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年谱疑义考析——仕履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疑义论文,仕履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3)03-0145-07
梁代钟嵘其人其事以年表形式出之者，在20世纪90年代，计有三种：一是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之第一章《家世与生平》三《钟嵘年表简编初稿》（以下简称《张表》，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二是曹旭《诗品研究·附录》一《钟嵘年表》（以下简称《曹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三是谢文学《钟嵘年谱初稿》（以下简称《谢谱》，《文史》第四十三辑、第四十四辑，中华书局1997年、1998年版）。三种年表（谱），代表了钟嵘行事研究的最新成就，然而详略不一而优劣有差。笔者习读《诗品》有年，对《诗品》作者钟嵘的生平事迹甚为关注，相关资料也多有积累；撰写拙作《诗品考索》时（注：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亦曾安排首章考论钟嵘行事。后因出版经费不足，拙作字数受限，遂不得不忍痛割爱而束之高阁。近读诸家年表（谱），对照尘封已久之旧文，似觉各家大作并未完全胜出拙文。拙文所议及者，诸表（谱）亦有时而缺。为使钟嵘年表（谱）的编写更合表主实际，兹对“三家表（谱）”所存疑义，合为仕履、家世、生卒、人事和其他等五类问题，在对旧有拙文删同存异的基础上，略作考析。不妥之处，谨望赐教。本文先对钟嵘的仕履问题作些考索。
年谱是一棵树，仕履就是他的主干。某谱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主干不直——钟嵘在齐代的仕履有人为扭曲之嫌。为了考析方便，特先将三家表（谱）所著录的钟嵘在齐代的仕履行述列为简表：
张表
时间 永明八年490年二十岁 建武五年498年二十八岁 永元二年500年三十岁
任职 起家为南康王侍郎
迁抚军行参军，又出
除司徒行参军
为安国令。
班级 九品 一班
八品 三班
八品 三班
谢谱
曹表
就上列简表，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进行考析：
其一、某谱对钟嵘于齐代的仕途轨迹的勾勒似不合常理，也不合实际。简表所列官职的班级，据《隋书·百官志》，梁“定令九品”，以品少者为高；又“定为十八班，以般班多者为贵，同班者则以居下者为劣”。照一般常理，古人仕途应为步步高升。其班级：以品论，当按九品、八品、七品……之迹，渐次由贱及贵；以班论，以当照一班、二班、三班……之序，逐步由低至高。可是，某谱为钟嵘所画的初仕轨迹，则不如此。以品论，先是九品，再升至八品，后又降回九品；以班言，也是从一班升至三班后又降回一班。这种违背官职升迁制度的轨迹，显然不大合乎常规。同时，某谱所述钟嵘仕履也不合谱主的仕履实际。《梁书·钟嵘传》谓钟嵘在齐代的任职为：
起家为王国侍郎，迁抚军行参军，出为安国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
其对钟嵘在齐代仕履的变化历程勾绘得十分完整，且完全合乎从九品、八品，一班、三班严格按制逐渐升迁的常理，其记述应该是可信的。然而，某谱不加深考，以为此传和《南史·钟嵘传》之载不同。《南史》云：
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时齐明帝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争自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于是凭势互相通进，人君之务，粗为繁密。嵘乃上书言：“……”。……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
