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诗》诗学理论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学论文,理论论文,齐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1)04－0084-06
（一）“四始、五际”与《齐诗》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
1.四始。汉代四家诗都有“四始”之说，但《齐诗》“四始”说与《鲁诗》、《毛诗》等迥异，其理论基础来源于阴阳家学说。《诗纬汜历枢》曰：“《大明》在亥，水始；《四牡》在寅，木始；《嘉鱼》在巳，火始；《鸿雁》在申，金始。”这便是《齐诗》的“四始”说。从翼奉、郎顗等人的有关论述中可知，四始与五际、六情、十二律及汉代卦气说共同构成了《齐诗》诗学理论系统。为了方便下文论述，我们将《齐诗》的这种理论系统如图所示。
《齐诗》“四始”说首先揭示的是一种自然界周而复始的运动规律。其使用的是五行相生的理论，因用四时配五行数目不合，遂用水、木、火、金主运四时。五行思想起源很早，战国时期得到长足的发展。据《吕氏春秋·十二纪》和《礼记·月令》来看，春、夏、秋、冬与音律、方位、地支、五行的配置关系在汉前已经系统化、理论化了。《春秋繁露·天辨人在》篇曰：“如金木水火，各奉其主以从阴阳……，故少阳因木而起，助春之生也；太阳因火而起，助夏之养也；少阴因金而起，助秋之成也；太阴因水而起，助冬之藏也。”董仲舒为《齐诗》，此表明《齐诗》“四始”有对《十二纪》、《月令》等理论的传承内容。但与汉前相比，《齐诗》又有巨大的发展，即把《诗经》和卦气理论配置了进去。《齐诗》这里用的是夏历。夏历建寅，寅为正月，为春之始（立春），依次类推，巳为夏之始（立夏），申为秋之始（立秋）。“四始”描述了春、夏、秋、冬依次更替的自然规律。但《齐诗》为什么不从春（寅、木）开始，而从冬（亥、水）开始呢？《小雅·采薇》“岁亦阳止”，郑笺曰：“十月为阳，纯坤用事，嫌于无阳，故以名此月为阳。”郑玄说“纯坤用事”，从《齐诗》理论系统图上很容易看出，十月正对应坤卦。但其对“十月为阳”的解释似乎没有触及到《齐诗》本意。《汉书·律历志》曰：“该臧万物而杂阳阂种也，位于亥，在十月。”《史记·律书》及《淮南子·天文训》、《说文》等与此意同，即“亥”就是万物凋零、新的生命已在种子内孕藏之意。因此，“亥”实为阳气之始，故“十月为阳”，“四始”从亥开始。故《诗纬汜历枢》曰：“凡推其数，皆从亥之仲起，此天地所定位，阴阳气周而复始，万物死而复苏，大统之始。”
《齐诗》用认识自然界的方法来审视周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发现周代历史也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繁荣、衰退乃至灭亡的过程。于是选择了记录周代不同历史阶段的一系列组诗来匹配自然界更替变化的不同时期，具体的自然界规律与抽象的社会历史规律相互发明。《诗纬汜历枢》所说的“亥”之仲即《大明》。“亥”包括《文王》（亥孟）、《大明》（亥仲）、《绵》（亥季）。古代歌《诗》是三篇一终，一般举中间篇名为代表。（此可详见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及魏源《诗古微》论述。）《大明》之三反映的是文王受命兴周，为周之起始相应与自然界更替之始“亥”（立冬）相配。《四牡》之三反映了周代逐渐强盛的时期，故配在阳气渐盛的寅位（立春）。《嘉鱼》之三反映了周代的繁盛期，故配在纯阳之巳位（立夏）。《鸿雁》之三反映周宣王时期，是周代由盛转衰期，故配在阴气渐盛的申位（立秋）。从《齐诗》理论系统图中来看，亥、寅、巳、申对应的卦分别为坤、泰、乾、否。阴、阳气的消长由卦中阴、阳爻量的变化显示出来。坤虽无阳爻，但其中孕育着阳爻的发展，其为阳始。此寓示着周之受命，故配以《大明》之三。从坤至泰为一个时期，阳爻量逐渐增多，阴爻量渐少。对应于周之历史，为周之实力发展期。泰中阴阳持平，故为关键，因为接下来的大壮中阳已超出阴。因此，泰卦为阴阳气质变点，对应于周之历史，为周取代殷的前夜。大壮至乾，为周朝建立后的繁荣期，乾为纯阳，为周朝极盛期。否卦为阴气胜过了阳气的转折点，对应于社会历史即为周代由盛转衰期。
《齐诗》在亥、寅、巳、申四个关键位置上配以反映周王朝历史进程中的四个时期的诗篇，使整个周代历史的发展趋向一目了然。《齐诗》把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借助自然界阴阳消长规律来表达。人们对自然界更替规律的感受要比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感受来得熟悉、深刻。因此，这种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阐释就更生动、形象。二者结合，相得益彰，天道与人事也因此得到沟通。这也可见《齐诗》“四始”更深层的内涵。
