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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诗能穷人，穷者诗乃工。此语信不妄，我闻诸 醉翁”（1）。“穷而后工”的观点，虽然可以追溯到司马迁的“穷愁著书”说、桓谭所称“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2）、钟嵘所说“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李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至此”等观点（3），但他们多只就个别作家立论，到欧阳修才将它当成一条普遍的创作规律提出（4），而为苏轼所服膺。苏轼在诗中一再咏道：“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5）、“古来百巧出穷人，搜罗假合乱天真”（6）、“秀语出寒饿，身穷诗乃亨”（7）、“恶衣恶食诗愈好，恰是霜林啭春鸟”，（8）可见他对“穷而后工”这一观点的重视。
为什么“穷而后工”呢？苏轼的前人有不少直接或间接的论述，我们试结合其历史影响加以评述。
第一种解释，以诗歌本身的特点立论，主张惟有描写愁思的作品才富有感染力。刘宋的王微巳说：“文词不怨思抑扬，则疏淡无味”（9）；梁代萧绎也认为：“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10）。他们都强调写怨哀之思的重要性。到了唐朝，韩愈更明确地提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11）。此说遂为后世之通论，谢榛、王世贞等人都持类似见解。
从我们今天的观点看，古代社会“乱世长而治世短”（12），社会矛盾尖锐，人民苦难深重，许多士人也感到“欢乐苦短，忧愁实多”。就作者而言，往往对于怨艾愁苦的心境比欢愉喜悦体验得更深，加以古代描写愁思的作品数量多，世代相传，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也便于后人借鉴；就读者而言，穷固潦倒之人远多于富贵荣显、养尊处优者，描写怨思穷苦的作品更易引起他们的共鸣，因此，说“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言易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只说明了作品写什么样的内容易于取胜，而没有正面回答作者之“穷”和作品之“工”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说描写穷愁的诗文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说只有作者身遭困厄才能工诗，二者还是有距离的。关键就在于作品的内容与作者的真实境遇并非一回事。历史上，“无忧而为忧者之辞”（13）、“情匪郁伊而鬻声钓世”（14）者大有人在。可见，单从作品内容立论，难于圆满解释“穷而后工”的现象。
第二种解释，从作者的时间、精力和意向立论，认为穷苦之人专精力久、故而能工，富贵之人不暇、不屑或不能为，故诗不工。此说在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中已微露端倪：“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为”。欧阳修加以发挥：“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而常患于难兼也。盖遭时之士，功业显于朝廷、名誉光于竹帛，故其常视文章为末事，而又有不暇为与不能者焉。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之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好也”（15）。后来刘克庄、尤侗、刘槐櫆大等人都持这种观点。
