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政党文化运转起来——试论政党文化的基本功能及其发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文化论文,基本功能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4)05-0118-06 在“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双重语境下，需要关注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文化建设问题。建设政党文化，发挥“以文化成”的应有功能，让政党文化运转起来，这既是党的建设的一个基本维度，也是带动社会文化发展的必要途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承载着何种功能？这种功能对于党的建设、社会文化发展具有什么样的积极意义？如何使政党文化的功能更好地发挥出来？对此，本文拟从政党文化与社会成员、政党文化与政党成员、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这三组关系出发，初步探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功能问题。 一、政党文化的聚合功能——政党文化与社会成员的关系视角 政党文化对社会成员有一定的聚合功能。政党文化的聚合功能，是指政党文化以其定型的文化品格对社会成员起的俘获政治认同与吸纳社会精英的效应。聚合功能的发挥有赖于一个前提，即政党文化要能对社会成员产生足够的吸引力。一般说来，这种吸引力来自政党文化的先进性，但也有例外，比如法西斯主义的政党文化，它并不具备历史先进性，但由于特殊原因也曾发挥过聚合功能。其先进性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党文化，往往能对社会成员产生健康而持久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在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身上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对普通民众而言，政党文化的吸引力大多直观地表现为政党成员的道德楷模。著名的社会学家张乐天教授曾经描述这样一个现象：“当我们认真考察浙北农村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情况时，我们会为一个问题所困扰。浙北农村是新解放区，解放以前，农民压根儿就不知道共产党、毛主席(更不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笔者注)，和平接管海宁县的‘南下’干部才数百人，他们凭借什么在短短几年里就在农民中树立至高无上的权威，从而真正实现了政权的更替……从解放军进入海宁以后的一个个故事中可以看到，共产党被浙北的农民所接受，最初靠的是道德，是与传统农民心中的‘好人’相契合的道德，是可能给贫苦农民带来利益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高尚的道德。”[1]应该说，这种“高尚的道德”就属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文化品格，它通过党员和干部的言行体现出来，最终发挥了对社会民众的道德楷模效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一个人只有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其才方能用得其所。”这便是对道德楷模作为一种基础性效用的揭示。有学者指出，政党文化“不能直截了当地作用于普通公民，调节公民行为”，“执政党不能绕开国家政权运作规则和程序，直接向公民灌输政党文化。”[2]这个观点很有道理。政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既与政党成员有直接关联，也与社会文化形态有直接关联，但唯独不与普通民众有直接关联。普通民众是通过一定的“中介”(比如政党成员的思想、语言、行为等)才与政党文化发生关联的。张乐天教授的观察就说明了这一点，民众能否对一个政党产生真正的认同，不是直接取决于政党对其先进性的自我标榜如何，而是直接取决于政党成员的言行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价值。 对于社会精英而言，政党文化的吸引力多是隐性地体现在信仰引领方面。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能把政党文化的信仰价值无限放大到群众层面。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只有产生了信仰才会追随一个党派，并做出思想与组织上入党的行为，而普通群众并没有升华到这个高度。对于社会精英来说，政党文化的聚合功能突出体现在信仰引领方面，在革命时期尤其是这样。比如，林伯渠在回顾自己的思想历程时这样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就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3] 除了上述方面，无论对于普通民众还是对于社会精英，政党文化的吸引力还离不开“工具价值”的要素，那就是利益的供给与满足。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做“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4]。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5](p11)恩格斯也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这都说明，利益的供给与满足往往是吸引力的发生点。这里所说的利益，从主体上说就是人民的利益①，从内容上说就是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就应该为实现这种利益而(间接)服务。 进一步来说，文化满足于利益的程度与文化的价值实现是一种正相向关系，不能体现并满足群众利益的文化就成了一种干瘪的说教，也就谈不上文化的功能。