某谱把《南史》本传之“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与《梁书》本传之“起家为王国侍郎”，视为两次不同的任职，又将“迁抚军行参军”置于这两次任职之间。夷考其实，两传所记，当视作一事。《梁书》之“起家为王国侍郎”，即《南史》的“为南康王侍郎”。《南史》只不过补出了“主王”是南康王萧子琳罢了。《南齐书·萧子琳传》谓：（萧子琳）“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蓁以封子琳”。而《南史·萧子琳传》于萧子琳封王的记述则更为明白。其云：“乃以宣城王封之。既而，以宣城属扬州，不欲为王国，改封南康公褚蓁为巴东公，以南康为王国封子琳。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钟嵘起家为为王国侍郎的“主王”即此南康王萧子琳。而其任职时间，亦当从南康王萧子琳始封之永明八年至其被杀之永泰元年，即490至498年，历齐武帝、郁林王、恭王、明帝诸代。考钟嵘生于宋明帝泰始七年，即471年（说详《考析》之二“生年”部分），又出身甲族即士族（说详《考析》之二“家世”部分），至起家为南康王侍郎之永明八年(490)正为二十岁，恰合“甲族以二十登仕”（《梁书·武帝纪》）之规。而且，永明八年，恰是齐武帝下诏号召举士之年。《南齐书·武帝纪》云：“永明八年……夏四月戊辰，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罚’”。二十岁的钟嵘正是此时被举荐释褐为南康王王国侍郎的。永明六年，则无举士之诏和应诏举荐之事。举荐钟嵘者，亦非逝于永明七年的王俭，而是另有其人，他可能就是于建武二年在齐武帝面前为钟嵘上书据理辩护的顾暠（见《南史·钟嵘传》）。顾暠永明九年曾表荐比钟嵘小一岁的陆厥（《南齐书》、《南史》之《陆厥传》），则其表荐钟嵘成为可能。更有进者，从上引永明八年《求举士诏》的内容看，顾暠于建武二年冒大风险救助钟嵘，其实也是为了自救。因为，如果钟嵘有罪，他也会因“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罚”。也许有人会说：此论与《南史》谓“建武初为南康王侍郎”相违。按：《南史》“建武初”云云，“只是说明建武年间钟嵘以南康王的身分曾上书言事，而未必是说钟嵘自建武初才开始为南康王侍郎”（注：参见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相关内容。）。因此，谓钟嵘于永明八年二十岁时起家为南康王萧子琳侍郎，与《南史》之记并不矛盾。
与钟嵘同为南康王萧子琳属官的还有江泌、夏侯夔等。《南齐书》江泌本传云：“世祖以（江泌）为南康王子琳侍读”；《梁书》夏侯夔本传云：“起家南康王府行参军，中兴初，迁司徒属”；是其证。但是，他们的地位比钟嵘高。
其二、各谱对钟嵘“迁抚军行参军”、“除司徒行参军”的“府公”（见《南齐书·陆慧晓传》）及“出为安国令”等问题失考。
先说抚军行参军。
按：此抚军将军当指齐始安王萧遥光。《南齐书·宗室传》云：
始安王遥光，建武二年，进号抚军将军（《南史》作建武三年）。……永泰元年，即本位为大将军。……永元元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又同书《东昏侯传》云：
永元元年……五月癸亥以抚军大将军始安王遥光为开府仪同三司，……八月丙辰，扬州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城反，……戊午，斩遥光传首。
据此可知：从建武二年或三年(495、496)至永元元年(499)八月，任抚军将军或抚军大将军者只有始安王萧遥光。故钟嵘在永泰后任抚军行参军的“府公”，即非始安王萧遥光而莫属。不过，钟嵘任此职务的时间很短，大约不足一年，
与钟嵘同为始安王萧遥光僚属的还有崔慰祖、裴邃、庾於陵、明山宾等。《南齐书·文学·崔慰祖传》云：
为始安王抚军墨曹行参军转刑狱兼记室。遥光好棋，数召慰祖对戏，……遥光据东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溃，一日（刘）谓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门者出之。慰祖诣阙自首，系尚方。病卒。
又《梁书·裴邃传》云：
裴邃字渊明，河东闻喜人，……祖寿孙，寓居寿阳，……邃十岁能属文，……东昏践阼，萧遥光为抚军将军、扬州刺史，引邃为参军，后遥光败，邃还寿阳。
