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劳力与资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水利建设论文,农田论文,试论论文,资金论文,劳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5)02-59-08
农田水利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一项成效显著的新法。学界对此向来很重视，并推出不少成果。（注：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54～169页。漆侠：《王安石变法》（增订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41～146页。杨德泉、任鹏杰：《论熙丰农田水利法实施的地理分布与社会效益》，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页。汪家伦：《熙宁变法期间的农田水利事业》，载《晋阳学刊》1990年第1期。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7页。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502～506页。）笔者欲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熙丰水利兴修中的劳力与资金问题试作浅论，以期有补于王安石变法研究和今天的水利建设，不当之处，欢迎指正。
一、熙丰兴修水利的劳力问题
在兴修水利上，最棘手的问题是资金与劳力。这几乎是所有水利建设都要遇到的难题。正如曾巩所说：“至于修水土之利，则又费材动众，从古所难。”[1]（卷13《越州鉴湖图序》）先看劳力问题。水利建设，一般工程比较浩大，历时较长，需要劳力多。据史载：堵塞黄河小吴口，计役314.4万工；[2](P7634)开漳河用700万工日、滹沱河八九百万工日。[2](P6275)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需大批劳动者。郏亶筹划苏州一项水利工程，需历时三年，预计用20万劳力。[2](P5960)（注：原文“二千万”，《长编》本卷后校勘为“二十万”。）修二段河，“所聚人夫十余万”。[2](P5576)元丰六年(1083)，治理洪泽河，预“计工二百五十九万七千，役民夫九万二千一月，兵夫二千九百两月”。[3]（《方域》17之10）水利建设常常受到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制约，需要避开汛期和农忙季节。故兴修水利通常要集中劳动力、集中劳动时间，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其难度与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如何因民所利而兴利，是摆在宋神宗、王安石面前的一件大事。
王安石变法时期，采用了募役、差调并重，有偿劳动、无偿摊派相结合的办法，鸠集农由水利建设劳动力。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利用军队 号称宋代募兵之一的厢军，是代民充任杂役的各种专业兵的总称。章如愚说：“古者，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营缮，民无与焉。”[4]（后集卷41《兵制门·州兵》）[5](P4639)一般无征战的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5](P4644)其中番号为“堤防”、“堰埭”的厢军，应属于专门兴修水利的专业兵。据《宋史·兵志》载：建隆以后的200多个厢军番号中，驻扎于成都的防河兵、杭州的“捍江都”兵、通州、泰州的“捍海”兵，[5](P4658、4664)从字面上看应属于水利兵。