也有的诗人从爱情的智慧光芒中感悟到了其它人生蕴义，而显得更有社会性：“你的智慧一切在我心里说话，／叫我不单只爱你还要爱人类，／叫我拿同情的泪充盈了大地，／此后我不再感人生如何狭隘。”（注：见《云鸥情书集》，吴珩编，海天出版社1992年12月版）
相对而言，现代爱情十四行数量较多，但格调及所反映的爱情模式却较单调。它们一方面受西方浪漫主义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对理想爱情的追求成为其一大主题。不过爱情的内涵却显得单薄或竞成为抽象，唯美的色彩更为浓厚。一旦失去了爱情，不少诗人笔下的主人公就经常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孤境之中。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爱情观的影响，纯洁、忠贞式的爱情模式一再受到呼唤和表现，这种情况自然与当时中国商品经济不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柳无忌、李惟建的笔下就多体现这种爱情模式。
应该注意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爱情的内涵往往是折射当时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更何况在诗人的笔下，爱情往往又是与美好理想密切相通的（如饶孟侃的《爱》）。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通过表现希望与幻灭搏斗的心路历程，追求永恒爱情的十四行，与同时期其它文学样式所表现的主题一样，是五四追求个性解放呼声的余威。随着五四的退潮，人们曾经构想的种种憧憬在黑暗沉闷的现实面前更是成了虚幻的甚至是具有嘲讽意味的海市蜃楼。罗念生的十四行《幻灭》（注：载《文艺杂志》创刊号，1931年4月， 上海开华书局）就充分反映了一种理想幻灭后的反讽情绪。
二、对人及人生哲学的凝视和探索。五四文学高扬“人的文学”，各种样式的体裁都在试图通过各自内在质的形式来写“人”。但在诗歌，特别是十四行领域中，着力于关注人的存在、人的命运及探索人生哲学且形而上色彩较浓的作品并不多。朱湘则是一位用十四行凝视人及人生哲学问题的代表。朱湘是新诗史上一位很严肃而又勇于探索的诗人，十四行就是他在诗艺上的一大探索。他的十四行摒弃了传统的爱情题材，努力探索用新的题材入诗，随时随地拾取材料。诗人在创作《石门集》时，一改早年抒唱平和温柔的风格，而更多地面对现实、面对人生而变得凝重了，他的英体十四行之二、之六、之十一（注：见《朱湘诗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等诗都怀着冷静的心境表现了对现实人生的一种充满辩证法式的哲理思考。对人的命运和生活取向，诗人也作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在他看来，人的命运似乎是注定的：“并不征求同意，生到世上……／号码已经印好的一张彩票／便是遗传，环境呢，已经排好——”（意体·47）；人生存的世界象是由两个车轮——钱财和情感的车轮——在运载着，而这两个车轮的不同步所造成的畸形社会现实又是无可奈何的矛盾（意体·40）；对于人生，诗人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以为，人生就是走圜道，却并不很悲观（意体·17）；另一方面，诗人又感到人生是痛苦的：“这六十年并没有多少余剩；／至于幸福的霎那，那更是少有。”（英体·3 ）因此诗人主张，当幸福不告而来时就应该欣欣然去接受，而当它告辞的时候也不要强留（意体·18）。此外，诗人对人性也作了有关思考。在他看来，情感是人性特有的标志（意体·42）。所以诗人很喜欢拜伦笔下的唐·璜，因为这个人物身上体现出一股任情感冲动的力，具有着人的本性（意体·54）。
朱湘这些凝视人及人生哲学问题的十四行，字里行间充满了焦虑。当然其中有些诗情不免带有消极宿命的东西，却更是对那黑暗社会的愤慨折射。
朱湘之后，现代诗人中则少有以十四行的形式去关注人及人生哲学问题了。动荡的历史也容不下诗人们从容地、系统地表现自己的人生哲学观。不过，仍有少数诗人，面对反人文的黑暗世界，对“人”作出了积极的思考和关注。杜运燮的《悼死难的“人质”》、《给我的一个同胞》、《盲人》（注：以上三首均见杜运燮《诗四十首》，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版）等诗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鄙视都市文明、融入大自然、寻求心灵的抚慰。中国曾长期是一个封建农业大国，商品经济不发达，都市文明自然谈不上繁荣；且都市与乡村一般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及某种本质上的统一。近代以来，国门被迫敞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随着在中国都市迅速崛起。伴随着工业文明的畸形发展，空气和噪音等环境污染、生存空间的相对狭窄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等等，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中国人开始受到了强烈的刺激。长期以来沉淀在中国民族内心的那种和谐感一旦被外界这种喧嚣与骚动撩拨起来，内心就开始冲撞和失去平衡。一位留美中国学生，当他徜徉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大都市纽约，面对着光怪陆离的建筑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闹市时，禁不住用十四行写下了“是文明都市是罪恶渊薮”（注：柳无忌《春梦》，载《文艺杂志》第一卷第2 期）的感想。