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古村落的文化人类学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人类学论文,价值论文,古村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徽州古村落是中国乡土社会的一束奇葩，是正处于转型复兴中的山村聚落。随着古村落旅游的不断升温，其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高，并已成为多门学科研究关注的热点。
村落研究是人类学的基本研究领域。文化人类学的工作，主要在于对人类的社会活动和文化进行探讨，从而探寻社会群体文化特质及其差异的根源。这无论对于解读村落文化的历史原貌，还是对当今小城镇的规划和发展，创建“有灵魂、有生气”的农村社区，都是极具借鉴价值的。
一、徽州古村落保留了丰富而生动的社会文化信息，可为揭开中国传统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本质奥秘找到钥匙和入口
徽州古村落连绵不断的千年文脉，卷帙浩繁的文献史料为文化人类学研究提供了丰厚的素材。徽州有一贯的修志续谱的传统。宋代罗愿编纂的《新安志》被誉为中国最早最好的方志，千年以来，州府县邑历朝均有新修的志书存世，一些乡村也留下了志书，同时“文献志”、“大族志”、“名族志”等等屡见传世。在徽州，聚族而居是一种基本的居住形态，宗法血缘脉络是村落的文化原点，它要求用连续的文字形式和空间场所对宗族的社会体系进行明确的表述。徽州各姓不惜耗费大量财力和心血，不断修谱续谱，构筑宗庙。村落的宗族谱牒记录了各族姓发展延续的谱系和宗族的重大事项，供族人追本溯源，联宗叙谊，达到增强内聚力的效用。而宗祠、庙宇则不仅是空间布局的结构重心，也是族群生存的精神中心。同时，徽州村落还留下了数十万计的家藏文书，成为方志谱牒文献的有力补充。我们通过这些历史链接或选取断面、切片，可以观察到人类社会的基本细胞在特定区域生长、分蘖、完形、壮大、兴衰的物象。有研究表明：在美国，人们热切地挖掘谱系关系，以寻找他们的“根”；世界各国亦兴起寻根热潮。而徽州大量关于“根”的记录，当会激发更多研究者的兴趣。
人类进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同生存环境不断磨合协调的过程。徽州古村落为人类居住环境的营造提供了成功的范例，是举世公认的生态村落，诗画村落或“中国画里的乡村”。
徽州民居村落的演进包容了人类生存环境变化、改善的各个历史阶段，以及适应环境的过程。在徽州古村落中，建房营宅多依山傍水，但尽量不占用耕地良田，总是思量着为子孙留下更多的可持续发展空间。据推断，徽州民居源于南方山地林区的干栏，再从普通楼居发展到后来的天井四合院马头墙风格。建筑型制仅是文化的物质外壳和表征，村落研究只有沿着“民居→聚落→乡土社会”等对象概念与方法的提升，更多地应用文化理论和方法，才能更深地发掘其人类史学研究的内涵。徽州村落文化和物质生活的具体场所是民间传统文化的特定空间背景，居住文化系统是整个社会文化构架中的组成部分，受到文化习俗、行为模式深层的影响，其人居形态必然与文脉相适应，受制于历史、教化、风尚、方言及民间文艺等等。文化氛围与聚落营构相互依赖，互为表里，相互渗透，将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助于准确阐释村落的内涵和文化意象。
徽州村落的空间结构特点，反映出精神领域和宗教系统的秩序感和聚敛性，即：具有道德整合的精神功能，笼罩着一种聚落建构的无形力量，这种力量与聚落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渊源。徽州民居聚落多以规整、严明的规划与布局来表现宗祠的至高地位，如村落建筑群中的各个单体建筑都会明显地带有向心性，强调以宗祠为主导的中轴线。同时以宗族组织及其公约族规限定个体的居住建筑的形态，各支派房头的居室按长幼秩序、主次地位来表现社会的规则和规范，统属于教化之礼和家族系统，每个家庭及住宅个体须服从于“宗”的系统，服从于村落的中心，不可逾越。而徽州厅堂在住宅中的中心地位则是社会规范的具体化与延展，可以将每个家庭成员按既定的尊卑秩序联系起来。上承先祖、下昭子孙，给每一社会成员以定位，井然有序，构成一张纲目清晰、结点坚实有力的“伦理网络”，亦即“家→族→社会”文化系统。