文化的利益既可以体现为物质利益——比如指导革命并实现当家作主，也可以体现为精神利益——比如提供价值与信仰；既可以是现货利益——比如提供规范与准则，也可以是期货利益——比如提供愿景与理想。对于以共产主义为文化品格的政党文化来说，它“期货利益”的特点很明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正在遭受压迫的无产者可以预期变成作为主人的有产者。共产党对这种期货利益的承诺与践行，是吸引民众汇集到共产主义事业中来的主要原因。中国革命的成功亦是这个道理，毛泽东在1934年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7]的确，人心向背的历史就是利益角逐的历史，这个道理在文化问题上亦能成立。 二、政党文化的塑造功能——政党文化与政党成员的关系视角 政党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养成一定的文化品格，这些文化品格聚合到一定程度便形态化为一种政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政党文化是相对稳定的，它一旦成型便不容易发生改变。这种“稳定性”在两个维度上体现出它的价值：对外，它从组织文化层面表达了一个政党应有的辨识度，以简洁的文化符号诠释了复杂的党际差异；对内，稳定性则隐喻了强大的匡正与类推力量，并对党员产生了种种有形与无形的规约与暗示——这些作用统称为政党文化的塑造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政党文化的聚合功能、塑造功能以及后文将要论述的投射功能构成了一条前后相承且较为完整的功能链。在这条功能链上，塑造功能也许是最为关键的一环，它前承政党文化的聚合功能，后启政党文化的投射功能。一个政党若是培育不出得力的成员，也就难以获得政党政治的成功。同理，政党文化的塑造功能若是无力，政党文化的整体功能也就无从说起。当然，这些判断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西方选举型政党而言的②。 政党文化塑造功能的发挥，既可以诉诸有形的手段——比如各级党校与行政学院的教育学习、专题党课、调研考察、民主生活会等，也可以诉诸无形的力量——比如文化的教化与濡化。迪韦尔热曾经指出：“政党的组织主要是建立在不成文的习惯及实践之上，它差不多是习惯性的东西。党的章程及内部条例顶多不过是表现出真实情况的一个很小部分，因为它们很少得到严格执行。”[8]无论是基于迪韦尔热的观点还是基于现实的体验，我们都可以说，那些“不成文的习惯及实践”是多么重要。这启示我们，在政党塑造方面，政党文化应该发挥应有的重要功能。政党文化把持着“不成文的习惯及实践”领域，发挥着“濡化党员思想、匡正党员行为”的功能。这种影响力尽管是隐形的，但在很多时候要超过党制党规的影响力③，因为它更符合“以文化成”的本质。 不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政党文化的塑造功能有“两面性”，或者说，既可能是“正能量”也可能是“负效应”。毫无疑问，对于日趋衰落的政党来说，其政党文化功能往往呈现负效应，比如1927-1949年间的国民党政党文化；相反，一个朝气蓬勃的政党，其政党文化的功能一般呈现正效应，比如同一时期的共产党政党文化。董必武曾经感慨于共产党的这段历史，说道：“作始也简，将毕也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由“简”到“巨”的良性发展便得益于政党文化的正效应。具体到一种政党文化的内部，正负效应的问题同样存在。在理论上，从相对真理的角度看，在同一个历史时段中，再先进的政党文化也有不足的一面，不先进的政党文化也有可取的因素。因此，正效应与负效应总是辩证的，只不过何者为主何者为次罢了。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这种现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同一种政党文化的正效应与负效应也时常交替显现，比如1927-1949年与“文革”10年的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这属于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范畴。厘清了这个问题，有益于带来两点启示：其一，研究政党文化的功能，不能趋利避害以一当十，更不能“趋害避利”、一叶障目，只谈政党文化的正效应或者以“潜规则”为由“污名化”政党文化都是不全面的。其二，再先进的政党文化也有一个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只有揭示了政党文化功能的负效应，才能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推动政党文化的发展。因此，区分政党文化功能的正负效应是完全有必要的。 纵观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仅就塑造功能来讲，是以“正能量”为主体形态的。在这里，我们以政党团结为例加以说明。在“办好中国事情关键在党”的政治生态中，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所系，就如《党章》曾经指明的，“党的团结与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量的所在。”[9]在维护政党团结这个问题上，政党文化发挥过强大的塑造功能。比如，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的集中制原则，舍小家顾大家的利益意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行动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员义务、永不叛党的誓言承诺等。这些内容的辐射范围很广，涉及党员工作和生活的基本领域，全方位塑造党员的心理取向和行为模式，并使之呈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特征。这种“同质化”是解释“共产党战斗堡垒作用”、“社会主义能办大事”、“步调一致”、“动员能力强”的文化密码。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同质性的政党文化也有一定的负效应。比如，强调“意志统一”就往往倚重领袖的作用，而在现实之中领袖难免被庸俗化甚至是异化，把“一把手”称为“老板”甚至于“上级是万物的尺度”。 