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敦刻尔克到德黑兰——论1940年至1943年底英美关系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黑兰论文,英美论文,尔克论文,年底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全球性战争，也是世界人民共同反对法西斯势力并取得伟大胜利的战争。其间英美的密切合作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美的战时关系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1940年至1943年底是英美战时合作不断升级的重要时期，之后则盛极而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英美的战时关系发生如此之演变？团结一致的英美联盟又对战争进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敬请同行指教。
一
英美的战时合作关系并非是在战争爆发时就已形成，它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战前英美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这主要是它们之间由来已久的经济矛盾造成的。早在1929年经济危机后，英国为求自保，宣布放弃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法。1932年7 月又在英联邦内部实行对内低关税对外高关锐的帝国特惠制，即所谓“渥太华协定”，旨在形成一个以英镑为中心的经济集团，以阻止美国、日本等势力侵入英联邦市场，保持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霸主地位。〔1〕美国对此当然不能接受， 它要求英国解散英镑集团，取消帝国特惠制。在遭到英国的拒绝后，1933年便也成立“美洲的渥太华协定”，建立美元经济圈以抵制英国〔2〕。 英美之间的排斥和竞争进而造成两国间深刻的经济矛盾。此外，美国一贯奉行的“孤立主义”也是英美接近的巨大阻力。孤立主义是以中立主义的形式诞生的。源于华盛顿在1796年9月17日发表的《告别演说》， 他认为美国不应卷入美洲之外的政治争端中，“正确政策是避免与国外世界的任何一部分永久结盟”。〔3〕他的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支配美国外交政策和政治、经济生活150年之久的孤立主义原则。这一原则， 也确使美国在其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受益非浅。20世纪40年代，孤立主义思潮在美国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孤立派的促动下，1935年美国通过中立法，对交战国实行武器禁运。1937年又制定了一个更加严厉的中立法，禁止美船只航行到交战区，防止惹起战端。中立法的存在使英国不敢企望来自美国的任何援助。
尽管如此，英美之间也还是存在着一些合作的因素。首先，英美矛盾与日益增长的法西斯威胁相比是次要的，也是非对抗性的。从30年代开始，日本在远东步步紧逼，意在把英美的势力逐出中国大陆，进而占据东南亚，称霸太平洋。希特勒也在欧洲扩军备战，要“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开路”。到1939年时，这两个扩张主义强国的兴起和它们之间的日益勾结，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地区都构成对英美安全的威胁。来自欧洲的威胁更是燃眉之急。特别是对美国来说，大西洋如果被一个敌对国家所控制危险就更大。一旦爆发战争，美国海军的力量还达不到独自承担西半球防务的程度。美国经常依靠的是英法两国在大西洋上强大而友好的海军。所以，英法两国的生存对美国及西半球的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4〕再加上自“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实施以来， 美国向德国输出了大量资本，一旦德国失去控制，美国将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国力衰落的英国既需要美国帮助照管它自己无力经营的远东利益，更需要在欧洲与美国建立联盟以威慑德国。其次，英美两国拥有相似的民主制度和民族传统，良好的民族感情也是促使英美由隔阂走向合作的重要因素。正是因为英美之间在上述几方面存在着消除隔阂、走向接触和合作的可能性，战前双方曾进行了一些接触，但由于英国坚持帝国特惠制，美国也受国内孤立派的制约，双方关系未有实质性的发展。
然而，随着希特勒势力的急剧膨胀和战争威胁的日趋迫近，英美两国互存戒心的局面亦随之出现了转机。