《传》中的“东昏践阼”，发生在永泰元年(498)七月，其时裴邃被抚军将军萧遥光引为参军，盖比崔慰祖晚而和钟嵘同时。又《梁书·庾於陵传》云：
子隆寻为明帝所害，僚史畏避，莫有至者，唯（庾）於陵与（宗）独留经理丧事。始安王遥光为抚军，引为行参军兼记室。永元末，除东阳遂安令。……天监初，为建康狱平，……兼中书通事舍人。……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时（庾）於陵与周舍并擢充职。
随王萧子隆为明帝所害在延兴元年或建武元年，皆为494年。始安王萧遥光为抚军将军在建武二年（或三年），则庾於陵被遥光引为抚军行参军兼记室最早也当在建武二年（或三年）。其时盖比钟嵘早而比崔慰祖迟。又《梁书·明山宾传》云：
齐始安王遥光引为抚军行参军，后为广阳令。明山宾为抚军行参军的时间，盖与钟嵘同。
以上诸人为抚军将军始安王萧遥光幕僚的事实，或可作钟嵘在永元初任萧遥光抚军行参军的旁证。
另外，钟嵘的同事还有陆厥之父陆闲。《南齐书·陆绛传》云：
父闲……仕至扬州别驾……刺史始安王遥光反，事败，闲以纲佐被召至杜姥宅，……徐世剽令杀之。
殆由于钟嵘与陆厥之父陆闲同时供职于萧遥光的关系，《诗品》才有陆厥的一席之地吧！又据《南齐书·贾渊传》载，贾渊也曾被始安王萧遥光“板为抚军谘议（参军）”，其地位比钟嵘的任职还高，但贾渊并未就职。
再说钟嵘出为安国令的问题。对此，有两个问题必须考析。
一是安国令有误字。据查，《南齐书·州郡志》未载安国县。这说明南齐所统辖之地无安国县。有人说安国是侨县（梅运生《钟嵘和诗品》，上海古藉出版社1982年版），然未叙理由。实事上，安国当是安固之误。因国、固形、音相近，往往易混。《梁书·文学传下·何思澄》所附《何子朗传》，即有其例。传云：何子朗“历官员外散骑侍郎，出为国山令”。中华书局标点本《校勘记》云：
国，各本讹固，据《南史》及《册府元龟》八三九改正。
记述钟嵘“出为安国令”的钟嵘本传，也属《梁书·文学传》。因此，在同书的同一传中，国、固再次相混，当有可能。故可说，这二字的相混，是先误固为国于《钟嵘传》中，后又误国为固于《何子朗传》里。安固县，见《南齐书·州郡志》“扬州东阳郡”。
无独有偶，《梁书·文学传》对庾於陵“永元末，除东阳遂安令”之记，也有错误。据《南齐书·州郡志》，扬州东阳郡无遂安县，遂安县在扬州新安郡。故疑《庾於陵传》之“东阳遂安”当是“新安遂安”之误。新安误作东阳，《梁书》亦有其例。其书《良吏·伏恒传》云：“高祖善之，征为新安太守”。中华书局《校勘记》云：
新安，各本讹东阳，据《南史》及《册府元龟》五一九、六七九、八二零改。
按下云“属县始新、遂安、海宁，并同时生为立祠”，此三县具属新安郡。
引文中笔者所加重着号标示的遂安，即庾於陵为令的新安郡遂安县。与钟嵘同一大传的庾於陵“除为东阳遂安令”的讹误，也可作钟嵘“出为安国令”有误的可能性的旁证。
二是出为安固令的原因和时间。
从上引《梁书·庾於陵传》、《明山宾传》的有关记载可知：钟嵘出为扬州东阳郡安固令，其时间和原因殆和庾於陵除为扬州新安郡遂安令、明山宾“后为”“宣城郡广阳令”相同：他们都和抚军将军、始安王、扬州刺史萧遥光被杀有关。在萧遥光因反叛朝廷而被杀后，他的部属的核心成员如扬州别驾陆闲及资深参谋如崔慰祖等，有的受牵连而被杀害，有的则因自首而系于尚方。另一些部属，或因未预其谋，或为幕僚时间甚短，或由职位较低，便只出为地方县令。钟嵘、庾於陵、明山宾等，即属此类。从一般情况看，钟嵘和庾於陵不可能同在一郡任县令。因此，如果这一推断不错的话，则钟嵘既出为东阳郡安固令，那庾於陵的东阳遂安就必定是新安遂安之讹无疑。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仍作东阳遂安，并系于永元三年，似误。
次说钟嵘除司徒行参军。
按：钟嵘此任的“主公”当是齐晋安王萧宝义。《南齐书·东昏侯纪》云：
永元三年，春正月丙申朔，丁酉（按即正月初二），以骠骑大将军晋安王萧宝义为司徒。
又《南齐书·和帝纪》云：
中兴元年，春三月乙已，萧宝融即皇帝位……即永元三年也。……以晋王安宝义为司空，……十二月癸酉，以司徒、扬州刺史、晋安王宝义为太尉领司徒。
又《南齐书·巴陵隐王萧宝义传》云：
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诛，（宝义）为都督扬、南徐二州军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持节如故。（永元）三年，进位司徒。和帝西台建，以为侍中、司空、使持节、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皇后以宝义领司徒。梁受禅，封谢沐县公，寻封巴陵郡王，奉齐后。天监中薨。
