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经济学的范式——生态、经济与德性之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范式论文,德性论文,经济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9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934(2008)05-0099-04
生态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经济学中一场范式转换的发生。自博尔丁(K.E.Boulding)提出生态经济学这一概念以来，生态经济学有了长足发展。本文准备探讨生态经济学的范式，以推进其学科建设和生态经济哲学的研究。
1 生态经济学的解释模式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就是关于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特定理论和学说，都以特定自然观为基础，而这种自然观就构成经济学基本的解释模式。生态经济学的产生与近代机械论向现代有机整体论的转换是一致的。
本文所谓传统经济学，指的主要是目前在经济学中居主流地位的古典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经济学的自然观基础和解释模式是机械论。机械论在物理学中形成后，渗透到几乎全部近代科学，成为近代科学对世界基本的解释模式。
在经济学方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先提出用数学的方式描述经济规律。此后，机械论全面渗透到经济学，成为近代经济学的基本解释模式。哈耶克(F.A.Hayek)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了一种新的态度。‘科学’一词日益局限于指自然科学和生物学科，同时它们也开始要求自身具有使其有别于其他一切学问的特殊的严密性与确定性。它们的成功使另一些领域的工作者大为着迷，马上便着手模仿它们的教义与术语。由此便出现了狭义的科学(science)方法和技术对其他学科的专制。这些学科为证明自身有平等的地位，日益急切地想表明自己的方法跟它们那个成就辉煌的表亲相同，而不是更多地把自己的方法用在自己的特殊问题上”[1]。
机械论主张人与自然界分离，自然界是被动的、僵死的物质，是一架按照力学规律运转的机器。因此，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彼此的对抗、斗争，表现为人对自然界的征服、改造、统治和索取，这一关系最直接地通过传统经济学和经济实践体现出来。传统经济学重点关注的是经济系统，注重对经济系统本身内在规律的研究，而不同程度地忽视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有机联系。它把人设定为理性经济人，相应地，自然界被认为仅仅是人的资源。如同人的需要是无限的一样，自然资源也被认为是无限的。自然界仅仅是经济发展的不变源泉，甚至是对经济发展没有任何影响的外在条件而已。戴利(H.E.Daly)和汤森(K.N.Townsend)指出，传统经济学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割裂开来。“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规模生产函数一般完全不考虑自然和自然资源”[2]61。
以传统经济学为基础的传统经济，把机械论变为现实。它通过对自然界的否定以实现经济增长，从而导致了两方面互为表里的结果：对经济之无止境增长的片面追求与对自然资源承载力的严重破坏；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经济世界内部人的利益的不断扩张与自然生态环境外部的不经济。经济发展是以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透支和生态赤字为代价的。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
生态经济观念在传统经济学中有其奠基，包括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都已注意到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的依赖性，但作为一种范式出现的生态经济学则与现代有机整体论的出现直接相关。怀特海创立的有机哲学反对把物质客体视为彼此分离的机械实体，主张事物之间彼此相互依存。“必须从事件出发，把事件当成自然事素的终极单位。事件与一切的存在都有关，尤其与其他事件有关”[3]。贝塔郎菲等人创立的现代系统科学认为，系统是物质的存在方式，系统的根本特性是整体性，整体由部分组成并依赖于部分，任何部分的性质和行为都会影响系统整体的性质和行为。同时，任何部分都是整体中的部分，都必然受整体的控制和支配。
有机整体论取代机械论成为现代科学基本的解释模式，生态经济学的出现就是这一转换的表现。这首先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上体现出来。科斯坦扎(Robert Costanza)指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最广泛的领域阐述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学科，重点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与其所引起的资源和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是一门由生态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有机结合形成的具有边缘性质的学科[4]。戴利和汤森甚至认为，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就是“经济系统包含生态系统”，而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是“生态系统包含经济系统”，“这两个观点的分歧有如托勒密和哥白尼的分歧——宇宙的中心是地球还是太阳？”[2]5显然，生态经济学把经济发展视为生态系统整体的组成部分，将生态系统整体的重要性置于作为部分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之上，它追求的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自然生态环境也能得到保护。