1940年6月，30 万英法军队被迫丢弃武器物资从敦刻尔克撤出欧洲大陆，西欧沦陷，英伦三岛亦危在旦夕。英国的主战派领袖丘吉尔一上台便抛却大英帝国惯有的矜持向美国再三吁请援助。美国总统罗斯福深知在整个欧洲问题上，美国与英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英两国理应摒弃前嫌，共同抗击德国，避开孤立派的阻挠，积极援助英国。1939年11月时，他就促使国会通过了新的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虽然仍保留“现购自运”原则，但却使英国在1940年6 月得到了抵御入侵所急需的大批枪支、弹药。这时美国的舆论也转向支持援英。罗斯福亦抓住时机，及时地加大了援助英国的力度。1940年9月3日，在丘吉尔的多次要求下，罗斯福绕开国会以行政命令决定把50艘“逾龄”驱逐舰让给英国，交换“租用”纽芬兰、英属圭亚那、英属西印度群岛等处的8 个英国海空军基地99年的使用期。罗斯福在向全国宣布这一交易时说：“这是从购买路易斯安那以来为加强我们国防而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5〕这笔交易对美国的确很有利，但对英国来说意义则更大。丘吉尔曾兴奋地对他的同僚说：“这肯定不是一种中立行为。”〔6〕英美关系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
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致函罗斯福宣告英国黄金储备枯竭， 罗斯福又以“助人即自助”为原则，敦促国会通过了“租借法”，援助同德国作战的国家，向它们提供武器使他们继续战斗下去。正如著名孤立派议员范登堡所说，借武器就像借口香糖一样，不可能指望归还。美国名为“借”实为“给”，就是让英国先替它和德国作战，而它本身则不想过早参战。与此同时，1941年1-3月间，英美参谋人员在华盛顿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谈，制定了英美联合作战的ABC－1参谋计划。这个计划是由英国提出的。虽然由于美国尚未正式参战而未获批准，但后来英美在北非、地中海地区和欧洲的军事行动都与这个计划的原则相符，初步确定了“大西洋第一”的战略，在一定意义上，这一战略计划的形成，具有英美军事同盟的性质。英美联盟至此初步形成。
共同援助苏联，也使英美合作得到进一步发展。1941年6 月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并没有幸灾乐祸，它们认识到：为尽早打败德国，必须团结一切反法西斯的力量。所以，立即向苏联发出道义上的声援，并且给予物质上的援助。丘吉尔在6月22 日的广播演说中宣布：“任何对纳粹帝国作战的个人和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跟希特勒合伙的个人和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7〕7月中旬，与苏联签订英苏互助条约。美国也于11月把“租借法”扩大到苏联。英美联盟的扩大直接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大联盟。
1941年8月， 英美首脑大西洋会议的举行和《大西洋宪章》的发表，使英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也为未来的反法西斯联盟的成立奠定基础。罗斯福和丘吉尔商讨了英美合作的细节问题，确定把德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的“大西洋第一”战略作为英美总的战略指导思想。《大西洋宪章》提出的“彻底摧毁纳粹暴政”和战后重建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受到苏联及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广泛拥护。9月， 罗斯福下令对北美到冰岛航线的船只进行全面护航。但是美国仍与参战保持距离。直至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英美方才真正“同舟共济”。1942年1月1 日《二十六国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大联盟的正式形成。这个宣言是在美国倡议下，以《大西洋宪章》的内容为基础，本着联合一切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的宗旨，经英美两国起草并加入苏联的一些意见而形成的。其签字国除美、英、苏、中四大国之外，主要是美国在拉美的一帮“小兄弟”和英国的自治领们，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苏联当时正处于卫国战争的极为艰苦的防御阶段，再加上战前在国际上较孤立，所以，很难在这一组织中发挥更大的影响。中国虽作为抗击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而加入该联盟，但就其当时的国力和国际影响而论，尚称不上大国。因此，英美两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大联盟的核心，英美的合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