富贵之人不能为诗，是由于本来就非文学中人；不屑为诗，如刘克庄所说，是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传统观念的影响（16），其实也可能是藏拙的借口。既然不能、不屑为，勿责之以诗可也。倒是不暇为诗，值得探讨一下。同为一人，平居诗才出众，及至居官任事，几务缠其心，的确诗思每为之败。以苏轼为例，纪昀评其诗时，有两段话颇发人深思：“以东坡管领湖山，宜有高唱，而此卷警策之作却不甚多，岂吏事萦心之故耶？”“才出杭州，诗便深警，非胸中清思，半耗于簿书、半耗于游宴耶？信乎！诗非静力不工，虽东坡之才，亦不能胶胶扰扰时挥洒自如也。”（17）但是，以有否闲暇来说明“穷而后工”的现象，也还有说不通的地方。一方面，正如汪懋麟所指出的那样，得志之人未必日夜为天下国家大事操心，“是不能者固有之，以云不暇则未必也”（18）。另一方面，心缠几务者并不一定是贵显之人，职卑位下的小吏往往比尸位素餐的达官贵人更忙碌，无暇为诗者倒象是他们了。可见，这种解释还是比较肤浅的。
其三，从作者的情感立论，认为遭遇坎坷，可激思力，郁结既久，感慨必深，发而为诗，势必令人回肠荡气。这是古代相当流行的一种看法。时代稍早于苏轼的余靖说：“世谓诗人必经穷愁乃能抉造化之幽蕴、写凄辛之景象，盖以其孤愤郁结、触怀成感，其言必精，于理必诣也”（19），其后，房希白、袁小修、布颜图、吴曾祺等人所见略同。
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抓住了诗人情感深度对作品艺术成就的决定作用，有其独到之处。诗歌是情感的艺术，养尊处优、饱食终日之人，纵有真情，也难免囿于风花雪月、儿女情长。而身遭挫折、几经磨难的人，则饱含着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他们决不须为赋新词强说愁，胸中自有一股不可抑遏的激情，简直要夺口而出，以这样浓烈的激情灌注在诗中，的确可使作品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然而，情感不但须论深度，而且还须论性质、论思想基础。同为身处困厄，有的人颓废潦倒、一蹶不振，所作不过叹老伤穷；而有的人却以黎民苍生为重，怀着以广厦大庇天下寒士之愿，二者是难以同日而语的。真正有深度的情感，应当是具备社会意义的，这就有赖于对民生疾苦的深刻了解，对社会现实的真知灼见。脱离了这一切，单以“孤愤郁结、触情成感”来解释“穷而后工”，也还有缺憾。
在介绍了前人对“穷而后工”的看法以后，我们回过头来谈谈苏轼的主张。他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系统论述，但从一些散见的材料中，我们不难归纳出他的三个观点：
其一，苏轼认为“穷”有助于诗人领略大自然的美，从而为创作提供丰富的营养。这一观点相承于欧阳修所说的：“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矣，往往探其奇怪”，（20）而又有所发展。苏轼在诗中写道：“青山自有绝色，无人谁与为客？说向市朝公子，何殊马耳东风？”（21），“君持使者节，风采烁云烟。清流与碧巘，安肯为君妍？”（22）这就是说：市朝公子、皇家使节都与山水无缘。与此相反，废放之人却可以充分欣赏大自然的美。“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以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禁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23）。苏轼一生对山水一往情深，尤其贬谪之时，“深自闭塞，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24）今存苏轼诗文中，许多杰作都以描写自然美见长。而苏轼之所以能钟山川之秀气，与其“穷”有密切关系。袁桷已经指出：“苏文忠公自渡岭海以后，诗律大变，盖其精神气概，逢海若而不慑，喷薄变化，迎受之而莫辞。昔之善赋咏者必穷涉历之远，至于空岩隐士，其所讽拟，不过空林谷涧，语近意短，又安能足以广耳目之奇，写胸臆之伟哉！”（25）沈德潜也说：“从来古人文章，每得江山之助。少陵之夔州、东坡之海外、放翁之锦城，其最著也”（26）。
“江山之助”首见于《文心雕龙·物色》。刘勰认为：“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后来王勃说：“若夫怀放旷寥廓之心，非江山不能宣其气；负郁怏不平之思，非琴酒而不能泄其情”（27）；“是以东山可望，林泉生谢客之文；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28）可见，“江山之助”一开始就和废放之人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江山”对创作又有何助呢？白居易说：“大凡地有胜境，得人而后发；人有心匠，得物而后开。”（29）清人沈德潜言此旨甚详（30）。