宋仁宗景祐(1034～1038)中，浙江“置捍江兵士五指挥，专采石修塘”，“每指挥以四百人为额”，至南宋理宗宝祐三年(1255)尚有300人。[5](P2396、2397)在宋神宗熙宁以后的厢军中，“关河”、“广济”、“堰军”、“捍江”（3指挥）、“防河”等番号也都是水利兵。[5](P4672、4680、4684、4690)在熙丰时期，上述专业水利兵当然要参与水利建设。熙宁三年(1070)八月，宋神宗批示：天下水利兴修所役过“若干兵功”，岁终应呈报司农寺。[2](P5224)次年，开修漳河，“役兵万人”。[5](P2351)熙宁六年，枢密院诬奏：“淤田兵多死，每一指挥，仅存军员数人”。经查，“死事者数不及三厘”。[5](P2371)熙宁九年，修御河用厢军“一千七百余人”。[5](P2356)熙宁十年七月，据文彦博报告：曹村护理黄河的埽兵士多在“别处占使”，“见在只有兵十七人实役”。[2](P6942)参与兴修水利的厢兵，除了专业水利兵外，应当包括临时调遣的非专业厢军。元丰二年(1079)，调发壮役兵2000，京东厢军1000，滨、棣二州修城拣中崇胜兵5指挥，共约5000人，赴洛口兴工役。[2](P7220)次年，岁调“客军”（即非专业兵）9000人，专门修治黄河、汴河等。[2](P7425)元丰六年春，堵塞曹村黄河口，有20万兵参加。[6]（卷15《塞曹村决河》）是役，当包括不少临时抽调的非专业兵。
厢军是宋代募兵的一种，是职业兵、雇佣兵，有薪水，靠国家供给养。因此，无论专设的水利兵或临时差调的厢军，都属于召募性质。不过，由于史载不详，无法知道熙丰时期有多少水利兵、有多少兵参与水利建设，成效如何。
2.征调民夫 征调民夫，是鸠集兴修水利劳动力的惯用手段。宋制：调发丁夫治河“岁以为常，皆用正月首事，季春而毕”。[2](P186)宋代厢军虽是充当百役者，但其中水利军数量毕竟有限，许多水利工程仍需征调大量的民夫来劳作。宋仁宗时宋祁曾说：厢军“月费廪粮，岁费库帛，数口之家不能自庇，于是相挺逃匿，化为盗贼者不可胜算。朝廷每有夫役，更藉农民以任其劳。”[7]（卷101《让仁宗论三冗三费》）厢军所负之役，往往落到民夫头上，水利之役自不例外。
在宋神宗之前，调民夫兴修水利，岁皆有之。宋仁宗时，荆湖南路监利县“濒江汉筑堤数百里，民恃堤以为业。岁调夫工数十万，不足，取之旁县”。[8]（卷38《著作佐郎周君墓志铭》）
熙丰时期，亦常调用民夫。熙宁初年，张峋知鄞县，是县广德湖经久不治，“西七乡之农以旱告”，张峋“为出营度，民田湖旁者皆喜，愿致其力”，“用民之力八万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于工之余”，修水田二千顷。[1]（卷19《广德湖记》）（注：是役“以熙宁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鄞县广德湖改造，取于民愿，因力而致，但也属于差调民夫性质。熙宁年间，郏亶提举两浙水利，经度苏州一项水利工程，提出鸠集人夫计划时说：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若每户出工七日，则可调发百万夫。[9]（卷19《水利上》）（注：郏亶经度两浙水利始于熙宁五年十一月癸丑，止于六年五月乙丑，见《长编》卷240、245，第5824、5960页。）熙宁六年(1073)六月，“诏河北春夫不得过五万人，岁以为式”。[2](P5970)熙宁七年九月庚寅，诏：“河北旱灾，民方艰食，惟河防急切及修城，许量调春夫”。[2](P6242)同年十一月壬寅，知谏院邓润甫言：“淤田司引水淤酸枣、阳武县田，已役夫四五十万。”[5](P2371)元丰六年(1083)，黄河决于曹村埽，调发民夫50万修治。[6]（卷15《塞曹村决河》）征调民夫，带有摊派性质，但以一乡一县或一州为单位，利用农闲季节集中劳力，集中攻坚，不失为解决水利建设劳工问题的策略之一。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昆山县主薄丘与权说：“古制：役民兴作，经费寡而售效速”，[9]（卷19《水利上》）即谓此义。不过，过多地摊派征调，难免扰民。提举两浙水利官郏亶，在苏州主持水利建设，“凡六郡三十四县，比户调夫，同日举役。转运、提刑皆受约束，民以为扰，多逃移”，甚至引起吏民“骚乱”，郏亶被追官。[9]（卷19《水利上》）[2](P5960、5824)这是摊派民夫致民“骚乱”之一例，说明了征调民夫不利的一面。