英美战时的全面合作是从1941年底到1942年初的阿卡迪亚会议时开始的。这次会议首先重申了早在ABC－1参谋计划中商定的“大西洋第一”的战略。为什么美国不把向它挑战的日本作为头号敌人，反而坚持“大西洋第一”？首先是由美国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美国海外主要利益在欧洲。第二，按照全球战略的眼光来看，日本军事、经济潜力有限，侵略目标是区域性的，而德国的潜力大，目的是称霸全球，威胁更大。第三，美国本身的力量有限，两洋作战十分不利。所以，英美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德国是主要敌人，打败德国是胜利的关键。德国一经打败，意大利的崩溃和日本的失败必然跟着而来。”〔8 〕以后英美的联合作战都是从这一总战略出发的，其联合军事行动也主要是在欧洲，而在太平洋地区没有象样的联合作战。可以说，“大西洋第一”的战略是英美能够进行大规模合作的基础。
英美军事合作的行政机构是1942年1月成立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 虽然其它盟国“以及连他们的老祖母都想成为这个联合机构的成员”，〔9〕但英美从未想到让别的国家，包括苏联、中国加入进来。 这反映了英美关系的特殊性。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行政机构设在华盛顿，具有决定军需计划、分配武器、决定海外行动的先后次序和全盘战争的战略指挥等权力，并且有监督盟军司令官的法律上的权力。由于国家最高司令部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间的人员交叉，从而避免了任何冲突的可能性。在这里“各军种之间的分岐常常掩盖了国家之间的分岐，这种‘国内的’分岐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上毫不顾忌地表达出来。 ”〔10〕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实际上成为盟国军事指挥的神经中枢， 它在战争期间举行了200次正式集会。〔11〕它直接导演了30 多次海陆两栖作战行动。对协调英美军事行动，组织大规模联合作战起了实际作用。
英美的战时经济合作表现在军需品的统一分配和“互助协定”的签定上。1942年6月， 英国及其自治领与美国之间签署了多边的“互助协定”，完善了经济合作。“互助协定”中载明的互助原则是：“两国的战时生产和作战资源应由两方和其它联合国家的军队加以使用，……各国政府可批准以互惠的形式供给别国尽可能大量的物品和劳务。这样使各国政府对于别国货币的需要或许可以减少到最小程度。”〔12〕其中列出了英国将提供给美国的各类物资。实际上，英国在此之前已经向美国提供了协定所列的种种物资。而且“大部分东西不是通过一个有记帐制度的中心单位来提供的，而是从散布在不列颠群岛和整个英帝国内的机场和军营中获得的。”〔13〕在英美之间，大量的物资不是按照财政标准，而是按照军事和政治标准分派给世界各地的盟军。这就说明英美的战时经济合作相当密切，当然，英国对美国的经济援助也是有所报偿的。在互助协定中，英国被迫承认了“消除在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并缩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14〕的条文，这就等于放弃了战前所坚持的帝国特惠制。需要指出的是：英美两国在经济上的所谓“互助”关系，美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方。随着战争的消耗，英国在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越来越深。而美国在经济上对英国的大量援助，则是以英国在军事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为基础的，一旦美国在军事上不再需要英国时，这种互助关系势必发生动摇。
英美之间的重大战略决策是由丘吉尔和罗斯福在战时定期举行的会议上共同作出的。在阿卡迪亚会议期间，他们都住在白宫，亲密无间，不拘礼节，相互间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丘吉尔既是一位深谋远虑、意志坚强的政治家，大英帝国利益的忠实捍卫者；又是一位文采斐扬、富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他是罗斯福爱听讲话的几个人之一。罗斯福则是同时具备“狮子”和“狐狸”的个性的政治家，作为强大美国的总统，在国内国际都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互相钦佩，丘吉尔说：“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爱慕之情。”〔15〕他们之间的私人友谊使英美关系在形式上更为亲近。由于他们又各自代表着国家的利益，所以他们的友谊又各自受到本国利益的影响，是英美关系的具体体现。