作家要得“江山之助”，舍“游”别无他法。“欲夺其造化，则莫神于好，莫精于勤，莫大于饱游饫看”（31）。不过，古人所谓“游”，实在五花八门。对于士人来说，最重要的“游”有两种，一种是登第以前为求取功名而主动进行的游历，即苏轼所说的“少年好远游，荡志隘八荒”；另一种是他们出任地方官，即苏轼所说的“生逢尧舜仁，得作岭海游”，这通常是贬谪，我们不妨称之为“穷而后游”。苏辙曾从理论上说明了作为一个胸怀大志的年青人，“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的重要（32），苏轼则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穷而后游”对于创作的好处。相比之下，穷而后游比求取功名之游更能得山水之情趣。因为“山有所系，如利禄声色之类，虽置身名山水中，亦怏怏如有所失，山水佳处，不惟不能道，而亦不尽审也”（33）。少年之时，性爱豪奢，世机未息，治习未除，难免“奔走贵势之门，以希光宠而取重焉”（34），即使游玩山水，常不免目解玩山色，然又未能忘情粉黛；耳解听碧流，然又未能忘丝竹，“虽有山石洞壑之奇，往往又寂寞难堪，委之去矣，此与不游正等”（35）。等到在仕途上遇至挫折时，或离开京都出任地方官，或者挂印而归田，只要不是能在江海之下而心存魏阙之上、日夜企望召命之至，而能息世机、除治习、自甘寂寞、潜心山水，那么，对自然美容易产生一种特殊的亲切的感受。我们从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歌唱，从王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感叹，从苏轼的“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不都可以发现这一点吗？比起樵夫野叟来，他们常有相对可靠的经济来源，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比起还在名利之常菽显宦来，他们能够经常与山水亲近，不必那么频繁地为世务操心，这就是所谓山林之乐“惟高人逸士自甘于寂寞之滨，长往而不顾者为足以得之”的原因（36）。而这对于他们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如董逌《广川画跋》卷二《书孟浩然骑驴图》所说：“盖诗非极于清苦险绝则怨思不深，文辞不怨思抑扬，则流荡无味，不能警发人意。要辞句清苦，搜冥贯幽，非得江山秀气，诣绝人境，又得风劲霜寒，以助其穷愁哀思，披剔奥雯，则胸中落落，奇处岂易出也。”
其二，苏轼认为：安佚富贵会使人愚昧，而穷困挫折会增进人们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
苏轼指出：“凡人知生于忧患，而愚生于安佚”（37）。他纵观历史，发现了这样的事实：创业之君出于布衣，但“其子孙生于深宫之中，而狃于富贵之势，尊卑阔绝，而上下之情疏，礼节繁多，而君臣之义薄，是故不为近忧而常为远患。”（38）这两段话虽非论文，但对于探讨“穷而后工”的原因却很有启发作用。它们的基本精神是从环境、经历去寻找人的思想变化的缘故。苏轼的门人张耒说：“士方其退于燕闲寂寞之境，而有以自乐其乐者，往往英奇秀发之气发为文字，言语超然，自放于尘垢之外，盖有可叹者。然一行为吏，此事便废，敦朴喧嚣，牒诉倥偬，既已变易其生矣。风云之观混于泥途，泉石之想变于闤阓，俗虑日进，道心日销。呜乎！士之道艺不进者以此。”（39）这正体现了苏轼上述精神。后来戴表元说：“人之所以翰墨辞艺行文于当时者，未尝不成于艰穷而败于逸乐”，因为穷者“辛苦锻炼百折而后成其言”，而“今夫世俗膏粱声色、富贵繁华、豢养之物，固昏惫眩惑之所由出也”（40）；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俊慧”，都与苏轼所谓“愚生于安佚”隐然相合。许学夷说：“至若富贵者，篇章始成，诌谀之交相称誉。有显誉者，一言偶出，信耳之人，同声应合。苟非虚己受益，鲜不为其所惑，此人未易知也。惟贫贱无显誉之人，人得指其瑕疵，造诣未成，则困心横虑，日就月将，无虚声而有实得，是以穷者多工耳。此予身试而实验者”（41）。其中所谈到的富贵之人为诌谀之徒所包围，情况不和君王“生于深宫之中而狃于富贵之势”颇为相似吗？