3.募饥民兴水利 使用厢兵治水，厢兵数量有限；征调民力兴水，有扰民招乱之忧：欲解决农田水利建设劳工问题不得不另想办法。熙丰时期，不少水利工夫源自所招募的饥民。此即所谓的以工代赈，将救饥恤灾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是解决劳工问题的好办法。
宋神宗时，与兵役实行招募制、职役实行雇佣制并行，河役等杂役也实行召募制。与差调明显不同，召募原则上既要“取民自愿”，还要付给一定报酬。尽管在实行中会存在强迫和少付或不付酬金的现象，但比起完全无偿征调、硬性摊派多少有点进步，值得肯定。宋神宗以前，一些地方官尝试过利用招募方式鸠集劳力。如景祐中，范仲淹知苏州时，兴修水利，适逢荒歉，于是“日以五升，召民为役，因而赈济”。[10]（卷11《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欧阳修在颍州时，也曾实践过。[11]（卷3下《兴工作以食饿夫》）但是，这种鸠集劳力的方式在宋神宗时得到大力推广。熙宁五年(1072)二月，宋神宗诏赐两浙转运司常平谷10万石，赈济浙西水灾州军，“仍募贫民兴修水利”，[2](P5586)说明这种工赈在此之前曾经推行过。次年六月，正式诏颁工赈法：“自今灾伤年分，除于法应赈济外，更当救恤者，并豫计合兴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如系灾伤，辄不依前后敕赈济者，委司农寺点检奏劾以闻。”[2](P5966)此法规定招募饥民兴修水利，募夫给工值，由常平钱谷专项充给。同年，负责两浙水利兴修的沈括请求：“常、润二州岁旱民饥，欲令本路计合修水利钱粮，募阙食人兴工”，得到宋神宗批准。[2](P6020)
他还说：“浙西诸州水患久不疏障，堤防川渎多皆堙废，今若一出民力，必难成功。乞下司农贷官钱，募民兴役”。宋神宗又诏从其请。[2](P5990)，[12]（卷73《水利》）沈括是农田水利专家，又是浙人，“知其利害，性亦谨密”。[12]（卷73《水利》）他吸取前任官郏亶好大喜功、征调民夫、招怨败身的教训，懂得“民力饶裕、易于兴工”和“民间晓然知其为利”而“乐于趋役”[2](P5990)的道理，其募民兴修水利的主张，正基于此识。而“每以劝农事为急”[12]（卷73《水利》）的神宗、王安石则是有求必允、全力支持。熙宁六年九月，淮南东路、两浙路又以灾伤求赐，宋神宗下令各拨常平司粮3万石，募饥民兴修农田水利。[2](P6011)是月辛酉，又诏增两浙、淮南东路各3万石，“并依戊申诏旨施行”工赈。[2](P6014)同年十二月，再次诏赐淮南西路转运司常平米3万石，募饥民兴修水利。[2](P6059)熙宁七年，持续旱灾，灾民很多，为防止民流田废乃至农民起义，宋神宗诏令“灾伤路委监司各分地检计，合兴农田水利及堤岸、沟河、道路栽种林木土功之类可以募夫者，并具利害以闻”。[2](P6111)同年十二月，淮南东路转运司乞增赐上供粮10万石，“募饥人修水利”，诏“与上供粮五万石”。[2](P6298)南方工赈盛行，北方也比较常见。熙宁七年(1074)八月，诏“京西转运司具赈济流民事状，司农寺具所兴修农田、水利次第”。[2](P6234)同年九月，诏从河北西路转运司之请，“灾伤路召募缺食或流民兴役，朝廷赐米外，其于农田、水利及修城壕者，悉给常平钱谷”。[2](P6242)是年，知耀州阎充国，募流民治漆水堤。[5](p2372)
募饥民兴修水利，尤值珍视。它可将赈饥与兴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比单纯地赈饥效果要更佳。王安石批评定州煮粥救饥说：“若聚人每大口日给一升，小口给半升，即饥民须废业待给，如此则容有不暇炊煮者。今救饥俵饭凡半年，若以作饭之米计口俵与，令各营生，宦所费无加，而饥民得实惠，不妨经营衣食，犹胜于聚，而粥饭不能救死，徒成疫疠也。”[2](p6458)因此，王安石主张“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赈救食力之农，又可以兴陂塘沟港之废”，[2](P5777)即“今［令］及未困，募之兴利”。[2](p6458)正是基于此种认识，在王安石主持变法的几年中，工赈得到了大力推广，而其罢相后，尤其是在神宗独自操持新法的几年中，史书罕有记载。（注：据《宋会要·食货》7之18至30、《长编》、《长编纪事本末》等史书，工赈法盛行于熙宁年间，而罕见于元丰年间，或与主持变法者变换有关。）