从阿卡迪亚会议建立的全面合作来看，英美关系正值“蜜月”期。但即使是这时，英美之间也存在着争执。主要是由于英美的具体战略有所不同。英国从保存实力，维护大英帝国出发，主张用联合力量从几个方面进行侧翼迂回，“使联合起来的武装进入德国本土。”〔16〕阿卡迪亚会议上，英国就提出具体设想：英美军队应于1942年占领并控制法兰西和北非，消灭从突尼斯到埃及这一地带的全部轴心国的军事力量，打通地中海到苏伊士运河的交通，然后集结足够的兵力，在挪威、荷兰、比利时、 法国海岸、 意大利和巴尔干登陆。 〔17 〕对于苏联早在1941年7月就提出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要求极力回避。相反， 提出在北非联合登陆的“体育家”计划作为1942年的军事行动方向。
美国的战略是集中优势兵力，对德国进行正面突破。罗斯福和马歇尔都持这个观点。虽然起初由于美国正忙于应付太平洋战争，对于欧洲尚无完整的战略方案，暂时同意了“体育家”计划，但随后就改变了主意。出于尽快打败德国的战略考虑和对苏联单独媾和的担心，罗斯福及其参谋人员转而支持苏联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要求。1942年3月， 马歇尔拟就了一份要在1943年春季渡海作战的计划，即后来的“霸王”计划。马歇尔的计划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丘吉尔极力描述渡海作战将造成的血染大海的惨状，更担心东进的德军和西进的日军在中东会师，那将是大英帝国的末日。英美双方就此展开激烈的争论。 最后， 罗斯福在1942年6月丘吉尔的白宫之行后，不顾国内战略计划人员的反对， 下令制定在北非登陆的“火炬”计划。罗斯福为什么突然改变观点？是“天真的”罗斯福被老奸巨猾的丘吉尔所骗吗？显然不是。罗斯福有他的考虑：首先，1942年时美国大部分兵力被牵制在太平洋上，如在欧洲发动一场登陆战役，其兵力、装备和物资的大部分要靠英国提供。英国的坚决反对使美国计划无法实施。其次，为转移国内舆论对太平洋战场的关注，巩固“大西洋第一”的战略方向，需要在欧洲尽快打一场胜利的战争。再次，从苏联战场的形势看，苏联还能坚持下去，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事可以暂缓。因此，1942年11月8日， 美英军队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登陆，开始了北非的联合作战。在1943年1 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英美又从利用地中海现有兵力打一场有效的战役出发，再次推迟渡海作战计划，决定下一步进攻西西里，迫使意大利投降。一再推迟开辟欧洲第二战场固然使苏联感到失望和愤怒， 但英美合作却继续发展。 “1943年最重要的发展也许是英美对德作战的伙伴关系得到巩固。 ”〔18〕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英美关系还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英国并没有事事唯美国马首是瞻。相反，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尚要依靠英国来维护，反而一再听从英国的计划。直到美军在欧洲的力量大大超过英国，战争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时，美国的集中突破战略才取代英国的战略。例如：在1943年5月的英美“三叉戟”会议，美国不顾英的继续反对， 确定了“霸王”计划将在1944年5月1日执行。
三
1943年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7月， 英美军队在西西里登陆。9月，意大利被迫投降，轴心国开始瓦解。在苏联战场上， 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后乘胜西进，10月时，“苏联离波兰边境只有60英里，离比萨拉比亚40英里。”〔19〕法西斯势力的失败已成定局，战后安排提上了日程。盟国之间也因此产生分歧。当胜利到来时，胜利者的分裂是必然的。
任何战后安排没有苏联的参加都是无法实现的。因为此时的苏联拥有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成为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势力。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举行前，罗斯福就曾两次邀请斯大林参加会议。由于当时斯大林格勒战役正在进行，斯大林拒绝了。英国也派人先后到美国、苏联对它们的战后设想进行探查。丘吉尔提出在战后建立区域性国际组织的设想。而美国却在7 月的魁北克会议上提出要在战后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的方案。魁北克会议期间的一份美国文件集中反映了美国的想法，其中写道：“俄国在欧洲的战后地位将是一种占优势的地位。德国战败之后，欧洲将没有力量可与它的巨大军事力量抗衡。事实上，英国正在地中海造成一个与俄国相对峙的地位，这将使它在日后欧洲的均势中得到好处。