2.五际。《齐诗》“五际”说的材料如下：
1.《汉书·翼奉传》载翼奉奏封事日：“《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
应劭注曰：“（五际），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也。”
孟康注曰：“《诗内传》曰：五际，卯、酉、午、戌、亥也。阴阳终始际会之岁于此则有变改之政也。”
2.《后汉书·郎襄传》载郎顗上书曰：“化不行则君道亏，四始之缺，五际之厄，其咎由此。”并引《诗纬汜历枢》曰：“卯酉为革政，午亥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
3.《诗纬汜历枢》曰：“卯酉之际为革政，午亥之际为革命，神在天门，出入候听。”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孔颖达疏曰：“亥为革命，一际也；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卯为阴阳交际，三际也；午为阳谢阴兴，四际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
孔疏中“亥又为天门，出入候听，二际也”的解释可能不正确。郎顗说：“神在天门出入候听，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兴衰得失，厥善则昌，厥恶则亡。”宋均注云：“神，阳气，君象也。天门，戌亥之间，乾所据者也。”（注：后汉书·郎顗传[M].李贤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从《齐诗》理论系统图上也很容易发现，乾卦据西北天门，在戌亥之间。因此，《齐诗》肯定不是以亥为天门，天门乃戌亥之间。陈乔枞亦说：“亥为天门，当作戌亥之间又为天门”（注：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M].清道光间刻本.）。《齐诗》的“五际”是指卯、酉、午、戌、亥五际。从这五支各自对应的卦来看，卯对应大壮，此为“阳盛阴衰”之始，符合“阴阳终始际会”特征。酉对应观卦，为阴盛阳衰之始，符合“阴阳终始际会”之特征。午对应姤，为阳谢阴兴之始，亦符合“阴阳终始际会”之特征。戌、亥分别对应剥卦和坤卦，二者为天门出入口，戌为入，亥为出。真正的极阴之卦不是坤，而是剥。《汉书·律历志》曰：“言阳气究物，而使阴气毕落之，终而复始，亡厌已也，位于戌，在九月。”因此，戌是阴气终结，亥为阳气之始，前文有论述，孟康亦曰：“阂（亥），臧塞也，阴气杂阳气臧塞为万物作种也。”（注：颜师古.汉书·翼奉传·颜师古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所以，戌、亥也符合“阴阳终始际会”特征。
魏源、孔广森等把全部十二地支与《诗》相配（注：魏源.诗古徵[M].长沙：岳麓书社，1989.），这样做未免牵强附会，可能也不是《齐诗》的本意。《毛序》曰：《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因此，主要是《雅》诗记录了周王朝兴衰史。《雅》中自有始终，《齐诗》要说明周代历史变化，在《雅》中选诗是比较理想的。魏源等只取正《雅》的做法更不符合《齐诗》欲究周代兴衰规律的意图。“四始五际”，除亥相重叠外，本来就只有八位。《齐诗》实际上也只选取了八组来配八支。“四始”所选的诗反映了周代历史发展的四个时期，这是宏观的描述。“五际”所选诗反映了四个发展时期内具体的政治状况，这是微观的描述。我们将《齐诗》的这种安排展示如下：
上表揭示了《齐诗》“四始五际”的设置意图。“五际”实反映了“四始”内的重大历史事件。表中“戌”位选择了《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三篇。陈乔枞对“戌”位配诗不能确定（注：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M].清道光间刻本.）。魏源认为选《祈父》以下三篇周宣王诗（注：魏源.诗古徵[M].长沙：岳麓书社，1989.），但这不符合“戌”位阴终之特点。周幽王政败亡国，为史籍所载，亦为汉人共识。《十月之交》三篇为反映周幽王政败的第一组诗。《汉书·梅福传》载梅福上书曰：“愿陛下循高祖之轨，杜亡秦之路，数御《十月》之歌，……”《十月》之歌，即《十月之交》之三。此表明，其一，《十月之交》之三经常被汉人咏歌。被《齐诗》“四始五际”用来配“戌”位，极合情理。其二，梅福将《十月》之歌与“亡秦”并论，正说明汉人经常以周幽王亡周为诫。《齐诗》用此配阳尽阴盛的“戌”位，符合汉人的心理。又孟康注曰：“《十月》之诗，刺后族太盛也。”正符合“戌”位阴极之特点。《后汉书·郎襄传》载郎顗亦言：“政失其道，则寒阴反节，《节彼南山》咏自《周诗》。”其言《节彼南山》“寒阴反节”正合“戌”位。又《诗推度灾》曰：“《十月之交》，气之相交。”亦反映了《十月之交》五际特征。《汉书·翼奉传》载翼奉奏封事曰：“臣奉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则《十月之交》为“五际”之一明矣！