据载，熙宁某年，“岁恶民流”，淮南东路转运副使蒋之奇，“募使修水利以食流者。如扬之天长三十六陂，宿之临涣横斜三沟，尤其大也，用工至百万，溉田九千顷，活民八万四千。”[5](P10916)工赈之效由此可知。朱熹评论说：“诸兴修农田水利，而募被灾饥流民充役者，其工直粮食以常平钱谷给……既济饥民，又成永久之利，实为两便。”[13]（卷17《奏救荒画一事件状》）南宋人董煟称赞“工赈”是“以工役救荒者也”，治流民根源而“易为力”之法。[14]（卷上、卷中）绍兴六年(1136)九月，温州进士张頠言：工赈“一举而两得。”[3]（《食货》7之43）在南宋，工赈也非常流行。（注：《宋会要·食贷》7之40至77，8之1至32，均有记载，从略。）这些事例说朗，王安石之大力推行工赈，从理论上、实践上讲都是可行的，其影响也是深远的，体现了他一贯主张的通过发展生产而增加赋入的开源思想。
推行工赈法，除获得救饥与兴利直接效益外，还可在一定程度上堵塞兵冗之弊，是解决宋初以来冗兵问题的重要途径。饥民一般是厢兵的直接来源之一（注：参见拙文《“易进难退”兵制与北宋前期之冗兵》，载《烟台大学学报》2003年2期。），饥民入伍次数减少，厢军的数量也就相应地减少。熙宁四年(1071)，厢军兵额为227627人，[2](P5556、5384、6375、8397)（注：《长编》卷228，熙宁四年十二月丙寅，第5556页。又见《长编》卷350，元丰七年十二月末，第8397页。但《长编》卷221，熙宁四年十二月辛丑，第5384页，记神宗语曰，“厢军五十余万”。而《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甲子，第6375页，记王安石语曰，“今厢军诚少，禁兵亦不多。”据此，熙丰军数22.7万是可信的。）比治平时少27万、比庆历时少20万[5](P4576)。由此可知，熙宁时期工赈又收到裁冗减费（即节流）的效果。综上所述，熙丰时期水利建设的劳力来源有三：即军队（包括水利兵和部分非水利军）、差夫、募夫（主要是饥民）。与北宋前五朝相比，募夫作为劳力的比例要明显大一些。就宋神宗一朝而言，由于水利建设主要集中于熙宁期间，所以募饥兴役的次数多、地域广，既有利于发展生产、开辟财源，又可收控制冗兵、节裁冗费之效。
二、熙丰农田水利建设的经费问题
一般而言，水利建设经费包括：民夫报酬或募夫的工值、木石等建筑材料费与土地占用费。（注：此据施正康：《宋代两浙水利人工和经费初探》，载《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此文虽论述两宋两浙地区，但可以大致反映水利经费开支项目。）诸项开支为数不小。熙宁九年(1076)，知制诰熊本说，修御河“自兴役至毕，凡用钱米、功料二百万有奇。今后每岁用物料一百一十六万，……约费钱五万七千余缗”。[5](P2356)元丰三年(1080)二月，知州王孝先说，“淤田、营田司自熙宁七年至十年费钱十五万五千四百余缗”。[2](P7352)元丰六年(1083)，修浚洪泽湖，预计用麦米11万斛、钱10万缗。[3]（《方域》17之10）
热衷于农田水利建设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对水利开支并不吝惜。王安石认为，“兴农事自不费国财，但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2](P5172)熙宁五年(1072)十一月，王安石与宋神宗讨论水利经费问题，王安石建议：“陛下若捐常平息钱助民兴作，何善如之！”宋神宗慨慷地说：“纵用内藏钱，亦何惜也。”[2](P5832)由于水利经费得到保证，熙丰时期水利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一时期水利经费来源与筹集，概括说来，盖有以下诸项：