三、政党文化的投射功能——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视角 对“内生型政党”来说，政党文化与该国政治文化的关系很松散，甚至引发不了学者的研究兴趣。对于“外生型政党”④来说，情况则大为不同，“党建国家”的历程决定了政党文化在社会文化中的嵌入度极高。因而，要研究中共政党文化的功能，就有必要把学术视野从政党内部扩大到社会层面，来关注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关系。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有着强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源自于“党建国家”的历史路径，而且有充分的理论依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5]从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两个决裂”的文本语境来看，“旧生活条件”应该含有“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之义，“旧思想”应该包含“传统的观念”之义，“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5]，因而，“两个决裂”在哲学上应该是“步调一致”的。问题是，在实际的革命进程中“两个决裂”何以保持“步调一致”呢？“传统的所有制”的决裂往往是借助暴力革命来实现的，“传统的观念”的决裂能否通过“短平快”式的“文化革命”(或者“意识形态革命”)来实现呢？“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诫我们，要在社会文化层面直接推动“传统观念的决裂”从而达到“两个决裂”的同步，这恐怕是过于理想了。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两个决裂”的确是“同步”过，“暴力革命对传统所有制的决裂”与“政党文化对传统观念的决裂”是同步的，至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观念决裂问题则要复杂很多。应该说，在社会文化的层面上实现与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并最终完成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个决裂”的任务，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文化使命。这一使命可以简洁地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实现对以往社会文化形态的超越与替代。 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梳理出这样两条基本路径：第一，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政策领导等方式建设社会文化；第二，发挥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投射功能，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式培育社会文化。前者体现的是政党与社会文化之间的政治领导关系，后者体现的是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两种文化形态之间的濡化⑤关系；前者是“暴力革命对传统所有制的决裂”的重要政治遗产，后者是“政党文化对传统观念的决裂”的文化辐射。着眼于第二种路径，也就是以文化形态为视角，本文认为，政党文化形态以其先进性的文化品格与优势性的政治地位对社会文化形态所起的整合与带动作用，便是政党文化之于社会文化的投射功能。政党文化投射功能的本质是政党文化的社会化，并且主要是政党核心价值观的投射，即政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投射到社会并转化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过程。除了核心价值观以外，政党心理取向、政党行为模式等其他的政党文化要素⑥则一般不会直接投射到社会。 政党文化的社会化程度越高，政党文化的投射功能就越强，反之亦然。另外，主流文化与政党文化还不是一回事，但在我们的语境中两者在价值取向上应该是一致的，主流文化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政党文化社会化的困境，究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政党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辨识度不足，从而影响了其投射功能的发挥。一种文化形态的特征越是鲜明，其辨识度就越高，它与另一种文化形态之间才会产生足够的“文化落差”，从而加速文化要素的流动。在这个基础上，文化的投射功能才能自觉展现。比如，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比之国民党的政党文化、社会的大众文化就有着鲜明的辨识度，对其他文化的投射功能就十分鲜明。反之，若缺乏“文化落差”这个前提，还一味地追求文化的投射，则可能变“自觉投射”为政治干预下的“人为投射”，这往往导致社会文化的封闭与僵化，“文革”时期就是这样。当前的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与参政党政党文化、社会大众文化的区别度已经没有先期那么显著⑦，这是造成政党文化投射功能式微的主体性原因。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虽然都发生了世俗化，但世俗化的程度不同，以至形成了文化“壁垒”，政治型政党文化向世俗型社会文化的功能投射受到抑制，这是政党文化投射功能式微的客体性原因。有学者指出：“世俗化过程，也是一个持续中性化——亦即去价值化——过程……在这个中性化过程中，19世纪和20世纪的突出现象是技术和对技术的崇拜越来越具有支配地位——既然技术是一个可以为任何人、任何力量所用的中性领域，一个技术支配的社会的政治也逐渐地中性化了，亦即去政治化了。”