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及当代价值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权论文,当代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葛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东尼奥·葛兰西是国际共运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被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最正统的继承者”。他对领导权思想的论述、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以及对有机知识分子理论的阐释倍受世人关注。
一、葛兰西领导权思想产生的背景和理论基础
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资本论》的时间表，社会主义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变为现实，这和马克思所预期的结果有很大差别。在葛兰西看来，上层建筑可以比经济基础更有力，革命意志可以扭转事态进程。另一方面，1918～1923年中欧和西欧的革命起义相继夭亡，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这种现状引发了一股理论反思和理论创新的热潮。这是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生成的国际背景。
从意大利当时的国情看，只有少量的工业无产阶级、意大利工人运动带有强烈的“经济主义”和“工团主义”的色彩。根据这种国情，葛兰西认为，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使工人阶级从消极的从属地位上升到领导权的地位，重建无产阶级的价值观。这是葛兰西领导权思想产生的国内环境。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有关思想是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理论源头。领导权思想的最早起源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共产党宣言》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1]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英文版中不仅谈到“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还谈到“市民社会和人民群众重新夺回国家权利”。“领导权”一词最初出现在18世纪80年代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中，是指“工人阶级为了推翻沙皇专制要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2] 后来，列宁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使领导权理论系统化。葛兰西领导权思想就是对上述思想的发展和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哲学基础。葛兰西认为，实践提供了一种“历史尺度”。一切意识都来自实践，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存在于人的自我创造之中。他还用“合理辩证法”代替唯物辩证法，把辩证法的一切表现都融入到人的实践之中。从这一理解出发，葛兰西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是融会贯通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就是为了加强和发展自身，其中无产阶级的意志是头等重要的，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就是实践哲学合乎逻辑的结果。
二、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内涵
葛兰西认为，所谓“领导权，就是指一个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准则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支配地位，控制和掌握着大众的头脑。从领导方式上看，它是指统治阶级除了依靠强力来维持社会经济秩序之外，还通过意识形态的领导，来争取被统治者的自发同意和拥护，从而使其统治合法化。”[3] 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领导权首先体现在文化或意识形态上。葛兰西通常使用的是狭义上的领导权，即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必须首先夺取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4] 社会主义在取得革命成功之前，必须取得文化领导权；而且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忽视文化领导权，革命成功并不意味着“领导权”一劳永逸地掌握在自己手里，它仍处在认同的过程中，仍有旁落的危险。
第二，过程性和阶段性是领导权的一个重要特点。葛兰西认为，领导权是一个过程。从静态意义上说，领导权是政治、精神、道德等的综合体；从动态意义上看，领导权是一定阶级及其发展过程中的一定阶段。这个过程包括经济——团体阶段、领导权阶段和统治阶段。领导权阶段表明该阶级的运动及认识的自觉和成熟，表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阶段，就是破坏敌人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确立革命阶级的领导权的阶段。
第三，领导权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总体过程，不仅包括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思想文化方面，后者是一个重要前提。在西方国家，工人阶级应该首先争取自己精神上的解放，用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观吸引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为最终夺取政权创造条件。先夺取文化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然后取得经济和政治上的领导权，这是领导权的层次性。
第四，思想上的一致性是领导权的实现方式，换句话说，领导权的实现是通过同意和意见一致体现出来的。葛兰西看来，“领导权的特征是广大人民群众自发地同意主要的统治集团对社会生活作总的指导。”[5] 它不是靠强制手段来实现的，而是同工人阶级的同意和平等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领导权只能通过“同意”和“意见一致”的方式获得，但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必要的思想斗争，实行无原则的妥协。
第五，领导权的主要载体是市民社会。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政权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提出一个著名公式：“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6] 按照他的观点，市民社会就是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领域，涉及市民的世界观、行为准则、道德观念等；市民社会也涉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不同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表达其利益需求，统治阶级则是通过对意识形态的论证和建设，把自己装扮成整个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用舆论来说服市民社会，从而赢得被统治阶级的拥护。
三、领导权的实现问题
领导权的实现是与其内容的规定相联系的，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知识分子是实现领导权的主体。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是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中介，在领导权中起重要作用。知识分子具有指导功能、教育功能和组织功能等。一方面，他们在社会中形成领导权，是在普遍民众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传播统治阶级的世界观，维护对社会的统治；另一方面，又在政治社会中以强制形式的文化统治，取消对立面和消极面的影响。在葛兰西看来，当代资产阶级周围都有一批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正是通过知识分子的作用来实施自己的战略。对于革命阶级来说，也需要一批忠诚的知识分子来宣传革命的理论，以便影响和发动市民社会。就形式而言，知识分子可以分为两种，即无机的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是那些建立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人。当一个知识分子团体仍然“停留在一个纯粹抽象立场上，不努力组织、教育和领导相应的政治力量”时，他们在次等含义上就是“空谈家”。