1.摊派于民 摊派水利经费自古皆然，宋神宗时也不例外。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十三日诏降的《农田利害条约》中规定：水利经费先“纠率众户”，“民力不能给者”许“连状借贷支用”，百姓应“出备名下人工物料”，而不出或不按时出者即“有违约束者”，要给予“科罚钱斛”。[15](P263～264)熙宁三年(1070)，李竦计算一项水利建设的工料经费说：“以顷亩多少为率劝诱出备工料”。[3]（《食货》7之22）熙宁五年至六年间，提举两浙路水利官郏亶经度苏州一项水利工程：“自三等（户）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户，可量其财而取之，则足以供万夫之食与其费矣”。[9]（卷19《水利上》）沈括代替郏亶提举两浙农田水利，采取按田亩出钱的办法，“令一亩田率二百钱，有千亩即出钱二百千”[2](P6557)，郏亶、沈括摊派经费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抑制富户。因此，郏亶遭到当地有力之家“践蹂”，[2](P5824)沈括也遭到田产在苏州的参知政事吕惠卿的强烈抗议。[2](P6557)。同理，农田水利法遭到当时反对派的抨击、诋毁，农田水利也被列入司马光所说的朝政“六大缺失”之一。[7]（卷117《上神宗应诏言朝政缺失》）
2.鼓励富民出资 在私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宋代，土地多为私人、尤其为少数大地主所拥有。政府所进行的农田水利建设对下层老百姓固然有利，然受益最大者莫过于大土地拥有者。若上述按户等高下、资产多少摊派对富户有明显的强制性的话，那么晓之以理、劝其出资，则是取其自愿。熙宁二年(1069)颁降的《农田利害条约》就明确规定：“如是系官钱斛支借不足，亦许州县劝谕物力人出钱借贷，依例出息，官为置簿及催理。诸色人能出财力、纠众户、创修兴复农田水利，经久便民，当议随功利多少酬奖。其出财颇多、兴利至大者，即量才录用。”[15](P264)熙宁五年十二月二日，宋政府重申这一政策。[3]（《食货》7之25）于是，便有自出钱兴修水利的现象。史载：金州西城县民葛德出“私财修长乐堰，引水灌溉乡户土田”，宋神宗诏授金州司士参军，赐度僧牒10道。[2](P6217)[5](P2371)熙宁八年二月，司农寺上言“乞更酬奖”葛德之举，宋神宗再次颁诏赐度僧牒10道。[2](P6348)熙丰时期一道度牒不过130贯[16](P743)，10道才为钱1300贯，数量不大，仅仅是对私人出钱兴利的一种奖励，但体现了政府能兑现承诺的精神。这在封建时代同样显得可贵。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私人出资兴修水利比较罕见，宋政府两次颁诏“奖谕”葛德，就说明这种义举十分少见，更说明富人主动出资者稀有，在熙丰农田水利建设中作用并不大。
3.政府拨支 组织大型水利建设，改良兴造农田，是国家经济职能之一。对农田水利颇感兴趣的宋神宗与王安石，对筹措水利经费付出了切实的行动。或无偿调拨，或给予借款，次数之频、数量之大、形式之灵活，非其它朝代所能相比。其拨款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动用“陂湖遗利钱”。“陂湖遗利钱”是国家“公田之赋”。据曾巩称：越州有鉴湖，溉田“由汉以来几千载，其利未尝废也”。“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1]（卷13《越州鉴湖图序》）[5](P2406)宋政府自不会轻易地让私自围湖造田者恣意逃税，不知从何时起开始征收田租。陂湖属于国家所有，鉴湖田租当是“公田之赋”。这笔收入比较可观，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有人说：“越州有鉴湖，租三十万，［在］法许兴修水利支用、”。[3]（《食货》7之33））（注：《宋史》卷97《河渠七》，第2406页，记南宋初为10万斛。）引文中所述“［在］法许兴修水利支用”，当指熙宁之法。据记载，熙宁七年(1074)四月八日，沈括说，“先奉朝旨许支两浙陂湖等遗利钱兴修水利。近勘会本路先管遗利钱额，及再差官根究，兴修见未周遍，已见贯万［疑为‘石’］不少。”[3]（《食货》7之27）越州鉴湖属于“两浙陂湖”，因此“在法”即是指熙宁七年的“朝旨”。朝廷允许支用陂湖等遗利钱以兴修水利，是官府支持水利经费的一种形式。