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曰：“应劭注《汉书》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称五际，失《齐诗》之旨矣。”此话未必公允，事实上应劭揭示了《齐诗》“五际”说的伦理内涵。例如，《大明》言文王、武王事，有父子关系；《棠棣》言兄弟关系；《伐木》言朋友关系；《十月之交》言及夫妇关系。至于君臣关系，在“五际”所配诗中涉及不少。应劭为东汉后期人物，其“五际”应有所本，这也正显示出《齐诗》“五际”说的深刻性。
综上所述，《齐诗》“四始五际”说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除政治伦理内容外，《齐诗》纬说“四始”及“五际”说选择了相应的八组诗，展示了周王朝兴废之规律，并借阴阳五行来形象、生动地表达。其最终目的是为现实政治服务。故郎顗说：“天道不远，三五复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际会也，能于此自新如初，则通无穷也。”（注：后汉书·郎顗传[M].李贤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这也是《齐诗》学者发现规律并试图利用规律的表现，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共通性。这体现了《齐诗》发展变革的历史观。从汉代不断更始改元的历史事实中，可见这一理论对汉代政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二）五性、六情、十二律与《齐诗》的情性说
《汉书·翼奉传》载翼奉上封事曰：
“臣闻之于师，……知下之术，在于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贪狼，申子主之。东方之情，怒也；怒行阴贼，亥卯主之。贪狼必待阴贼而后动，阴贼必待贪而后用。二阴并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南方之情，恶也；恶行廉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宽大，巳酉主之。二阳并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诗》曰‘吉日庚午。’上方之情，乐也；乐行奸邪，辰未主之。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辰未属阴，戌丑属阳，万物各以其类应。”
又曰：
“察其所由，省其进退，参之六合五行，则可以见人性，知人情。难用外察，从中甚明，故《诗》之为学，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兴废。观性以历。观情以律，明主所宜独用，难与二人共也。”
这是《齐诗》的六情说。
“五性”颜师古注引晋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静，静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礼，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坚，坚行义，乙庚主之；肾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这有点像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气质分类。静、躁、力、坚、智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性格分类，而仁、礼、信、义、敬，则又包含一定道德内容。