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各地的民居村落之所以各具特色，在于文化内部有着独立定型的机制，研究者在乡土社会考察时，理应遵循民俗文化系统自身的解释习惯，对民众文化传统进行理解，以防误读，消除隔膜，保证研究结论的完整与合理性。比如风水观念和风水术，是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无可回避的话题，而徽州古村落堪称风水最发达的地方。在徽文化圈，风水观念盛行，风水术之于村落是实用的工具，对聚落形成和景观构成有着实际的影响。徽州先民卜居相宅，按照风水师的指引寻求风水“生境”，规划和布局村基、宅基及墓园，营构理想的环境格局，趋吉而避害。一旦觅得地形、土壤、水质、微气候等自然条件适宜于人和植物成长的“风水宝地”，就在这儿蓄积生命能量，繁衍生息，使居家生活保持与环境的互养、相生、共存。为此，他们倾注了数十辈千万人的智慧和汗水，营造了一个又一个理想的“人居环境”，尤其对古村落水系营建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穿村绕巷的水圳、清溪碧塘、水街井台，“聚气”又“聚财”，既能孕育生气、增添生命力，又能“克火”，维护和调节局部生态环境，还是别具一格的景观，为后人留下丰厚的水文化遗产。
二、通过对徽州古村落中“家”与“家族”的分析，探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历程，勾画乡土中国农耕社会发展进化的轨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现实的个人，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条件的制约下发展。换言之，个人的发展状况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状况。由此，我们必须把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统一起来进行考察。传统的徽州，宗法根须发达，社会等级森严，家是村落社会的细胞，融解于家族之中，家族成员只是宗族大树上的枝叶，没有树干提供养料，就会凋零。徽州村落的发展和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由于村落往往能够为村民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人文环境，几乎是无所不在的人文关怀，相互扶助，从物质条件到文化氛围，润物细无声，使大多数家庭得以成功。
时至今日，宗族组织在中国的一些乡村仍然具有生命力。如果我们透视“家”的内在结构，参之以田野考察的材料，分析“家”的运行机制及与整体社会的关系，考察家族成员的理性行动与家族群体的生长状况，展开对村落家族群体的研究，就能收到以小见大、以大见小、大小互见之效。
与“家”相关联，我们还可以体察传统徽州村落蕴涵的生育观念。繁衍生息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在传统农耕社会里，人丁的兴旺是家族强盛的重要标志，尽管不是唯一标志。娶妻生子，繁衍后代，是每个族民的神圣使命，以多子多孙为福。只要条件许可，徽州人总是“从传宗接代考虑”(胡适撰写的婚联)。如西递胡氏宗谱记载，自胡氏五世祖迁居西递至十三世祖，计37代270余年，因几乎代代单传，人丁繁衍极其缓慢，胡氏的地位也相当低。至其十五世祖胡廷俊娶三妻、得九子，人丁大发，于是乎，西递胡氏的人口开始以几何级数增长，逐渐成为煌煌大族，其成员或营商或入仕，富贵甲一方。鼎盛时期，西递胡氏“三千烟灶三千丁”，族众近万，俨然城邑。我们从今天西递村遗存的街村中，依然可以感受到这里曾有过历年持续的生育高峰，回味“人多力量大”的古语。
对于“家”的观念的研究，始终不能脱离农村社会结构这一基础，否则很难有深度。“家”与社会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倘若以认识这些社会结构的关键概念“家”为嵌入点，以一种从周边看中心、从中心看周边的视角，建立参照研究的分析框架，便能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家族及其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家族体系。
三、通过考察徽州古村落先民的职业特点和流向，可以发现人类社会自觉分工的现象