第二，官府借贷。宋代借贷业比较发达：就债权对象而言，有私人之间借贷、官民之间借贷、官府之间借贷；就性质而言，有商业借贷、消费借贷和生产建设借贷。宋神宗时，农田水利建设多属于官府间、生产建设性借贷。熙宁二年(1069)所公布的《农田利害条约》就明确规定：
应有开垦废田、兴修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之类，工役浩大、民力不能给者，许受利人户于常平广惠仓系官钱斛内，连状借贷支用。仍依青苗钱例，作两限或三限送纳。[15](P264)
熙宁五年(1072)十二月二日、元丰元年(1078)四月，重申这一规定说：
开废田、兴水利、建立堤防、修贴圩垾之类，民力不能役者，许受利人户具合费用数目，贷常平等钱谷，限三年两料输足，岁出息一分（注：《长编》卷289，元丰元年四月壬戌，第7069页；《宋史》卷95《河渠五》，第2373页；《宋会要·食货》53之12，《宋会要·食货》1之29、7之30。关于出息问题，史载不一致。《宋会要·食货》7之25记为“二分”，其它均为“一分”。既为长期贷款，又是鼓励性借款，可能为“一分”息。）。[2](P7069)[3]（《食货》1之29、7之25、7之30、53之12），[5](P2373)
这一规定是官民之间的借贷，利息仅为一分，但毕竟是有偿有息借贷。
熙丰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借贷常常为官府之间的借贷。熙宁八年(1075)四月，诏从王安石之请说，“江宁府昨借常平钱米修农田水利，如限满未足，更展一年”。[2](P6400)（注：“昨”指“熙宁七年正月”，据《长编纪事本末》卷73《水利》第2344页，记赐江宁府常平仓5万石修水利。）此则史料记述的是江宁府与提举司之间的借贷关系。同年十二月，“诏司农寺以河北两路坊场钱或借免役宽剩钱二十万，给河北水利司”使用。[2](P6633)元丰二年(1079)四月，又诏司农寺出坊场钱10万缗给导洛通汴司使用。次年二月，又诏给导洛通汴司坊场钱20万余缗，用作兴修经费。[2](P7231、7354)河北水利司、导洛通汴司为兴修水利的机构，这几则史料记载的是司农寺与之借贷或转借关系。就史料记载来看，熙丰时期围绕水利经费而发生的官方间借贷关系，一般不提利息与利率，大概官方间关于水利经费的借贷没有利息，仅还本即可，即属于官府间互相转借、移用。
第三，赐给水利经费。皇帝“赐给”水利经费，一般都无需偿还。其实这些钱谷都来自百姓，只不过以“皇恩”的名义部分返还给百姓。但这种“赐给”对象是农田水利兴修者，即投资于生产建设，还是值得肯定的。前文已论述，国家为解决水利劳工问题，将救饥与农田水利结合起来。同理，为解决经费紧张之势，政府用有限的钱谷将救死扶伤与农田水利建设有机地联系起来，一举两得。
宋仁宗时，名臣范仲淹算过这样一笔帐：饥荒时，国家用9000石或15000石米作水利经费，兴修水利工程，保证旱涝有收，则苏州一年可以纳两税米39万石，又可提供“官私之籴”米数百万斛。政府投入与产出比至少为一比二十或一比三十。[10]（卷11《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这个道理，王安石与宋神宗都十分清楚。王安石曾说：“募人兴修水利，即既足以赈救食力之农，又可以兴陂塘沟港之废”，一举两得。[2](P5777)宋神宗对于工赈也明确表态：“纵用内藏钱，亦何惜也。”[2](P5832)[5](P2370)因此，在熙宁时期，以“赐给”名义下诏拨支钱谷、募民兴利的情况甚多。
熙宁五年(1072)二月，诏赐两浙常平谷10万石，赈济浙西水灾州军，“仍募贫民兴修水利”。[2](P5586)熙宁六年六月，诏：“自今灾伤年分，除于法应赈济外，更当救恤者，并豫计合兴农田水利工役人夫数及募夫工直，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2](P5966)“当赐常平钱谷、募饥民兴修”是一原则性规定，故无明示数量多少。同年十二月，赐淮南西路常平米3万石，募饥民兴修水利。[2](P6059)熙宁七年正月，诏赐江宁府常平米5万石兴修水利。[2](P6077)是年二月，河阳府报告说，连年灾伤，常平仓赈济斛斗不足，乞兼发省仓，“诏赐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及赈济饥民”。[2](P6082)同年八月，诏从河北西路转运司之请，“灾伤路募召缺食或流民兴役，朝廷赐来”。[2](P6242)同年十二月，诏淮南东路于司农寺内“与上供粮五万石”，“募饥人修水利”。[2](P6298)熙宁八年三月，又赐京东路常平米5万石，募民兴利。[2)(P6361)