据上述记载可知：从永元三年元月初二起，晋安王萧宝义即始任司徒，二个多月后，虽改任司空，但不久又领司徒，一直到梁受禅为止。因此，可以说，自永元三年至梁受禅之中兴二年(501—502)这二年间，齐任司徒者仅晋安王萧宝义一人。萧宝义在任司徒前已是扬州刺史，任司徒后，仍为扬州刺史的他，把受己管辖下的一个小小县令——安国令——调进司徒府作行参军，想必不是什么难事。钟嵘为扬州刺史、司徒、晋安王萧宝义司徒府行参军，当在晋安王萧宝义任司徒的永元三年春正月初二后不久。永元为齐东昏侯萧宝卷年号，仅三年(499—501)。钟嵘永元三年始任司徒府行参军之说，与《梁书》《南史》之钟嵘本传“永元末除司徒行参军”之记相合。钟嵘此次任职的终结时间当在梁受齐禅的中兴二年亦即天监元年—502年四月前不久。因为此时，南齐已亡，萧宝义已不再是晋安王、司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与钟嵘于永元末、中兴初同为晋安王萧宝义司徒府行参军等职者，还有沈崇素等。《梁书·孝行·沈崇素传》即云：
齐建武初，起家为奉朝请。永元末，迁司徒行参军。
此司徒，即晋安王萧宝义。又《梁书·夏侯夔传》亦云：
中兴初，迁司徒属。
此司徒，也应是萧宝义。
至此，我们可对钟嵘在齐代的任职问题作如下结论：从齐武帝永明八年(490)钟嵘二十岁时起至齐明帝建武五年(498)正月止，起家为齐南康王萧子琳王国侍郎，经齐武帝、郁林王、恭王、明帝四代，历时九年；至永元元年(499)五月，东昏侯践阼后不久，始安王、抚军大将军萧遥光开府仪同三司，这时钟嵘又被引为抚军行参军。同年八月，萧遥光因反叛而被杀，钟嵘抚军行参军的任职亦止；接着，钟嵘被出为扬州东阳郡安固令，在任不到三个年头，至永元三年(501)初，齐扬州刺史晋安王萧宝义进位司徒，钟嵘又被萧宝义引为司徒行参军，到梁受齐禅的中兴二年(502)亦即天监元年为止。这个结论，可列作下表：
钟嵘在梁代的仕履，张、曹、谢三家年表（谱）亦可列简表如下：
张表
曹表与张表全同，不赘。
谢谱
三家表（谱）所示钟嵘在梁代的任职亦有两点疑义。
其一、钟嵘任宁朔记室的时间。
从简表知：某谱系钟嵘任宁朔记室于天鉴三年。此说殆本于萧华荣《诗品注译》（与《文赋注释》同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之《钟嵘诗品的诗歌批评》、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之《前言》。不过，某氏后来又作了变更。他发表于《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二期的《钟嵘交游五考》之“谢荔”条即云：“钟嵘到会稽去，大约在梁武帝天监六年”。当然，某氏变更后的意见，亦有所出。从上列简表可知，他是出于张表和曹表。其实，系钟嵘为宁朔记室于天监六年之说也大可商榷。今考，衡阳王、会稽太守萧元简任宁朔将军当在天鉴七年任昉卒后。《梁书·任昉传》云：
（天监）六年春，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为政清省，吏民便之，视事期岁，卒于官舍，时年四十九。
此言天监六年初，任昉始任宁朔将军、新安太守。经过一个整年后，至天监七年，便卒于官舍。由此可知，天监六年，萧元简不可能为宁朔将军。因此，钟嵘也不可能在此年任萧元简宁朔记室。萧元简任宁朔将军，当在天鉴监七年任宁朔将军、新安太守的任昉卒后。而钟嵘任萧元简宁朔将军记室亦当在天监七年任昉卒后。但任昉不可能卒于天监七年春。《梁书·刘之遴传》云：
之遴八岁能属文，十五举茂才对策，沈约、任昉见而异之。起家宁朔主薄。吏部尚书王瞻尝候任昉，值之遴在座，谓（王）瞻曰：“此南阳刘之遴，学优未仕，水镜所宣甄擢。”瞻即辟为太学博士。时张稷新除尚书仆射，托昉为让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笔立成。昉曰：“荆南秀气，果有异才，后仕必当过仆”。
传中言刘之遴起家为宁朔主薄的宁朔将军即是任昉。而又据此传，任昉于张稷新除尚书仆射时还健在。考《梁书·武帝纪》云：
天监七年，冬十月丙寅，以吴兴太守张稷为尚书左仆射。