上述分析表明，实现生态经济的关键首先在于人类自然观的变革。生态经济学首先是一种自然观。超越传统经济和传统经济学，必须首先批判传统自然观，建构一种与生态经济学要求相适应的自然观。生态经济学必须在自身的学科范式下对“什么是自然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怎样？”这两个基本问题作出新的回答。
2 生态经济学的存在论根基
生态经济学范式与传统经济学范式的根本区别还表现在它们具有不同的存在论根基。生态经济学的出现与当代哲学的存在论转向是一致的。以二元论为基础的近代哲学是一种理性形而上学，它导致近代科学离开人自身的存在去对存在者作超验思辨，将着力点引向客体并试图建构以客体为中心的理性形而上学，并以此作为人的感性生活的指南和主宰。这种知识论路向的症结在于它忽视人的生存，表现为理性形而上学对人的感性生活的破坏，使人成为无根之存在，处于无家可归状态。
现代哲学之存在论转向的阿基米德点正在于从以客体为中心理解存在转变到以主体为中心理解存在。马克思提出人与自然界之间是通过实践确立的“对象性关系”，只有通过实践与人照面的自然界才是人的对象，这样的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现实的、存在的。反之，没有进入人的实践、与人无关的自然界就不是人的对象，对人而言就是抽象的、不存在的。马克思说：“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5]。海德格尔主张由知识论路向返归生存论路向，返归人与世界之前概念、前逻辑、前反思的原初关联。认为存在应该与人的生存相联系，离开人的生存就可能导致对超验存在者的追寻而遗忘了存在本身。海德格尔说：“自然本身是一个要在世界之内照面并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在各种不同的阶段上得以揭示的存在者”[6]75。
生存论转向体现在当代经济学的新走向中：当代经济学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与伦理学相结合，同时出现了生态经济学这样的人本主义经济学。按照传统哲学，经济学是关于经济发展本质和客观规律的理论和学说。按照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经济学与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无非是人的实践方式、在世方式。经济学要随着人的生存的展开而展开，人的存在要构成到经济学之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关系”[6]28。
事实上，科学史上解释模式的转换本身就根源于人的生存。人类对自然界的理解总是与对自身的理解相一致，从对自然界是什么的回答中，总能够指认出人是什么。因此，解释模式包含着人的因素。包含特定解释模式的经济学也根源于人的生存，根源于人在与世界的“原初关联”中对存在的领悟，这种领悟构成经济学理解和解释的“前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6]175-176。经济学就是特定解释模式对存在的“解蔽”，是在特定解释模式中向人显现和敞开的存在，是随人的生存的展开而出场的存在。同时，由于人的生存的展开表现为时间性，因此，经济学范式也就表现为一个不断转换的过程：任何经济学都要受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和制约，并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而变化。经济学不仅是关于经济现象本质和客观规律的科学，更是关于人的科学。经济学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经济学史是人类文明史。
传统经济学也有其存在论根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根基正在于它对生存的悖离：一方面，传统经济学是一种只见事实的、客观主义的科学，注重经济理论的合规律性而忽视其合目的性，是一种非德性的经济学；另一方面，传统经济学又是一种物质形而上学，理性经济人假设遮蔽了人的感性存在的丰富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戴利认为，政治经济学“这个道德的科学却堕落为政治经济的不道德的游戏”[2]23。传统经济学过分关注经济增长，从而导致了它的双重漠视：既漠视自然生态系统，也漠视人的终极目的。由于这双重漠视，“增长经济学既是非常物质化的，也是极其非物质化的。在忽视最终手段和热力学定律时，增长经济学表现的物质性很不够。在忽略终极目的和伦理时，却又表现得非常物质化”[2]28。自然的异化和人的异化，这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对传统经济学的超越也就从上述两方面展开。生态经济学“对增长的批评可以分为以目的为基础的（道德的）和以手段为基础的（生物物理的）两类”[2]29。通过批判传统经济学对自然的异化，必然走向生态经济观；通过批判传统经济学对人的异化，必然走向人本主义的、德性的经济观。生态经济学就是这双重变革的统一。戴利指出：“增长这个硬核必须放在坚硬的生物物理事实之上，然后用道德的锤子砸碎。熵定律和生态学提供了生物物理的铁砧，关注后代，关注次人类和目前财富分配中的不公平，则提供了这把道德铁锤”[2]29。
既然人的存在与自然界的存在不可分离。因此，消除自然界和人的双重异化，就必须把对自然观的变革和对人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统一起来：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对环境保护有根本作用；自然观的变革对人的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也具有决定性意义。如同传统经济学中自然资源无限性的观念与人的需求的无限性——因而经济规模的无限增长的观念总是成对出现一样；在生态经济学中，自然资源有限性的观念与对人的需求的限制——因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成对出现的。这就是传统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在存在论根基上的差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生物物理为基础对经济增长或其他命题作出的结论，应当以道德为基础得出的结论相统一。