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鄙视之情在中国现代诗人中由此可见一斑。与此相对，现代十四行诗人们对自然则显示出了一种天然的亲切感。虽然动荡的时代使得大多数诗人不得不卷入激烈的时代浪潮中，却对大自然一往情深。不少诗人都以十四行的形式表现了倾情于大自然，以求与其“心有灵犀一点通”而获得心灵上的抚慰之心态。卞之琳在《望》（注：载《诗刊》第三期）中就把小时候看的夏日的晴空写成是一幅自然的地图；徐讦的《独游》和《暮霞》写的大自然更是心灵化的大自然。他笔下的暮霞，一会象恋人初吻时颊上的红润，一会儿则象芙蓉象荷花。朱湘也有不少的绘景十四行。他的英体十四行之十二就展现了一幅盼春图。九叶诗人陈敬容曾在《逻辑病者的春天》中把大自然比作“一座大病院”，春天是医生，阳光是药，它叫疲敝的灵魂苏醒，叫枯死的草木复活。又在十四行《展望》中情不自禁地把自然赞颂：“每一粒细尘都向空挥首，／领受你，自然母亲，伟大的情人，／你永恒的爱的偎搂！”确实，美丽、本真的大自然，它的神光一旦与诗人瞬间相交，便会使诗人释然忘俗，灵魂净化。
自然与社会，作为人类活动和生存的空间，本该是和谐统一，相辅相成的。它们都是人的价值实现的对象。在诗人的眼里，大自然往往给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生活座标和追求自由、圣洁的人们提供了理想的参照和启示。冯至的《十四行集》中就有些诗通过对赞美自然、回归自然来表现对现代文明的一种无声的抗议。在《有加利树》、《鼠曲草》中，诗人对现代社会的鄙视之情流溢于诗中。
走向大自然曾是西方浪漫主义思潮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这种倾向也表现得比较突出。当然这种倾向与传统山林文学的影响也是密切相关的。现代十四行诗作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这种表现鄙视都市文明社会，走向大自然，寻求心灵的抚慰之思想是很有价值的。
四、对黑暗社会现实的反映和焦虑，对新生活的讴歌和向往。十四行的引进曾引起非议，除了形式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有人对它能否较多地反映现实生活及情绪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客观而言，用十四行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重大社会问题自然有它的局限性，篇幅所限就是一个重要因素。但面对广阔的社会现实和生活，十四行也并非仅仅是吹咏个人情调的芦笛，它同样能成为演奏时代交响乐中一把优美的小提琴。且它在现代十四行引进之时始，就一直有人在拉。
现代十四行对社会生活反映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即对黑暗现实的愤慨、讽刺、揭露和焦虑。诗人朱湘就有不少十四行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愤慨，如意体十四行之三十四、三十五，显然是当时一般文人对黑暗社会控诉的写照。在十四行诗人笔下，有老母失子、少妻丧夫的悲惨场景（惜分《江边待运的棺柩》）；（注：载《文学》第三卷第1 号）也有小姑娘为生活所迫被迫卖淫的悲惨境遇（功序《出卖》）。（注：分别载《大公报》1935年7月17日、1948 年10月10日和1935年6月15 日）在唐祈的笔下，爱草原、爱阳光、爱水、爱吹笛的羌女，却得不到安身的地方，因为：“官府的命令留下羊，驱逐人走！”（注：载《文艺复兴》第二卷第2期，1946年）面对下层劳苦人民的悲惨遭遇和命运， 诗人陆人则表现了深沉的焦虑：“我仿佛看见成千成万的人／早就这样哀求在历史之外，／……／痛苦声融成一个幽闭的海。”（注：分别载《大公报》1935年7月17日、1948年10月10日和1935年6月15日）有些十四行则反映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控诉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辛辣讽刺。柳无忌的《屠户与被屠者》（注：分别载《大公报》1935年7月17 日、1948 年10月10日和1935年6月15日）、孙大雨的《遥寄》（注：载《民族文学》第二期）就对日本侵略者的无耻行径或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表现了深刻的愤慨。同样，国民党的反动腐朽在十四行中也得到了反映。袁可嘉的《上海》、《南京》可谓写得形象淋漓、入木三分：“官员满街走，开会领薪俸，／乱在自己，戡向人家，手持德律风，／向叛逆的四方发出训令：四大皆空。”