据此，则任昉之卒当在天鉴七年十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故萧元简任宁朔将军、钟嵘任宁朔记室，最早亦即当在天监七年冬的最后两个月中。
萧元简任宁朔将军也不可能在天监一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因为这几年任宁朔将军者另有其人。《梁书·萧昌传》云：
天监五年，加宁朔将军；六年，迁持节，督广、交、越、桂四州诸军事，辅国将军，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七年，进号征远将军。天监四年，大举北伐，惠绍与冠军长史胡辛生，宁朔将军张豹子攻宿预，执城主张成龙，送于京师。
此言天监四年张豹子为宁朔将军。又《梁书·张齐传》云：
高祖受禅……仍为宁朔将军、历阳太守……天监二年，还为虎贲中郎将，未拜，迁天门太守，宁朔将军如故。四年，魏将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齐为辅国将军救蜀……七年秋，使齐置大剑、寒冢二戍，军还益州。其年，迁武旅将军、巴西大守，寻加征远将军。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蛮蜒，抄断江路，攻破金井。齐讨景和于平昌，破之。
此言天监元年、二年中的一段时间、三年为宁朔将军的是张齐。又《梁书·冯道根传》云：
天监二年，为宁朔将军、南梁太守，领阜陵城戍。
此当是言：于天监二年张齐任虎贲中郎将期间，由冯道根任宁朔将军。
总上可知，梁天监元年、二年、三年、四年、五年，任宁朔将军者，分别是张齐、冯道根、张豹子、萧昌。在特定时间内，宁朔将军只有一个。因此，萧元简不可能在天监元年至五年间也任宁朔将军，当然，钟嵘也就不可能任其宁朔记室了。
合而言之，既然萧元简不可能在天监六年以前任宁朔将军，那么，钟嵘任宁朔记室最早也只能在天监七年了。这就是我们对钟嵘任宁朔记室的起始时间问题的结论。
又据《梁书·衡阳嗣王元简传》云：
（天监）十三年，入为黄门侍郎，出为持节，都督广、交、越三州诸军事，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
据此，则钟嵘任宁朔记室的下限，当在天监十三年。
其二、各表对钟嵘在梁代的任职似有遗漏，当补出。
从简表看，钟嵘的最后任职为天监十七年始任的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记室。但是，钟嵘自天监十三年终止宁朔记室后到天监十七年任晋安王记室前这几年间的任职又是什么呢？对此问题，《梁书》《南史》的钟嵘本传皆未言及，而据两书钟嵘本传所编的几种钟嵘年表也付阙如。笔者认为，这几年间，钟嵘当还有一次任职被史官阙载。它就是有些《诗品》版本所标的“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撰”十字中的“征远记室参军”。从曹旭《诗品研究》二《诗品版本源流考》所涉及的五十种《诗品》版本中，有十六种在撰人署名时采用了“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撰”这一形式。这一形式，最早见于南宋陈学士《吟窗杂录》卷二节录《诗品》的文字前，亦见稍后于《吟窗杂录》的南宋章如愚《群书考索》卷二十二《文章门》全录《诗品》的文字前。后来出于这两个系统的《诗品》版本，多有“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撰”字样。这样的署名，当然不是空穴来风，无中生有，而或表明钟嵘确实任过此职。其任职时间当在任宁朔记室之后，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之前。从简表看，这段时间正是钟嵘仕履的空白，也是钟嵘写定《诗品》的时期。又从任职的班级看，征远记室和宁朔记室亦差不多，无大起大落之状，亦属正常升迁。《隋书·百官志》云：
天监七年，革选徐勉为吏部尚书，定（百官）为十八班，以班多者为贵。……又诏：以将军之名，高卑舛杂，更加厘定。于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号将军，……以轻车、征远、镇朔、武旅、员毅为十四班（代旧辅国。……凡督府置长史、司马、谘议；诸曹有录事、记室等十八曹。天监七年，更置中录事、记室、中直兵参军各一人）；宁远、明威、振远、电跃、威跃为十三班（代旧宁朔）。及大通三年，有司奏曰：天监七年，改定将军之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号将军，更加刊正，杂号之中，微有移异；大通三年，奏移宁远班中明威将军进轻车班中；以轻车班中征远度入宁远班中。