苏轼还谈到：“困则真伪别”（42）。“吾平生多难，常以身试之，凡免我于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挤我于险者，皆异时可喜人也”（43）。而人世间谁最有同情心呢？“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永愧坡间人，布褐为我完……一笑便倾倒，五年得轻安”。在苏轼最倒霉之时，不正是穷书生马正卿、开酒店的潘丙、卖药的郭遘、无业游民古道耕等下层人物抚慰了他心灵上的创伤吗？对于人民群众遭受的苦难及他们的美好品质，封建士大夫在官高位显之时，是难于深刻领悟的。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穷”，反而是因祸而得福。
“心机震撼之后，灵机逼极而通，而知慧出焉。即经世出世之学问，皆由此生，而况举业文字乎？”（44）苏轼很称道柳宗元的《南涧中题》，（45）这首诗实际上写的是诗人遭遇不幸、心机震撼之后的冷静思考。主人公久久徘徊在幽谷的参差林影之中，凝视着金风萧索、羁禽长唳、秋波荡漾、寒澡浮沉，仿佛领悟到了什么——“始至若有得，稍深若忘疲”，可惜他没有明说。苏轼本人也有过这样冷静思考的机会，那是谪居黄州时。他亲自垦辟，“筋力殆尽”，与下层人物交往，并手抄《金刚经》、作《论语说》，还经常前往城南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这种躬耕和交游开阔了他的视野，而理论研究和深刻反省加深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因此，本时期的诗、词、文多托物寓意、感慨深沉。困穷而思，因思而悟，因悟而工，这不正是“穷而后工”之一解吗？
其三，苏轼主张将个人的穷达置之度外。
文人固穷，是苏轼从切身体会中总结出来的一条人生经验。据《东坡集》卷二四《邵茂诚诗集叙》所说，原因来自两方面：客观上，“天人之相值”甚难；主观上，“人又自贼如此”，后者又可分为自取衰病、自取祸殃两类。就此而言，他的观点和欧阳修《梅圣俞新集序》所说的“非诗能穷人”有所不同，倒是和白居易《序洛诗》所言之“文人多数奇，诗人尤命薄”相通。
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尤其是亲身遭受的重大挫折或者长期的不顺利，往往能改变一个人的精神面貌。面对着“文人固穷”的严峻事实，有的人主张全身自保，“深宜防虑，以保元吉”（46）；有的人愁思悲叹，例如“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47）；有的人提倡磨掉锋芒，所谓“文字意脉，人生通塞系焉”，“和其声，不但词进而君亦自此宦达矣”（48）。然而，苏轼的回答却是：“人生如朝露，意在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49）他在诗中写道：“乞墦何足羡，负米可忘艰；莫为无车马，含羞入剑关”（50）；“东坡习气除未尽，时复长篇书小草，且撼长条餐落英，忍饥未拟穷呼昊”（51）；“胸中有佳处，海痒不能腓；三年无所愧，十口今同归”（52）。超然自适、不计穷达、随遇而安，的确是苏轼为人的特点之一，也是苏轼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53）。不过，苏轼心中并非没有矛盾。在《东坡续集》卷八《送张道士序》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很长的一段自白。该文末尾说：“将谢世路而适吾所自适乎？抑富贵声名以偷梦幻之快乎？行乎？止乎？迟乎？速乎？吾友其可教也”。由此看来，他心中仍然时常郁结着苦闷。如何解决思想矛盾呢？王世贞指出：“后宗元而工于言者，宋则有苏轼氏，而明则有杨慎氏。是二君子虽皆以谴行也，而非其罪。苏氏老矣，其学成矣，故能取适于庄生、陶征士，知而发者亦似之。杨氏少而学未成，故得以穷铅椠之业，成一家言，而不能不逃之声酒。其所谓逃者，固即苏氏之所以适意矣”（54）。同为消忧释闷，苏轼与杨慎不同，主要是取适于老庄而非逃之声酒。他吸取了老庄的安常处顺思想，兼之以佛教的“道法内充，故怀喜有余”（55）、儒家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之有也”（56）等观点，熔于一炉，提出了晚食当肉、安步当车的安贫理论。这种理论本质是以精神上的解脱代替物质需要的满足。物质上既然无所求，贫富以至穷达都可不必计议。那么，苏轼所关心是什么呢？他不是象历史上的刘峻那样“晚食当肉，无事为贵，不求于世，不忤于物”（57），而是主张“我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真须谈笑死生之际”；“虽怀坎