[10]应该说，这种依照欧洲经验得出的结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能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世俗化态势，但是这种解释力也是有限的，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一些。一方面，中国社会层面的世俗化狂飙突进，其烈度远超过当年的欧洲。世俗化这个概念，从更为规范的学术术语来说，它相当于西方扩展版的“祛魅”⑧。西方社会的祛魅(或者说世俗化)大体上是从16世纪到19世纪历经300余年而渐次展开的，是一种历时性的呈现方式；中国社会的祛魅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集中爆发出来，是一种共时性的呈现。另一方面，政治层面的世俗化尽管也在发生——比如“不争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都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其世俗化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政党文化仍然秉承意识形态的文化品格。当然，抛开这种情绪化的表述，我们还是看到了一种事实，世俗化在社会层面与政治层面的实现程度不同，由此造成了社会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世俗化鸿沟，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投射功能势必因此而受到抑制。 第三，体制内外对于政党文化属性的理解不同，为政党文化的功能投射制造了障碍。中国共产党自建党至今一直重视党的文化建设，而“政党文化”却没有被当做一个话题纳入到党的话语系统，也没有被记入党的政治文献。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理论创造与文化实践的隔阂呢？有种现象很值得玩味，在社会的朴素理解中，政党文化往往是一种闲暇的谈资，多是指那些不上台面的“潜规则”。政党文化的民间“出身”如此卑微，这为它登堂入室并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话题制造了莫大的认知障碍。在官方的理论系统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政党文化的要素，比如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有时候也指形象建设)、廉政文化建设、学习型组织建设等。2012年8月14至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浙江省委在杭州联合举办首届全国党史文化论坛，论坛文集就收入了多篇以“政党文化”为题的论文。这说明，政党文化正在由纯粹的民间议题进入到官方议题，政党文化的民间解读路径与官方解读路径正在产生交集。这为政党文化的社会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与时机。但是，不可否认，官方解读与民间解读的分歧仍然较大，政党文化投射功能的发挥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只有进一步打破体制内外对政党文化属性的二元解读，政党文化的功能投射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 四、余论：让政党文化运转起来 在政党机器的运行系统中，政党文化是一个偏弱的“部件”。如何让政党文化运转起来并体现“以文化成”的应有价值，这个问题无论在党的建设领域还是在社会文化的领域都是值得思考的。着眼于政党文化的现状，笔者认为，以下几点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 第一，自觉把政党文化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范畴(或者对象)来看待，注重开发政党文化的“标的物”。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在党的建设的历史上不乏政党文化的因素，但是这些因素的标识性还不够强，还不足以构成一种明确的文化形态，这就需要通过不断创设“标的物”，使政党文化的文化形态逐渐丰满起来。 第二，转变政治话语的表达方式，用通俗的大众性话语创设政党文化的理论体系。毫无疑问，政党文化的理论体系尚需要创设。在新媒体语言大行其道的今天，倘若还是采用政治性话语作为创设工具，政党文化话语系统一经生成恐怕就已经远离了大众，政党文化的投射功能从一开始就会被抑制。有学者指出：“目前有个别地方，领导和群众讲的是两套‘话语’，领导讲的话群众不爱听或听不懂，群众讲的话领导不爱听或听不懂，对群众的话语权存在领导失控的现象。”[11]这种弊端在政党文化的创设过程中是要避免的。这是因为，同样是政党机器的一部分，政党章程、政党纲领、政党意识形态等可以用严肃的表达方式，而政党文化本身肩负着向社会文化进行功能投射的职能，与社会关系的密切度决定了它应该采用通俗的语言方式。 第三，政党文化能彰显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有责任为这个社会输送信仰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属于政治信仰，既不同于孔子名义下伦理型的信仰体系——因为它突出强调国家发展的未来导向；也不同于西方世界宗教型的信仰体系——因为它突出强调政治设计及其实践的价值导向。前者关系到共产主义的彼岸世界，后者涉及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现实世界。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在共产党人的政党文化中得到通达的诠释，这才是充满了信仰力量的政党文化，这样的政党文化才能有效地发挥聚合功能与投射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与其他政党不太一样，它有信仰引领的应然担当，这是中国共产党培育政党文化的一个独特的维度。缺少了这个维度，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在总体上就难以运转起来。 