特定的农耕村落的人口容量是有限的。社会学研究认为，一个人类群体的持续发展必须有合理的社会分工和适当的人员分流，一些人以压抑其他方面的特性为代价，在某些方面却得到了特殊发展。地狭人稠的徽州传统村落注定要实现人口分流，却为个人才艺的发挥搭建了平台，做到“以人为本”，使人的体能和才干(智能)得以健康成长，个人发展和宗族群体的强盛相一致。一些人自觉自愿地“压抑”自身力量的全面性，保证了整个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实力的长期持续的协调增长。
人的本性在徽州村落共同体得以升华。为了应对生存的压力，徽州先民各显其能，或耕读传家，或营商致富，“不成名相，就为良医”，还涌现出一大批专事文化艺术创作的人群。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村落宗族的发达，徽州人几乎在各门技艺上都获得了成功，包括医药(新安医学)、工艺绘画、文房四宝制作、歌舞演艺(徽剧)、烹饪厨艺(徽菜)等等。可以说，徽州是最早成功实现多种经营模式的山区小区域。与此同时，从村落中分流出的一批又一批徽商，既缓解了村落的生存压力，又给村落以财富和文化信息的回报。由于徽州先民没有恪守“以农为本”和“惟有读书高”的死教条，按照社会需求与个人兴趣特点进行职业选择和社会分工，不仅有利于个人的成长，更有利于区域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这对于当今人口劳动力过剩的众多村镇，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四、徽州古村落为人类不同族群间的融合和发展提供了例证
人类学能揭示人的完整性的一些截面，表述社会环境、人际交往体系对人类族群演进的影响因子。徽州是越海民系聚居的地理空间，以徽州方言为主要交流语言，逐渐从原来的地理行政区域，衍化为稳定的心理文化区域，这是一些人类族群长期碰撞、互动、融汇所致。费孝通推崇其老师马林诺夫斯基分析社会文化的“三分法”，即“本土的”、“外来的”、“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生成的”，可供我们在探讨徽州文化形成及族群的融合时借鉴。
徽州本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社会，晋末、唐末、宋末中国历史上三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都曾给徽州输入大量的人口和当时的高位文化，不同的族群经过不断的融合，最终达到相互认同，共生发展。据载，徽州的土著居民为“山越人”，这是一支相当骠悍骁勇的族群，很长时期内不服朝廷统治，三国时吴将贺齐好不容易平定山越，收复黟、歙。(《三国志》.“吴主传”及“贺齐传”)然唐“贞元时，浙东剧贼栗镗，诱山越为乱”。(《新唐书》.一百八十二卷《裴休传》)可见，山越人历六朝至唐，为唐未息。就是这样一个难以驯服的族群，最终还是被中原汉文化所消融，如今已难觅踪迹。在这里，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主人与仆从，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徽商纵横四方带回的海内外文化成分在徽州这座熔炉里，冶炼融合，形成具有创新型的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正统文化。这其中的过程耐人寻味，用前述“三分法”去梳理却也不易。
再者，迁至徽州繁衍生息的人群，迁徙原因、来源地及时间各不相同，最终却能和平相处，虽时有矛盾，却极少酿成冲突。无需象客家人建起如同堡垒的巨型土楼以防卫家园，居然在青山绿水间建成广厦连房、“宛如城廓”聚族而居的村落。
人类生存形式的相对独立特性，可以看作是复杂的有机型的自组织系统和自我发展系统。为此，必须对特定区域环境中的人，人的本质、结构、行为方式及心理活动作较深层的探究。这只有在人和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某种统一的、更具普遍哲学思考的相对定型化了的形态条件下，才能够做到。徽州古村落基本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可供研究单独的人和群体的人，分析人的特性，反映个人精神世界核心，解析作为创造潜力基础的人的意识的各内省层次问题，其深层的原因应该就是徽州人具有的既包容传统又富于创新的精神和文化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