于时，遇时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58）后来陆游称赞他：“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59）；王文诰誉之为：“正道直行，竭智尽忠，谗人间之，困惫折辱，而其诗上溯唐虞，下逮齐鲁，明道德之广崇，娴治乱之条贯，参观穷达之理，与灵均信一致矣”（60）。的确，苏轼最可贵之处在于不为穷达祸福易其操守，而没有甘于贫贱、不苟富贵的精神，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善于安贫，使苏轼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精神。他虽然深切地体会到“吾穷本坐诗”（61），但决不肯屈身事人、投合时好，表现了封建时代一个正直的士大夫的可贵品格。历史上，“放臣逐客，一旦弃远外，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什，特为酸楚，极有不能自遣者。”（62）而苏轼即使到“老人与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63）。后人每称其“英特之气不受其困”（64）。朱鹤龄曾经谈到：“屈、宋之骚些，不至于江潭憔悴则不成；子美之诗，退之、子瞻之文章，不至于夔州流落、潮惠贬窜以后，亦不能奇且变若是也”（65）。在我们看来，没有这种不为穷困厄难所改变、敢于正视一切坎坷挫折的英特之气，文学创作是难以因“穷”而“奇且变若是也”。
对于“穷而后工”，后人并非没有异议。例如，文天祥、袁宏道说近代显宦者亦有好诗，黄溍、袁枚亦说，上古达官贵人不乏佳构。（66）上古幽渺，作家生平与创作难以详考，姑且存疑，至于有信可据的，官高位显而能有杰作传世的，确也不乏其人，诸如曹操于鞍马间为诗，王安石居相位而吟咏等，都可为例。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两条值得注意：
第一，“穷无定准。欧公穷圣俞，有穷于圣俞者，圣俞不穷”（67）。而且，同为一人，不妨先穷后达，或先达后穷，甚至迭相交错，如王安石、苏轼均是如此。而人的生活经验是长期积累的，倘能达而不忘穷，于诗自然有益。第二，所谓穷达，如果仅视之为个人身世，那未免太过狭窄。归庄有言：“吾以为一身之遭逢，其小者也，盖亦视国家之运焉……然则士虽才，必小不幸而身处厄穷，大不幸而际危乱之世，然后其诗乃工也。”（68）个人的命运，是同整个国家、民族的处境密切相关的，后者对创作的影响实不可低估。还应当指出的是：作者的生活经历虽然是文艺创作的基础，但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我们不能忽略世界观、艺术修养的作用。艺术修养暂且不论，古人重视作家之胸襟、品格，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有为国为民之心，能置一己之穷通于不顾，自持高风亮节，处敝庐而思大庇天下寒士，居高位而直言敢谏，发而为诗，不能不为人所重。相反，心萦怀于蝇头小利而不解，目光短浅，人品难免卑污，值其穷则自暴自弃，逢其达则穷奢极欲，乃至于蝇营狗苟、趋炎附势，执笔为文，又焉能工？因此，吴应箕下述观点值得重视：“诗非穷不工，是言也，果遂为定论哉？陶靖节怀用世之志，杜子美有忠君爱国之心，而时位不称，率多寄意于篇什，于是而谓诗以穷工亦宜。若本非其具，即老在沟壑，方求一言之几于道不可得，其诗又问工拙哉？”（69）
注释：
（1） 《苏轼诗集》卷十二《僧惠勤初罢僧职》。
（2） 《新论·求辅》。
（3） 《诗品》。
（4） 见《梅圣俞诗集序》。
（5） 《苏轼诗集》卷四《病中大雪数日，未尝起，观虢令赵畴以诗相属，戏用其韵答之》。
（6） 《苏轼诗集》卷二一《又一首答二犹子与王郎见和》。
（7） 《苏轼诗集》卷三五《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二首之一。
（8） 《苏轼诗集》卷三五《次韵徐仲车》。