据此，在天监七年，征远属十四班，比旧属十三班的宁朔高一班；大通三年，有司奏将征远度入属十三班的宁远班后，就和旧宁朔都同是十三班了。如此，则钟嵘所任之职——宁朔记室或征远记室，在梁的班级想必最多也就只有一班之差了。这种比前次任职或平或进的变化，是合常理的。
那么，这个征远将军是谁呢？据考，他当是明山宾。《梁书·明山宾传》云：
齐始安王萧遥光引为抚军行参军，后为广阳令，顷之，去官。……天监十五年，出为持节、督缘淮诸军事、征远将军、北兖州刺史。……大通元年，卒，时年八十五。
明山宾虽曾在南齐时与钟嵘共事过始安王萧遥光，作过抚军行参军。但他的年岁却比钟嵘大得多。据明山宾卒于大通元年享年八十五之记载推考，明山宾当生于宋元嘉三十年——443年，比生于宋泰始七年——471年的钟嵘大二十九岁，是钟嵘的前辈。盖明山宾在与钟嵘共事萧遥光时，可能就十分了解和欣赏钟嵘（注：从太清三年(549)前不久钟嵘之子钟宠为避侯景之乱携眷由吴兴长城徙居南康赣一事看，钟嵘在任南康王萧子琳王国侍郎时，表现出的才干一定是非凡的，所作所为一定是受到当地士民的好评的。否则，钟宠不会徙居南康赣。）。故当钟嵘在卸任宁朔记室而赋闲后不久，明山宾为征远将军时，即聘钟嵘为比宁朔记室班级只高一班的征远记室的参军了。钟嵘任明山宾征远记室参军，盖从天监十五年起至天监十七年二月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聘他为记室为前止。这段时间，正是钟嵘《诗品》写就和流布的时期。后来，十五岁的萧纲聘他为记室，大概是看到了钟嵘的《诗品》吧（注：钟嵘能为萧纲幕僚，当是二人对诗歌的某些看法有相同的地方。如对谢灵运的评价：钟嵘云：“杂有景阳之体，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又借汤惠休语评曰：“谢诗如芙蓉出水”。萧纲云：“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二者相较，并无不同。特别是在对“放荡”的看法上，二人更是心有灵犀。钟嵘对阮籍的“渊放”、张协的“调达”、谢灵运的“逸荡”、鲍照的“俶诡”、张融的“诞纵”等特点的肯定的倾向，则当是萧纲后来提出“文章且须放荡”的著名言论的先声。因为，“渊放”、“调达”、“逸荡”、“俶诡”、“诞纵”都和“放荡”一样，有不受拘束之意。）。
至此，我们又可对钟嵘在梁代的任职作如下结论：天监三年正月戊申，后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进号中军将军，聘钟嵘为中军行参军，至天监六年四月丁巳，中军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为止。天监七年底，衡阳王、会稽太守萧元简为宁朔将军，聘钟嵘为记室，至天监十三年，萧元简入为黄门侍郎止。天监十五年明山宾出为持节、都缘淮诸军事、征远将军、北兖州刺史，聘钟嵘为征远记室参军，至天监十七年二月，晋安王萧纲为西中郎将，聘钟嵘为西中郎将记室止。钟嵘为西中郎将记室不久，即卒于官。（注：关于钟嵘卒年，有两种说法。一是许文雨《诗品讲疏》云：“衡阳王元简出守会稽，引为宁朔记室，专掌文翰。……承圣（梁元帝年号）元年，卒于官”。以为于承圣元年卒于宁朔记室任上。叶长青《钟嵘诗品集释》与此大同而小异。其云：“迁西中郎晋安王记室。……顷之，卒官，为承圣元云”。以为卒于承圣元年所任之西中郎晋安王——萧方智之记室之职上。承圣元年为552年。按此说实误。二是张锡瑜《钟记室诗评三卷》（清咸丰十年——1860年开雕）及今人王达津《钟嵘生卒年代考》（原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70期，1957年8月18日；后收入作者《古典文学理论研究论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则认为当卒于天监十七年西中郎晋安王萧纲的记室任上。天监十七年为518年。本文同此。）这个结论，简化为下表：
收稿日期：2002-0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