两者间如果存在矛盾，则意味着对自然界的理解有缺陷或意味着一系列价值被扭曲了。以目的和资源为基础的论据应当在反对增长狂热问题上统一起来”[2]29。这一问题的前提首先在于审视人和自然界的存在论地位：生态经济学要求不再将人设定为理性经济人，而是感性生存着的人，人的生存具有丰富的经济之外的规定性，经济发展不是人的最终目的，而主要是实现非经济目的的手段。相应地，自然界也不只是人的资源。必须在此基础上重建人和自然界的存在论地位，实现人与自然界之间和谐、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可见，经济学同时应该是价值论、伦理学，这样的经济学才是真与善、科学与道德、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经济学。经济发展不是纯粹的物质过程，而应该有价值论和伦理学在场，这样的经济发展才是健康的，对人类的生存来说也才是有益的，善的。“在人类经济行为和最终目的这一重要问题上，经济学家回避不了规范判断，而正是这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资源配置方向有着重大影响。那些忽视自然需要的层级性，把所有有效需求一视同仁的决策本身就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即这些需求本身就是所要达到的目的”[2]44。
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生态经济的关键又在于人类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生态经济学首先有赖于一种生态经济价值论和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建立。超越传统经济学，必须首先批判传统经济学的价值论和伦理学基础。生态经济学“将减少对环境资源的需求，但增加对道德资源的需求”[2]44。同时，生态经济学的价值观、伦理观与它的自然观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要把对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观的建构与价值观、伦理观的建构统一起来，并深入研究生态经济学中事实与价值、自然观与价值观和伦理观之间的内在联系。
3 生态经济学的发展观指向
经济学就是发展观。传统经济发展观主张人与自然界之间对立、斗争，与自然界对立斗争是符合人的利益和目的的，而与自然界和谐统一则是与人的利益和目的相违背的。传统经济学实质上就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理解为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也就决定了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指向及其与生态经济发展观之间的区别：
首先，传统经济发展观忽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性。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奠基于它的自然观，它离开生态环境和资源承载力谈经济发展，经济规模的确定只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人的需要是无限的，相应地，经济规模也被认为是不断扩展的。这样的经济发展必然忽视自然生态系统这一整体，甚至把生态系统视为经济发展的子系统，没有环境保护的观念。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的自然潜力却遭到破坏，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观。相反，生态经济学倡导的是一种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限制的经济发展。经济规模是“和生态系统的自然承载力相关的，即在可持续的基础上输入能量、更新资源和吸收消化废弃物的能力。经济系统被看成是一个更大的、但有限的而且是非增长的生态系统的子系统。生态系统的规模是固定的，经济规模相对于这个生态系统的规模非常重要”[2]。经济规模的确定不仅要根据人的需要，更要根据生态系统的承载力，通过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展来满足人的需要的无限扩张并试图以此解决人类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思路是不可行的。
其次，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是增长和规模。由于传统经济学提倡不受自然生态环境制约的经济发展，因此，解决人的需求之无限扩张的根本方式是经济的不断增长和规模化发展。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理念，把经济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同，认为经济增长的含义就是努力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只要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就会解决所有问题，就自然会带来社会进步”[7]。生态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发展所要解决的是人类需要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为此，必须通过限制人的需要以适应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而限制人的需要就意味着价值观、伦理观的变革，因而必须把人的价值观、伦理观建设放在核心地位。这就是生态经济学的基本思路，也是生态经济发展观与传统发展观的基本区别。这也就决定了生态经济发展观的基本性质是生态发展观与德性发展观的统一。对人的需求之无限扩张的限制决定了生态经济既是一种节约型经济，节约型发展；又是一种利他型经济、利他型发展。
收稿日期：2007-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