现代十四行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新生活的讴歌和向往。主要表现在对抗日领袖人物和战士的讴歌，对革命生活及真理的向往。卞之琳就是一位代表。他的《〈论持久战〉的著者》和《空军战士》，从毛泽东写到普通的空军战士，对他们在抗日生活中的一个片断都写得富有特色。卞之琳这些诗与他早期创作的十四行相比，内容完全改变了。用这种诗体反映抗日新生活无疑是一个大胆而有意义的尝试。除卞之琳外，杜运燮、屠岸等都运用过十四行反映新生活。当然，相对于同时期的自由体诗来说，用十四行反映新生活在规模和成就上都小得多，但毕竟有不少诗人在探索。无论如何，现代十四行诗人们在关注社会现实、鞭鞑黑暗、讴歌新生活等方面都探索性地尽了自己的社会职责，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五、体验：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或契合中去感悟生命的存在和永恒。这是冯至《十四行集》中最主要的内容和思想。从《十四行集》来看，冯至主要从里尔克那里学会了掌握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体验。在我看来，体验就是感性主体的人生经验在与自然世界、生活世界及其遭际的关联或契合所获得的快感和感悟。正是这种体验，当诗人的想象与翱翔于白云间的银色飞机产生关联的时候，便有了创作的冲动，“有些体验，永远在我的脑里再现，有些人物，我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收养分，有些自然现象，它们给我许多启示”。（注：均见《冯至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显然，诗人的《十四行集》是与他的“体验”密切相关的。在诗人看来，体验是人生的重要特征。只有通过体验，人才能不断蜕变而得以新生：“我们整个的生命在承受／狂风乍起，彗星的出现。”（之一）正是生活中类似的体验诱惑，我们才能超越一次又一次的平凡生活。与此密切相关，在诗人心中，正是通过体验，我们才能从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关联或契合中感悟到自我价值的存在、取向和生命的永恒。冯至认为，“人和人，只要是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不管是时间或空间，把它们隔得有多么远，彼此都会感到几分亲切，彼此的生命都有些声息相通的地方。”（注：均见《冯至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正因为如此，诗人对鲁迅的孤苦奋斗（之十一）、蔡元培的“宁静的启示”（之十）、杜甫的贫苦而忧民（之十二）、歌德的不断超越（之十三）以及梵诃的热情（之十四）等圣贤精神人格的肯定和体验，也就是感悟了自我价值的存在和精神人格的潜在光辉。当然，这只是诗人对人与人之间关联或契合体验的一个方面。当和暖的阳光，诗人和很多人为逃避空袭聚在郊外时，这种未期的汇聚又使诗人感慨道：“要爱惜这个警醒，／要爱惜这个命运，／不要危险过去，／那些分歧的街衢／又把我们吸回，／海水分成河水。”（之七）诗中的“警醒”和“命运”不仅仅代指防空警报和避难，更是象征人生的警醒和命运；“街衢”更是使人隔离的象征物。于是这件躲空袭的事件给诗人的体验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人与人之间本是相互孤立的，而在共同的警醒和命运之时却又能融为一体，显示出一种强大的团聚力。只可惜这种团聚力在日常生活中被无形的力量“吸回”去了。
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联和契合也同样是人的生命体验之内涵。在诗人眼中，自然成为自我本质力量的对象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象中自然就是自我生命中的组成部分。人能从自然显现的“神光”中体验并悟出生命的归宿。所以诗人眼中的鼠曲草，“……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注：均见《冯至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诗人情不自禁地把它赞美：“一切的形容、一切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之四）。同样，诗人面对着有加利树时，“好象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若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注：均见《冯至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这种神秘的关联或契合正是诗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之十六）诗人也正是在自然的神光中感悟了生命价值的归宿：“睡梦里好像听得到／天和海向我们呼叫。”（之二五）他不禁呼唤：“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的宇宙！”（之二二）
冯至《十四行集》在内容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意味深长的哲理诗。这种哲理诗既不是格言寓言类的，也非以智性的概括或议论取胜，而是以“我”——个体生命——为体验与思考的出发点，通过诗歌中具体的意象而嵌入内心的一种基于个体而又非个人化体验与感悟来摄取人心的。当然，置冯至这些诗于抗战大背景之中，它们的受冷落也是情理中之事。
现代十四行诗的主题思想形态，就我所知，没有人系统、全面地阐述过，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抛砖引玉。至于十四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实践是成功还是失败，特别是形式与内容的相生相克问题，本人将另著文阐述。
* 收稿日期：1997—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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