（9） 《宋书》卷六二《与从弟僧绰书》。
（10） 《金楼子·立言》。
（11） 《荆潭唱和诗序》，《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四。
（12） 仲长统《昌言·理乱》。
（13） 《送秦观从苏杭州为学序》，《张右史文集》卷五一。
（14） 焦竑《澹园集》卷十六《南游草序》。
（15）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四《薛简肃公文集序》。
（16） 《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信庵诗序》。
（17） 《苏文忠公诗集》卷八、卷十一总评。
（18） 《百尺梧桐阁集》卷二《棠林诗序》。
（19） 《武溪集》卷三《孙工部诗集序》，广东丛书本。
（20） 《梅圣俞诗集序》。
（21） 《苏轼诗集》卷二十《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五首其五。
（22） 《苏轼诗集》卷十三《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
（23） 《东坡集》卷十九《赤壁赋》。《经进东坡文集事略》“食”作“适”。
（24） 《东坡集》卷二九《答李端叔书》。
（25） 《清容居士集》卷四八《书杜东洲诗集后》。
（26） 《归愚文统》卷八《钮用谦滇中诗序》。
（27） 《春日孙学宅宴序》，《王子安集》卷六。
（28） 《越州秋日宴山亭序》，《王子安集》卷五。
（29） 《白居易集》卷七一《白苹州五亭记》。
（30） 《归愚文钞余集》卷一《艿庄诗序》。
（31） 《林泉高致·山川训》。
（32） 《栾城集》卷二二《上枢密韩太尉书》。
（33） 《春学斋论画》。
（34） 《苏舜钦集》卷九《应制科上省使叶道卿书》。
（35） 《珂雪斋文集》卷三《西山十记》。
（36） 《浮溪集》卷十八《翠微堂记》。
（37） 《易传》卷六。
（38） 《东坡应诏集》卷一《策略五》。
（39） 《许大方诗集序》，《张右史文集》卷五一。
（40） 《郯源戴先生文集》卷九《吴僧棠古诗序》。
（41） 《诗源辩体》。
（42） 《东坡题跋》卷八。
（43） 《东坡集》卷九《刚说》。
（44） 《珂雪斋文集》卷二《陈文异寄生篇序》。
（45） 《东坡题跋》卷二《书柳子厚南涧诗》。
（46） 《颜氏家训·文章》。
（47） 《遗山先生文集》卷十一《论诗三十首》。
（48） 《后村诗话》后集卷一。又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九七《翁应星乐府序》。
（49） 《东坡集》卷三十《答陈师仲书》。
（50） 《苏轼诗集》卷二一《伯父送先人下第归蜀诗云……》。
（51） 《苏轼诗集》卷二二《再和潜师》。
（52） 《苏轼诗集》卷四二《和陶王抚军座送客》。
（53） 见《东坡集》卷三一《风鸣驿记》、卷三二《超然台记》，《东坡题跋》卷三《题王晋卿诗后》、卷四《书舟中作字》，《东坡志林》卷一《记游松风亭》等。
（54） 《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六《沈纯甫征戍稿序》。
（55） 僧肇《维摩诘经注·弟子品第三》。
（56） 《论语·里仁》。
（57） 《东阳金华山栖志》。
（58） 《东坡续集》卷五《与李公择》二首之二。
（59） 《放翁题跋》卷四《跋东坡帖》。
（60）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自序》。
（61） 《苏轼诗集》卷二五《孙莘老寄墨四首》之四。
（62） 《清坡杂志》卷上。
（63） 《与元老侄孙》四首之二，《东坡续集》卷七。
（64） 李颀《古今诗话》。
（65） 《愚庵小集》卷八《缬林集序》。
（66） 《文山先生全集》卷十《跋刘玉窗诗文》、《谢于楚历凶草引》，《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五、《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十八《蕙山愁吟后序》、《小仓山房尺牍》卷四《答云坡大司寇》。
（67） 《石遗室文集》卷九《陈仁先诗叙》。
（68） 《归庄集》卷三《历代遗民录序》。
（69） 《楼山堂集》卷十六《卷园诗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