然而，即便在这地方，它也无法同俄国匹敌，除非它有可能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有必要发展和保持同俄国的最友好关系。美国在对俄国关系中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太平洋战争的进行。”〔20〕这份文件所表明的政策对后来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所作的决定起着指导作用。英国则希望在战后保全大英帝国，在欧洲重建英国的势力范围，遏制苏联的势力。靠英国自己的力量是达不到这个目标的。因而寻求美国的支持。美国对英国的想法并不赞同。早在1942年夏，罗斯福就曾对他的加勒比海问题首席顾问查尔斯·陶西格说：“我们战后将会同英国发生的纠纷，也许比目前同德国发生的纠纷来得大。”〔21〕此时，美国谋求的是和苏联搞好关系，使之参加对日作战，战后共同管理世界，不愿陷入接受任何欧洲势力范围的困境，替英国火中取栗。丘吉尔曾希望在与斯大林会谈前，先召开参谋长联合会议全体成员的会议，然而罗斯福不愿给斯大林一个英美联合对付苏联的印象，拒绝了他的建议。英美关系也由此开始降温。
经过多方的接触和准备，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 在德黑兰举行了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德作战和战后安排问题。从会议记录上看，英美竟相用牺牲它国利益的办法来讨好苏联，以换取苏联对其建议的支持。如罗斯福提议把中国的大连作为自由港供苏联使用，而丘吉尔认为像俄国这样辽阔的国家应该拥有不冻港。〔22〕作为回报，苏联也同意在1944年5月“霸王”战役发动的同时，在东线发动攻势， 以阻止德军从东战场调到西战场。赞同美国关于战后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的设想，并在对日作战方面给美国一个口头承诺。英国没能使斯大林支持它的巴尔干作战计划，丘吉尔与斯大林关系一直不融洽。英美都想拉苏联一票，而苏联却更重视美国。会议期间，斯大林邀请罗斯福住在苏联大使馆里。罗斯福更是竭力改善美苏关系，在斯大林同丘吉尔的某些争执中“虚张声势”地支持斯大林的意见，甚至取笑丘吉尔来使斯大林高兴。〔23〕英国被两大国冷落一旁，丘吉尔对此感到忧虑，认为美苏关系好景不长，会后对艾登说：“还可能再发生一次流血的战争，但我不会参战了，我将沉睡了，我要睡它几十万万年”〔24〕这或许是对“冷战”的预言。
德黑兰会议既是团结的顶峰，又是分裂的开端。德黑兰会议的真正意义在于“盟国只能够在军事战略一致的基础上进行合作。”〔25〕由于英国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军事实力又大大削弱，再加上苏联力量的崛起，开始失去与美国平等的地位。英美关系从此冷却下来。
从1940年到1943年底的英美关系经历了一个由疏变亲、由热变冷的过程。二战期间，从来没有哪两个国家间的关系象英美在1941年12月到1943年11月期间那样亲密过。这固然与英美之间相同的政治制度、相同的民族、宗教和语言有关，最重要的是共同的利益。不这样说就无法解释德黑兰会议之后英美关系的疏远。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注释：
〔1〕杜德：《世界政治》，中译本，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 第335页。
〔2〕寿勉成：《世界币制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19页。
〔3〕罗伯特·伯利：《美国历史中的演说和文件集， 1776 -1815》，伦敦1951年版，第219-232页。
〔4〕《大战前夕·1939年》，中文版，下册，第1001页。
〔5〕《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第305页。
〔6〕《对孤立的挑战》，纽约版，第774页。
〔7〕丘吉尔：《伟大的同盟》，第568页。
〔8〕〔9〕〔20〕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下册，第11、38、388页。
〔10 〕〔18〕〔25〕《美国、英国、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 上册，第174、347、577页。
〔11〕〔12〕〔13〕〔15〕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三卷，第1034、221、228、999页。
〔14〕同〔10〕下册，第1197页。
〔16〕巴特勒和吉耶《伟大的战略》，伦敦1967年版， 第三卷第340页。
〔17〕麦特洛夫和斯内尔：《1941-1942 年美国的战略计划》，第178页，伦敦版。
〔19〕〔21〕〔23〕〔24〕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商务印书馆，第613、612、617、625页。
〔22〕《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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