“六情”包括喜、怒、哀、乐、好、恶。但这并不是《齐诗》首创，其来有自。《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曰：“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宣类，以制六志。”“六志”即“六情”。孔疏曰：“此六志，《礼记》谓之六情，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荀子·正名》亦曰：“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但《齐诗》“六情”的容量要比《左传》“六志”、《荀子》“六情”大得多。其与地支相配，既包含了北、东、南、西、上、下方位的立体空间，又拥有阴阳消长的动态过程，其中也融汇着某些卦气理论。例如，其说东方“二阴并行”，西方“二阳并行”。从东方（卯）对应的卦来看，大壮之中确含二阴爻，虽然从亥到卯为阴消阳长的总趋势，但东方卯位阴气还较有实力，故王者应有所忌。西方酉位对应观卦，中含二阳爻，从姤至观，虽为阴长阳消总趋势，但阳气实力未尽，故曰“二阳并行”。
“十二律”说，翼奉没有论述。王先谦曰：“班固之从祖伯少受《诗》于师丹，诵说有法，故彪固世传家学。”（注：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则班氏父子传《齐诗》学。《齐诗》“十二律”说可从《汉书·律历志》窥知，“十二律”与地支、月份及阴阳等相配关系可详前文图示。
《齐诗》把五性、六情、十二律与干支、方位及月份等相配，其目的是为“明主”提供一种“知下之术”。具体的操作方式是“观性以历，观情以律。”即通过相关的律历来察知人的情性。例如，翼奉通过对平昌侯见他的时、日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平昌侯有“邪臣之气”，竟不肯与之言。五性、六情等虽附会阴阳，充满神秘色彩，但翼奉说“《诗》之为学，情性而已”，无疑是对《诗》的一种全新审视，其中闪耀着文学批评的光芒。下面，以匡衡《诗》说为例，来考察《齐诗》情性说的具体表现。
1.臣又闻室家之道修，则天下之理得，故《诗》始《国风》，《礼》本《冠》、《婚》，始乎《国风》，原情性而明人伦也。（《汉书·匡衡传》，下同）
2.《大雅》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传曰：“审好恶，理情性，而王道毕矣。”
匡衡论《诗》，强调原察其中情性。陈乔枞曰：“稚圭（匡衡）与少君（翼奉）同师，‘《诗》原情性’之语，授受渊源，其来有自矣。”（注：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M].清道光间刻本.）以情性论《诗》是《齐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也体现了汉代《诗经》研究的整体发展水平。有关汉代《诗》学以情性论《诗》的问题，此不详谈。随《齐诗》在汉代的广泛而深入地传播，《齐诗》的情性说也不断发展。例如，《汉书·匡衡传》载匡衡曰：“郑伯好勇，而国人暴虎；秦穆贵信而土多从死；陈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晋侯好俭，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国贵恕。”此揭示了勇、信、仁等情性对民风形成的巨大作用。匡衡这里的分析，比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分析圣人之德与十四国风特征形成的关系要更准确，更清楚。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发展了这一理论。他把不同地域人的习性与各《风》诗之风格特征紧密相联系，揭示了不同《诗》风形成的文化背景，开创了《诗》地理学的先河。后来郑玄在《诗谱》创作中又加以系统化、理论化，成为《诗》郑氏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齐诗》的情性说发掘了《诗》中情的丰富内涵，对文学创作也有重要影响。例如，班彪《北征赋》曰：“日晻晻其将暮兮，睹牛羊之下来。寤旷怨之伤情兮，哀诗人之叹时。”这里化用了《诗·王风·君子于役》的情境。班彪为《齐诗》学者，深谙原诗的情感特征，紧扣“旷怨”和“伤情”，将原诗的情与境巧妙化入汉赋创作之中。此可见“《诗》原情性”对文学创作影响之一斑。《齐诗》的“《诗》原情性”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先秦至汉对情性的理论研究的必然产物，与汉代的文艺思潮及创作实践的发展也紧密相联。情性《诗》说对探索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脉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