第四，政党文化不仅要在政党系统内部运转起来，更需要在社会系统中运转起来，这就需要配备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的互动机制。在社会系统中，政党文化的良性运转离不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双向运行机制。一是文化政治化，即是指执政党将社会文化资源加以整理、甄别与吸纳，通过理论创作，形成政党的核心文化理念与文化符号的过程。其要义是政党文化的生成、发展与创新。这个过程要警惕文化的“泛政治化”。二是政治文化化，即是指执政党将政党文化社会化为主流社会文化的过程。其要义是示范、引领并整合社会文化，以实现“以文化成”的治理目标。这个过程要提防政党文化的“去意识形态化”。当前，政党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双向运行机制”并不是完全贯通的。一方面，“文化政治化”充满活力，以党的创新理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政党文化创新成果较为丰富；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化”动力不足，主要表现为政党文化的核心理念还无法有效地引领大众文化风尚、培育群众政治信仰、主导社会道德伦理，政党文化的理论创作与其现实转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正视两种运行机制不相匹配的现实，在此基础上配套每一个运行机制下的实现路径与技术手段，让政党文化在社会系统中运转起来，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①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什么是我们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②对于选举型政党来说，其政党文化的塑造功能并不突出，突出的是选举功能。比如，在许多美国学者看来，政党最重要的功能是选举功能，政党就是一部选举机器。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政党这个组织机器才会全力开动，为选举造势、为候选人包装、为拉票服务；而选举一旦结束，全力开动的政党机器便即刻停转。 ③比如，“潜规则”往往比“明规则”的影响力大，同时它还往往是对“明规则”的背离与破坏。前者说的是“程度”，后者说的是“价值”。文中所说的“影响力”，仅是指影响的程度，而不涉及价值判断。 ④所谓“内”或“外”，主要是对政党发生学的一种描述。内生型政党是按照现代国家——现代议会——现代政党的逻辑链条而产生起来的，政党形成的推动力来源于本国内部，比如英国与美国的政党；外生型政党是按照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议会这个逻辑链条而产生的，政党形成的推动力大多来自于外部，比如中国共产党。相似的说法还有：原生型政党与次生型政党(参见周淑真：《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3页。)、议会内部产生的政党与议会外部产生的政党(参见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手段性政治组织与目的性政治组织(参见叶国文：《执政的逻辑：政党现代化与手段性回归》，《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4期)等。 ⑤“濡化”与“教化”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用以指文化运动的两种形式。“有种文化运动我们称之为‘濡化’，可以用acculturation来指称。濡化指的是两种或几种文化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是表示文化横向运动的一个变量。还有种文化运动我们称之为‘教化’，可以用enculturation来指称。教化指的是文化形态对个人的单向度的传递关系，因而教化是表示文化纵向运动的一个变量。这是从文化主体论的角度对文化的运动形式作的一种学理上的划分。”参见李冉：《启蒙·濡化·创新：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现代化》，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第103页。 ⑥笔者认为，所谓政党文化是指政权意识的形态化过程及其所形成的心理与行为标识。它体现为一个“以文化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权意识、政党心理取向、政党行为模式、政党形象是政党文化的四个基本构成要素。参见李冉：《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究其原因比如：第一，政党组织的膨胀和政党成员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的扩大，不利于政党文化辨识度的增强。第二，随着政治革命时代的结束，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作为政治主体的色彩日益弱化，“共产党的阶级代表性问题日益模糊”(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5页)，从而导致政治话语的式微，进一步降低了政党文化形态的辨识度。第三，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客观上阻碍了政党文化的社会化进程。 ⑧祛魅(Disenchant)这个词是马克斯·韦伯首先使用的。最初，这个词是狭义的，专指宗教神秘性的破除。后来这个词成为一个广义词汇，泛指一切神秘的魅惑力量的驱除——这其中又包括四个大的范畴或者说领域，韦伯揭示的“人的工具理性与祛魅”，马克思描述的“市场经济与祛魅”，德国著名思想家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中关注的“现代科技与祛魅”，法国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笔下的法国街头的浪荡子的祛魅，也就是“知识分子的职业祛魅”，等等。参见陶东风：《祛魅时代的文化图景》，《文学与文化》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