除了诏赐钱谷外，还诏赐度牒之类。元丰二年(1079)，河北水利司缺经费，出主簿、斋郎告牒募人入钱，久无应募者，于是“赐澶州度僧牒六百五十”道，[2](P7282)以每一道130贯计，约为钱84,500贯，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助。
皇帝诏赐的钱谷一般是不用偿还的。但也有个别现象，似乎要偿还。如熙宁七年(1073)正月，诏“赐江宁府常平米五万石修水利”。[2](P6077)但是一年后，即熙宁八年四月，又诏令“江宁府昨借常平钱米修农田水利，如限满未足，更展一年”。[2](P6400)当然，二次诏令是否所指一事，恐仍须进一步考证。即便如是，恐也是个别现象。
上述关于筹集水利经费诸方式中，借贷与赐给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几乎所有借贷、赐给钱谷的事例，多集中于熙宁期间，这不是摘取材料之故，而史载确实如是。这个现象说明，赞同支持农田水利建设的宋神宗，于熙宁年间一再诏令赐给、借贷钱谷，鼓励兴修农田水利，与王安石的努力和争取分不开；元丰期间，王安石罢相，单独主持新法的神宗显得力不从心或无暇顾及农田水利建设，导致农田水利建设大大减少，水利经费开支也随之减少。故史载自然甚少。二是，诏令借贷和赐给的钱谷，多来源于常平仓。这说明常平仓在熙宁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此前诸朝常平仓谷少本小，很难发挥支援生产建设的作用。宋代常平仓之所以能在熙宁时发挥突出的作用，与王安石的常平新法的实施有着密切关系。（注：马玉臣：《王安石对宋代常平仓的改革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三、余论
总之，农田水利建设中“从古所难”的劳力与经费问题，在宋神宗、王安石的努力下得到了较好地解决。平心而论，其解决劳力与经费问题的途径，并无太多的创新之处，都是北宋前期于局部地区所实施过的，只是在宋神宗时期进行了“扬弃”，并在全国通行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熙丰变法，既非王安石所说的“祖宗之法不足守”[12]（卷59《王安石事迹（上）》），又非司马光等人批评王安石“尽变更祖宗之法”[17]（卷60《与王介甫书》（第一书）），而是对“祖宗之法”的某种“扬弃”。这一点当引起研究熙丰变法者注意，否则，会夸大变法的影响。此其一。
其二、常平钱、坊场钱、免役钱等，在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经费的筹措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钱投资于生产建设，诚可谓“因民所利而利之，则亦因民财力而用也”[2](P5172)。由此可以说，熙丰变法取得了综合效益，青苗法、免役法等与农田水利法一样值得肯定。
其三、熙丰时期农田建设在劳力和经费的筹措上，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如“以工贷赈”、按户等（或资产）出钱、鼓励富户出资以及政府低息或无息借贷等，都值得我们借鉴。
正是由于劳工与经费得到了妥善地解决，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这诚如王安石评价所说，“自秦以来水利之功，未有及此”。[2](P6440)关于熙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的成绩，学界已作充分研究，无须赘述。
［收稿日期］2004-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