第二，实现领导权的条件和过程。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要掌握领导，首先必须摆脱“经济上的组合或工会式的阶段”，上升为“政治上的阶级的阶段”，从而摆脱狭隘的纯粹经济的因素，向道德——政治的因素过渡，确立自己的阶级意识和社会主义思想。其次，要形成“民族——民众的集体意志”，形成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工农联盟。工农联盟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但“集体意志”和工农联盟不能自发地形成，只能通过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来实现。再次，无产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和政党，作为“集体意志”的组织者。
第三，实现领导权的策略——阵地战。葛兰西把领导权的概念运用到革命发展战略上，借用军事上的术语把它表述为“阵地战”。他认为，东西方国家的结构不同，“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7] “市民社会”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防御无产阶级的坚固阵地，它能够承受经济甚至政治危机的打击，“运动战”显然不合时宜，合适的方式就是通过“阵地战”，攻克一个个思想堡垒，不断渗透和颠覆传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庞杂机构。
第四，实现领导权的战略——总体革命。葛兰西认为，革命不能局限于政治领域，而应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方面展开，全面地冲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社会主义文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条件。就个人思想而言，不仅要挣脱资本主义枷锁，获得身体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脱离资产阶级结构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人。
四、葛兰西领导权思想的当代价值
从方法论上讲，葛兰西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通过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领导权思想的。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既包含着对意大利当时国情的反思，也包含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既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发扬，又体现着对资本主义变化的回应。根据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找出新出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先河。面对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的变化，如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葛兰西的研究方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
从文化的功能看，葛兰西把思维的触角伸展到文化领域，关注社会进步的文化动力，具有创新意义。葛兰西重视文化在社会的作用，尽管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渊源，但是葛兰西把文化的作用提高到决定地位，这是独辟蹊径。文化霸权多少带有贬义，却让我们联想到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性。为什么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到列宁、毛泽东，再到邓小平、江泽民等都把文化纳入视野之内？这是由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决定的，是由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性决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碰撞以及所谓的“文明的冲突”，都是从意识形态或文化上争夺控制权，这也是我们审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现实价值所在。
从领导权及其内涵来看，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里，领导权基本上都是一种策略，葛兰西则把它提高到一般原则的高度，而且，在包含着领导权思想的国家观中，凸显了国家的民主内涵，这同传统的把国家看成阶级压迫的强制性工具的观点相比，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和进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如何实现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强调无产阶级的同意和社会原则一致，这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这也表明了思想政治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从对知识分子的分析看，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也有独到之处，先进知识分子的教育功能和传播文化功能以及扫除旧思想残余的功能，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实践中“感受人民群众的基本热情，并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解释这种热情”，增强“感觉力和理解力”，使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得到有机的粘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需要大批的先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优秀人才，又是工农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在经济基础方面还是上层建筑方面，没有拥有先进文化的先进知识分子，是不能实现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同时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也离不开先进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教育、宣传活动。
从党的领导地位看，领导权尤其重要，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执政水平，又是一个及其现实的问题。葛兰西从党的建设角度对领导权的分析，无疑具有现实意义。在葛兰西看来，市民社会对革命形势和社会发展具有作用。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发展对社会的巩固作用是第一位的。为了有机地领导“所有经济上积极的群众”，就必须“抛弃旧的领导模式”，这对党的领导体制改革提出要求。执政党如何执政、如何发展经济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要强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从党和群众的关系看，葛兰西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体的参照方面，还是在思想的同一性方面，工人阶级与党之间的任何差异不复存在。工人们的普遍意愿就是该“意愿”在其中得到确认的那个党的意愿。但是，这个党只有在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意愿变为全体工人的思想意识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自己所说的那个党。如果党所宣传的某种思想得到社会的接受，并变成工人和同情者中间强有力的共同信念，那么党就把它自己的观点变成了实践，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了行动，把自己的意志变成了革命。我们现在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既是灌输思想观念的过程，更是伟大的过程。如何凝聚人心，朝着这些目标前进，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